摘要：1790 年，孟加拉殖民地最高法院的法官威廉·琼斯 （William Jones） 在对孟加拉亚洲协会发表讲话时宣布，“我们将把亚洲的所有科学、艺术和文学转移到欧洲”。几年前，由英国东印度公司 （EIC） 控制的孟加拉威廉堡总统府的第一任总督沃伦·黑斯廷斯 （

这只机械老虎来自印度迈苏尔的蒂普苏丹宫殿，曾经在东印度公司的伦敦总部展出。图片来源：CPA Media Pte Ltd/Alamy

《垄断知识：东印度公司与英国的第二次科学革命》 杰西卡·拉特克利夫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25）

1790 年，孟加拉殖民地最高法院的法官威廉·琼斯 （William Jones） 在对孟加拉亚洲协会发表讲话时宣布，“我们将把亚洲的所有科学、艺术和文学转移到欧洲”。几年前，由英国东印度公司 （EIC） 控制的孟加拉威廉堡总统府的第一任总督沃伦·黑斯廷斯 （Warren Hastings） 认为，知识的积累“减轻了当地人受制于此的链条的重量;它把仁爱的意识和义务烙印在我们自己同胞的心中”。

奥斯曼人为科学所做的事——以及科学为奥斯曼人所做的事

尽管最初 EIC 并未直接资助殖民地印度及其控制下的亚洲其他地区的科学和自然知识的积累、收集和转让，但其许多员工都从事此类活动。他们收藏的手稿、地图、目录、植物图画、手工艺品和动植物标本——带有“三个象头和几个分离的部分”、“来自苏门答腊的八只鸟”和“石化、骨头、甲虫和蝴蝶的大型目录”等标签，都存放在殖民时期印度的仓库中。这些物品中的许多物品是通过有组织的掠夺和掠夺积累起来的，最终被捐赠或出售给博物馆或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总部东印度之家。

在《垄断知识》中，科学技术历史学家杰西卡·拉特克利夫 （Jessica Ratcliff） 将各种科学项目的细节及其背后的人置于“殖民资本主义”的更大背景下。她的关注点很窄——从 1757 年 EIC 成为殖民大国到 1858 年英国政府直接控制公司的领土。然而，她在分析科学与帝国之间错综复杂的交织，及其对英国和全球科学知识和实践发展的影响时，取得了明智的平衡。

她描述了 EIC 如何利用“公司科学”来开采自然资源，并提供对他人行使殖民权力所需的文化资源。它资助建造了一个天文台网络，用于确定经度、计时和跟踪天气模式，这对增加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在因沉重的税收而引发饥荒的情况下，这是必要的步骤。正如拉特克利夫指出的那样，测量和天文学对于协调一致的扩张主义军事行动非常重要，以至于军队本身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知识形式”。

东印度之家位于伦敦 Leadenhall 街。图片来源：Falkensteinfoto/Alamy

EIC 还支持一系列植物园的发展，这些植物园促进了植物学知识和实践的产生，并在茶叶、大麻、亚麻、橡胶和靛蓝等利润丰厚的商品的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孟加拉亚洲学会为首的研究机构网络的建立为讨论和传播科学和“东方主义”的研究提供了场所，西方人曾称之为对亚洲人民和文化的研究。

EIC 解散后，公司科学仍然存在。在将私人收藏品放置在无障碍博物馆的运动的鼓励下，该公司将其资产分散到英国大学设立的许多博物馆和科学系中，将其资产转变为“公共科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保护植物而饥渴的惊人科学家

拉特克利夫汇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以分析使 EIC 能够私人垄断亚洲资源的过程，从而推动了英国的“第二次科学革命”，之后在 17 世纪。这一转变标志着东方学家、历史学家和博物学家专业化、专业化和分化的开始，他们曾经并肩工作，但现在“在大学部门中找到了新的、独立的家，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开”。

从殖民地运来的大量标本收藏，以及许多手稿和出版物，如《籼稻植物志》（1855 年）、《异国植物学》（1804-05 年）、《荣誉东印度公司博物馆鸟类目录》（1854 年）、《爪哇和邻近岛屿的动物学研究》（1824 年），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来源。

拉特克利夫指出，主要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公共博物馆的建立，英国文化和宗教沙文主义被固化为种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信念，即谁应该被授予和不应该被授予政治权利和经济主权”。部分是为了回应 1861 年东印度大厦的拆除，出现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案，即在泰晤士河畔建造一座新的印度博物馆，以收藏 EIC 所有分散的科学收藏品。

这些在中国收集的清洁蜗牛 （Cipangopaludina leucythoides） 标本曾属于东印度公司博物馆，现在由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信用：自然历史博物馆 （CC-BY-4.0）

该提案包括建立一个印度研究所，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研究中心和公务员培训设施——所有这些都在一座充满圆顶和炮塔的莫卧儿风格建筑中，或者用拉特克利夫的话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泰晤士泰晤士泰姬”。尽管得到了前“印度产品记者”约翰·福布斯·沃森 （John Forbes Watson） 等有影响力人物的普遍支持，以及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 （Alfred Russel Wallace） 和东方学家海德·克拉克 （Hyde Clarke） 在《自然》杂志上的信件，但缺乏资金扼杀了该项目。

东印度公司的标本和手稿继续存放在伦敦的场所，如大英博物馆、邱园、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但公众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忘记了公司科学和殖民资本主义在推动英国科学机构快速而全面地重建和重组方面的作用。拉特克利夫引用了当前关于英国公共博物馆历史基础的激烈辩论，他认为，殖民遗产现在构成了“这些机构的巨大困境，否则它们仍然带有致力于自由甚至进步、世界主义理想的光环和使命”。

拉特克利夫的这本书经过细致的研究、详细且插图丰富，为理解 EIC 和一般殖民主义的作用做出了重大而受欢迎的贡献。考虑到 EIC 同时是一个公司和一个国家，拉特克利夫对私人和公共利益之间以及“国家科学”和“公司科学”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解释，为当代对私营公司和国家之间加深联系的担忧以及对科学研究轨迹的影响注入了宝贵的历史视角。

doi：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5-01550-w

来源：人工智能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