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3年春末夏初，华东形势骤然紧张，有消息说，汪伪军又将有大规模的-

1943年春末夏初，华东形势骤然紧张，有消息说，汪伪军又将有大规模的-

扫荡-根据地的行动。

新四军和华中局的领导因为得不到确实可靠的情报，只凭传言是无法做出准确部署的。

在此困难情况下，一向不避艰难险阻的潘汉年立刻向华中局领导饶漱石请缨：他要亲自再去敌占区一趟。

一是可以直接找李士群获取第一手有关-扫荡-情报，二是趁机对上海情报据点工作做一番检查部署。

饶漱石正急需掌握有关敌伪-扫荡-行动的情报以指导全局。

潘汉年亲自出马，无疑是对他的工作的有力支持。

他立即表示同意。

于是，潘汉年带上政治交通员何荦前往上海。

一路上因为有安排好的交通线，相当顺利。

到达上海后，潘汉年首先向坚持在那里工作的张唯一、刘人寿等人了解了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然后就约定和胡均鹤见面。

在见到胡均鹤之后，便提出要直接和李士群见面会谈。

胡均鹤说：李士群目前不在上海，而在苏州。

要和李见面会谈，只有到苏州去。

潘汉年想到，此次主要任务是要见李，便决定第二天就由胡均鹤陪同赶到苏州去。

可是，到了苏州之后，又听李士群在苏州的家里人说，李士群已到南京去了，说有事可直接到南京去找他。

这时候，潘汉年觉察到李士群此番的态度似乎有些异常，不像原先那样积极主动。

他估计李士群是知道他南下的。

李的手下人不可能不将消息告诉他。

但李为什么不积极安排和潘汉年会见呢?

究竟是偶然的繁忙，还是有意避开，或者还有什么另外的目的?潘汉年一时也判断不准。

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潘汉年决定还是应当到南京去一趟。

因为此次南下的主要任务是和李士群见面，从他那里摸底。

自己也正可以去南京探个究竟。

于是，潘汉年便继续由胡均鹤陪同乘坐火车前往南京。

到南京之后，胡均鹤将潘汉年带到李士群的家里。

李又不在家，据说是去见汪精卫了。

在李家，由李士群-特工总部-的另一个头目杨杰负责接待潘汉年。

他以-肖先生-的称呼向一些汉奸头目介绍潘汉年，并称他是李士群的朋友，从而使潘汉年的此次南京之行公开化了。

当天晚上，由杨杰出面宴请潘汉年。

饭后，送潘到一家高级旅馆休息，还派人去陪着打麻将，直闹到深夜为止。

第二天上午，李士群正式会见潘汉年。

李士群不谈有关和新四军的联系问题，却首先谈了一通所谓的当前形势。

他说现在日本人重视和重庆方面的联系，想依靠重庆来搞-和平运动-。

接着，他就急切地对潘汉年说：

-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

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谈。

-

这个突然提出的问题，一下子把李士群此次由上海而苏州，由苏州而南京所预谋的目的和盘托出了。

原来李士群这次是要借潘汉年这位著名的中共代表来为自己在汪精卫面前邀功的。

他故意搞了个小动作，让胡均鹤把潘汉年引到南京来，并使潘的南京之行公开化。

意在表明他有办法能够拉拢中共方面，来壮一下已经越来越孤立的汪精卫政权的声势。

让汪精卫对他更加倚重，也让他自己在和周佛海的斗争中多获得一点筹码。

潘汉年意识到这是李士群的一个预谋，实际上是用欺骗的办法把潘汉年弄到南京来，然后突然袭击，挟持潘汉年去会见汪精卫。

这简直是一种-鸿门宴-式的手腕，使潘汉年不能不格外警觉起来。

但是，潘汉年又意识到，事情既已到了这一步，断然拒绝去会见汪精卫是不明智的。

如果李士群的预谋失败，在汪精卫面前大失面子，就可能使他恼羞成怒，翻脸扣人，死心塌地地反共。

自己的安危固然不必多加考虑，但联络李士群，从他那里搞到敌伪情报，特别是当前有关-扫荡-根据地的情报，对于根据地的安危则事关重大。

决不能轻易地把事情弄僵而失去继续争取、利用李士群的机会。

另一方面，汪精卫目前的心情不好，日本人已经通过周佛海和重庆方面搞热线联系，他又让李士群出面找共产党，正表明了他的处境不妙。

他想会见中共代表人物，无非是想借此来向日本人显示他在政治上的能量，以增强日本人对他的信心。

同时还可以借此加剧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摩擦。

他还期望通过会见中共代表以造成一种他的某种开明、民主，能够联络与容纳对立党派的假象。

因此，潘汉年认为即使他去会见汪精卫，汪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也不敢对外公开宣传什么。

于是，他决定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力争从李士群那里弄到情报。

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前，不论出现了什么情况，只要自己的心中有数，掌握原则和分寸，那就没有什么龙潭虎穴不能去闯的。

于是，他答应李士群去会见汪精卫。

当然，现在只能是当机立断，请示报告是来不及了。

当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

他们都已事先安排好了。

首先是由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接待。

在客厅坐了不大一会儿，汪精卫就从楼上下来。

他和潘汉年握手之后，便坐下来开始谈话。

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

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

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

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

-

-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

也请共产党参加。

-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

来的也是假的。

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

-

-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

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

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

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

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

最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

潘汉年最后也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

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的，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

和汪精卫的会见和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谈话本身当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但重要的无疑是会见和谈话本身的政治性的特点及其影响。

潘汉年在南京只呆了两天时间，便仍由胡均鹤陪同返回上海。

李士群回到上海后又邀潘汉年见一次面。

他向潘介绍了日伪军队暂时不会有大规模军事-扫荡-行动的情况。

同时又表示，今后还希望和新四军方面加强联系，交换情报。

但潘汉年通过南京之行已发觉此人政治流氓恶习未改，居心叵测，不可多与之深谈。

因而只是虚与周旋一番而未做具体承诺。

过了几天，潘汉年在同张唯一、刘人寿分别研究和安排了一些工作后，便匆匆返回到了淮南根据地。

回到根据地之后，潘汉年只向饶漱石大致汇报了目前不会有大规模-扫荡-的军事动向情报，而对此行的一些具体问题则缄口未提。

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一个事件---秘密会见汪精卫的经过，也被暂时压下了。

这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潘汉年此次敌占区之行无疑所得不小：

不仅是进一步安排部署了敌后情报工作，而且直接获得了有关日伪近期无军事-扫荡-行动的重要情报，对于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功绩与贡献不言而喻。

但是，潘汉年此行所失也非同小可，尤其是对于他个人的政治命运来说，其所失竟是致命的，无可弥补，无可挽回，饮恨终生的。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问题就出在会见汪精卫这一意外事件上。

潘汉年此次敌占区之行，计划中并无会见敌伪其他要人的安排。

他的主要目的是直接找李士群了解有关敌伪-扫荡-的情报，次要目的是同留在上海坚持工作的一些同志见面检查督导工作。

但在找李士群的过程中，心情未免过急了些。

当在上海、苏州两处都见不到李士群时，似应有所警觉而采取稍缓的行动步骤。

由于对李士群的政治流氓本质认识不足行动又急躁了些，结果是被诱骗到南京，最后造成了被-挟持-去会见汪精卫的被动局面。

一个秘密情报人员，尤其是在敌后独当一面的领导者会偶然遇到突发性的始料不及的情况，是难免的，甚至可以说是经常发生的。

过去潘汉年也并非没有遇到过。

问题只在于如何处置得当而已。

就会见汪精卫这件事的本身而言，潘汉年在不便硬性拒绝的情况下同意去会见，也并没有大的错误。

况且，在整个会见过程中，潘的谈话和表态内容也并无明显不当之处。

潘汉年的真正失误是在于，他在事先无法请示的情况下不得已去会见了最大的汉奸头目汪精卫，而在事后却没有及时地向组织领导报告这一事件。

不仅没有及时，而且是一拖再拖，整整拖了十多年，然后又是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向组织领导作出交代。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高级情报人员来说，这都是不能容许的错误。

一向精明干练，并且已有近20年党龄的潘汉年何以会出现这种显而易见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愚蠢的错误呢：

究其原委，客观上是因为中共党内矛盾斗争错综复杂；主观上则是知识分子的性格脆弱和患得患失思想酿成的苦果。

1943年正是淮南根据地大规模开展整风运动的一年。

从思想建设的角度说，当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为主要的指导性的文件是从延安传来的。

潘汉年就被安排在干部大会上做过-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他结合淮南根据地实际，批评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许多不正之风和不良倾向。

但是，正所谓上面的经到了下面的歪嘴和尚嘴里就会被念歪了一样，淮南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是由当时的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具体领导的。

整风运动这本延安传来的-圣经-到了饶漱石这个歪嘴和尚的嘴里就被念歪、变味了。

饶漱石其人，按照李一氓的说法，是个-很不安份-的角色。

他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后，又曾去英国、法国、苏联学习过。

回国后一直在工会系统做地下工作。

1935年被派往苏联担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王明、康生的思想颇为接近。

抗战开始后回国，担任了东南局的副书记。

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又逃出来转到苏北根据地。

先是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后来又接刘少奇的班当了新四军的政委、华中局的书记，成了淮南根据地的最高领导者。

此人最大的毛病是权欲很重而又心胸狭窄，妒贤嫉能，喜好拉帮结派，搞宗派小圈子。

他当时在根据地和新四军中虽然算是一号人物，但其威信却不及战功显赫，为人胸怀坦荡，善于处人的陈毅将军。

因此而与陈毅格格不入，面和心不和。

当整风运动在淮南根据地不断深入开展之际，饶漱石便乘机把矛头对准陈毅，批评指责陈毅的所谓自由主义，骄傲自大，乃至有反对毛泽东的言行云云。

饶漱石发动他的一些追随者给陈毅施加压力。

心高气傲，既不善于更不屑于搞党内权术斗争的陈毅怎么受得了饶漱石这种借革命以营私的行径。

不久，即在1943年的秋天，他就被迫离开了新四军和淮南根据地到延安去向中央寻求公道了。

饶漱石蓄意打击和排挤陈毅这件事，在新四军和淮南根据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虽然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追随饶漱石参与整陈毅的活动，但大多数的干部和战士对于陈毅还是很信任很尊重的。

他们并不相信饶漱石等人给陈毅妄加的罪名

。

在高级干部中也有很多人对于饶漱石的这种利用整风排斥异己的宗派行径颇为反感。

潘汉年就是其中之一。

潘汉年过去和陈毅接触不算多，但对陈毅的为人和他的才能，风格却十分欣赏。

就在饶漱石利用整风运动处心积虑地要整陈毅时，潘汉年却写了一首赠陈毅的旧体诗：

韬略经纶晋谢风，

雄师十万过江东。

庾岭三年惊贼胆，

王桥一战定华中。

后来，新四军和根据地的许多干部把饶漱石整陈毅这件事的意见写成了一份书面材料，就是通过潘汉年带到延安直接交给中央的。

因为潘汉年不仅没有追随饶漱石参与批评陈毅，而且相反，对饶漱石的做法表示异议，这就使饶漱石对潘也很不满了。

潘汉年对饶漱石做法的不以为然，并且在私下里还有某些议论。

这一切，都被人反映到饶漱石那里了。

于是，潘汉年很快也被加上了-自由主义-、-小广播-等当时颇为流行的思想罪名。

潘汉年成了饶漱石圈子以外的异己人物，也被列入整的对象。

潘汉年从敌占区回到根据地之时，也正是根据地整风运动的迅猛深入开展之际。

当潘汉年应该按照组织原则向饶漱石汇报敌占区之行的情况时，他只讲了有关敌伪-扫荡-的情况分析，以及其他一些工作活动的情况。

而对于自己被诱骗到南京以及被-挟持-去会见汪精卫一事，却有意隐瞒了下来。

他虽然知道会见汪精卫时自己的言行并没有失去原则，但被诱骗和被-挟持-本身毕竟是自己的疏忽和失误。

而且，这被-挟持-的说法究竟是否能够让人相信呢?他自己也吃不准，甚至感到某种困惑和惶恐，不知该如何处理此事才好。

饶漱石已经在抓他的政治小辫子了，被-挟持-去会见汪精卫这件事很可能是一条让饶漱石抓住不放的更大的辫子。

自己又何必急急忙忙主动送上门去挨整?!

他想还是暂且放下来，等过一段时间再说，或者就等自己去延安面见党的高层领导人时再说为好。

这样，潘汉年就失去了第一次及时向领导汇报会见汪精卫一事的机会。

真所谓一念之差造成了终生遗恨。

他给自己埋下了一根政治灾难的导火线，导致了后来的22年的牢狱之灾。

政治上的矛盾斗争有时是很曲折微妙和复杂的。

潘汉年躲着饶漱石，企图绕过饶的政治暗礁避开挨整的命运。

然而饶漱石却并没有放过不肯跟他合作，加入他们反陈(毅)合唱的潘汉年。

一年之后，即1944年的冬天，当中央电召潘汉年回延安让他以代表的身份准备参加七大时，饶漱石以华中局的名义向中央发去了一份状告潘汉年的密电：

除指责他在华中局工作期间有所谓-自由主义-、-小广播-的错误外，在敌占区工作中也有和李士群等汉奸人物往来密切-违反纪律-的可疑情况。

这份状告材料，直接被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康生的案头。

潘汉年当然是浑然不觉。

1945年初，中共七大开幕前夕，潘汉年辗转回到了延安。

潘汉年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虽然不是很高，但因其工作性质的特殊，一直在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党的外交工作)中身负重任，独挡一面。

因而自江西红军时代起，他每回到中央驻地时，便要亲自直接向中央最高领导人报告工作。

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导后更是如此。

毛对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一向十分重视，中情部成立时，他亲自主持制定了有关调查研究的决定文件。

毛对潘汉年个人也一直相当器重。

1936年8月，潘汉年从苏联回国时，第一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与会者介绍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肯定评价。

这使毛大受鼓舞，潘自然也给毛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潘赴上海、南京和国民党谈判，毛多次打电报给潘指导工作，电文抬头大多沿用传统习惯以-汉年兄-相称。

1949年春，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从香港回北平向毛报告工作时，毛仍当面用潘的外号(也是过去地下工作的代号)-小开-相称。

可见毛对潘向来是亲切随和，颇为赞赏的。

潘汉年这次从淮南根据地回到延安，自然也是要直接去向毛泽东报告他自1939年离开延安到敌后去这约五年时间工作情况的。

果然，潘汉年到延安后就被安排在杨家坪和中央许多领导人毗邻而居。

很快，就约定了和毛泽东见面谈话的时间。

潘汉年原打算这次见毛时，一定要当面向毛报告在敌占区工作的各方面情况和问题，也包括被挟持去会见汪精卫的情况。

他准备就这件事当面向毛做出检讨。

但是，当潘汉年见到毛泽东之后，在与毛谈话过程中，会见汪精卫一事又一次被压了下来而隐瞒未报。

其原因在于两点：

一是中央某个大领导对他的不满和排斥。

在延安期间，潘汉年以其出色的历史功绩和现实的工作成绩赢得了很多同志的高度评价。

他被华中代表团提名为新一届中委的候选人。

但这一提名后来竟由于一位党内领导人的直接干预而被撤销了。

此人一向对饶漱石特别器重，饶漱石向中央告状，说潘汉年在华中有所谓-自由主义--小广播-以及在敌后有所谓-违反纪律-问题时，已经给这位领导人留下了不好印象。

尤其是潘汉年曾经在下面议论过饶漱石的缺点毛病，并不符合这位领导人当时正竭力提倡的-修养-标准。

因而在华中代表团的小组会上，这位领导人对潘汉年进行了公开的批评。

这时的潘汉年，已经被党内的矛盾斗争弄得神经相当脆弱，更不敢主动汇报会见汪精卫一事。

二是潘汉年那知识分子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脆弱性格所致。

当潘汉年正准备把被挟持会见汪精卫一事向毛和盘托出时。

因为是当面向领导检讨自己的失误，心情未免有些紧张不安，连语言也失去了往日的流畅。

这时毛泽东误以为潘汉年这是受饶漱石的告状所引起的失态。

没有等潘汉年继续说下去，就立即以他那惯有的领袖气度和洞悉一切明察秋毫的口吻笑着对潘汉年说：

你不用紧张嘛!你这几年在敌后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对你是完全信任的。

外面有些谣言，我们并不相信，你也不用害怕。

中央会为你澄清的。

没有想到，毛的这一番亲切热情的话，使潘汉年深为感激和欣慰，又使他更加惶恐而一时语塞。

最终，他竟没有勇气立即把自己确曾会见过汪精卫并且已被隐瞒了一年多时间的错误立即坦白说出。

知识分子莫名其妙的-面子-观，害怕一旦说出真相会引起毛的尴尬难堪甚至震怒。

以及始终存在的某种侥幸心理，这一切的因素，就使潘汉年话到嘴边留半句，第二次失去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向组织领导如实报告自己一切错误的机会。

同时也给自己继续留下了一块-心病-。

潘汉年会见毛泽东并谈话之后，关于潘在敌后工作的可疑风波就似乎风平浪静了。

不久，毛泽东又亲自批发了一份打给饶漱石的电报，以答复饶原先对潘汉年的指控。

电报明确指出，潘在敌后和李士群往来，争取李在敌伪内部为我方做情报工作，是根据中央社会部的要求进行的。

潘利用李的关系帮助中共撤退和转移干部的情况，中央也都知道。

电报强调说：-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

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做。

-

然而潘汉年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次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自己曾经会见过汪精卫一事从此留下了一个致命的祸根：

十年之后，当他再次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向中央交待当年被隐瞒了的这一历史事实时，震怒了的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下了-此人以后不可信用-的批语。

随后便以-内奸-罪被逮捕下狱，一直关了20多年，直至含冤死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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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