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里最近下了三天雨。水塘满了，田里的秧苗挺直了腰板。老槐树的叶子贴着雨水，沉甸甸地垂着。

村里最近下了三天雨。水塘满了，田里的秧苗挺直了腰板。老槐树的叶子贴着雨水，沉甸甸地垂着。

我站在家门口的水泥地上，叼着烟，望着通往祖坟那条已经泥泞不堪的山路。这几天接待了太多前来吊唁的亲友，疲惫像老茧一样挂在我的脸上。

旁边的矮凳上，大哥的烟灰缸里满是烟蒂。他去村委会找人借了四把雨伞，说是几个关系好的亲戚要来上坟。

“照片洗好了吗？”大哥问我。

“嗯，镇上照相馆说急件加钱，昨天拿回来了。”我从裤兜里掏出一张老人的黑白照片，那是爸爸一年前村里搞什么评优活动照的，穿着那件深蓝色的中山装，脸上带着几分严肃，几分拘谨。

大哥看了一眼，叹了口气，“像，真像。”

我知道他不是说照片像，而是说我和爸长得像。

“二妹那边，还是联系不上？”大哥突然问道。我把烟头摁灭在湿漉漉的墙角，轻轻摇头。

“三十年了，她要是想回来，早回来了。”我抿了抿嘴，想起了小时候二妹的样子，有些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家是泥瓦房，四间正屋，一个偏厦。院子里有口水井，井台上长了青苔，湿滑得很。小时候，二妹总爱在井边玩水，妈常骂她不小心会掉进去，她就嘟着嘴不说话，转身就往屋里跑。

二妹比我小两岁，从小就跟妈亲，爸总说二妹是妈的小尾巴。

那年我十五，二妹十三，我们村有个算命的老瞎子，说二妹面相不好，会克父母。爸从来不信这些，但妈信。从那以后，妈总是对二妹冷言冷语，有时还无缘无故地打她。爸看不过去，就偷偷塞给二妹几块糖，或者从集市上给她买一些小玩意儿。

再后来，我十八岁那年，妈得了病，半年就走了。爸独自拉扯我们三个，我上完初中就不念了，跟着爸种地。大哥已经成家，分了房子住在村东头。只有二妹还在念书，爸总说，“咱家就指望二妹了，她成绩好，将来能考大学。”

村里人背地里议论，说爸是偏心，把好的都留给二妹。大哥媳妇时不时来家里嚼舌根，说些难听的话。我和爸装作没听见，但二妹听见了，每次都默默流泪。

那个夏天特别热，蝉鸣声像是要把树皮都震裂。二妹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家里人都高兴，爸甚至割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来庆祝。

就在这时，村里传来了一个消息——老瞎子坐在祠堂前，指着天说：“谁家有个丫头，面相硬，带煞气，家里有大灾。”村里人一听，立马想到了我家二妹。

从那以后，二妹在村里就抬不起头来。上学路上，总有人朝她吐口水，或者在背后指指点点。爸骂过几次那些人，可架不住整个村子的眼光。

二妹变得沉默，晚上我经常听到她在被窝里抽泣。爸有时会坐在她床边，轻声说些安慰的话，但更多时候，他也无能为力。我想帮她，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高中毕业那年，二妹突然说不想上大学了，要去南方打工。爸气得差点晕过去，和她大吵一架。次日清晨，二妹就不见了，只留下一张纸条：不想连累你们，我走了，不要找我。

爸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整天坐在门槛上，眼睛盯着村口的那条路，好像二妹随时会出现一样。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村里人渐渐忘了这回事，只有爸每年过年都会多蒸一碗饺子，说是”给二妹留的”。

大家都以为，这辈子，我们再也见不到二妹了。

爸去世那天，天气出奇的好。早晨，村口传来大喇叭的声音，说是今年征收农业税的事情。爸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太阳，手里拿着一把掉了漆的旧剪刀，正在修剪盆栽的枝叶。

我在厨房淘米，准备做午饭。突然听到”咚”的一声响，出去一看，爸已经倒在地上，嘴唇发青。

送到医院，大夫说是心梗，太突然了，抢救无效。

消息传开后，村里人陆续来吊唁，连那个一直和我家不对付的王婶也来了，还带了一包苏打饼干，说是”老习俗”。

只有二妹，像是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大哥找人托关系，通过公安系统查过，说是二妹曾经在广东一家玩具厂上过班，但七年前就辞职了，之后没了踪迹。我们在爸的遗物中找到一本陈旧的地址簿，里面夹着一张褪色的明信片，上面只写着”我很好，勿念”，没有具体地址，也没有署名，但我们都知道是谁寄来的。

有一次，爸喝醉了，跟我说起二妹，说她小时候特别怕黑，睡觉前总要点一盏小油灯。我突然想起来，每年除夕夜，爸都会在院子里点一盏灯，说是”为了让出门的人找到回家的路”。原来，他一直在等二妹。

七天后，按照农村习俗，我们要给爸上坟。这天一早，天空就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我和大哥准备了香烛纸钱，还有爸生前最爱吃的花生米和一小壶二锅头。

祖坟在村后的一座小山上，走得慢的话要四十分钟。我们走到半路，天就下起了雨，不大不小，淅淅沥沥的。

“雨天上坟，是好兆头。”村里老人都这么说。

山路泥泞，走一步滑半步。大哥年纪大了，走得慢，我扶着他，两人撑着伞，艰难地往上爬。

“爸这辈子，就只有一个遗憾。”大哥突然说道。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默默点头。

到了山顶，我们远远就看见爸的坟前站着一个黑色雨伞。

“谁先来了？”大哥疑惑地问。

我心里咯噔一下，快步走上前。伞下没人，但坟前摆着一双绣花鞋，红底黑花，针脚细密，显然是手工制作的。鞋子旁边，还有一个塑料袋，装着几样东西：一包爸爱抽的”红梅”烟，一盒花生糖，还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我拿起照片，手有些发抖。照片上是一个十几岁的姑娘，扎着两条辫子，笑得灿烂，旁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正是年轻时的爸。照片背面写着：“爸，对不起，女儿不孝。”

“二妹来过了！”我转头对大哥喊道，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

大哥双手颤抖地接过照片，好一会儿才说：“这孩子，这孩子…”说不下去了。

我们四处张望，想找到二妹的踪影，但山上除了我们，只有几只被惊飞的山雀。

大哥蹲下身，轻轻摸着那双绣花鞋，突然说：“你还记得吗？二妹出嫁前，妈给她绣了一双鞋，后来…”

我点点头。那双鞋妈没来得及绣完就去世了，爸把那双半成品的绣花鞋收起来，说等二妹出嫁时再找人绣完。

看着眼前这双做工精细的绣花鞋，我突然明白了：二妹是来完成一个心愿的。

“她肯定一直守在附近，看着我们来。”大哥说着，眼睛通红。

我想起了小时候二妹总爱躲在门后吓唬我的样子，鼻子一酸。三十年了，她终于回来了，却还是像小时候那样，躲着我们。

大哥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收进口袋，然后说：“我们先上香吧，她可能还在看着。”

我和大哥摆好祭品，点上香烛，给爸上坟。跪在湿漉漉的泥地上，我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希望能找到二妹的身影。

雨越下越大，山雾渐渐升起，模糊了远处的景象。有那么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站在远处的树下，但等我揉揉眼睛再看时，那里只有雾气缭绕。

那天，我们在山上待了很久，直到香烛燃尽，纸钱化为灰烬。临走时，大哥犹豫了一下，说：“要不要把鞋子拿回去？”

我摇摇头：“留在这吧，这是她给爸的。”

大哥点点头，弯腰把那双绣花鞋摆放得更整齐些，然后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泥土。

“走吧。”他低声说。

我们下山的路上，大哥一直沉默。快到村口时，他突然停下脚步，指着前方说：“你看那是不是…”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身影匆匆地拐进了村头的小路，消失在雨幕中。

“二妹！”大哥喊了一声，然后迈开步子就要追上去。

我拉住他：“别追了，她不想见我们。”

大哥站在原地，久久不愿离去。

“如果她想见我们，会自己来的。”我轻声说。

那天晚上，我和大哥坐在爸的房间里，翻看他留下的老照片。大哥从口袋里掏出二妹留在坟前的那张照片，小心地放进相册里。

“你说，爸这一辈子，对得起二妹吗？”大哥突然问我。

我沉默了一会儿，想起爸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做人不能太较真，忍一时风平浪静。”为了不让村里人更加针对二妹，爸选择了妥协，让二妹一个人承受那些闲言碎语。

“爸也有难处。”我最终说。

大哥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包，打开后里面是几沓钱和一本存折。

“这是爸留下的钱，按理说应该三个人分，但二妹不在…”大哥欲言又止。

“留着吧，万一哪天她回来了。”我说。

大哥同意了，把钱和存折重新包好，放回抽屉里。

窗外的雨还在下，滴答滴答地打在屋檐上，像是一首永远也弹不完的曲子。

我起身去倒水，经过堂屋时，发现门口的泥水里有几个模糊的脚印，不大，应该是女人的脚印。我蹲下仔细看了看，脚印是从外面进来的，但只到堂屋就没了。

我的心突然剧烈跳动起来。二妹来过这里！她一定是在我和大哥上山时，偷偷回来看了看这个生活了十六年的家。

我想叫大哥过来看，但又怕夜深了惊动村里人。就在我犹豫的时候，门外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像是有人在门外徘徊。

我快步走到门前，猛地拉开门，却只看到一只受惊的野猫窜进了雨夜。

院子里空无一人，只有雨水打湿了门前的石板。

我失望地关上门，回到屋里。大哥已经睡着了，手里还握着那本相册。

房檐下风铃的声音断断续续，像是在诉说着什么。我想起小时候二妹总爱在风铃下玩耍，听它叮叮当当的响声。

那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二妹回来了，穿着那双红底黑花的绣花鞋，站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冲我笑。我问她去哪了这些年，她只是摇摇头，指了指远方。我想追上去问个明白，却怎么也追不上她。

第二天醒来，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二妹离开的第二年，村里来了个媒婆，说是外县有个富户看中了我家的姑娘，家里有良田百亩，还开了个小厂子。爸听了，摇摇头说：“我家只有两个儿子。”

又过了几年，爸病倒了一次，大哥请来赤脚医生看病。那医生说病不重，休息几天就好，临走时欲言又止。大哥塞给他两包烟，他才低声说：“听说你们家有个姑娘，克父克母的，这病啊，可能跟这有关。”大哥当场就翻了脸，把医生轰了出去。

回来后，大哥气得直喘粗气，爸却安慰他说：“算了，都是乡里乡亲的，何必伤了和气。”

我这才明白，爸这些年，一直在替二妹承受着村里人的闲言碎语。他表面上顺从，实际上却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二妹的名声。

“老三，你去看看村口的大喇叭有没有报天气。”大哥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点点头，披上雨衣出门了。

村口的大喇叭正在播报天气预报，说是这场雨还要下三天。旁边的小卖部门口站着几个大婶，见我来了，纷纷跟我打招呼，嘘寒问暖，还说些”节哀顺变”的话。

我道了谢，买了包烟准备回去，突然听到其中一个大婶小声说：“昨天晚上，有人看见一个女人在老李家门口转悠，穿着一身黑，不会是…”

“嘘，别瞎说。”另一个大婶赶紧打断她。

我的心猛地一跳，转身问道：“大婶，你说什么女人？”

大婶们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年纪最大的王婶开口了：“昨晚王二半夜起来方便，看见一个女人站在你家门口，一动不动的，他也没多想，就回去睡了。今早一打听，没人认识这女的。”

“长什么样？”我急切地问。

“这谁知道啊，天那么黑，又下着雨。”王婶摇摇头，然后压低声音说，“不会是…”她没说完，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村里人最爱讲一些鬼啊神的，我没理她，匆匆买了烟就往回走。

路过村委会时，看见里面亮着灯。我想起二妹的事，就进去问问有没有什么线索。

村支书正在翻一沓旧文件，见我进来，抬头问：“老三，有事？”

“二妹的事，有消息吗？”我问。

村支书叹了口气，摇摇头：“没有，公安那边说查不到更多信息了。”

我正准备离开，村支书突然说：“对了，前两天有个女人来问你家的事，说是什么远房亲戚，问你爸怎么样了。”

我猛地转身：“什么时候的事？什么样的女人？”

“就前天下午吧，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着口罩和帽子，看不清脸。”村支书回忆道，“我说你爸去世了，她好像很震惊，问了下葬的时间就匆匆走了。”

“她有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我急切地问。

村支书摇摇头：“没有，她说她会自己联系你们。”

我道了谢，心情复杂地走出村委会。二妹，真的是二妹回来了。她没有离开，一直在附近，等着给爸上坟。

回到家，我把这事告诉了大哥。大哥握紧拳头，眼睛通红：“这死丫头，回来为什么不见我们？”

“可能…可能她有自己的顾虑吧。”我轻声说。

大哥沉默了一会儿，站起身去了堂屋。我知道他是不想让我看见他哭。

过了许久，大哥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黄色的信封。

“这是昨晚我在爸枕头底下发现的。”大哥把信封递给我。

我接过来，里面是一封信和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背景前微笑。虽然岁月改变了她的容貌，但那双眼睛，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二妹。

我急忙打开信，上面写着：

爸，

您还好吗？女儿不孝，三十年未归，心中愧疚难当。我知道村里人怎么说我，但那都不重要了。这些年，我在外面过得很好，嫁了一个疼我的人，还有了儿子。照片上是我和儿子小峰，他今年六岁了，聪明伶俐，很像您小时候的样子。

我一直不敢回来，怕连累您和两个哥哥。直到去年，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可能活不过今年冬天。我很害怕，怕再也见不到您，所以鼓起勇气回来了。

我知道，这么多年过去，村里人可能已经忘了那些事。但我心里的结一直没解开。妈临走前说我命硬克亲人，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我怕自己真的会给家里带来不幸。

爸，如果可以，我想在离开前再见您一面。不过您不必担心，如果这样会给您带来麻烦，我很快就会离开，不会让村里人发现的。

女儿想您，希望您能原谅我的不孝。

二妹 二月十五

看完信，我和大哥都沉默了。信是两个月前写的，那时爸还在世。也就是说，二妹回来过，但还没来得及见爸最后一面，爸就去世了。

“她病了…”大哥喃喃道，声音中带着哽咽。

“我们得找到她。”我坚定地说。

可是，怎么找？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了。三十年啊，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一直在想二妹的事。第二天一早，我和大哥商量，决定去山上看看，或许能发现什么线索。

山路还是很泥泞，但雨小了些。到了爸的坟前，我们发现有人刚来过，香还在燃烧，地上有新鲜的足迹。

“二妹！”大哥突然喊道，声音在山谷中回荡。

没有回应。

我四处张望，忽然在不远处的一棵老松树下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红色物件。走近一看，是一个红绳系着的平安符，像是从什么地方掉落的。

我捡起来，轻轻掀开盖子，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串号码，像是手机号。

我和大哥对视一眼，立刻掏出手机。信号很弱，只有一格。我颤抖着拨通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就在我以为没人接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男孩稚嫩的声音：“喂？”

“你好，请问…二妹在吗？”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只能用这个童年的名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男孩说：“你是谁啊？我妈妈不在家，她…她去医院了。”

我的心一沉：“哪个医院？我是你妈妈的哥哥。”

“真的吗？妈妈说她有两个哥哥，但从来没见过。”男孩听起来很兴奋，“妈妈在县医院，爸爸陪着她呢。”

我谢过小男孩，记下医院的名字，然后挂断了电话。

“县医院。”我对大哥说。

大哥点点头，二话不说，转身就往山下走。

县医院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我们坐三轮车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到。

住院部在后面的新楼，我们问了护士台，得知二妹——现在叫林秀珍——住在五楼肿瘤科。

电梯缓缓上升，我的心跳得厉害。三十年啊，我该怎么面对她？说什么好？

五楼到了，我和大哥走出电梯，顺着指示牌找到了肿瘤科病房。

508室，门半开着，里面隐约传出电视的声音。我深吸一口气，轻轻推开门。

病房是双人间，靠窗的床位上躺着一个中年女人，消瘦的脸上挂着病容，但那双眼睛，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二妹。

床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正在削苹果。见我们进来，他抬头问道：“你们找谁？”

大哥的嗓子好像哑了，说不出话来。我上前一步：“我们是…林秀珍的哥哥。”

男人愣了一下，然后转头看向床上的女人：“珍珍，是你哥哥。”

二妹缓缓转过头，看见我们，眼睛瞪大了，然后慢慢湿润。

“大哥…三哥…”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醒什么。

大哥快步上前，一把握住她的手：“傻丫头，这么多年，你去哪了？”

二妹的泪水夺眶而出：“对不起，大哥，我…我不敢回去。”

我也走到床前，心中百感交集。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全家福，二妹、她丈夫和一个小男孩，笑得很开心。

“爸…爸走了。”我轻声说。

二妹点点头：“我知道，我…去上坟了。”

“那双绣花鞋…”大哥问。

二妹的眼泪流得更凶了：“那是我给爸的礼物。小时候，妈给我绣的那双鞋没完成，爸一直念叨着。我学了很久的绣花，就为了给爸一个交代。”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二妹低低的啜泣声。

她的丈夫——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男人——给我们倒了水，简单介绍了情况。二妹患了肺癌晚期，已经扩散，医生说撑不过今年冬天。

“她一直想回家看看，”他说，“但她怕…”

“怕什么？”大哥急切地问。

“怕村里人说她命硬克父母。”他叹了口气，“她这些年一直内疚，觉得是她害死了你们的母亲。”

大哥眼圈通红：“傻丫头，那都是迷信，妈是病死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二妹抽泣着，断断续续地说：“我知道，可是…可是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直到去年检查出病，我才想通，想回来看看爸，可是…可是没想到…”

我握住二妹的手：“爸一直在等你，他相信你会回来的。”

二妹点点头，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布包：“这是我给爸准备的礼物，可惜…来不及了。”

大哥接过布包，打开一看，是一双做工精细的老式布鞋，和那双绣花鞋是一对的。

来源：事件解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