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叙伦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首任民进中央主席。1946年6月，他在下关事件中曾被国民党特务打成重伤，1947年底秘密转移至香港继续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投身新政协运动，同年11月底他与许广平等民主人士秘密离开香港北上东北解

马叙伦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首任民进中央主席。1946年6月，他在下关事件中曾被国民党特务打成重伤，1947年底秘密转移至香港继续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投身新政协运动，同年11月底他与许广平等民主人士秘密离开香港北上东北解放区。

1955年4月27日，马叙伦70岁留影

“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

抗战胜利后不久，1945年8月29日—10月10日，国共两党就中国未来前途和建设大计在重庆举行谈判并达成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其中关于和平建国、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法化等内容备受关注。

然而，国民党奉行的是一条假和平、真内战的路线，《双十协定》刚签，蒋介石就下发军事进攻的密令，人民渴望安宁的愿望再次遭受挫伤，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内战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重新调整了对华政策。12月15日，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处”内战，“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代表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发表公报，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的团结与民主化，广泛地吸收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机构中，并且必须停止内争”（《让历史告诉未来》，朱维群主编，华文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14页）……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实现民主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重要步骤。在重重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协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1946年1月10日至31日，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及社会贤达五个方面参加的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达成五项决议，各党派达成一致原则的意见：把一党训政的国民政府改组为多党的联合政府，由其主持国大代表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实现民主宪政。同时，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草案。

然而，国民党方面却认为“所有本党之纲以及总理主张以及其五五宪草全部在根本上整个推翻，重新换取一套不三不四道听途说之妄议”（杨天石：1946年的政协会议为什么功败垂成——围绕《宪草修改原则》的争论考察，《领导者》杂志总第52期）“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580页）

“旧政协”带来的和平太过短暂，自停战令生效至6月间，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攻多达4300余次，出动兵力270余万人次。马歇尔对调停也感到无能为力。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内战全面爆发。

其间，国民党不断制造事端、血案，镇压民主运动和民主人士。沧白堂事件、较场口血案、下关事件，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等事件激起了海内外爱好和平人士的义愤，有识之士慨叹：嗜权而至如此下作，也就无药可药了。这也使民众认识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倒在血泊中的是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唤醒的是千千万万的革命民众，向国民党反动派求和平无异于与虎谋皮，是根本办不到的，只有团结起来自己去争取。7月17日，在民盟商定悼念李、闻两烈士的会上，马叙伦提议“李公朴不应国葬，因为他反对这个不民主的国家，而应该举行人民葬，因为他是为人民而死的”（《文汇报》1946年7月17日）。马叙伦以大无畏的精神敬告国民党反动派：“我的历史上一部分正与李闻两先生相同，我自然预备着接受一颗子弹，但是我也预备送还他一颗原子炸弹”（江渤著：《马叙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192页）。他曾亲书横幅“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人站起来”送给中共代表团。

1946年6月23日，以马叙伦（右一）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部分成员出发前在上海北火车站的合影，右三为雷洁琼。

1946年6月23日，马叙伦、雷洁琼等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成员从上海出发赴南京谒见蒋介石、马歇尔和周恩来。他们一路受到阻挠，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时，军警及所谓苏北难民百余人，从两侧包围过来，叫嚣“打共产党代表”“叫姓马的站出来”（《新华日报》，1946年6月28日），对代表团成员围攻数小时并大打出手，马叙伦、雷洁琼等均受重伤。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马叙伦镇定自若，毫不畏惧地说：“来的时候，早经决定，为着国家民族，拼了这条命”“四十多年民主政治的愿望没有达到，反使人民痛苦到这样田地，内心的苦痛，比死还要难过，如果他们给我一顿打死，是成全了我”（《民主》，第38期）。

与国民党反动派阻挠和殴打的暴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连夜前往南京中央医院分院看望受伤代表。周恩来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新华日报》，1946年6月28日）。马叙伦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国革命史讲义》，第29页）。

“下关事件”后，许广平在《文汇报》（《文汇报》1946年6月28日）上发表公开信，谴责反动派的暴行，声援代表团，慰问雷洁琼。她说：“我们车站握别，正期安抵都门，何图暴徒伪装难民，实行有计划的聚歼！皇皇都门，任令出此凶暴，职责所在，难辞其咎。”“尤可痛者，凶徒无耻下流，毒殴之外，更兼裂衣露体，羞我女界，而浦煕修女记者及其他妇女，亦同遭殴辱。于此，更使我们加增一层认识与坚决其应走的步武……”

马叙伦、雷洁琼等七个受伤者表达了他们的意见。马叙伦说：“我们虽则被殴受伤，但是，我们对于和平的努力始终不敢少懈，我希望上海以及全国的人民必须仍向这个方向共同努力，把国家于危险中救出。”雷洁琼说：“只要国家实现和平，我的受伤是有价值的”……

抗战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均占据领导地位的国民党，在一系列反民主、反人民的倒行逆施之下，终于失尽民心，也失去了民主党派对它的耐心，最终使民主党派走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

“转捩时局的曙钟”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加大了对进步民主力量的打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不得不转移至地下，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到1947年底，除民主建国会和九三学社总部继续留在内地坚持斗争外，其他民主党派总部及主要领导人相继转移至香港。

1948年上半年，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各民主党派也逐渐恢复活动并且公开拥护中国共产党。此时，国内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各阶层的意愿上，中共都具备了发布“五一口号”、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条件。

“五一口号”应运而生。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全文。

毛泽东对“五一口号”进行了多处修改，最终形成23条，其中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马叙伦从上海转移至香港后不久，于1948年初连续在《华商报》上发表《做中国人该勇敢地迎接大革命》《从“正名”说到民主国家的叛逆》《中国人民不会再受骗》《我们该大踏步前进》等政论文章。指出“民主是中国人民一致要求，挡着民主实现的便是人民的敌人”“南京政权的垮台，是美国最担心的。因为南京政府垮台，美国便没有给他效劳的工具了。‘图穷而匕现’就在这里。……还得告诉你，你那件工具，是不可雕的朽木，他快坏了，也扶不起的，不要做亏本生意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主义的为解放绝大多数的工农民众而有武力的集团，是工农民众的救星，是为国家人民而斗争的先锋集团”。

当时，在香港的民进会员并不多，马叙伦与王绍鏊、徐伯昕等人根据需要，吸收了一些新会员，成立了“港九分会”，他们常以星期五聚会的方式，秘密联系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潘汉年、方方等中共香港分局的同志，座谈国内形势，讨论斗争策略。

马叙伦先从广播中听到“五一口号”，当他看到全文后，便立即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由于这是当时较早的一篇响应性文章，而那时香港正聚集着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文化精英，故而其影响极大。这篇近5000字的文章，一开始便表达了对革命胜利即将到来而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中国共产党在本年五月一日为纪念劳动节发表了廿三个口号，被压迫到香港的我们，幸运地先听得了，我们感觉到无限的兴奋。现在我们并且晓得国内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不论哪一方面，只除反动派以外，都‘延颈企踵’希望即刻看到全文。因为他们都晓得，这些口号一定给新中国前途带来无限的喜慰。”他高呼：“太阳就要出来了！”称“这次的口号，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等于一篇胜利的‘檄文’”，公开明确表示“上次政协是反民主的反动集团做主体，而伪民主派也参加了的，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这是质的不同。”

“五五通电”全文

《华商报》刊发“五一口号”全文后，著名的双周会谈在5月1日、2日连续两天进行讨论。指出，“五一口号”最引起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重视和兴奋的是第五条，中共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其不搞一党专政的诚意，应该在海内外立即发起新政协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经过激烈讨论，马叙伦与李济深等12人当即决定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促进完成大业，并推举马叙伦起草了著名的“五五通电”。通电掷地有声地指出“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认为“五一口号”第五项“适合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仁等之本旨”；号召“国内外各界及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5月24日，民进在《华商报》上发表宣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不仅座谈，更应行动》，指出：“本会誓为实现此高尚目的与中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奋斗，使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早召开，进而有步骤地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6月23日，马叙伦与郭沫若等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理事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认为“中共五一口号第五项，非常合时宜地指出了一条真理之路，一条全国人民所迫切要求的唯一的胜利之路。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愿意表示崇高而热烈的敬意，因为它这一号召证明了它的一切领导人民奋斗的胜利确是为着我们人民，为着我们的民族，它并不因为自己奋斗而独吞胜利的果实，包办一切。”

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此《纲领》的基本精神与后来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一致的。

其间和之后，台盟、民建、致公、民盟等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海外华侨等也纷纷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在香港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政协运动。随后，大批民主人士陆续奔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活动，由此拉开筹建新中国的序幕。

“风涛壮我行”

“五一口号”发布前三天，毛泽东致信北平市委书记刘仁，请他明确告诉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中共准备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召开各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会议，名称拟定为“政治协商会议”。并请刘仁妥善转告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珩等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提出1948年秋在哈尔滨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五一口号”发布次日，毛泽东致信避居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在香港主持盟务工作的沈钧儒，以协商的口吻具体提出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原则等问题，并就“五一口号”第五项作进一步的阐释。

因交通阻隔等原因，时隔近3个月后的8月1日，毛泽东正式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为新政协召开问题复电香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商新政协各项事宜，极大地鼓舞了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他们决心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明确为了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还必须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团结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党的周围，并为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做好准备。在这样的大局和形势任务下，把解放区以外的知名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成为召开新政协的前提条件。当时，比较稳固且解放了的大城市的解放区只有东北和华北两个，而在这两个解放区与民主人士相对集中的香港、上海、广州、北平等地之间隔着大片的国统区和交战区，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新政协、阻止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加紧了监控和拦截。保密局毛人凤还在蒋介石亲自授意下制定了87人暗杀名单，民主人士的处境十分险恶。史学界将组织民主党派和各方面民主人士集中到解放区这一行动及过程，称之为“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秘密北上”。“北上”成为当时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的重中之重，落实“五一口号”的具体行动。

1949年2月28日，“知北游”一行27人离港北上，图为部分人士在“中华号”上合影。二排左起：包达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三排左起：傅彬然、沈体兰、宋云彬、张絅伯、郑振铎、叶圣陶、王芸生。

形势发展的结果是，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民主人士陆续分批“北上”到达解放区，并与中共中央代表就召开新政协会议诸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1948年秋，周建人举家秘密转移到河北平山县李家庄。图为周建人一家在李家庄合影。

“北上”一路称为“北线”，主要是将平津沪等地的民主人士集中到河北平山县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的李家庄；另一路为“南线”，即经由香港北上到达东北解放区。从1948年秋开始，由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周恩来亲自拟定邀请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名单，指挥组织了“北上”。

由于当时香港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整个接送任务中最艰难的，所以接送的重心也聚焦在香港。从1948年9月起，因为陆空交通完全中断，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离港北上的方式只能是从海上运送。

为缩小目标、保证安全，南线第一批北上民主人士只安排了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4人，于1948年9月13日乘苏联“波尔塔瓦”轮船从香港出发，9月27日抵达朝鲜罗津港登陆，于29日抵达哈尔滨，入住马迭尔宾馆。在马迭尔，他们与先后到达的朱学范、王绍鏊（《王绍鏊纪念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80页记“十月二日午后六时三十五分抵达哈尔滨站”）、李德全等参与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这项奠定新政协基础的文件制定工作。这份文件从草案到定稿，经历了近两个月时间，是西柏坡、哈尔滨、香港等地共同演奏的一曲“大合唱”，中共中央发挥了“指挥”的作用。

第一批民主人士凭空“消失”引发震动，增加了其后行动的难度。马叙伦、许广平母子与郭沫若等是第二批出发的。原定10月中旬出发，但由于租用的苏联货轮入港后发生碰撞需要修理，所以行期推迟到11月23日。为了保密和安全，许多“北上”民主人士都没带家属。马叙伦上船之初既思念妻子和年幼的女儿，更向往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思绪交结，赋五言古体诗《发香港北行赴政治协商会议》：南来岁将晚，北去夜登程，知妇垂离泪，闻儿索父声，戎马怜人苦，风涛壮我行，何为此伋伋，有凤在岐鸣。人民争解放，血汗岂无酬，耕者亡秦族，商人断莾头，百郭传定书，千猷借箸筹，群贤非易聚，庄重达神州。

由于当时大连港被苏联红军管辖，不允许外国货轮停靠，所以马叙伦一行被迫在海上漂泊，12月4日才在大连与丹东之间的大王家岛登陆。他们到达东北时，辽沈战役已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捷报传来，大家欢欣鼓舞，马叙伦执笔，以中国民主促进会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表示祝贺：“人民解放战争，未及三年，胜利无算……遂使民主之光，焕若朝阳；独裁之焰，微同爝火。……凯歌讴遍，大业永昌；作大寰民主之矜式，为世界和平之保障。……”电文中充分表达了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对共产党、解放军衷心拥戴之情。12月6日，他们一行最先入住沈阳铁路宾馆（原名大和旅馆，现名辽宁宾馆）。

第三批有李济深、茅盾夫妇等20余人，在圣诞节放假期间离港，船行中迎来了1949年元旦，李济深写下了著名的新体诗：“一心一意，为着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离港后第四天，《华商报》刊登他事先写好的《元旦献词》，欢呼“人民革命已获得决定性胜利”。他们一行于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1月10日到达沈阳。至此，三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全部抵达东北解放区并在沈阳会合。

元旦过后，《华商报》才发表一则简短消息，“李济深等离港北上参加政协”，消息虽短，却是爆炸性的。此时，香港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港英当局加紧对水陆交通的控制，国民党更是将盯梢恐吓手段用到了极致，但这并没能阻止民主人士及文化精英北上的脚步，很快郑振铎、叶圣陶、胡墨林、傅彬然、徐伯昕、柯灵（郑振铎、叶圣陶、胡墨林、傅彬然系“知北游”成员，其中叶、胡、傅北上时还未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徐伯昕北上所乘系搭载了250余人的“宝通号”）等也陆续北上。此刻，在国统区的周建人、严景耀、雷洁琼、葛志成等民进成员及其他民主人士也陆续秘密由北平、上海或香港等地辗转从北线到达河北平山县李家庄。

“听取传书奏凯回”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已是内外交困，人心尽失。蒋介石无奈于元旦发表求和声明，美国也希望在中国扶植新势力，组织“新第三方面”来维护其在华利益。然而，此时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已不会再为他们的“和平攻势”所迷惑，纷纷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评战犯求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等一系列声明主张，痛斥和回击美蒋的“和平”阴谋，坚定地站在了革命和进步的一边。

1949年1月25日，《东北日报》刊发55人联合声明《我们对时局的意见》。

1月22日，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周建人等55人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的声明，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表示将革命进行到底。55人联合声明，是我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集体以书面的形式公开宣布自愿接受中共领导，表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的重大转变，这个声明对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关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为筹备和召开新政协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马叙伦手书其在1949年1月26日东北各界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的口占赋诗。（注：手书中1月27日有误，应为1月26日，“初梨先生”为李楚离，时任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

1月2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等在沈阳宏大影院（原名平安座，现名沈阳市文化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会，热烈欢迎为参加新政协会议而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34人出席大会，20余人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说，马叙伦发表《我们争取的真和平，不是马虎妥协的和平》的演说，并赋诗“一堂敢诩群英会，个个都缘民主来。反动未消怀怒忾，和平有路扫尘埃。后至防风须就戮，末朝封建定成灰。矛头所向无天堑，听取传书奏凯回……”这首即席而赋的诗，代表了马叙伦和民主人士“北上”的初心，以及对胜利的信心。

马叙伦等到来时东北全境刚刚解放，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沈阳等城市已经奇迹般恢复了生机。他们通过走访、参观、座谈等实地了解，切身感受到了解放区有一种不可压倒的力量，是充满着希望的新社会。

2月14日，《新华日报》（华中版）全文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马叙伦等致各地会员电》。电告：“叙伦等已先后进至解放区，一遂平生向慕之愿。据所闻见，中共领导人民解放革命确已成功。由其全心全力为人民利益服务，故所到之处，立被欢迎拥护。今可简要相告者：官兵融成一体，工作者不肯浪费分秒时间。凡事皆有计划，以民主决定。有过即改。官吏不独无贪污，亦少嗜好。人民努力生产，日有进步。军事以至底定，各地人无菜色，道无乞殍。其土改政策益臻完善。保护工商业非虚语。至于教育文化亦在力图改良发展。总之，以伦等粗加考察，如与伪统治区相比，实已不啻天壤之分。”“今南京反动集团罪魁蒋介石卖国殃民，不但毫无悔悟，且执行美帝政策，图以虚伪和平，蒙蔽统治区人民，造成政治进攻之姿势，冀得片刻喘息之机。”“本年元日新华社社论，既揭发内外反动之阴谋：十四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对时局声明更严斥其伪情。毛先生深悉人民经十年战争之痛苦，必追求永久之和平。以此提出八项条件为和谈的基础，实乃符合全国人民一致之意见。上月二十二日伦等已与来解放区之民主人士五十五人发表声明，响应毛先生之主张，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亦有表示，均在支持八项、力促真正和平之迅速实现。”“人民力量如日东升、反动穷途等于枯叶，纵有阴谋，必无幸免。惟伪统治区同胞必将遭受更惨重之荼毒。伦等身在此间，情深里井，同首天南，岂甘独乐。”“此次为人民翻身之革命，进行必须到底，为国家独立之大业必须加紧。”“吾人知在今日革命目标之下，言‘进行调解’者即为反民主之行动，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正和平之罪人。盖反革命即反民主。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之革命，鸿沟竟然绝无调和之可能。”“全国人民亦必共起支援，务达目的而后止。各地同志自必早有成算，力为倡导，号召各阶层民主人士共同击灭为美帝奴才卖国殃民之反动集团其首领蒋介石。”

同日，林伯渠受中共中央委托专程到沈阳迎接民主人士到北平共商建国大计，带来了周恩来写给夷初（马叙伦）、景宋（许广平）两先生的亲笔信：“彝老景宋两先生：得电逾月，尚未作复，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则无时或已。兹乘林伯渠同志出关迎迓之便，特致谦忱，并祝健康。周恩来 二月十四。”

2月23日，马叙伦等从沈阳南站（原名奉天驿，现名沈阳站）登上专列“天津解放号”离开沈阳，奔向早已心往的、崭新的北平。

“此日真开革命花”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假和平阴谋破产，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横扫西北。蒋介石政权崩溃在即。3月25日，中共中央从最后一个农村根据地西柏坡迁驻北平。马叙伦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等到西苑机场热烈欢迎中共中央领导，并陪同毛泽东、朱德阅兵，大家迎着太阳拍了一张大合影。为此，马叙伦豪情满怀，写下了七绝四首：

西山爽翠衔红日，穆穆军容拥帅麾。

总为人民忍劳瘁，行装甫卸检雄狮。

万岁高呼毛泽东，与人衣食即春风。

江南百姓皆昂首，何为迟余解困穷。

烟云回首已成嗟，此日真开革命花。

寄语紫金山下客，与民投地总无差。

射天炮响撼云霄，车可爬山亦足豪。

今日不须持庙告，且输前线破浪涛。

此刻，各民主党派和各方代表陆续从四面八方云集北平。香港、解放区、国统区经过一段时间的新政协运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对新政协达成了高度共识。到1949年6月时，筹备新政协各项工作的条件已经具备。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马叙伦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并被常委会指定担任第六组组长，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等方案。

1949年9月，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民进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汉达、周建人、马叙伦、许广平、王绍鏊；后排左起：梅达君、雷洁琼、徐伯昕、严景耀（候补代表）。

1949年9月，马叙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1949年9月21—30日，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经过民主协商，民进一致推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为正式代表，严景耀为候补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赵朴初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郑振铎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葛志成作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候补代表，冯少山作为全国工商界候补代表出席了大会。另外，当时还不是民进会员的叶圣陶，作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代表出席了大会。马叙伦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并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时年已经64岁的马叙伦在发言中由衷地表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并充满信心地指出：“我们不但得到了胜利，而且能够巩固这个胜利，开始建设新中国。这是有保证的，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最后勉励并号召民进会员：“用最大的努力，从事于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共同建立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此次会议上，马叙伦继续主持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的审查，并在9月25日建议：“我们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还制定不出来，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9月27日大会通过了六项决议，其中一项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年10月1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这些历经重重险阻“北上”寻求光明的民主人士，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属于全中国人民的历史荣光！

来源：民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