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越南公众的中国形象认知受到经济民族主义框架的深刻影响，民族独立的根本原则和经济发展的开放转向使越南公众的中国整体形象认知呈现双重特征。基于2023年和 2024年 “寰球民意指数” 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两年来越南公众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变好，但关于共建 “一带一路”

摘要

越南公众的中国形象认知受到经济民族主义框架的深刻影响，民族独立的根本原则和经济发展的开放转向使越南公众的中国整体形象认知呈现双重特征。基于2023年和 2024年 “寰球民意指数” 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两年来越南公众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变好，但关于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的理念认知、对越南基建的影响认知变得消极。其次，越南公众关于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对越南国家的影响认知、两国经贸往来频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认知、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呈正相关。最后，越南公众高频率的网络媒介接触行为在 “倡议惠越” 议题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之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延展越南经济民族主义的话语弹性，建构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需要一种地方性的视角：既要着眼于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对越南公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又应借助社交媒体平台不断完善自下而上的中越经贸叙事策略，实现数字网络团结到现实共同体建构的转变。

How do Sino-Vietnamese economic and trade issues affect the Vietnamese percep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Imag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wo "Global Public Opinion Index"

越南是中国重要的海陆邻国，两国之间的政治、经贸、文化联系紧密。但越南公众对中国的认可度却比较有限：2017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88%的越南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2022年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调查报告也提到，64.6%的越南受访者不信任中国；2024年华中科技大学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在越南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2.8%的受访者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偏向负面。一国公众关于他国的形象认知和整体评价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动态实践，存在多种力量的交织与博弈。就越南公众的中国整体形象认知而言，民族独立的诉求和近代革命实践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导向性影响。其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危机情境下，越南新史学推翻中越古代关系的“宗番”设定，不断论证中国的“外敌”和“竞争者”的角色，以期突出越南的民族性根源。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国战争语境下，中国成为越南的作战对象，是“沙文主义者”，是越南“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这些历史因素构成了越南公众怀疑中国的心理基础。伴随着中越关系的正常化，两国经贸合作迅速发展，中国连续多年保持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越南则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公众的中国整体形象认知逐渐发生变化。目前，中越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四年突破2000亿美元，越南媒体有关两国经贸关系的报道不断增加，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形象更加明显。此外，中国商品便宜的价格、亲近本土的外观设计更是深度介入越南公众的日常生活，使中国的国家形象更具亲和力。加之近年来中国对越南实施国际援助的实际行动，化解了一些越南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中国被打上具有经济吸引力、品牌向心力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标签。因此，对越南公众中国整体形象认知的分析必须考虑具体的两国经贸议题和复杂的经济民族主义语境。

现有研究很少从公众舆论的角度探讨中国在越南的国家形象，加之没有相关的实证数据和检验，导致关于越南公众的中国整体形象认知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为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立足华中科技大学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寰球民意调查2023”和“寰球民意调查2024”的结果，聚焦越南公众的中越经贸议题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之间的关联，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双重语境下找寻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新路径，为不断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提供参考。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形式，以经济发展为取向，指在经济领域内一种民族情绪的表达。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现实意义往往体现在某个国家通过一系列保守的政策组合实现快速发展，例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借助保护幼稚产业、实行低利率等巧妙政策组合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其消极影响则通常被描述为糟糕的领导者对经济自由化进程的干扰，如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等理念、“特朗普贸易信条”等政策不断挑战多边贸易规则，对全球贸易体系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作为民族主义特定维度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应囿于经济理论的一般辩论，也不能被简化为一套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而应放置于特定的民族话语背景下，从建构社会身份的表达中寻找其多变的意义：经济民族主义既可以用来抵御不利于民族发展的力量，也可以与它们合作。换言之，经济民族主义的具体语境涵盖两个维度：一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和政策行为，如上述现实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讨论；二是以民族为核心的心理结构和社会运动，如一国公众是否存在偏狭的心态。“经济民族主义”的研究版图也逐渐从经济政策转移到动机和身份，转移到一国公众关于自我的想象和对他国的认知分析中去。

一国公众对他国形象的认知与经济民族主义息息相关。国家形象是国家客观现实经过文化价值、国家利益、大众媒介三重偏曲后投射在公众意识中的主观映像，是认知主体对国家客体的印象和评价，是一系列局部形象相互配合、综合而成的有机整体。个人的知识、人格、动机和情感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对同一国家的国家形象认知出现差异，从而导致行为的不同。传统研究通过勾连经济现代化和民族主义兴起之间的必然联系，特别是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赖中寻找民族主义的根源，将经济因素视为民族主义历史崛起的核心，从而突出排他性。但民族主义不能被简化为经济贸易往来的副作用，经济民族主义的内生逻辑认为：任何主体或活动的价值与合法性主要取决于对本国经济的贡献，这导致其他国家成为“企业行为者”，其整体印象的好坏取决于具体的经济实践是否促进了本民族的经济发展。以往对经济民族主义与国家形象的关联多从自我身份认同入手，强调具体事件中大众关于同一性的确认，不仅缺乏他者身份的视角，更简化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实际影响。因此，本研究尝试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双重语境下，整合中越两国之间的经贸议题，如中越两国经贸往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聚焦越南公众的中国整体形象认知，提出研究问题：

RQ1：在经济民族主义语境下，越南公众的中越经贸议题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之间有何关联？

越南自实行革新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就，公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断提高，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升温。一方面，中国资本的大量涌入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越南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也更容易被视为导致越南国内经济停滞的简单化表面原因，引发社会公众的不满。这使得自然资源、网络设施、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中越经贸合作议题粘连在一起，引发越南民族主义的连锁反应，中国的他者形象成为越南公众民族情绪的宣泄口：2009年越南公众对中国企业参与承包中部铝土矿项目表示强烈反对；2014年因“981”钻井平台事件越南暴发群众游行，中资企业和华人工厂被“打、砸、抢、烧”；2018年越南《特区法》草案引发的示威抗议中出现了“土地不租给中国”的标语。越南公众的民族主义表达超越了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通过附属经济领域的制度和实践来实现。

但越南的排华事件并不意味着越南政府忽视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对于革新开放的重要性，更不意味着越南人民对中国存在普遍的防备甚至是敌意。从国际格局和国家战略上看，面对“印太战略”方案的拉拢，越南政府选择采取“竹子外交”政策，既有所靠近又保持警惕，与此同时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从而为越南国内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在跨境经济合作的两国协同中，越南北部的多个省份都有较好表现，特别是奠边、莱州、老街、何江、高平、谅山、广宁七省与中国云南、广西的沟通机制运行稳定。从社会交往和居民生活来讲，秦汉时期中国南部居民就曾大批迁移至越南的红河平原一带；距今五百多年前的明朝，越南京族祖先被中国北部湾沿海丰富的物产资源所吸引，迁移到广西防城一带；近现代以来越南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和频繁迁移不仅繁荣了边境地区的经济，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土居民的生活水平。基于长久和深入的跨境经济往来，中越两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婚姻、宗教等关系得到全面深入的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a：越南公众关于中国经济实力影响的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呈正相关；

H1b：越南公众关于两国经贸往来影响的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呈正相关。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探索经济合作新机制，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公共产品。普通公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态度不仅影响经济贸易活动实践，更从侧面反映了对中国形象的整体认知。“秩序补充论”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理念是一种东亚秩序自主性的“共生”哲学和“共治”智慧，是对现有世界秩序的补充。因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规范性内容是亲市场和多元化的，中国是追求平等和尊重的发展伙伴形象。“秩序颠覆论”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建构软平衡战略与确立大国合法性的工具，中国的形象不仅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也逐渐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挑战者。对于东盟十一国而言，越来越多的公众选择接受中国和拥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期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2024年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报告提到：31.3%的东盟受访者表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合作机制的积极补充；30%的越南受访者认为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合作是有益于本国的。

与此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地区、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贡献也成为普通公众评估中国形象的重要参考。世界银行2019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显著：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可以帮助760万人摆脱极度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倡议的落地还能促使全球收入增长约5万亿至9万亿美元。其中东亚地区的收益率最高，整体实际收入增长预计达到2.2%。更加具体的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交通项目将现有沿线贸易的交易时间减少了2.8%～4.4%。如果沿线国家深化贸易协定并改善市场准入，倡议还将使地区整体出口总额增加11.2%～12.9%。此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还对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和节能减排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系统论视角下，越南公众欢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内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出的美好愿景，但因尚不清楚具体计划和相关细节，所以担心倡议单方面利于中国。因此，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特别强调：“高质量基础设施应确保在全周期内切实可行、价格合理、包容可及、广泛受益，有助于参与国可持续发展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东道国更多地参与，以及双边合作项目“本地化”程度的加深，公众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实效的担忧也会大大减轻。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宏观影响与中国的形象认知显著正相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贸易投资的中介效应均会显著提升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和认同。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a：越南公众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呈正相关；

H2b：越南公众关于倡议对全球经济影响的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呈正相关。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第一站，越南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回顾中越两国合作历史可以发现，越南官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态度经历了犹疑到谨慎欢迎的转变，并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是越南第一个进出口总额超过两千亿美元的贸易伙伴。2024年越南对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创纪录的2052亿美元，较2023年增加333亿美元。越南意识到，对华贸易在越南对外贸易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一个拥有发达经济、现代科学、丰富文化和相似政治制度的中国有利于其发展。同样，越南公众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也将持续受到中国经济因素的影响。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资本和建筑公司可以满足越南经济增长带来的现实需求。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助于越南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也为越南产品更快速地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便利平台。整体而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向溢出效应已进入显性化阶段。特别是铁路和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形成实质性的助推，并有效拉动了沿线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城市基础设施将各种人类或非人类主体带入庞大的关系网络，并影响着公众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对于越南普通公众而言，中国资本参建项目的落地质量显得更加重要。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a：越南公众关于倡议对本国经济影响的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呈正相关；

H3b：越南公众关于倡议对本国基建影响的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呈正相关。

大众不仅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也在新的全球环境中策略性地表达民族主义。防御性的经济民族主义立场基于大众对国家的承诺，突出他者的敌对姿态。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立场突出“发展思维”，相信持续不断的投资和技术升级是国家繁荣的动力，强调本国应该抓住他者提供的新机遇并确立全球影响力。而媒介技术往往通过信息场景和文化形态参与公众的日常，实现对感知、经验乃至行为的中介。

首先，越南传统媒体通过舆论调动经济民族主义的积极性，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凝聚内生动力和外部支持。例如，越南新闻法第六条规定：媒体有义务“提供国内和国际形势的真实信息”，同时“开展宣传，传播有关且有利于建设维护党的方向方针、政策法规的信息”。政治立场、宗教事务、公民权利以及中越关系等话题将会被重点审查。此外，所有主要媒体的管理者都须参加越南通讯传媒部（MIC）组织的每周例会，会议将提供重点新闻话题的应对建议。在多重机制的影响下，越南传统媒体的叙事逻辑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往往保持一致，据此将公众的愤怒和敌意转化为更积极的亲政府民族主义。例如，在越南铝土矿开采事件中，部分越南公众产生了“中国资本的参与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不良影响”“中国劳动力涌入是对当地居民就业机会的抢占”等负面认知。但媒体后续报道表明这些铝土矿项目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包括但不限于促进中部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长，转变区域经济产业结构、改善当地人民生活等。与此同时，中越广电合作机制也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5年聚焦中越最具代表性合作项目，展现两国命运与共的合拍纪录片《发展之路》在越南多个电视频道上映。

其次，社交媒体的相对匿名、广泛可及、容易操作和用户生成内容等特征降低了越南公众传播民族主义情绪的门槛。以Facebook和YouTube为代表的美国企业数字平台在塑造越南公众舆论方面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例如在2015年初，Facebook的越南用户数量就达到3000万，并逐渐成为国内激进主义话语的宣泄口。越南公众不仅借助Facebook发起线下社会运动实现自我治理；还就越柬领土争议、中越南海问题等地缘政治议题表达自身观点，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民族主义类型。但不加监管和批判的媒体往往强化了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因此越南政府在允许国外社交媒体平台运营的同时，严格管理其在社会话语中的使用和延伸。就越南公共领域的现状而言，Facebook并不总是一个可持续的、可接近的、理性和包容的公共空间。TikTok的出现转变了越南公众的社交媒体消费模式，个人不仅被赋予了自由创作内容的权利，更可以借此获取更加丰富的专业知识，日常娱乐和实用主义逐渐缩小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空间，公众更有可能认真对待社交媒体平台上积极乐观的信息和充满活力的内容。2018年5月，TikTok迅速上升至越南的社交网络应用程序下载榜首，超过美国的Facebook、越南本土的Zalo迅速走红。截至2024年1月，TikTok已经成为越南第二大国外社交媒体，拥有6770万名用户。公众与TikTok的碰撞更是刺激了越南国内旅游观光业的发展：2019年岘港“打卡”的相关视频播放总数超过1241亿，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公众到越南诸多景点进行实地体验，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基于不同媒介在越南舆论空间中的介入，以及越南公众的媒介使用惯习和话语实践，提出假设：

H4a：传统媒介接触在中越经贸议题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之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H4b：网络媒介接触在中越经贸议题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之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数据来源于华中科技大学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寰球民意指数”（2023）与“寰球民意指数”（2024）调查。该调查由全球知名研究机构Qualtrics公司分别于2022年11月至12月和2024年1月至3月针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开展。正式调查执行期间，依据指定问题缺失作答情况筛除无效样本，确保调查结果的整体质量。本文的研究样本来源于对越南进行的民意调查数据，其中2023年的有效问卷样本数为1026份，2024年的有效问卷样本数为601份。

2023年的样本结构为：性别上，男性占58.58%，女性占41.13%（存在3个拒绝回答样本）；年龄分布在18至69岁，平均年龄为31.67岁；教育程度上，高中及以下占15.69%，大专和本科占79.34%，研究生及以上4.97%；在10级量表上，被访者家庭收入均值为6.31（Sd=1.73）。2024年的样本结构为：性别上，男性占50.08%，女性占49.42%（存在3个拒绝回答样本）；年龄上，年龄分布在18至85岁，平均年龄为38.81岁；教育程度上，高中及以下占19.47%，大专和本科占71.88%，研究生及以上8.65%；在10级量表上，被访者家庭收入均值为6.49（Sd=1.75）。

1. 自变量。中越经贸议题认知。借鉴以往对经济议题与国家形象的探讨，首先，本研究从宏观层面的经济和贸易议题入手，采用5级量表测量越南公众关于中国经济实力持续提升对越南国家的影响认知，以及两国经贸往来频繁对越南个人的影响认知（1=非常消极，5=非常积极）；其次，聚焦中越经贸合作议题中最广泛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采用5级量表测量越南公众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越南社会基建的影响四个大项认知（1=非常消极，5=非常积极）。2023年（KMO=0.75，p

2. 调节变量。媒介接触。借助5级量表考察受访者获取国外新闻信息的媒介使用偏好和频率（1=从不，5=很多）：（1）报纸杂志；（2）广播电视；（3）新闻网站；（4）社交媒体。2023年（KMO=0.71，p

3. 因变量。中国整体形象认知。采用10级量表进行测量，询问受访者关于中国的整体印象（1=“非常差”，10=“非常好”），数值越大代表受访者的中国整体形象认知越积极。结果显示，2023年越南受访者的中国整体形象认知均值M=5.71（Sd=2.45），2024年越南受访者的中国整体形象认知均值M=6.16（Sd=2.44）。

4. 控制变量。基于研究目的和核心问题，将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结构变量纳入控制范围。其中，性别（男=1，女=2）、年龄（18至24岁=1，25至34岁=2，35至55岁=3，56至60岁=4，61岁以上=5）、有无到访中国（有=1，无=0）为分类变量，家庭收入水平和生活满意程度为连续变量。

为检验越南公众的中越经贸议题认知如何影响中国整体形象认知，即假设H1、H2、H3是否成立，以“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对越南国家的影响认知”“两国经贸往来频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认知”“‘一带一路’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知”“‘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认知”“‘一带一路’倡议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影响认知”“‘一带一路’倡议对越南社会基建的影响认知”为自变量，以中国整体形象认知（Y）为因变量，将控制变量纳入回归分析。

为检验两种媒介接触可能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采用Hayes提出的多重调节效应模型（multiple moderation model）进行分析。分别以“经济利越”（X₁）、“倡议普惠”（X₂）、“倡议惠越”（X₃）三个中越经贸议题认知为自变量，以“传统媒介接触”（W）和“网络媒介接触”（Z）为调节变量，以中国整体形象认知（Y）为因变量，如图1所示：其中b₁是当两个调节变量W和Z为0时，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效应；b₂是当自变量X为0时，调节变量W对因变量Y的效应；b₃是当自变量X为0时，调节变量Z对因变量Y的效应；b₄是当调节变量W变化一个单位，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效应变化；b₅是当调节变量Z变化一个单位，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效应变化。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总体调节效应E=b₁+b₄W+b₅Z。在具体操作上，使用SPSS25.0软件和Process插件的v4.1版本，设定95%置信区间进行5000次重复抽样，检验两种不同的媒介接触在中越经贸议题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之间的调节作用。

首先，两次“寰球民意指数”调查数据显示（表1）：越南公众的中国整体形象认知评价均值由5.71上升至6.16。但需要说明的是，首先，在两次越南公众心目中的其他国家整体印象排名中，日本和美国均分列第一和第二位，中国都处在二十名以后，且整体形象评价均值低于平均水平。这一结果可以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调查相比较。其次，在中越经贸议题的宏观影响上，越南公众均持较为积极的态度。其中，越南公众关于“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对越南国家的影响认知”评价更加积极；关于“两国经贸往来频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认知”评价亦更加积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影响上，越南公众的认知出现细微变化：越南公众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知”均值出现回落；但越南公众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认知仍然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惠及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议题上，越南公众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的积极态度。其中，越南公众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影响认知”水平保持不变；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对越南社会基建的影响认知”的评价虽然从3.58微降至3.57，但仍较为积极。

其次，在中越经贸议题认知作用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中：所有自变量的容差值均大于0且接近1，VIF（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这说明研究中多重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小，共线性不强，构建模型的有效性较好。结果显示（表2）：2023年，“家庭收入水平”和“是否到访过中国”是显著的预测变量。具体而言，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越南公众对中国的印象越好，同时到访过中国的越南公众对中国的印象更好。2024年，“是否到访过中国”也是显著的预测变量，即到访过中国的越南公众对中国的印象较好。综上，是否到访过中国成为影响越南公众中国整体形象认知的重要现实因素。

此外，根据模型2，2023年，越南公众的“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对越南国家的影响认知”（B=0.674，p<0.001）、“两国经贸往来频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认知”（B=0.400，p<0.001）、“‘一带一路’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知”（B=0.260，p<0.001）均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呈正相关。根据模型4，2024年，越南公众的“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对越南国家的影响认知”（B=0.231，p<0.05）、“两国经贸往来频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认知”（B=0.719，p<0.001）、“‘一带一路’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知”（B=0.230，p<0.05）也都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呈正相关。由此，越南公众关于中国经济实力持续提升对本国的影响认知、两国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认知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越积极，其中国整体形象认知也就越积极。假设H1a、H1b、H2a得到支持，假设H2b、H3a、H3b被推翻。

最后，多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见表3）：2023年，“倡议普惠×网络媒介接触”（t=3.159，p

2024年，仅有“倡议惠越×网络媒介接触”（t=2.392，p<0.05）一个交互项呈现显著性，因此该年度越南公众不同的媒介接触行为并不会影响中越经贸议题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之间的关系。但越南公众的网络媒介接触在“倡议惠越”议题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值得关注。H4b仅得到部分支持。

基于“寰球民意指数”（2023）和“寰球民意指数”（2024）的越南调查数据，通过分析越南公众的中越经贸议题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越南公众的中国整体形象认知上，两年来越南公众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变好，但仍低于对其他世界主要国家印象的平均水平。在具体的中越经贸议题认知上，越南公众关于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对越南国家的影响、中越两国经贸往来频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评价变得更加积极；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越南经济整体发展的影响评价保持不变；但越南公众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越南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评价出现微降；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变得更加消极。就越南公众的中越经贸议题认知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之间的关系而言，越南公众关于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对越南国家的影响认知、关于两国经贸往来频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认知、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与中国的整体形象认知呈现正相关。就越南公众两类媒介接触的调节作用而言，一方面，越南公众的网络媒介接触不仅能够持续在“倡议惠越”议题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之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且还能在“倡议普惠”议题与中国整体形象认知之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相对而言，越南公众传统媒介接触行为的调节作用不具备持续性。另一方面，越南公众高频率的网络媒介接触更能够增强“倡议惠越”议题认知对中国整体形象认知的正向影响。

两年间，越南公众中国形象认知提升，既是中越经贸关系向制度型合作深化转型的镜像投射，亦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在越南系统性推进产生的叠加效应使然。然而根据两次民意调查的结果，日本和美国是越南公众心目中整体形象最好的国家，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系统理念和实际落地仍有待考量。越南公众“亲近又疏离”的矛盾心理概源自经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二元张力结构，一方面，根植于民族抗殖的历史记忆和近现代中越关系的重构，通过有选择性地激活“侵略”与“反侵略”叙事，构建起警惕“北方巨龙”的集体记忆防火墙；另一方面，则发轫于全球化语境下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和国家革新开放的现实需求。只有借助中越产能协作才能实现国内的技术跃迁，因而中越经贸合作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定向现代化”和论证发展模式合法性的现实工具。故而，民族独立的根本原则和经济发展的开放转向成为拉扯越南经济民族主义的两极：越南国内舆论一边将中国视为必须保持警惕的危险对象，即“大国冲击”，习惯性地在中越经贸合作议题上表达对越南经济过度依赖中国和自身独立发展的担忧；一边将中国看作良性甚至相当积极的贸易合作伙伴，即“中国机遇”，认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越南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基于越南公众对华认知的建构机制，只有通过经济民族主义框架下“主权焦虑-发展殷切”双重制度张力的动态调试，对中越经贸合作的叙事符号体系进行战略性调整，才能将中国形象从传统的地缘竞合维度延伸至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共意共情实践中。

伴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产业链地位的不断提升，越南在中越两国经贸合作中的议价能力随之增强，普通公众关于中越两国的经贸往来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变得更加现实。研究证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越南经济发展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成为当下越南公众评价中国国家形象最直观、最重要的指标。鉴于此，提升越南公众的中国形象认知，增进越南公众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的理解和支持，理应聚焦大众日常生活实践和基础设施的空间意义关联，从而建构地方认同。地方是被界定和赋予经验意义的空间，由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经济、文化、空间的生产方式形塑。越南是东南亚最愿意借鉴中国经验的国家，这种借鉴不仅是自愿的还是选择性的，大多数的中国因素都被过滤和调整以适用当地的需要。越南的“中国化”可以理解为中国元素的“越南化”，所以“中国设计、中国设备、中国施工”的基建项目对越南公众而言不一定是可见的。跨国基础设施项目的物质性呈现虽然可以通过钢筋混凝土的建筑拓扑结构和工程典礼仪式的符码展演达成具身认知，但地方认同源于地方时间与日常实践的交织：集体时序内化为感知模式，器物实践将空间转化为身体依恋。增进越南公众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要求超越视觉表征的符号霸权，深入了解越南公众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形成的时空惯习，特别是个人和群体生活的愿望和规律。如中国参与建设的地铁项目对沿线居民出行的具体影响：是基于科学规划和细致评估后的绿色高效施工？还是打破了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平衡？是提升了通勤效率和居民幸福感？还是破坏了城市的空间布局和街道活力？这些大众生活的具体场景和规则框架是共同时空矩阵下的切实感受，不仅关乎越南的社会价值观和民族精神，更影响着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和印象。

越南公众的网络媒介接触在“倡议惠越”议题认知与中国形象认知之间呈现显著的中介调节效应。该发现表明：中国国家形象的多维立体建构亟须把握数字媒介深度嵌入越南民众日常生活的技术情境，完善社交媒体平台中关于两国经贸合作的文化叙事和话语策略，强化制度性安排对越南社会的正向溢出效应。在数字技术赋权和全球话语博弈层面，TikTok作为平台社会语境下跨文化传播的创新实践，为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认知框架和重构文明对话范式提供了可能。讲好中越两国经贸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越南故事，需要借助用户生成内容的分布式叙事消解传统国际传播中的不平等权力结构，以纪实性的场景拼贴与沉浸式的情感共振创新后真相时代的叙事逻辑，通过普通公众的底层编码重塑命运共同体的柔性表达，削弱海外媒体关于中国的片面叙事和偏见话语，形成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毛细血管式抵抗。但需注意的是，社交媒体平台是一种不稳定的“永久测试版”平台，这些脆弱的、暂时的结构需要在适当的背景下阐释。聚焦中越经贸合作对越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赋能，建构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需要突破“造船出海”的单向传播逻辑，从文化景观的地方性出发深化情感认同。具体而言，越南文化以东南亚文化元素为基础，折射并中和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例如，在越南“女神精神”的文学作品中，女性的悲剧设定是因为儒教精神的深刻影响，但将这种精神寄托于神灵世界又是一种文化防卫。越南公众的认知在长时间范围里已经形成一种复杂的心理机制，以此平衡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正统规约与平庸日常的对立。因此，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的跨文化传播界面中，既要通过解码越南红河三角洲稻作文明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互文性，激活文化基因库中的情感通约符号，还应进一步完善自下而上的叙事框架，将经济合作成果转化为民生改善的象征资本，实现从贸易数据可视化到发展理念具象化的意义跃升。最终跨越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实现数字网络团结到现实共同体建构的转变。

校对｜和琳

来源：东南亚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