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地——窖——”母亲突然开口，三十五年来第一次清晰地说出完整词语。

陈建国颤抖着双手，从尘封的木箱中取出一瓶布满岁月痕迹的酒。

“1975年红印茅台……”他的声音几乎哽咽。

妹妹不可思议地望着地窖内整整齐齐排列的三十多瓶茅台。

“这……这怎么可能？妈妈她怎么会……”

三兄妹带着几瓶样品找到专业鉴定师徐师傅。

徐师傅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检查瓶身。

“这批酒……”他的表情逐渐从专业转为震惊，目光在三人脸上来回扫视。

“保守估计，总价值约——”

徐师傅刚要开口，陈建国的手机突然响起，打断了这关键一刻。

1.

陈建国把稀饭放在桌子上，伸手抹去母亲嘴角的口水。

“妈，吃饭了。”

陈秀英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没有反应。

二月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老人灰白的头发上。陈建国叹了口气，端起碗，一勺一勺地喂起母亲来。

“慢点吃，别噎着。”他轻声说道，眼神里满是疲惫与温柔。

这样的场景，三十五年如一日地重复着。自从1989年那场突如其来的脑出血夺走了母亲的记忆和意识，这个家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永远定格在那一刻。

“妈，今天外面天气真好，待会我抱您去阳台晒晒太阳。”陈建国一边喂饭一边说着，尽管知道母亲听不懂，但这样的对话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父亲去世已经一年了。临终前，他握着儿子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照顾好你妈。”陈建国点头答应，那一刻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喂完饭，陈建国擦干净母亲的嘴，把她扶到阳台上晒太阳。他拿起手机，看到妹妹陈丽华的未接来电。

“哥，下个月妈的养老院费用，我这边有点紧张。”电话那头，妹妹的声音里带着无法掩饰的疲惫。

“我来想办法吧。”陈建国揉了揉太阳穴。

“要不我们换一家便宜点的？现在这家一个月八千多，实在是太贵了。”

“便宜的地方，护理水平跟不上，妈受不了。”

“可是我们也撑不住啊……你看小军那边，一年才回来一次，每次说要出钱，最后都是打个欠条就走了。”

陈建国走到阳台边，望向远处的山脉，轻声说道：“丽华，我们不能委屈妈。这辈子她吃了太多苦了。”

“哥，我不是不想管，只是真的很难……”妹妹的声音哽咽了一下，“我自己孩子还在上大学，每个月学费生活费就要五六千，铺子又不景气，去年还赔了不少……”

陈建国望向阳台上的母亲，阳光下，她的身影显得格外单薄。“再想想办法吧，妈一辈子辛苦，现在总不能委屈她。”

“那行吧，这个月我尽量凑够两千。”陈丽华勉强答应道。

放下电话，陈建国长长地叹了口气。妻子在十年前就离开了自己，她最后丢下的一句话是：“我受不了一辈子照顾一个活死人。”那些年，他一边照顾母亲，一边打拼事业，好不容易在县城的建材市场站稳了脚跟，开了一家小公司。

他想起去年那场漫长的谈判，公司差点被竞争对手收购。幸好最后与几家小商户组成了联盟，才勉强保住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但价格战已经让他元气大伤，公司利润锐减了四成多。

母亲的医疗费用像一个无底洞，吞噬着家里的积蓄。父亲去世后，兄妹三人商量着把母亲送进养老院，可陈建国每天下班后都会去看她，有时候在那里坐到很晚才回家。

他走到书房，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破旧的信封。里面是父亲的遗嘱，短短几行字，交代了丧事从简、财产分配和照顾母亲的事宜。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乡村教师，一辈子积蓄不多，但他把最好的那部分都留给了妻子的后半生照料。

陈建国摸了摸口袋里的烟盒，走到阳台上，帮母亲调整了一下坐姿。阳光下，母亲的眼睛微微眯起，嘴角似乎有一丝笑意。陈建国不知道，在那双混沌的眼睛背后，是否还有一个清醒的灵魂。

“妈，您要是能说说话该多好啊。”他低声自语。

三月的一个雨天，陈建国正在公司接待客户，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养老院的王阿姨打来的。

“陈先生，您母亲今天有点不对劲，特别激动，一直在说胡话，我们怎么安抚都不行。”王阿姨急促的声音透着担忧。

“她说什么了？”陈建国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听不太清楚，好像是在说'地窖'、'茅台'之类的话。她还一直试图从床上爬起来，我们怕她摔倒，就把她按住了。现在倒是安静了一些，但眼神还是很不对劲。”

陈建国心里咯噔一下。三十五年了，母亲除了偶尔发出一些无意义的声音，从未说过一句完整的话。

“她有没有发烧？血压正常吗？”陈建国急急地问。

“体温正常，血压有点高，但还在范围内。医生看过了，说可能是某种刺激引起的短暂意识恢复，建议您尽快过来看看。”

“我马上过来。”他顾不上和客户解释，抓起雨伞就冲出了公司。

临出门前，他的助理小张追了出来：“陈总，林老板还等着签合同呢！”

“你先应付着，告诉他我有急事，明天一早我亲自登门道歉。”陈建国头也不回地说道，声音被雨声淹没了大半。

2.

雨下得很大，道路上行人稀少，汽车却排起了长队。陈建国坐在出租车里，焦急地看着手表。养老院离公司有十多公里，平时开车也要半小时，现在这个天气，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到。

“师傅，能不能走小路？我有急事。”陈建国问道。

“小路这会儿更堵，刚才有人说前面塌了一棵树，正在清理。”出租车司机摇摇头。

陈建国焦躁地敲打着腿，脑海中全是母亲的样子。三十五年了，一直沉默寡言的她，为什么突然开口说话？而且说的是“地窖”和“茅台”？这两个词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却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联系。

出租车终于到达了养老院。陈建国的裤腿和鞋子都湿透了，但他顾不上这些，直接冲进母亲的房间。

王阿姨站在病床前，见他进来，连忙迎上前：“陈先生，您总算来了。老人家刚才又说了几句话，我们都吓了一跳。”

陈秀英坐在床边，神色异常激动，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看到儿子进来，她的眼神突然聚焦，伸手拽住了陈建国的衣袖。

“地——窖——”她一字一顿地说，声音嘶哑却清晰。

陈建国惊呆了，他蹲下身，握住母亲的手：“妈，您再说一遍？”

“老——家——地窖——”母亲的声音断断续续，“茅——台——”

王阿姨在旁边小声解释：“她从中午开始就这样了，一直重复这几个词，还想下床，非常不安。刚才护士长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这会儿情绪稍微稳定一些了。”

“您给她打了什么药？”陈建国皱起眉头。

“就是常规的那种，很安全的，不会有副作用。”王阿姨解释道，“医生说她这种情况很特殊，可能是脑部的某些区域短暂恢复了功能，也可能只是一种病理性的反应。”

陈建国的脑海中闪过一些模糊的记忆。老家，那个他们二十多年前就搬离的地方。他依稀记得小时候确实在院子里有个地窖，父母偶尔会去那里拿些腌菜或存放的粮食。但茅台？他从未见过家里有过什么好酒。

“妈，您别着急，慢慢说。”陈建国轻声安抚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母亲。

陈秀英突然变得异常清醒，她盯着儿子的眼睛，用手比划着：“东——墙——砖——下面——铁——环——”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陈建国尘封的记忆。他想起来了，老家院子东墙下确实有一个隐蔽的地窖入口，用几块大砖头压着，掀开后能看到一个铁环，拉起来就是通往地底的暗门。小时候，父母总告诫他们不要靠近那个地方，说里面有农药，危险。

“妈，您是说老家地窖里有茅台酒？”陈建国试探着问。

陈秀英用力点头，眼神中闪烁着罕见的光彩。她的嘴唇颤抖着，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最终只发出了几个含混的音节。

“八——五——”她的声音微弱，但陈建国听清了这两个数字。

“八五年的茅台？”他猜测道。

母亲又点了点头，神情专注得不像一个痴呆患者：“去——看——”

这激动的情绪似乎耗尽了她的精力，说完这句话，她又恢复了往日的茫然，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但她的手仍然紧紧抓着儿子的衣袖，久久不肯松开。

母亲的病房里，角落的台灯散发着温暖的橘黄色光芒。窗外雨声淅沥，偶尔有闪电划过，照亮整个房间。陈建国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握着母亲的手，思绪纷飞。

养老院的医生来检查过，说母亲的各项生命体征都正常，这种突然清醒的现象被称为“明亮时刻”，在痴呆症患者中偶有发生，但通常不会持续太久。医生建议密切观察，如果情况有变，随时联系。

傍晚时分，陈建国回到家，坐在沙发上发呆。母亲突然的反常让他感到既困惑又震惊。三十五年来，这是她第一次表现出如此清晰的意识。是巧合还是真有其事？老家地窖里真的有茅台酒吗？

他走到书房，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老相册。这是父亲生前整理的家庭照片，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初。他翻到父母结婚的那一页，年轻的陈秀英穿着朴素的蓝色衣裙，站在丈夫身边，微微低着头，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容。

那时的母亲才二十出头，是远近闻名的“巧手媳妇”，不仅做得一手好饭菜，还会绣花编织，常常接一些零活贴补家用。后来，她凭借出色的算术能力进入了当地的国营粮站，做了会计。

陈建国又往后翻了几页，看到一家人在老家院子里的合影。那大概是八十年代初的某个夏日，父亲和母亲站在中间，他和妹妹丽华站在两侧，怀里还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军。背景正是那堵东墙，墙角隐约可见几块大石板——地窖的入口。

3.

他拨通了妹妹的电话。

“丽华，妈今天突然说话了，她说老家地窖里有茅台酒。”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哥，你别瞎想了，妈都痴呆三十五年了，能说什么真话？肯定是胡言乱语。”

“不，她很清醒，而且描述得很具体。你记得老家院子东墙那个地窖吗？”

“记得啊，小时候爸妈不让我们靠近，说里面放了农药，怕我们中毒。”妹妹的声音带着回忆的味道，“不过那都是什么年代的事了，就算真有什么酒，现在也该坏了吧？”

“我想去看看。”

“哥，你疯了吧？那老房子都快塌了，前几年爸不是说村里要拆迁吗？你跑那去干什么？为了几瓶可能都不存在的酒？”妹妹的声音提高了一个八度。

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妈三十五年来第一次说话，我觉得这事不简单。”

“你也说了，医生说这是'明亮时刻'，就是临时的，说不定明天她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也可能是真的啊。你想想，当年爸妈确实不让我们进地窖，而且妈当年在粮站工作，那个年代'以粮易物'很普遍，说不定她真的攒了一些好酒。”

“哥，你太累了。妈是痴呆症，她说的话能当真吗？你自己想想，咱家什么时候有过茅台？那东西多贵啊，爸妈那辈子也就过年喝点散装白酒，哪来的茅台？”

陈建国握紧了电话：“我还是想去看看。明天我请个假，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可没那闲工夫。明天还有一批货要验收，店里走不开。再说了，我觉得这就是浪费时间。”陈丽华的语气变得有些生硬，“哥，你别又被妈骗了。记得小时候吗？每次我们想买点好吃的，她都说没钱，结果我后来发现她柜子里明明有钱，就是舍不得花。”

陈建国感到一阵刺痛：“妈那是为我们省钱。”

“行行行，反正你永远向着她。是你自己选择留在老家照顾她的，凭什么要我们一起承担？我每个月已经给了两千块钱，已经很不容易了！”妹妹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这句话像一把刀，狠狠戳进陈建国的心里。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情绪：“我不是这个意思——”

“哥，你清醒一点吧！别再被妈的事情耽误了。你都五十六岁了，前半辈子为她搭进去了，后半辈子难道还要继续吗？”

电话挂断了，留下一片嘟嘟的忙音。陈建国长叹一口气，走到窗前点了一支烟。妹妹的话很伤人，但他也明白她的无奈和疲惫。从小到大，母亲对他们要求很严格，特别是在金钱方面。家里明明条件还可以，却总是节衣缩食，每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

他曾经因此对母亲有过怨言，尤其是青春期那会儿，看着同学们有新衣服、新自行车，而自己的东西总是旧的、补丁摞补丁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理解了父母的不易，特别是在照顾母亲的这三十多年里，他更加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

陈建国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母亲病前的样子。那时的陈秀英虽然说话不多，但眼神里总有一股倔强和坚定。她是粮站的会计，在当时算是体面的工作，可家里的生活水平却远低于同等条件的家庭。

“烟少抽点，伤身体。”陈建国听到有人说话，猛地回头，却只看到空荡荡的客厅。恍惚间，他仿佛听到了母亲曾经的叮嘱。

“去看看吧，不管有没有，也算完成妈的心愿。”陈建国自言自语道，掐灭了烟头。

夜深了，雨仍在下，敲打着窗户，如同某种隐秘的召唤。

第二天一早，阴云仍未散去，但雨已经停了。陈建国给公司打了电话，说有家事要处理，请一天假。他把车子开出车库，踏上了前往老家的路。

这段四十多公里的路程，他已经很久没走过了。自从父母搬到县城和他同住后，老家的房子就空了下来。

汽车驶过蜿蜒的乡间小路，两旁的田野青翠欲滴。三月的田野，麦苗已经返青，油菜花田一片金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春雨的气息。

距离老家还有几公里时，陈建国看到远处村庄的轮廓已经大变样了——许多新楼房拔地而起，只有零星的几处老房子还坚守着。村口的老槐树依然挺立，但周围的环境已经面目全非。

拐过最后一个弯，陈家老宅出现在眼前。这座建于七十年代初的砖木结构平房，显得格外破旧。院墙有几处已经倒塌，大门上的红漆剥落殆尽，门锁早已锈迹斑斑。

4.

陈建国用钥匙费力地打开锁，推门走进院子。杂草已经长到了半人高，几棵不知名的野树从墙角钻出，肆意生长。院子正中那口老水井已经被木板封住，井台上落满了树叶和尘土。

他站在院子中央，一时恍惚，仿佛看到了小时候在这里追逐打闹的场景。他记得母亲总是坐在东屋的门槛上缝缝补补，时不时抬头看看孩子们有没有淘气。父亲则常坐在西边的石桌旁批改作业，那石桌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可能被杂草完全掩埋了。

陈建国拨开杂草，朝着东墙方向走去。记忆中，地窖的入口应该在东墙的中段，靠近那棵老槐树的地方。现在槐树还在，只是已经粗壮了许多，树冠几乎覆盖了半个院子。

在杂草和落叶的掩映下，他终于找到了那几块熟悉的大石板。石板上积满了尘土和植物的残骸，显然已经多年无人触碰。陈建国蹲下身，用手拂去表面的杂物，然后试着搬开最上面的一块石板。

年过半百的他，力气已经大不如前。费了好大劲才把石板挪开，露出下面一块更大的石板，中间嵌着一个生锈的铁环。

“果然在这。”他自言自语道，心跳不由加快。他握住铁环，深吸一口气，用力向上拉。

铁环纹丝不动。

陈建国回到车上，取出一瓶矿泉水倒在铁环上，希望能冲掉一些锈迹。他又找来一根铁丝，插入铁环的缝隙，来回扭动，试图松动它。

十几分钟后，铁环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他再次握住铁环，使出全身力气向上拉。

“吱呀——”伴随着一声刺耳的摩擦声，地窖的入口被打开了。一股浑浊的空气从黑黝黝的洞口涌出，夹杂着潮湿和霉味。

陈建国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功能，照向洞口。一段十几级的水泥台阶通向下方的黑暗。他小心翼翼地踏上第一级台阶，一步一步地向下走去。

地窖比他记忆中的要大，约有十几平方米。空间很低，他需要弯腰才能避免碰到头顶。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扫过，照出墙角一排排木架，上面放着一些罐子和瓶子，应该是当年储存的腌菜和杂物。

在地窖的最深处，他看到了三个木箱，整齐地摆放在一起，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和蜘蛛网。

心跳如鼓，他走到木箱前，用手轻轻抹去表面的灰尘。第一个木箱上写着“1975-1980”的字样；第二个木箱标着“1981-1985”；第三个木箱则没有任何标记。

他深吸一口气，打开了第一个木箱。

刹那间，他愣住了。

箱子里整齐排列着十几瓶酒，每瓶都用报纸和草纸仔细包裹着。他小心地拿出一瓶，解开外层的包装，露出里面的酒瓶——棕色的玻璃瓶身，古朴的标签，上面印着“贵州茅台酒”几个大字。瓶身的一角标明了生产日期：1975年。

陈建国的手开始颤抖。他又拿出第二瓶，是1977年的茅台；第三瓶，1979年的茅台。每一瓶都保存完好，封口完整，酒液清澈。

他又打开第二个木箱，里面同样装满了茅台酒，年份从1981年到1985年不等。全都是原厂正品的模样，包装完整，甚至有一些还带着当年的购买凭证。

最后，他打开了第三个木箱。这个箱子比前两个稍小，里面没有酒，而是放着一些文件和册子。最上面是一本发黄的存折，下面是一叠叠已经泛黄的纸张——有国库券、存单，还有几本记事本。

陈建国拿起最上面的一本记事本，翻开第一页。上面工整地写着：“1975年7月15日，用粮站分的福利换取茅台酒两瓶，每瓶30元。”

他继续往下翻：“1976年5月20日，领导欣赏我的绣花手艺，送了一瓶茅台，收藏起来。”

“1977年过年，单位发茅台一瓶，不喝，留给孩子们将来用。”

记事本上记录了每一瓶茅台的来源、获取时间和当时的市场价格。陈建国翻到最后几页，看到了一段笔迹颤抖的文字：“1989年1月10日，今年小军就要上初中了，这些应该够他们将来的学费和成家资金。”

在记事本的最后一页夹层中，还有一张全家福照片，背面写着：“家人平安，便是幸福。”照片上，父母和兄妹三人站在老家的院子里，母亲面带微笑，一手揽着年幼的陈小军，一手搭在陈丽华的肩上。

陈建国的眼睛湿润了。他这才明白，母亲那些年来的节俭不是抠门，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子女们准备未来。可命运弄人，就在她写下最后一条记录的几天后，那场脑出血永远地改变了一切。

他在地窖里呆了很久，将每一瓶酒、每一份文件都仔细查看了一遍。最后，他决定先带走几瓶不同年份的酒和那本记事本，其余的东西暂时留在这个安全的地窖里。

5.

离开老家时，天已经黑了。回到县城，他立即给妹妹打电话，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他又联系了在上海的弟弟陈小军，简单说明了情况。

“哥，你说真的？老家地窖里有茅台酒？”陈小军的声音里满是怀疑。

“是真的，而且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老酒，我已经拿了几瓶回来。”

“会不会是假酒啊？那年代假酒也不少。”

“看着不像，瓶子上的标签和封口都很正规。小军，你能不能找人鉴定一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下周六我回去一趟吧，正好有个朋友对这方面挺懂的。”

挂了电话，陈建国坐在桌前，仔细翻看那本记事本。母亲的笔迹工整有力，每一笔每一划都像是在诉说着那个年代的故事。在记事本的某些页面之间，还夹着各种票据和收据，有些甚至是茅台酒的原始购买凭证。

第二天一早，陈丽华急匆匆地赶来了。

“哥，你说的是真的？我一晚上没睡好，一直在想这事。”她一进门就问道。

陈建国指了指茶几上的几瓶茅台：“自己看吧。”

陈丽华小心翼翼地拿起一瓶，仔细端详：“真的是老茅台啊……这得值多少钱？”

“不知道，要等小军回来找人鉴定。”

妹妹放下酒瓶，声音有些颤抖：“哥，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你和妈。”

陈建国笑了笑：“没事，我理解。”

他把记事本递给妹妹：“你看看吧，这是妈留下的。”

陈丽华翻开记事本，看了几页就哭了出来：“妈这么多年省吃俭用，原来是为了我们……我还总说她抠门，嫌她小气，现在想想真是……”她说不下去了，眼泪落在泛黄的纸页上。

周六很快到来，陈小军从上海赶了回来，带着一位姓徐的中年男子。

“这是徐师傅，曾经在茅台酒厂工作过，现在是上海一家拍卖行的老酒鉴定专家。”陈小军介绍道。

徐师傅戴上白手套，仔细检查每一瓶酒的封口、标签、酒液颜色和气味。他的动作很专业，神情严肃。检查过程中，他的表情逐渐从专业严肃变成了惊讶。

“这批酒保存得非常好，”徐师傅说，“地窖的恒温恒湿环境，是存放老酒的理想场所。”

三兄妹紧张地等待着最终结果。大家都没有说话，房间里安静得只能听到钟表的滴答声。

终于，徐师傅合上记录本，深吸一口气。他的表情变得异常凝重，目光在三人脸上来回扫视，似乎在思考该如何开口。

“这批酒的真品程度和保存状况，说实话，我从业二十多年，很少见到如此完美的收藏。”

徐师傅的话音刚落，房间里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陈丽华不由自主地向前倾身，陈小军的呼吸明显加快，陈建国的手甚至开始微微颤抖。

“按照目前收藏市场的行情……”徐师傅的声音放慢了许多，每个字都像是在敲击三人的心弦。

他刚要继续说下去，却又停顿了一下，手指轻轻敲击着记录本的封面，似乎在心里再次核对着数字。

“到底值多少钱？”陈小军忍不住问道，声音里带着焦急。

徐师傅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又翻开记录本看了看，甚至拿起一瓶1975年的红印茅台再次确认。三兄妹的心悬到了嗓子眼。

终于，徐师傅开口了，如同一道惊雷劈在三人头上：“保守估计，总价值约——”

他的话还没说完，陈建国的手机突然响起，刺耳的铃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突兀。陈建国慌忙掏出手机按掉，向徐师傅投去歉意的目光。

“保守估计，总价值约八百五十万元左右。”

徐师傅的话像一块巨石，砸在水面上，激起千层浪花。屋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陈丽华的手指死死抓住椅子扶手，指节泛白。她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陈小军像被施了定身法，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目光直直地盯着茶几上的茅台酒瓶，眼神恍惚，仿佛透过这些酒瓶看到了三十五年前的母亲。

陈建国后退两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他的双手微微颤抖，紧紧捂住了额头。许多碎片般的记忆在他脑海中闪过：母亲总是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街坊邻居请客，别人家的桌上摆着肉菜，而母亲总是带一盘自己腌的咸菜去；父亲每次想买点好烟，母亲总是皱着眉头说“钱要省着花”。

“这批茅台酒品相极佳，尤其是这几瓶七五年的红印茅台，在收藏市场极为罕见。”徐师傅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酒瓶，专业的眼光中透着一丝敬意，“从它们的存放方式和保存状态来看，你们母亲当年一定是对收藏很有研究。”

“妈她连自己的棉袄都舍不得换，却悄悄存了这么多酒……”陈丽华终于开口，声音却哽咽得厉害。

6.

屋内陷入一片沉默。窗外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照在茶几上那本发黄的记事本上。光线中漂浮的灰尘如同时光的碎片，轻轻摇曳。

“你们母亲很了不起。”徐师傅轻声说，“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很少有人能预见到这些酒未来的升值潜力。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拿来喝或者送礼的。”

陈小军终于回过神来，他缓缓走到茶几前，拿起那本记事本翻开。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着每一瓶酒的来源和当时的价格。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用绣花换的工钱买下茅台一瓶，三十五元。”他声音干涩地读道，“这是两个月的工资啊……”

陈建国抬起头，眼中含着泪水：“小时候，记得吗？妈每天晚上都在煤油灯下绣花，我们吵着要去看露天电影，她总说没钱。原来她把钱都攒下来买这些酒了。”

“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陈丽华疑惑地问，“她明明可以让我们过得好一点。”

“你们看这里。”陈小军指着记事本上的一行字，念道：“一九八二年，小军要上小学了，再过几年丽华也该考大学，这些酒以后会变成孩子们的大学学费。”

话音刚落，陈丽华再也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陈建国也红了眼眶，转过身去，不想让弟弟妹妹看到自己的眼泪。

“妈都想着我们……”陈丽华哭着说，“而我竟然还埋怨她抠门，嫌她麻烦，嫌照顾她费事……”

徐师傅识趣地站起身：“我先去隔壁休息一下，你们慢慢聊。”说完，他轻轻带上了门。

屋内只剩下三兄妹，周围的空气似乎变得更加沉重。

“那天我和哥吵架，说了那么多混账话。”陈丽华抬起泪眼看向哥哥，“说什么'你自己选择照顾她的'……我真是……”她说不下去了，只剩下抽泣的声音。

陈建国摇摇头，表示不在意。

“其实我也好不到哪去，”陈小军苦笑道，“一年才回来一次，每次都找借口说工作忙。去年爸临终前叮嘱我回来多照顾妈，我答应得好好的，结果过完年就借口项目紧张回上海了。”

“我们都辜负了爸妈。”陈建国叹了口气，“尤其是妈，她病了三十五年，从来没有主动为自己要求过什么。”

三人陷入沉默。记事本上，母亲工整的字迹仿佛在诉说着一段被时光尘封的爱与牺牲。

“这笔钱，应该怎么分？”良久，陈丽华轻声问。

“按照妈的本意，应该是给我们三个人准备的，平分就好。”陈小军说。

“不行！”陈丽华坚决地摇头，“大哥这些年一直照顾妈，牺牲了那么多。妈的这份心意，哥应该多拿一些。”

陈建国摆摆手：“妈的心意很明确，这笔钱就是给我们三个准备的。我不缺钱，公司经营得还行。”

“哥，你别太固执了。”陈小军也劝道，“你为了照顾妈，连婚姻都搭进去了。这些年，是你在默默承担一切。”

提到婚姻，陈建国的眼神暗了一下。十年前，妻子离开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她站在门口，行李箱放在身边，眼里既有决绝又有不舍：“我真的受不了了，一个活死人，拖累我们多少年了！”

“妈不是活死人。”当时他只回了这一句话。

“好了，钱的事情以后再说吧。”陈建国站起身，拍了拍妹妹的肩膀，“先把那些酒和文件都搬回来。明天我们去找找妈当年的同事，了解一下这些酒的来历。”

第二天清晨，三兄妹驱车来到了老家。与上次不同，这次他们带了专业的搬运箱和防震材料，小心翼翼地将地窖里的宝贝全部取出来。

除了三十七瓶茅台酒，他们还找到了几本存折、一堆已经过期的国库券，以及母亲的几本工作笔记。在地窖最隐蔽的角落，还有一个小铁盒，里面装着一些金银首饰和几张老照片。

陈建国拿起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年轻的父母站在一棵大树下，母亲怀里抱着婴儿，应该是刚出生不久的自己。照片背面写着：“一九六八年春，建国满月，全家福。”

“你们看，这是妈的嫁妆。”陈丽华从铁盒里小心地取出一对金耳环和一枚戒指，“她从来不戴，还以为早就不见了。”

“妈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藏起来了，就是为了给我们攒一笔钱。”陈小军轻声说，声音有些哽咽。

三人把所有东西都装进车里，离开前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承载了太多记忆的老宅。夕阳西下，余晖洒在斑驳的墙壁上，给这个即将消失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老屋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

7.

回到县城，他们找到了母亲的老同事——已经八十多岁的林阿姨。尽管年事已高，林阿姨的记忆力仍然很好。她住在县城西边的一栋老式单元楼里，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照片。

“秀英啊，是个好姑娘，特别能干。”林阿姨坐在自家院子里的藤椅上，慢慢回忆道，“那个年代，粮站的干部能够以低价买到茅台酒，一般人都拿来送礼或者自己喝了，只有秀英总是小心收藏起来，从不舍得动用。”

“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件事？”陈小军好奇地问。

林阿姨笑了：“你妈妈啊，年轻时候可精明了。那会儿正是七八十年代，人人都在忙着花钱改善生活，只有你妈妈总说，'这东西是宝贝，越放越值钱'。”

她拿出一张旧照片，照片上是一群穿着蓝色工装的男男女女：“你看，这是粮站的同事们，前排中间那个就是你妈妈。那时候她管着全站的账，大家都很敬重她。”

照片中的陈秀英很年轻，大约三十出头，穿着整洁的蓝色制服，头发整齐地盘在脑后，眼神坚定而有神。

“当时粮站经常有'以粮易物'的机会，你妈妈因为做账做得好，站长特别信任她，让她负责这些事情。有时候上面分来一些好东西，比如茅台酒，站长会给她留一些作为奖励。”

“她为什么会想到收藏茅台酒的？”陈丽华问。

“那是因为你们林叔叔——就是原来粮站的站长，他有个在贵州工作的大学同学，告诉他这种酒将来一定会涨价。当时很多人不信，觉得酒就是喝的，能值几个钱？只有你妈当真了。”

林阿姨沉思了一会儿，补充道：“还有一件事，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时候，你们家境困难，尤其是小军要上学的时候，学费都成问题。你爸是老师，工资不高，你妈就想方设法攒钱。”

“我记得那时候妈晚上总是在做手工，说是赚外快。”陈建国若有所思地说。

“是啊，她绣花的手艺特别好，在附近几个村子都很有名。有时候熬夜到很晚，就为了多接一些活儿。”

“可她为什么不直接卖茅台酒呢？那样不就有钱了吗？”陈小军不解地问。

林阿姨摇摇头：“她总说，'现在卖了换几个钱，将来会值更多，要等，等到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时候'。她给自己定了规矩，这些酒只有在几种情况下才能动用：孩子们上大学、结婚，或者家里有大病。”

“那为什么她没有在自己生病的时候拿出来用？”陈丽华追问。

林阿姨叹了口气：“这个我也想不通。可能她病得太突然了，又或者她舍不得用在自己身上吧。秀英就是这样的人，什么都想着孩子，从来不为自己考虑。”

从林阿姨家出来，三兄妹的心情格外沉重。夕阳西下，街道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晚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

“妈其实一直都记得那些茅台酒。”陈建国突然说，“只是病情让她没法表达。”

“你说的对，”陈丽华点点头，“我现在才明白，妈为什么有时候会突然变得很激动，特别是在我们讨论钱的问题时。她一直都想告诉我们这件事，只是她困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陈小军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大哥，你觉得是什么触发了妈的记忆？为什么她突然能说出地窖和茅台？”

陈建国思索片刻：“可能是我们最近讨论养老院的事情。妈虽然不能表达，但她肯定能听懂一些。她知道我们为钱发愁，就想起了她留下的'宝藏'。”

想到这里，三人心中既感动又愧疚。他们一直以为母亲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却忽略了她内心深处可能一直都是清醒的，只是被疾病囚禁在了无法表达的牢笼中。

回到家，他们围坐在茶几旁，面前摆着那本记事本。

“看完这些记录，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小时候家里那么节俭了。”陈丽华轻声说，“妈几乎把所有多余的钱都用来买酒了。”

“是啊，你看这里，”陈小军指着一页记录，“一九八零年，为小军上学准备，再添两瓶。当时我才四岁，她就已经在为我上学做准备了。”

“这些年，我们总抱怨妈拖累了我们，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和金钱。”陈建国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可现在看来，我们欠妈的太多太多。”

三人默默翻阅着记事本，每一页都记录着母亲的心血和付出。在最后几页，他们找到了一段让人心碎的文字：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日，今年小军就要上初中了，这些应该够他们将来的学费和成家资金。建国争气，考上了大学，以后肯定有出息；丽华嫁到了城里，日子过得还算宽裕；就是小军还小，将来的路还长，希望他也能走出农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8.

笔迹到这里戛然而止，因为就在写下这段话后的几天，那场脑出血永远地改变了一切。

“真是讽刺，”陈小军苦笑道，“妈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却因为生病，自己什么都享受不到。”

“小军，我一直想问你，”陈丽华抬起头，“当年你为什么执意要去上海？爸妈明明希望你留在县城工作，离家近一点。”

陈小军沉默了一会儿：“因为我受不了看到妈那个样子。每次回家，看到她什么都不懂，像个孩子一样需要照顾，我就⋯⋯我就恨自己那么没用，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和无力。”陈建国拍了拍弟弟的肩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明白了妈的心意，还来得及弥补一些。”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开始商量如何处理这批茅台酒和其他财物。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全都卖掉。”陈建国提议，“可以留下一部分作为纪念，尤其是那几瓶有特殊年份的。”

“我同意，”陈小军点头，“比如我出生那年的，丽华结婚那年的，这些都有特殊意义。”

“还有一九八九年的那一瓶，”陈丽华轻声说，“那是妈病前最后买的。”

经过反复讨论，他们决定先卖掉一部分茅台酒，用这笔钱为母亲安排最好的医疗护理。剩下的钱，他们准备成立一个家族基金，一部分用于母亲的长期照料，另一部分按照母亲的心愿，为子孙后代的教育和创业提供支持。

“妈一直希望我们好好读书，有出息。”陈建国说，“这个基金就按照她的心愿，主要用于下一代的教育。”

一周后，他们通过徐师傅的关系，联系了一家拍卖行，成功售出了十五瓶茅台酒，得款四百多万元。

“我想把母亲接回家住。”拿到钱的当天晚上，陈建国突然说。

陈丽华和陈小军都吃了一惊。

“哥，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陈丽华担忧地问，“妈需要全天候的照顾。”

“我们可以请专业的护工。”陈建国说，“我总觉得养老院太冷清了，妈在那里一定很孤单。”

“如果这样，我可以从上海调回来。”陈小军沉思片刻后说，“公司在嘉兴有分部，我申请调过去应该没问题。周末可以回来看妈。”

陈丽华也表态：“我让女儿在这边上大学，这样我也能经常过来。铺子有伙计看着，我一周来两三次没问题。”

就这样，三兄妹达成了一致。他们用卖酒的钱，在县城最好的小区买了一套宽敞明亮的大房子，还聘请了两位有经验的保姆轮流照顾母亲。他们又联系了省城最好的神经内科专家，定期为母亲检查和治疗。

虽然医生说母亲的病情不会有根本性的好转，但在更好的照料和更多的情感刺激下，她的情绪明显稳定了许多，偶尔还能对周围的事物做出一些简单的反应。

搬进新家的那天，三兄妹带着母亲参观每一个房间。阳光透过落地窗洒满整个客厅，微风吹动窗帘，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妈，喜欢这个新家吗？”陈建国轻声问，虽然不期待得到回答。

出乎意料的是，陈秀英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似有若无的笑容。

“她笑了！”陈丽华惊喜地叫道，“妈真的笑了！”

这一刻，三兄妹的眼睛都湿润了。无论这笑容是否有意识，它都像一缕阳光，温暖了所有人的心。

初夏的一个下午，三兄妹带着母亲重访老家。这是陈秀英三十五年来第一次回到这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他们推着轮椅，慢慢走过熟悉的村道，来到老宅前。

陈秀英安静地坐在轮椅上，目光扫过院子，落在那棵老槐树上，又移向东墙边的地窖入口。所有人都默默注视着她，不知道她能否认出这个地方，能否记起那些尘封的记忆。

突然，她的嘴角微微上扬，眼神变得清澈而明亮。她抬起手，指向地窖：“够了...够你们用的...”

这简单的几个字，却让三兄妹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这是母亲三十五年来说的最完整的一句话。

“妈！”陈丽华激动地蹲下身，握住母亲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您记得这里？”

陈秀英的目光在三个孩子脸上依次停留，似乎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眼中闪烁着泪光。

这一刻，三兄妹才真正理解，母亲的爱和付出从未因痴呆而消失，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那批尘封多年的茅台酒，承载的不只是金钱价值，更是一个母亲对子女深沉而持久的爱。

“妈，我们都过得很好。”陈建国蹲下身，握住母亲的手，声音哽咽，“您的心愿都实现了。”

陈丽华和陈小军也围在母亲身边，三人眼中含着泪水。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和满足。

9.

回家的路上，夕阳西下，金色的光芒洒在车窗上。陈秀英靠在座椅上，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她的脸上带着一丝满足的微笑，仿佛完成了一项长久以来的心愿。

陈建国通过后视镜看着母亲的脸，轻声对弟弟妹妹说：“妈这一生，虽然后半生被疾病困住，但她的爱和付出从未停止。这些茅台酒，就是她用另一种方式在陪伴我们。”

“是啊，”陈小军点点头，“妈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们，却把苦难和孤独留给了自己。”

“从今以后，我们要把最好的都给妈。”陈丽华坚定地说。

那本记事本，成为了他们家族最珍贵的传家宝，被精心装裱起来，放在新家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每当有人翻开它，都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光的爱与牵挂。

夏天过去，秋天到来。院子里的桂花开了，香气弥漫整个小区。每天清晨，陈建国都会推着母亲去院子里晒太阳，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有时候，邻居家的孩子会跑来打招呼，给老人带来欢声笑语。

这一天，当陈建国推着母亲从院子回来时，发现陈丽华和陈小军都提前到了，还带着各自的孩子。

“今天是中秋节，我们一家人团聚。”陈丽华笑着说，手里拿着刚烤好的月饼。

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有母亲曾经最爱做的红烧肉，有父亲生前最喜欢的清蒸鱼，还有弟妹们从远处带来的各种特产。

饭前，陈建国打开了那瓶1989年的茅台酒——母亲病前最后购买的那一瓶。琥珀色的酒液倒入杯中，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敬爸妈。”他举起酒杯，声音低沉而坚定。

弟妹们也举起了杯子，就连孩子们也端起了果汁杯。

陈小军的儿子好奇地问：“爷爷呢？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爷爷？”

“爷爷在天上看着我们呢。”陈小军抚摸着儿子的头，轻声解释。

陈建国拿出一张全家福，那是父亲去世前不久拍的，上面有父母和三兄妹。照片里，父亲搂着茫然的母亲，眼神中满是不舍与坚定。

“来，我们一起照张相。”陈丽华提议，把轮椅上的母亲推到了中间位置。

全家人围在陈秀英身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在快门即将按下的那一刻，陈秀英的嘴角突然扬起，露出了一个清晰的微笑。

那一瞬间，仿佛时光倒流，一切又回到了三十五年前，那个幸福完整的家庭。只是这一次，他们不仅拥有了物质上的富足，更收获了精神上的财富——那份穿越时光、跨越疾病阻隔的亲情与爱。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三兄妹似乎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不是在耳边，而是在心里：“够了……够你们用的……”

是的，母亲给予他们的爱，已经足够用一生去回味，去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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