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的胡同，像是一本本厚厚的历史书，每一次漫步其中，都仿佛开启了一场奇妙的探索之旅。在这里，总有一些风景能触动心底的柔软，一些不经意间的发现，会瞬间点燃内心的好奇，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也许是晒着“老阳儿”的大爷大妈，也许是那一声悠扬的吆喝……

▌京根儿

北京的胡同，像是一本本厚厚的历史书，每一次漫步其中，都仿佛开启了一场奇妙的探索之旅。在这里，总有一些风景能触动心底的柔软，一些不经意间的发现，会瞬间点燃内心的好奇，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也许是晒着“老阳儿”的大爷大妈，也许是那一声悠扬的吆喝……

我穿梭在定阜街的胡同间，轻抚着古老的墙壁，不经意间发现一块躺在墙角的砖。这块砖表面斑驳，早已断裂，一面刻着汉字，另一面则是英文符号，中间还被一个类似瓦当的圆形图案占据。一时好奇，便去探究这块砖的故事，却因为这块砖而“挖”出光阴传奇。

庆王府外墙

庆王府内景

庆王府外得陶砖

定阜街是有故事的。定阜街在明朝为定府大街，因此处有明朝定国公府第，故而得名。定国公是何许人也？永乐年间，朱棣追封被建文帝斩杀的徐达三儿子徐增寿为定国公，徐增寿的儿子徐景昌继承了定国公的爵位，他们的府第就在这里。光绪年间，庆王府在此建起。民国年间，依谐音改为定阜大街，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为定阜街。

我慢慢地捡起砖，地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凹痕。砖块入手沉甸甸的，从裂缝看去，其材质不像是普通的泥土，倒和过去北京家家户户都有的水缸、米缸相似，是陶制的。

多年来，我走过无数条胡同，也见过不少拆迁工地，可这样的砖还是头一回见。再看它身旁那赫赫有名的庆王府，我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这块砖或许有着一段故事。

把砖带回家，仔细清洗后，我拿出一张白纸、一支铅笔，想用小时候学到的拓印方法，把砖上的图案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在黑与白的交织下，砖上的文字逐渐清晰，可一边的“特”字和另一边的英文“F”，却让人感到疑惑。什么样的用途会需要在砖上刻上中英文标记？又是哪家工厂如此用心，做出这么精美的瓦当图案？看它斑驳的样子，显然不像是近几十年的东西……

“这会不会是庆王府里某座特殊建筑用的砖呢？”如此精美的做工，让我不禁把目光投向了一墙之隔的庆王府。在中国建筑的历史长河里，确实有过为了特殊意义定制砖瓦的例子，但一般都是标记建筑名称。我向附近的住户和庆王府内的工作人员打听，得知这里的房屋大多用的是传统青砖，并没有这种材质的砖。

猜测落空后，我把注意力转移到砖的质地上。或许这是一种有特殊用途的建筑材料，就像秦始皇帝陵陪葬坑中发现的那种墓砖，外观和普通砖差不多，但重量却达到60多公斤，研究发现里面含有大量金属元素。想到这儿，我把目光投向了附近的辅仁大学。这所大学建在古老院落的基础上，既有传统建筑精品，又应用了不少民国时期的典型材料，而且当时正好在维修。我多次前往观察寻找，却始终没有发现和这块砖材质相似的建筑材料。

看来，想要解开谜团，还得从砖上的文字入手。中文与英文、传统与现代同时出现在一块砖上，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和背景呢？

终于，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新闻里提到，在京张铁路关沟段的一处“废墟”中，一位文史爱好者发现了20多块破旧的砖。这些砖均为暗红色，尺寸基本一致，长23厘米，宽和高都是10.5厘米，每块重达5公斤。和普通砖块相比，它们的外表更细腻平滑，密度也更高。尤为特别的是，有的砖上印有繁体字“開瀋”戳记，还有的是“得勝牌”戳记，看起来十分独特。据说京张铁路三堡车站曾经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班道房，大量使用过这种砖，可惜因为铁路线路改造，班道房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则新闻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虽然报道中的砖和我手中的砖文字标志不同，但外形和质地却很相似。我决定从收藏的角度寻找新线索。

经过一番努力，当开滦博物馆荣誉馆员黄志强先生的藏品“陶成局特号头等耐火砖”出现在眼前时，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陶成局可追溯到明代

仔细端详砖中心处的篆书文字，除了黄先生所说，犹如“陶”字外，我觉得也很像“缸”字。这可不是我凭空瞎想，因为这块砖还有另一个名字——缸砖。

在一位收藏者那里，标有“東義記”的缸砖讲述着一段家族故事。经考证，它诞生于唐山东陶成作坊。民国时期，东陶成、老陶成与德胜窑在陶瓷行业呈三足鼎立之势，其中“东陶成”由东陶成信记、东陶成义记、东陶成东记组成，“東義記”就表明这块砖出自东陶成义记的窑口。

要说缸砖的历史，还得从过去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大缸说起。明朝洪武和永乐年间，山东的秦氏家族在移民潮时期定居到了如今的唐山地界。到了嘉靖年间，同样来自山东的常家也在这儿落了脚。常家有着精湛的制缸手艺，秦家又因为先定居积累了一些资本，两家一拍即合，利用当地耐火的黏土烧制大缸，唐山第一家陶瓷作坊——陶成局就这样诞生了。

而“缸砖”的出现，比那些大缸要晚得多。1878年，开平矿务局，也就是开滦煤矿的前身，登上了历史舞台，唐山矿的开采也在筹备之中。工程建设需要大量建材，人们发现制缸材料坚固、耐火，于是历史悠久的陶成局便承担起了生产建矿用砖的重任，中国第一块“陶瓷砖”就此诞生。因为是陶成局生产的，收藏家黄先生认为藏品上圆形部分内的篆体字是“陶”字，很有道理。也正因为它的出身，“缸砖”这个名字逐渐在行业内成为这类砖的统称。算起来，我手中的这块砖，已经有近150年了。

中国传统的砖一般都是手工模具压制而成，为了提高产量，开平矿务局和陶成局合作，从国外引进了机器设备，这在中国机制砖品生产的历史上，可是具有开创性的一步。

有了过硬的质量，又借助先进的生产设备，开平矿务局的“缸砖”不仅满足了自身工程的需求，还对外销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这门生意和煤矿开采一样，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开滦博物馆研究员任荣会老师在《砖品营业》中记录：“1912年开平和滦州两矿联营以后，开滦矿务总局的砖品营业发展很快。各种砖的生产量，由联营时的年产一千一百多万块，增加到1922年的二千八百多万块，耐火土的年产量由一千吨增至三千吨。”

就这样，从开滦矿务局走出的“缸砖”有了专属名字——“开滦砖”。它的影响力可不止在国内，还远销日本、菲律宾、朝鲜等地。国内的洋行纷纷争抢“开滦砖”的出口代理权，标有“开滦矿务总局”英文缩写“KMA”商标，还特意加上“MADE IN CHINA”标识的砖，成了备受欢迎的“出口款”。

李鸿章支持“开滦砖”

“陶成砖”

至于我眼前这块“开滦砖”的前身“陶成砖”，为什么会出现在庆王府院墙外的角落里，只能靠大胆的猜想和一些线索来推断了。

从“陶成砖”的诞生年代推算，当时庆王府的主人是大名鼎鼎的奕劻。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掌权的时期，奕劻手握重权，备受倚重。1885年，他担任海军衙门会办，后来又和李鸿章一起担任“全权大臣”，还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

不难看出，奕劻和李鸿章关系十分密切。1870年，47岁的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这一当就是25年，期间三次任职，是历任直隶总督中任期最长的一位。

“直隶”可是天子脚下的心腹要地。以晚清直隶总督的统辖区划来说，包括保定、正定、大名、顺德、广平、天津、河间、承德、永平、朝阳、宣化等11府，还有赤峰、遵化、易州、冀州、深州、定州、赵州等7个直隶州，以及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3个直隶厅。其中，“永平”和“遵化”正好涵盖了如今开滦矿务局所在的唐山地区。

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主张“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1865年，在他的大力推动下，江南机器局成立，随后，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等相继诞生，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创建和发展的大幕，开平矿务局也是其中之一。

可以说，开平矿务局的创立和李鸿章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得意之作。1876年，他先指派福建候补道、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去勘察开平煤铁的情况，一年后拟订了招股章程十二条，集资八十万两白银，确定采用官督商办的模式，引进“西法”采煤。1878年，已经担任开平矿务局总办的唐廷枢和“外国专家”巴尔在唐山乔屯西南勘探，还引进了国外的开采设备、先进的管理方式以及优秀的工程人才，1881年，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煤井”诞生。

和李鸿章关系如此紧密的开平矿务局生产的产品，出现在李鸿章的“亲密战友”奕劻的府邸，似乎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而且这块“陶成砖”还没有“开滦砖”的相关字样，属于早期的“雏形”产品。

透过一块看似平淡无奇的砖块，能探寻到这么多历史故事，我这趟胡同之旅也算是值了。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