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心理学的普及，许多心理学名词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比如，NPD（自恋型人格障碍）成为人们在日常社交中识别危险关系的重要指征。但我们很可能忽略了，自我伤害的背后也是一种自恋，同样可能成为孕育暴力的温床。

伴随着心理学的普及，许多心理学名词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比如，NPD（自恋型人格障碍）成为人们在日常社交中识别危险关系的重要指征。但我们很可能忽略了，自我伤害的背后也是一种自恋，同样可能成为孕育暴力的温床。

在最近出版的《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一书中，作者斋藤环是以日本“剩男”们所实施的大规模无差别杀人案件开始自己的讨论的。斋藤环认为在这些具有自虐与自嘲性质的“剩男”们身上，以及在其行凶中所表现出的强烈“厌女”倾向中，都显现出一种“非自愿独身者”的倾向，即英文中的Incel（Involuntary Celibate），意为“非自愿的禁欲者、非主动的单身者”。由于Incel主要针对某些异性恋男子，且这些男子大都“深信因自己外貌丑陋，所以交不到女性伴侣”，因此往往被认为具有极强的“厌女”倾向。因此Incel有时又被称为“怀有仇恨心理的男性至上主义者群体”。“剩男”在面对沟通的无效或失败时，必然会谴责自己，进而可能因缺乏自信而开始拒绝社会沟通与交流。

宇野常宽在《00年代的想象力》中将之称作“家里蹲”的状态在日本上世纪90年代普遍出现。其中以《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的主角碇真嗣的形象最为典型——“既然选择或行动可能会伤害到他人，那还是什么都不要做为好”。这类缺乏行动能力而“家里蹲”的“剩男”们，只能沉湎在自我的憎恨与否定中，最终形成了他所谓的“自我伤害式自恋”。

这一自我蛰居的状态曾引发许多研究热潮，伴随着研究的深入，如今我们有了更多文本来讨论这一自我伤害式的存在状态。本文将结合《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00年代的想象力》《危险关系》等近期出版的新书，探讨自我伤害与自恋的关系，也探讨背后个体的处境与可能的出路。

“自我伤害式”自恋：

自我否定即自恋？

在日本语境中的“剩男”或“弱势男性”在许多方面都与欧美社会心理学中的Incel存在相似之处，但他又指出“剩男”们“没有显著的暴力倾向”，因此很难如后者那般与“攻击性仇恨群体”挂钩。但根据斋藤环自己所罗列的由“剩男”所制造的诸多凶案来看，这一判断的准确性似乎值得商榷。尽管如此，斋藤环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凸显出日本“剩男”与欧美Incel之间的差异，即他们“之所以自卑，未必是因为相貌丑陋，更多的是欠缺社交沟通能力”。

导致日本“剩男”欠缺社交沟通能力的原因有二：一是像“剩男”这类“非自愿独身者”大都对所谓积极向上、追求更好生活的态度嗤之以鼻，由此导致他们几乎会主动地疏离社会主流价值观，从而难以与他人产生顺畅且健康的沟通；二是因“社会”自身的变化而引起的问题。在斋藤环看来，引起青年们痛苦的元凶，是整个“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这种结构提出了压迫人的行为规范：“责任在你自己，你痛苦是因为你自己不行”。由此导致“剩男”在面对沟通的无效或失败时，必然只会谴责自己，进而可能因缺乏自信而开始拒绝社会沟通与交流。

《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日] 斋藤环 著，顾小佳 译，野spring｜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从大塚英志到东浩纪，再到宇野常宽，这些研究日本大众/亚文化的学者都清晰地意识到，伴随着时代变迁而使得年轻人产生了不同的心理与精神状态。东浩纪对上世纪90年代御宅族系文化有“后现代动物化”的讨论，宇野常宽则认为上世纪90年代是“家里蹲/心理主义”的时代，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则是决断主义的时代……纵观这些定义，它们最终都与“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在斋藤环看来，当代年轻人群体中出现的“自伤式自恋”情绪，同样与他们和社会的复杂关系有关，即当代青年的心态正处于“从对抗社会到疏远社会”，因此无论是欠缺社交沟通能力，还是家里蹲与“剩男”的处境，年轻人非社会化的倾向在当代迅速增强，即开始选择“不进入社会，乃至疏远社会”。而也正是这种彻底脱离社会的心理与状态，导致当代年轻人——在日本“剩男”群体中——逐渐把自己看作是“无敌之人”。

“无敌之人”原本只是日本网络俚语，但在2012年的“《黑子的篮球》勒索案”中经过嫌疑人的法庭称述，而使这一词语在媒体上迅速传播，并且引起众多年轻人的强烈共鸣，进而开始反复引用这句话。“无敌之人”指的是“没有人脉、没有社会地位、一无所有的人，即使做了什么事，也无可丧失”，进而导致他们对犯罪行为也不抵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所谓的“无敌之人”其实是“一无所有、无可丧失的绝望者”，他们仅凭自身在一个疏离社会的处境中生活着，缺乏一切社会联系与沟通，从而导致他们既是可悲的，也是危险的。在斋藤环看来，“无敌之人”概念背后实则存在着强烈的自卑感，或“更确切地说，存在着一种自我伤害式自恋”。就如那些喜欢自称“剩男”和“猥琐男”的年轻人，他们对自己总是做过度的自我贬低，进而深陷其中，最终造成心理、生活与行为上的“茧居”。

斋藤环在这类人身上看到他们对于自我强烈的否定，即通过言语来“持续不断地自我伤害”，并且以此为手段，来逃离愤怒、焦虑、过度紧张和抑郁的情绪。但——重要的是——他们并非是不够自爱，恰恰相反，他们实则“有着强烈的自恋”，而其不断用以自我伤害与否定的语言所彰显的正是自恋的自伤行为。由此，自伤与自恋这一看似矛盾的情感融为一体，形成了21世纪的当下许多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在斋藤环看来，这些通过不断自我否定与贬低的自伤行为说到底就是把“自我”放在了思考的最中心，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对于自我始终有着强烈的关心。“即使是负面的、否定形式的关心，也毫无疑问属于自恋的一种形态”，这便是“自我伤害式自恋”的核心特征——以自伤的方式表达自恋。

《萤之光》剧照。

在谈论自恋时，我们必须承认——斋藤环也在《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中反复强调——健康的自恋对于个体的成长、自我以及社会生活都必不可少，“自恋本身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生存于世的必须条件’”。然而自伤式自恋不仅颠倒了这一自我心理建构，而且还大大超出了自我能够承受的范围，从而造成“自我”基本功能的瘫痪。斋藤环发现，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的自伤式自恋者一方面“内心其实非常痛苦无助”，但另一方面过度的自恋——即仅仅关注自我，且为其所困——导致他们很难与他人产生关系，由此也就使得所有对其安慰、纾解与帮助都变得无效。因为他们沉浸于自伤式自恋之中，不仅制造着自身的痛苦，或许也不断享受着这些痛苦。

值得注意的是，斋藤环指出，青少年时期的这种“自我伤害式自恋”是自恋的一种变形，也是普通常见的情绪，因此不能看作是“病态”的。因为它并非某种心理、精神或生理疾病，而是在特定人生阶段由于各种特殊原因而产生的情绪，而其最常见的原因，首先是“扭曲的亲子关系”，再者就是“青春期包括遭受霸凌在内的创伤经历”。因此，自伤式自恋是一种“亚临床”的状态，虽然无法明确诊断为“需要治疗”，但却依旧需要外界的关护。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恰恰就是当代社会所导致的情绪“症状”，因此具有极强的普遍性。

心理主义式的“自我-角色”

斋藤环把“自恋”理解为一种“非病理性的继发自恋”，并且认为成熟的自恋就是“建立在明确区分自我和他者的基础上”，即“像感知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样去感知他者”，从而形成一种健康的“自体-客体”关系。而恰恰是通过这一关系，个体习得并强化了活在世上所必需的各种能力。自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在与其他客体的关系中来建构与理解自身的，因此交流和沟通就是这一自我诞生的重要因素，而也正是在一种健康的“自体-客体”关系中，个体获得了自身的自信与自尊。然而，自伤式自恋在这一自我形成的结构上却有一些扭曲，虽然并非是“病态”的，但却可以大致总结为“高自尊，却低自信”。

斋藤环区分了自尊与自信的差异：前者指的是对“我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执念，可被称作“自我理想”（ego ideal）；后者指的则是无条件地积极认同当下的自己，即“理想自我”（ideal ego）。“高自尊低自信”的自伤式自恋者，大都自我评价很低，即对当下的自己缺乏自信，但紧抓着理想中的自我形象（自尊心）不放，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用“自尊攻击自信”，即用完美的自我形象来不断地否定当下的自我，从而导致自我否定成为他们主要的日常情绪。而在斋藤环看来，自我否定实则是一种寻求认同的呼救，它与自伤行为一样，下意识地显示出希望得到救赎的意愿。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自伤式自恋的彻底封闭性——即耽缅于“自我理想”之中——导致其寻求的认同与呼救根本无法真正地进入其中，因为他们不关注、不相信或是会立刻否定他人的话语和帮助，最终导致他们陷于不断膨胀的自我之中自溺而亡。

这里有一个矛盾之处需要我们更加留意，斋藤环发现，“自我伤害式的自恋者也有可能过度评估他人的好意，并对此产生强烈的依恋”，而这一现象在异性关系中表现得十分鲜明。即（男）自伤式自恋者通过过度赞美女性对其表达的好感或爱意，而将其视若神明；但一旦对方未能满足其期望，“便有可能做出过激行为，或者暴力攻击，或者骚扰纠缠”。在日本自称“剩男”“猥琐男”或“弱势男性”的群体中，此类恶性事件频发，而由此也便能解释在他们被看作是“厌女”倾向背后的心理动机。

在东浩纪和宇野常宽所讨论的“世界系”作品中，通过占有女性来凸显自我的特殊性这一手法也不断出现。宇野批判其为男性沙文主义，而其中的“占有”行为也恰恰暴露出男主人公自我伤害式的自恋状况。

《危险关系》，[日]斋藤环 著，高璐璐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

斋藤环还特地提醒我们要注意“自我伤害式自恋”中的性别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自伤式自恋更多来源于父母”，尤其是与母亲的关系。在斋藤环《危险关系：母亲与女儿的相处之谜》中，他通过采访不同的女性，分析了母女关系中的复杂纠葛。而女性自伤式自恋的形成往往就与母亲对其的“抑制”“献身”和“同一化”等支配形式息息相关。那么男性呢？他们的自伤式自恋一部分也与父母相关，但更多的起因则是“青春期之后的人际关系、校园权力等级、遭遇霸凌、不愿去学校、茧居经历、缺乏恋爱经验、缺乏（与年龄相符）的社交经验等”。由此可看出，男性自伤式自恋的原因往往是与他人的冲突或与社会的疏离。即他们不愿或是在公共生活上的无能（在学校或职场受到羞辱，或是遭到霸凌后导致的尊严受伤），由此造成他们对于自我的沉溺，最终形成一种扭曲的自恋情节。

除此之外，斋藤环还特地区分了自伤式自恋与自厌的区别，而重点就在于后者中并不存在“自恋”这一心理。他认为自厌只是“否定自身的一部分”，而自伤式自恋的话语——即“讨厌自己”——则是“彻底否定自己”。在《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碇真嗣便因为“讨厌自己”而彻底失去了与他人交流的欲望，同时也选择不再驾驶Eve战斗，反而开始家里蹲。这就是宇野常宽在其《00年代的想象力》中所谓的“90年代的想象力”，它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家里蹲/心理主义”；二是作为其后果的“不行动”。

《〇〇年代的想象力》，[日]宇野常宽 著，余梦娇 译，望mounta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斋藤环指出，在20世纪80、90年代，“心理学化”的潮流席卷日本。“人们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诸多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尤其是犯罪），普遍期待心理学能指点我们如何追求个体幸福，给予我们‘寻求真我’的答案”，因此“自我”——或者所谓“真我”——开始成为人们所不断追逐与探索的真理。由此也就形成了宇野常宽所谓的，人们不再追求“做什么/做了什么”的社会性自我的实现，反而倾向于“是什么/不是什么”这一角色（character）和形象设定来要求别人的认同。而这一自我形象往往会与过去的某些精神创伤息息相关，似乎正是这些“创伤”（心理学/精神分析）为其角色/形象赋予了真实性，即斋藤环所说的“自我身份的确认”。

由此，个体便不再需要遭遇他者，或是生活于社会之中。伴随着曾经赋予意义/价值的各种“大叙事”在后现代的解体，社会性自我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取而代之的便是一种心理学式的自我设定/形象（“人设”）。它不依赖于外部，而仅凭自身。

“认同”与肯定性暴力

在这样一种仅凭“是什么/不是什么”的角色设定的心理主义式的“自我”中，导致不安的不再是“我是谁”这一问题，而变成了认同——“人们内心期待的自我形象从‘真正的自我’转变成了‘被他人认同的自我’”。希望他人能够认同自我的角色与形象设定成为当代人的基本心理倾向，由此也导致了斋藤环所谓的“认同成瘾”这一结构性问题的出现——“能否得到他人的认同，已经不是‘自作多情’，而是重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也正因此，宇野常宽才会把00年代称作是“大逃杀”时代，即为了保证自己的角色和形象设定能够持续且成真，就必须与其他有着不同角色设定的“岛宇宙”/小共同体之间展开厮杀，由此才能使得自身在这个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中存活下去。斋藤环把现代年轻人的就业也看作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同”。宇野常宽则意识到，想要得到他人的认同，必然要经历残酷的竞争和厮杀。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都十分关注当代日本教育中存在的学校霸凌问题的原因。而随着“教室”这个不断作为大逃杀主要场域的元素在各类漫画、影视与文学作品中的出现，既说明了认同的重要性与残酷性，同时也揭露出这一心理主义式的自我角色设定本身的不稳定性，且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的环境与场域。

因此，宇野常宽把00年代看作是一个在“90年代想象力”基础上更加深化的时代。当以“是什么/不是什么”的角色设定已经成为无法避免的前提时，在这样一个彻底相对主义的后现代社会中，如果不行动/决断就无法生存下去。

《茧居族在日本高龄化社会》剧照。

尤其在当下的网络时代，认同问题也迅速地走向集合化与定量化，即变得可观、可衡量与可比较，因此原本主观的东西现在也被赋予了伪客观的价值。斋藤环认为网络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就是这一典型代表，它是一种伪造的客观性，一种结构性的“集体认同”，即“点赞的数量越多，认同越能呈现表面化的客观和稀缺价值”。在斋藤环看来，对于当下的年轻世代而言，他们更加倾向于依赖集体认同，虽然这一构造存在于个体的身外，但却又“深入个体内部，形成价值观”。由此，他为“当代”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就是与个人意愿、性格无关，集体认同的结构已自动加载、安装到每个个体身上的时代”，而这种“集体认同”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看似）具有流动性；

（二）欠缺“双向性”；

（三）难以控制。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它既与个体有关（对其规则的内化），又与个体无关（作为一种“集体”有着特定的运作程序），并且它往往以“客观”的形象出现，但缺乏与个体真实的接触与交流。它始终都是外部的，即使已经被内化为个体的“心灵”，也不过是身体中的“异物”（alien），从而造成自我与超我的冲突，最终形成自我伤害式的自恋。

认同及肯定，它们正是韩炳哲对于当代权力模式的看法，区别于古代的惩戒性权力与近代的规训权力，当代权力往往不再借助于“否定”或压抑，而是通过不断地“肯定”来使得个体自我迅速膨胀，最终在新自由主义的绩效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开始自我剥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必然会发现自伤式自恋的身影，通过自我否定和自我伤害来不断地压迫当下不完美的自我，由此使其更加积极地工作与内卷，从而去实现那个永远都不会被实现的“自我理想”。

认同-肯定式的剥削不再是外部的，它结构性地存在于个体的内在“心灵”之中，以“自我”作为中介，来对其进行自主、自愿且往往积极的迫害。就如斋藤环指出自伤式自恋者并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一样，那些不断寻求认同和肯定，因而不断努力、要“突破自我”的人实则同样对自己受害者的处境一无所知。

行动与“活在世界之中”

斋藤环反复强调这种“自我伤害式自恋”不能明确地称为疾病，而是一种会长时间“降低人生质量（quality of life）的内心纠葛”。造成这种内心纠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自我与他人和社会之间的失衡关系，并进而使得他们转向自我或是茧居蛰伏，最后形成“家里蹲/心理主义”这一被宇野常宽批评为“过去的想象力”的状态。斋藤环认为，针对这一普遍的当代“情绪”，人们能做的不是去企图治疗（cure），而是需要那种“更接近激发个体能量和健康的关怀（care）”。但就像他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时，提及其对于“个体”自身负担的不断增加，对于自伤式自恋的“关怀”最终是否真的能激发个体能量或许同样值得商榷。为此斋藤环提供了诸多详细的方案，以期待人们能够建立和培育健康的自恋。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剧照。

但问题始终存在，即伴随着年轻人不断地疏离社会或是非社会化，转而仅仅以自我认同或是设定的角色存在于世，除了“家里蹲”，它必然是难以为继的。因为个体始终存在于社会之中，生活于这个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且当我们离开后它依旧还会存在的地方。因此我们几乎是“先天”地受制于一个我们自己无法彻底决定的世界（海德格尔所谓的“被抛入”），而我们自身也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始终都是一段有限的人生和生活，因此意义/价值只能存在于“这个”（this）世界与此时此刻（present）。

就如宇野常宽所指出的，“90年代”的“家里蹲/心理主义”已经无法应付00年代的“大逃杀/决断主义”，而为了逃离或是超越这一人人相互倾轧的“黑暗森林”，我们就必然要与同样生活于这个世界中的其他人遭遇。他者不是地狱，我们也不应该以自己的局限来预设他者的形象与可能，唯有——如宇野常宽所说的——伸出手，与他人一起，构建属于我们的有限共同体，生活才是可能的。

自伤式的扭曲自恋使得他们既可悲，因此需要我们的关心与照顾，但又可恨，他们耽缅于自我，否定他人与世界，极端时甚至会威胁他人生命，破坏我们共同的世界……这一不断膨胀的自我需要他人这一界线。因为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为了彼此能够安全、健康且幸福地生活于此，我们就必须热爱这个世界、保护这个世界，并通过与他人一起行动，来让我们能够于这一世界中获得“在家”（free-at-home）般安逸与满足。而这是耽缅于自我的自伤式自恋永远无法实现的。

作者/重木

编辑/走走

校对/薛京宁

来源：上上默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