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行的，有满腹经纶的学者，准备把大唐的典籍制度“一锅端”；有技艺精湛的工匠，准备把大唐的黑科技“刻在骨子里”；还有虔诚的僧侣，比如空海、最澄，他们来大唐求取真经，回去就开创了日本佛教的新流派，影响至今。

日本，这个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骨子里却藏着一个“大唐魂”！

你敢信吗？

一千多年前，他们不惜一切，漂洋过海，九死一生，就为了“偷师”我大唐！

长安城里随便一个物件，传到日本，都可能被奉为国宝！

甚至，连天皇的称号，都带着“大唐制造”的影子！

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文化朝圣”？

又是什么让日本成了大唐文化的“活化石”？

话说这遣唐使，可不是咱们今天出国旅个游那么轻松惬意，那真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买卖——“小命得自己攥着”。

您想想，一千多年前，没导航没天气预报，茫茫大海，就靠几片木板子，风浪一来，那小船儿就跟饺子进了开水锅似的，上下翻腾。

据史料估算，早期遣唐使团在路上的折损率，高的吓人，有时候能达到三四成！

公元753年，咱们熟悉的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日本，同行的遣唐使藤原清河的船就遭遇了风暴，一路向南漂到了越南，差点客死他乡。

船上的人，要么葬身鱼腹，要么病死途中，能活着踏上大唐土地的，那都是“祖坟冒青烟”的主儿。

这批人都是些什么来头？可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去的。领头的正使、副使，那得是日本朝廷里有头有脸的人物，相当于今天的“部级干部”带队。

随行的，有满腹经纶的学者，准备把大唐的典籍制度“一锅端”；有技艺精湛的工匠，准备把大唐的黑科技“刻在骨子里”；还有虔诚的僧侣，比如空海、最澄，他们来大唐求取真经，回去就开创了日本佛教的新流派，影响至今。

这些人，都是当时日本的精英，他们怀揣着“师夷长技以制夷”（当然，那时候还没这个词，但意思是那个意思）的梦想，或者说是“再造日本”的雄心。

他们心里琢磨着：“大唐这么牛，咱们得学啊！不学，以后怎么在道上混？” 正如日本的《日本书纪》里隐约透出的那种急迫感：“务广求知识，以修政教。”

他们到了长安，那更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花缭乱。长安城，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胡商云集，万国来朝。

日本使者们看到宏伟的宫殿，完善的制度，繁荣的经济，璀璨的文化，心里那个羡慕嫉妒恨啊！不对，是羡慕嫉妒“学”！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从律令制度到诗词歌赋，从绫罗绸缎到茶酒文化，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一块海绵，把大唐的一切都吸干。

比如著名的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在中国待了五十多年，官至秘书监，跟李白、王维都是铁哥们儿。他曾写诗道：“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 字里行间，都是对大唐的无限眷恋。

这些人，就是用生命在为日本“海淘”最先进的文化。他们这趟“海淘”之旅，究竟会给日本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遣唐使们学成归国，那可不是衣锦还乡那么简单，他们带回去的，是足以给日本社会来一次“大换血”的“唐朝PLUS套餐”。

您要问日本“唐化”有多深？这么说吧，当时的日本，简直就是大唐的“铁杆粉丝后援会会长”，恨不得把自己从里到外都打上“大唐制造”的标签。这股“唐风”，那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吹遍了整个大和国。

先看政治层面。日本的“大化改新”听说过吧？那基本就是照着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均田制”抄的作业。

公元701年，日本颁布《大宝律令》，从国家架构到法律条文，几乎是唐朝律令的翻版。

他们甚至把都城都修得跟长安、洛阳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比如平城京（奈良）、平安京（京都），那坊市分离、中轴对称的格局，简直就是长安城的缩小版。

连天皇的权力运作模式，都在努力向大唐皇帝看齐。据说，日本天皇的礼服在特定时期也吸收了唐代皇帝龙袍的元素，那叫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

再看文化生活。这方面就更有意思了。汉字传入日本后，他们一开始是直接用汉字记事，后来觉得不方便，就借用汉字的楷书和草书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和平假名，这才有了咱们今天看到的日文。

唐诗的魅力更是无法挡，上至天皇贵族，下至文人士子，都以能吟诵唐诗为荣。白居易在当时的日本，那简直是“顶流巨星”，他的诗集一传到日本就被疯狂传抄。

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年编成），里面的诗歌风格，浓浓的初唐风韵。还有咱们现在看到的和服，追根溯源，其宽袖、交领的特点，也深受唐代服饰的影响，尤其是贵族女性的“十二单”，那层层叠叠的华美，依稀可见唐代贵妇的襦裙风采。

日本小姐姐们画的妆容，比如一度流行的“引眉”（把眉毛剃掉，在额上重画），也能在唐代仕女图中找到影子。

更别提那些已经融入日本人骨髓的文化符号了。茶道，源于唐代的饮茶习俗；围棋，在唐代盛行，也由遣唐使带回日本发扬光光；甚至连日本的传统乐器，如琵琶、筝，很多都是从唐朝传入并改良的。

日本正仓院，被誉为“丝绸之路的终点”，里面保存了大量唐代文物，从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到各种唐锦，件件都是国宝，见证着那段“唐风东渐”的岁月。

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从国家制度到衣食住行，都在拼命地“复制粘贴”大唐。他们这种“拿来主义”，究竟是出于真心崇拜，还是另有盘算呢？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有时候，一顿“社会的毒打”，比苦口婆心的劝说管用多了。日本对大唐从一开始的“试探性接触”到后来的“死心塌地猛学”，中间就隔了一场“白江口之战”。

这场仗，可以说直接把当时的日本给“打懵圈”了，也彻底打醒了这个“一心想当东亚扛把子”的学生仔。

那是公元663年，朝鲜半岛上，百济、高句丽、新罗三国杀得“热火朝天”。百济被唐和新罗联军给灭了，但不甘心啊，就向隔壁的“老大哥”日本求救。

当时的日本，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也想在半岛上分一杯羹，于是乎，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一拍大腿：“救！必须救！顺便扬我国威！”

于是，日本派出了举国精锐，号称几万大军，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杀向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他们心里的小九九是：“我大和健儿天下无敌，打你个唐军还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结果呢？现实啪啪打脸。唐朝这边带队的是名将刘仁轨，他手里的兵力远不如日军，但唐军装备精良，战术先进。史书记载，唐军战船“艨艟”，高大坚固，而日军的船只相对简陋。刘仁轨指挥若定，利用火攻，四战四捷。

那场面，简直是“关公面前耍大刀——自不量力”。《旧唐书》记载：“（日军）艨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日本水军几乎全军覆没，主将都死翘翘了。

消息传回日本，朝野震动，那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们这才明白，自己跟大唐的差距，那不是一星半点儿，简直是“鸡蛋碰石头”。

这场惨败，对日本的刺激太大了。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认知被刷新了”。他们意识到，光靠蛮力是不行的，得学习先进文化和技术。

天智天皇掌权后，痛定思痛，开始更加积极地派遣唐使，学习唐朝的制度和文化，那劲头，比以前更足了。

可以说，白江口之战，是大唐用硬实力给日本上了一堂“国防教育课”，告诉他们：“小子，想学东西，态度得端正！” 从此以后，日本对大唐的态度，从可能还带有一丝不服和觊觎，彻底转变为“五体投地”式的崇拜和学习。

正如《日本书纪》中对战败的描述虽然简略，但其后日本国内加速改革、派遣唐使的频率和规模都显著提升，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他们这种“挨打后更积极学习”的劲头，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这种心态，对他们后来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呢？

按理说，朝代更迭，人走茶凉，是很正常的事。公元907年，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在中原的烽火中落幕了。

可有意思的是，远在东瀛的日本，这位大唐的“头号铁粉”，并没有因为“爱豆塌房”就立刻“脱粉回踩”，反而把“唐文化”当成了传家宝，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这股执念，究竟从何而来？难道仅仅是因为“曾经爱过”那么简单？

首先，得承认，大唐文化确实牛。它不仅仅是制度先进，文化璀璨，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一种强大的包容性和辐射力。

日本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派了十几二十批遣唐使（具体批次说法不一，一般认为13-20批不等），几乎是把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都学了个遍，而且是系统性地融入了自己的血液里。这种融入，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在学习中不断进行本土化改造，使其更适应日本的土壤。

比如文字，他们借汉字创造了假名；比如佛教，他们发展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宗派。这种深度融合，使得唐文化已经成为日本自身文化基因中不可或割裂的一部分。想扔掉？那等于“刮骨疗毒”，太难了。

其次，大唐的“偶像光环”太强大了。在日本人心中，大唐代表了一个理想的、辉煌的时代。即便大唐灭亡了，这种“滤镜”依然存在。

他们停止派遣唐使（公元894年，菅原道真建议停止派遣），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唐末中原大乱，去了也学不到啥好东西，反而有危险。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认同唐文化了。

相反，他们觉得，我们已经把最精华的东西学到手了，现在要做的，是“闭门修炼”，好好消化吸收，把这些宝贝在我们日本发扬光大。这种心态，有点像“得到了真传的弟子，师父虽然不在了，但衣钵得传下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唐朝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原王朝几经更迭，战乱频仍，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像唐朝那样具有压倒性文化优势，并且能让日本心甘情愿去大规模学习的政权。

宋朝文化也很发达，但日本与宋的交往更多是商业和僧侣间的往来，官方层面的大规模学习热情不再。

元朝倒是想让日本“学习学习”，结果派去的使者被砍了脑袋，两次征伐也都失败了。明朝时期，虽然有勘合贸易，但日本更多的是以一种相对平等的姿态交往，甚至还时常扮演“麻烦制造者”的角色（倭寇）。

所以，唐朝在日本心中的地位，就显得格外特殊和崇高。他们把从大唐学来的东西，视作最宝贵的财富，精心呵护，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我们中原地区保留得还要“原汁原味”。

这种对逝去偶像的“长情”，是不是也反映了日本民族性格中某些独特的方面呢？他们守住的，仅仅是文化，还是某种逝去的“黄金时代”的梦？

回顾全文，日本之所以成为保留唐朝文化最多的东亚国家，既有其主动学习、全面引进的“拿来主义”智慧，更有白江口之战后，那种被打醒后“卧薪尝胆”般学习的决心，以及对盛唐文明发自内心的崇敬与文化认同。这种千年不变的“唐粉”心态，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今天看待日本保留的种种“唐风遗韵”，是应该感到庆幸，认为这是中华文化圈强大生命力的体现；还是应该有些许尴尬，觉得“祖宗的好东西，还得去邻居家找”？又或者，这本身就是文化传播与流变中的正常现象？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点赞、转发，和更多人一起探讨这段有趣的历史！别忘了关注@吴家多姐，带你解锁更多历史的B面！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日）舍人亲王等撰，黄遵宪点校：《日本书纪》

王勇：《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总论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日）井上靖著，张华译：《天平之甍》，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阿倍仲麻吕（晁衡）：《望月望乡》

来源：吴家多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