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下午，天空灰蒙蒙的，空气里飘着不知道是雾还是雨的东西，粘在脸上凉丝丝的。我刚从工地上下班，浑身是土，手上还有几处被钢筋划破的伤口，裹着发黄的创可贴。

事情还得从三年前说起。

那天下午，天空灰蒙蒙的，空气里飘着不知道是雾还是雨的东西，粘在脸上凉丝丝的。我刚从工地上下班，浑身是土，手上还有几处被钢筋划破的伤口，裹着发黄的创可贴。

楼下小卖部的收音机放着不知道哪个台的戏曲，音量开得很大，跑调的唱腔在楼道里回荡。老板娘坐在门口的塑料凳上剥蒜，见我回来，冲我挤眉弄眼：“你妹夫又来了，等你好久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是半个月里小舅子第三次找上门了。

进门前，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听见屋里电视声音很大，是姐姐爱看的那个相亲节目。她这些年跟着我妹夫吃了不少苦，难得看个电视解闷。

门一推开，姐姐猛地关掉电视，眼睛红红的。妹夫大勇坐在我的旧沙发上，手里转着茶杯，杯子是单位发的那种印着”安全生产”的搪瓷杯，边缘已经有些掉瓷。

“哥，你回来了。”大勇站起身，一脸谄媚的笑。他今年三十出头，比我小八岁，脸上却有种四十多岁男人的沧桑。

“吃了没？”我换鞋的功夫，故意没看他。

“吃了吃了。”大勇搓着手，眼睛飘忽不定，看向厨房。

姐姐站在厨房门口，身上套着我那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她比我大两岁，这些年却像老了十岁。

“有事就说吧。”我坐下，摸出烟，没递给他。

大勇来回搓手，眼神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到处乱窜：“哥，就是那个事…你看…”

“钱的事？”

“嗯…”他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三个月前，大勇突然找到我，说有个工程急需周转，借我15万。那时我刚拿到一笔赔偿金，原本打算给姐姐买套小房子。姐姐一辈子没享过福，跟着大勇这些年，住的是农村老家那栋随时可能漏雨的土坯房。

姐姐不同意，但大勇跪下来，眼泪鼻涕一把抹：“这次真的是机会，做成了咱们一家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看在姐姐的面子上，我答应了。

现在想想，真是蠢透了。

“哥，再给我半年时间。”大勇的眼睛躲躲闪闪，“工程出了点问题，但马上就能解决。”

屋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邻居王嫂扯着嗓子骂街，好像是她家的花盆又被楼上的水浇了。

我点上烟，没吭声。

姐姐忽然开口：“大勇，把实话告诉我哥吧。”

大勇的脸色一下变得煞白。

“什么实话？”我看向姐姐。

姐姐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没什么工程，钱都进了赌场。”

我手里的烟灰掉在了裤子上，烫出一个小洞。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对大勇动了手。把他按在地上的时候，我听见姐姐在屋里收拾东西的声音。

“我跟他回老家住一段时间。”姐姐拖着个破旧的行李箱出来，眼睛肿得像桃子，“等他把欠你的钱都还上，我再回来。”

我知道姐姐的性格，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

“你还是把房子买了吧。”临走前，姐姐硬塞给我一个红色塑料袋，里面是她这些年省下的一点积蓄，“别管我们了。”

袋子有点沉，系口的地方打了好几个死结。

我没能留住姐姐。看着他们走远，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姐姐为了让我上学，自己偷偷辍学去砖窑打工的事。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喝了很多酒，电视里播着春晚重播，小品演员的笑声让人心烦。酒喝到一半，电突然断了。我摸黑找蜡烛，踢翻了茶几上的烟灰缸。

说来也怪，那天之后，大勇和姐姐像人间蒸发一样，连个电话都没有。老家那边打听，说是看见他们收拾东西去了南方。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三年。

我用那笔钱在县城买了套小两居，房子不大但朝阳，阳台能晒到太阳。我时常想，如果姐姐在这里，一定会很喜欢这个阳台。

日子一天天过，我几乎要忘了这件事，直到去年冬天接到村支书的电话。

“老家要拆迁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兴奋，“你赶紧回来办手续，你家那宅基地值不少钱呢！”

老家那栋房子是爷爷留下的，按理说我和姐姐都有份。可姐姐人都找不到，我只好自己回去。

村里变了样，许多房子已经拆了，空地上竖着”某某华府”的广告牌。记忆中坑坑洼洼的土路也铺上了水泥。

老房子还在，但破败得厉害。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门口那棵老槐树死了，光秃秃的枝干像是在伸手求救。

开锁时手有点抖。三年没人住，门锁都锈住了，用钥匙捅了好几下才打开。

屋内的气味让我皱眉——霉味、灰尘、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味。窗户上的报纸已经发黄脱落，地上全是鸟粪和碎树叶。

老房子的构造我很熟悉，两间正房一间厨房，还有个小地下室。小时候，地下室是我和姐姐的”秘密基地”，后来家里拿来存萝卜白菜过冬。

推开地下室的门，一股异味扑面而来。地下室很暗，我打开手机电筒四处照射。

角落里有个不起眼的木箱，上面落满灰尘，好像很久没人动过。

箱子不大，抱起来有些沉。我把它搬到院子里，阳光下才看清，这是爷爷留下的那个老樟木箱，上面雕着几朵简单的云纹。

箱子上了锁，但锁头很旧，轻轻一掰就开了。

掀开盖子的一刻，我愣住了。

箱子里整整齐齐码着一摞钱。

全是百元大钞，捆得整整齐齐，每一捆都用报纸包着，上面工整地写着日期。最早的一捆是三年前，最近的一捆只有一个月前。

我颤抖着手，一捆一捆地数。十五万，一分不少。旁边还有一个鼓鼓的信封。

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叠汇款单和几张照片。照片上是姐姐和大勇，背景是各种工地和工厂。有张照片上，姐姐站在流水线旁，脸上带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疲惫的眼睛。大勇的照片则多是在建筑工地上，脸和身上沾满水泥灰。

汇款单上的金额从几百到几千不等，收款人写的是我的名字，但地址是老家的地址。

最下面还有一封信，字迹歪歪扭扭，明显是大勇写的：

“姐夫，这里还有3万，算是这些年的利息。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姐。当初借钱真是去赌了，输得一干二净。你姐知道后，二话不说拉着我南下打工。这些年，我们在广东辗转了好几个工厂，一分钱都没敢多花，就想把欠你的钱还上。”

“你姐身体不好，去年查出有肺病，可她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担心。前段时间她咳得厉害，医生说可能是尘肺，建议她别再在工厂干了。我们准备等这笔钱还清，就回来找你。”

“姐夫，等我把你姐的病养好了，一定登门赔罪。”

我手里的信纸被泪水打湿，字迹晕开。天上忽然下起雨来，雨滴打在树叶上，噼里啪啦的。

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请问是杨师傅吗？”一个陌生女声。

“我是。”

“这里是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您的联系方式是杨丽芳患者提供的。她现在住院，情况不太好，需要家属……”

我没等她说完，就冲出了院子，雨水模糊了视线。

在去广州的火车上，我一夜没合眼。车厢里人不多，对面坐着一对老夫妻，老太太靠在老头肩上睡着了，老头手里捧着一本破旧的武侠小说，戴着老花镜看得入神。

窗外是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偶尔有灯光闪过。我看着窗户上自己憔悴的倒影，突然想起小时候姐姐领着我去赶集，我走累了，她就背着我一路小跑。

广州的天气闷热潮湿，医院的走廊上挤满了人。找到姐姐的病房时，大勇正坐在床边，握着姐姐的手发呆。

姐姐瘦了好多，脸色灰白，插着氧气管。见到我，她愣了一下，然后眼泪就落下来。

“哥…”

大勇看见我，像触电一样弹起来，然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姐夫，对不起…”

护士闻声赶来，让我们不要吵到其他病人。

姐姐的病比我想象的要严重。三年在纺织厂的工作，让她的肺部受到了严重损伤。医生说需要做手术，但不确定效果如何。

那天晚上，大勇带我去他们租住的地方。一个狭小的地下室，不到十平米，一张床，一个小桌子，桌上放着半碗剩饭和几个发皱的土豆。墙角有个小冰箱，门上贴着姐姐年轻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她笑得灿烂，和病床上的人判若两人。

冰箱上放着一本账本，我随手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天的收入和支出。支出那栏几乎都是固定的数字：房租、水电、伙食费，每月还有一笔”还债”的支出，金额从最初的几百到后来的几千不等。

“这几年，姐姐一直让我记账，说一定要把钱还给你。”大勇的眼睛红红的，“她说只要把这笔债还清，我们就能重新开始。”

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箱，里面全是各种药品。“姐姐去年就开始咳嗽，我让她去医院，她说等把钱还清再说。”

我的心像被人狠狠攥住了。“你们为什么不直接联系我？”

“姐姐说，欠债还钱，不能张嘴就要宽限。她说一定要让你看到我们的诚意…”大勇的声音哽咽了。

我想起了那个地下室里的樟木箱，想起那些整整齐齐码放的钱，和上面工整的日期标记。姐姐是想等还清了钱，再光明正大地来见我啊。

第二天一早，我拿出了那笔拆迁款。土地改革给每户分了地，我家那块地因为位置好，赔了近五十万。这笔钱本来准备用来扩建县城的小房子，现在看来有了更重要的用途。

医院的特护病房很贵，但比普通病房安静得多。姐姐转院后，精神好了不少。

“哥，别花那么多钱，普通病房就行。”姐姐的声音很虚弱。

“钱是挣来花的。”我假装生气，“你要是不好好养病，我就把钱都扔水里去。”

姐姐被逗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小时候那个保护我的大姐。

窗外，广州的天空湛蓝如洗。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姐姐的脸上，给她惨白的脸色增添了一丝血色。

说起来也巧，隔壁床是个来自云南的小伙子，也是尘肺。他和大勇年纪相仿，却乐观得多。每天嘻嘻哈哈，还教会了大勇几句云南话。

“大嫂，我听说杭州有个专门治尘肺的医院，技术很好。”小伙子有天悄悄告诉我，“我表哥就是在那治好的。”

我立刻联系了杭州的医院，专家看了姐姐的片子，说情况不算太糟，如果及时治疗，还是有希望恢复的。

一个月后，姐姐出院了。我们没有回县城，而是直接去了杭州。

杭州的秋天格外美，西湖边的桂花香气扑鼻。姐姐坐在轮椅上，看着湖面出神。

“大勇，你过来。”我突然对妹夫说。

大勇忐忑地走过来，可能以为我又要训他。

我从包里拿出一沓房产证和存折，塞到他手里：“这是县城那套房子，还有一部分拆迁款。姐姐身体好了，你们就搬过去住吧。”

大勇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哥…”姐姐的眼圈红了。

“行了，别哭了。”我摸摸她的头，就像小时候她摸我的头一样，“一家人，说这些干嘛。”

西湖的风很轻柔，吹散了姐姐眼角的泪水。湖对岸，断桥上人来人往，有人在拍婚纱照，白色的婚纱在风中飘动，像一朵盛开的花。

偶尔，我还是会想起那个地下室里的樟木箱，和那些整整齐齐码放的钱。人这一辈子，债有很多种，有些用钱就能还清，有些却怎么也还不完。

今年春节，我们一家人聚在了县城的新房子里。姐姐的身体好多了，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大勇在建筑公司找了份工作，工资不高但稳定。

收拾房间的时候，我在柜子深处发现了那个红色塑料袋，里面是姐姐三年前留给我的那点积蓄。袋子的结还是那么紧，好像系着的不是钱，而是一段解不开的亲情。

窗外，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敲打着新安装的防盗窗。路边的梨树开了花，白花花一片，像是飘落的雪。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小时候的老房子，地下室里亮着灯，姐姐在里面等我。醒来时，枕头是湿的，不知道是泪水还是汗水。

人这一生，最难的不是还钱，而是理解和原谅。有些伤害，需要时间才能愈合；有些爱，需要经历才能看清。

就像那个地下室里藏着的不只是钱，还有愧疚、努力、希望，和永远也割舍不断的亲情。

来源：云朵棉花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