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医院里那股来苏水味儿，混着若有若无的死气，钻进鼻孔，黏在喉咙里，怎么也咳不出去。

我爸走的那天，天阴得像一块没拧干的脏抹布。

医院里那股来苏水味儿，混着若有若无的死气，钻进鼻孔，黏在喉咙里，怎么也咳不出去。

他躺在床上，整个人已经脱了相，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撑着一层蜡黄的皮。

“进儿。”

他叫我，声音轻得像蚊子叫。

我赶紧把耳朵凑过去，几乎贴到他干裂的嘴唇上。

“爸，我听着呢。”

他眼睛浑浊，却死死盯着我，像是要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把我的样子刻进骨子里。

我妈和我姐在旁边小声地哭，那种压抑的、绝望的抽泣声，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在我心上磨。

“这东西，你收好。”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东西，颤巍巍地塞进我手里。

那是一块玉佩，用红绳穿着，被他的手心捂得温热。玉是好玉，油润，细腻，上面雕着什么复杂的纹路，我一时也看不清。

“爸，这是……”

“别问。”他喘了口气，喉咙里发出破风箱一样的声音，“听我说。”

我攥紧了玉佩，冰凉的触感瞬间从手心传遍全身。

“要是……要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活不下去的时候……”

他停下来，剧烈地咳嗽起来，我姐赶紧给他拍背。

我妈哭着说：“老陈，别说了，别说了！你会好起来的！”

我爸却摆了摆手，眼睛仍然死死地锁定我。

“去北京。”

“找……找……”

他喉咙里咯咯作响，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脸憋得通红，眼睛瞪得老大。

“找谁？爸！你找谁？”我急了，攥着他的手。

他张着嘴，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只有“嗬嗬”的声音。

然后，他的头一歪，手一松，那双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彻底失去了光彩。

爸没了。

1980年的秋天，我22岁，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葬礼办得很简单。

爸是厂里的老工人，一辈子勤勤恳懇，没得罪过谁，也没跟谁红过脸。来吊唁的，都是厂里的同事和街坊邻居。

大家说着千篇一律的安慰话。

“节哀。”

“人死不能复生。”

“你爸是个好人。”

我麻木地点头，回礼，脑子里空空荡荡，只有我爸临死前那双不甘心的眼睛。

去北京，找谁？

那个没说出口的名字，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妈哭倒了，我姐也肿着一双核桃眼。家里的天，塌了。

我把那块玉佩贴身收好，不敢让她们看见。

我怕我妈问。

我怕我姐说我爸糊涂了。

更怕的是，我自己也觉得，这像一个临终的胡话，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日子还得过。

我顶了我爸的班，进了轧钢厂，当了一名学徒工。

每天闻着刺鼻的铁锈味，听着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汗水把蓝色的工服浸得能拧出水来。

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姓李，跟我爸生前关系不错。

“小陈，好好干。”他拍着我的肩膀，“你爸是好样的，你不能给他丢脸。”

我嗯了一声，埋头抡起大锤。

我只想用汗水和疲劳，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全都砸碎，全都忘掉。

北京？

太远了。

像个传说。

我们这个冀北小城，离北京不过几个小时的火车，但感觉像是隔着一个世界。

我们这儿的人，一辈子最大的盼头，就是能在厂里安安稳稳干到退休，孩子能顶班，有口饭吃。

北京，那是报纸上和广播里的地方。天安门，毛主席，还有各种我们听不懂的新名词，“改革开放”。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想守着我妈和我姐，把这个家撑下去。

那块玉佩，被我藏在箱子底的一件旧棉袄里，我几乎要忘了它的存在。

直到“坎儿”真的来了。

第二年春天，厂里开始刮风。

风声很紧。

说是要“减员增效”，打破“大锅饭”。

厂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

以前大家上班磨洋工，下班侃大山，现在一个个都跟上了弦的耗子似的，眼神里透着紧张和不安。

谁会被“减”掉？

没人知道。

人心惶惶。

李师傅偷偷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根烟。

“小陈，你得有点准备。”他压低了声音，“你年轻，没家室，又是顶班进来的，指标一下来，你这种最危险。”

我的心“咯噔”一下，沉到了底。

危险？

我爸在厂里干了一辈子，最后连个正式工的儿子都保不住吗？

这叫什么事儿！

“李师傅，这……这是真的？”

“八九不离十。”他叹了口气，“世道变了。现在不讲情面，讲效益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李师傅的话。

如果我被辞了，我们家怎么办？

我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我姐还没出嫁。就靠我这点微薄的工资。

要是没了工作，我们娘仨就得喝西北风去。

更要命的是，我们住的这筒子楼，是厂里的房子。没了工作，房子都可能保不住。

我越想越怕，后背全是冷汗。

这，算不算我爸说的“过不去的坎儿”？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摸黑打开箱子，从那件旧棉袄里，把那块玉佩掏了出来。

月光下，玉佩泛着清冷的光。

我这才仔细看上面的花纹，不是龙，不是凤，像是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花，又像是什么符号，繁复而古老。

去北京。

找……

这个念头，像一棵被压在石头底下很久的野草，疯狂地冒了出来。

去吗？

就凭着我爸一句没说完的话，一块来路不明的玉？

万一是假的呢？万一我爸就是临终前糊涂了呢？

我把钱、粮票都带走，要是找不到人，我们家这个月就得断顿。

我不敢想。

可是，不去呢？

留在这里，等着被厂里像扔垃圾一样扔出去？然后眼睁睁看着这个家垮掉？

我一夜没合眼。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决定。

去！

赌一把！

输了，大不了回来，当个临时工，搬砖头，拉板车，怎么也能让我妈和我姐有口饭吃。

赢了呢？

我不知道赢了会怎么样。

但我爸不会害我。

这是我唯一的信念。

我没敢跟我妈和我姐说实话。

我只说厂里派我去北京学习，大概一个星期。

我妈半信半疑，“怎么这么突然？厂里怎么会派你一个学徒工去？”

“新政策，培养年轻人。”我撒谎撒得脸不红心不跳，“李师傅推荐的我。”

我姐在旁边撇撇嘴，“哥，你别是骗我们吧？北京可不是随便去的，你身上有钱吗？”

“厂里给出差补助。”我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几十块钱，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你们放心吧。”

我妈这才信了，开始絮絮叨叨地给我收拾行李。

“多带件衣服，北京冷。”

“粮票带够了没？”

“出门在外，别跟人吵架。”

我听着，鼻子发酸。

临走前，我姐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十块钱和几张粮票。

“哥，穷家富路。这是我的嫁妆钱，你先拿着。”

我看着她，说不出话来。

“在北京机灵点，别被人骗了。”她红着眼圈，“早点回来。”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放心吧。”

我背着一个简单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两件换洗的衣服，一个搪瓷缸子，还有我妈给我烙的几张大饼。

那块玉佩，被我用一根结实的线绳穿着，贴身挂在脖子上，藏在衬衣里面。

我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

火车上挤得像个沙丁鱼罐头。

空气里混杂着汗味、烟味、泡面味，还有孩子的哭闹声。

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七上八下。

我爸到底让我找谁？

地址呢？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问题。

我爸根本没说地址！

他只说了“去北京”，然后就……

我的心凉了半截。

诺大的北京城，一千多万人，找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

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

我他妈的，是不是太冲动了？

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真想立刻跳下车，回家去。

可是，回去了又怎么样？

我姐那十块钱，我妈那几张饼，还有她们的期盼……

我不能回去。

我把手伸进衬衣，握住那块冰凉的玉佩。

这是唯一的线索。

也许，我爸觉得，只要我到了北京，拿出这块玉佩，自然就有人认识。

只能这么想了。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我开始回忆我爸临终前的每一个细节。

他的眼神，他的口型……

“找……找……”

他嘴唇动了动，好像发出了一个很轻微的音。

是什么？

“胡……”

“胡同？”

对！好像是这个音！

北京，胡同！

哪个胡同？

北京有多少胡同？成百上千！

线索还是太模糊了。

但我心里，总算有了一点点方向。

不是没头苍蝇了。

火车咣当咣当，开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广播里传来“旅客们，前方到站，北京站”的声音。

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

北京。

我到了。

走出火车站，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宽阔的马路，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洪流，还有偶尔开过的“大屁股”公交车和伏尔加小轿车。

高大的建筑，比我们县城最高的楼还要高。

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我说不出来的、混合着煤烟和繁华的味道。

我像个土包子一样，站在广场上，茫然四顾。

接下来该怎么办？

找胡同。

可是从哪儿找起？

我拦住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大爷，小心翼翼地问：“大爷，您好，我想打听一下，北京哪个胡同比较有名？”

大爷警惕地上下打量我一番，“你找人？”

“啊，对，找个亲戚。”

“叫什么？住哪个胡同多少号？”

“我……我忘了。”我只能硬着头皮胡扯，“就记得是个挺有名的胡同。”

大爷撇撇嘴，“北京有名的胡同多了去了。八大胡同算不算有名？”

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脸上一热。我知道八大胡同是旧社会的烟花柳巷。

“不是不是，”我赶紧摆手，“就是那种……很古老的，住着老北京人的那种。”

“那多了。东城西城，到处都是。”大爷不耐烦地挥挥手，“自己上别处打听去。”

我碰了一鼻子灰。

看来这么问是不行的。

我找了个地方，啃了张冷饼，喝了口凉水。

脑子冷静下来了。

不能瞎撞。

我得找个地方住下，然后慢慢想办法。

我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一个大通铺，十几个人挤一间屋。

老板是个精瘦的男人，收了我一块钱押金，给了我一个床位。

“身份证件拿出来。”

我把厂里开的介绍信递过去。

他扫了一眼，就把我打发了。

我把帆布包放在枕头边，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听着屋里南腔北调的呼噜声，怎么也睡不着。

北京，我该从何处下手？

第二天，我买了一张北京地图。

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线条和名字，我头都大了。

我决定用最笨的办法。

一个一个胡同走，一个一个胡同看。

我从东城开始，骑着租来的破自行车，穿梭在迷宫一样的胡同里。

灰色的砖墙，斑驳的门楼，头顶上乱七八糟的电线，还有院子里飘出来的饭菜香味。

每到一个胡同口，我都会停下来，看看胡同的名字。

史家胡同，内务部街，禄米仓胡同……

这些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像个幽灵一样，在这些胡同里游荡。

看见门口坐着晒太阳的老大爷，我就凑上去，递根烟，套近乎。

“大爷，跟您打听个人。”

“谁啊？”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就是个老人，以前可能住这块儿。”

“嗨，你这叫我怎么打听？”

“他有个东西，是块玉佩。”我不敢把玉佩拿出来，只能比划着，“上面雕着一种特别的花。”

老大爷们要么摇头，要么把我当成骗子。

“小伙子，别想歪门邪道。好好找份工作干。”

一连三天，我跑了几十条胡同，腿都快断了，一无所获。

带出来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我兜里只剩下不到二十块钱。

旅馆是住不起了。

那天晚上，我被老板赶了出来。

我背着帆布包，站在北京深夜的街头，风一吹，凉飕飕的。

我第一次感到了绝望。

我是不是错了？

我根本就不该来。

我就是一个傻子，被我爸一个临终的幻想给骗了。

我坐在路边，把头埋在膝盖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好想家。

想我妈，想我姐。

不知坐了多久，一个声音在我头顶响起。

“小兄弟，没地方去？”

我抬起头，看见一个穿着环卫工衣服的大爷，拿着个大扫帚，正看着我。

我没说话，点了点头。

“跟我来吧。”

他没多问，转身就走。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上去。

他把我带到胡同深处的一个小院里，院子里有个搭出来的小偏房。

“我叫老张，负责扫这几条街。你今晚就在这儿对付一下吧。”

屋里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但很干净。

“大爷，这……”

“没事儿。出门在外的，谁还没个难处。”他给我倒了杯热水，“看你也不像坏人。遇到什么事了？”

热气熏得我眼睛又是一酸。

我把我的事，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

当然，我隐瞒了玉佩的贵重，只说是我爸留下的一个念想，一个信物。

老张听完，抽着旱烟，半天没说话。

“大海捞针啊。”他最后说。

“是啊。”我苦笑。

“不过，”他话锋一转，“也不是完全没希望。”

我眼睛一亮，“您有办法？”

“北京城里，有种人，叫‘串儿爷’。他们消息灵通，三教九流都认识。你要是能找到他们，兴许有点门路。”

“串儿爷？”

“对。不过这些人，不好找，也不好打交道。”老张看着我，“而且，他们帮忙，是要钱的。”

钱。

我最缺的就是钱。

“大爷，北京哪儿能找活干？什么都行，只要给钱快。”

我不能白住人家的，更不能坐吃山空。

老张想了想，“这样吧。明天你跟我一起去扫街，我跟段长说说，让你当个临时工。一天能有一块五。”

“真的？太谢谢您了，张大爷！”我激动得差点给他跪下。

一块五！

这可是救命钱！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跟着张大爷起来扫街。

扫帚很重，灰尘呛人。

但我心里却很踏实。

至少，我能在北京活下去了。

我一边扫地，一边继续我的“寻人计划”。

我利用扫街的机会，跟胡同里的各种人打交道。

送煤的，收废品的，卖早点的……

我把我的故事，编成了一个“寻找失散多年的表叔”的版本，讲给他们听。

大多数人听完，都只是同情地摇摇头。

一个星期后，我从一个收废品的老头那里，得到了一个线索。

“你说的那种玉佩，雕着花的，”老头眯着眼睛回忆，“我好像听人说过。”

“谁？”我立刻追问。

“潘家园那边，有个摆摊的，人称‘眼镜’。他专门倒腾这些老物件，眼力毒得很。你去问问他，兴许他知道。”

潘家园！

我心头一震。

我立刻跟张大爷请了半天假，根据收废品老头的指点，坐公交车去了潘家园。

那时候的潘家园，还不是后来的大市场，就是一片自发形成的“鬼市”。

天蒙蒙亮，地上铺着一块布，上面摆着各种真真假假的老物件。

人头攒动，大家都压低了声音说话，透着一股神秘。

我转了好几圈，才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叫“眼镜”的摊主。

他四十多岁，戴着一副瓶底厚的眼镜，正在跟一个买主讨价还价。

我耐心地等到他忙完，才凑了上去。

“老板，跟您打听个事。”

“眼镜”抬起头，镜片后面的眼睛审视地看着我。

“说。”

我深吸一口气，把脖子上的玉佩掏了出来，攥在手心里，只露出一点点。

“您见过这样的玉佩吗？”

“眼镜”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玉佩上。

只看了一眼，他的脸色就变了。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拖到旁边没人的地方。

“这东西，你从哪儿来的？”他的声音又急又低。

我心里一紧，知道找对人了。

“我父亲留给我的。”

“你父亲？他叫什么？”

“陈建国。”我报了我爸的名字。

“眼镜”皱着眉头，摇了摇头，“没听过。你把玉佩给我仔细看看。”

我犹豫了一下。

“小兄弟，你信不过我？”他看出了我的顾虑，“在这潘家园，你要说不认识我‘眼镜’，但你要说不认识这块玉，那说明你不是这行里的人。”

“这玉……很有名？”

“不是有名，”他压低声音，“是‘有讲究’。这叫‘忍冬纹’，但又不是普通的忍冬纹。这是清末民初，京城里一个大户人家的家徽。”

家徽！

我爸，一个普通的轧钢厂工人，怎么会有大户人家的家徽？

“哪个大户人家？”我急切地问。

“姓陆。”

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爸不姓陈，姓陆？

“眼镜”继续说：“陆家，当年在京城可是数一数二的商贾。绸缎庄，银号，遍布全国。可惜啊，后来……你懂的。”

我当然懂。

天翻地覆，旧时的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陆家现在还有人吗？”

“有。但都散了，改名换姓，谁也不敢再提当年的事。”“眼镜”看着我，“你父亲让你来北京找人？”

我点了点头。

“他给你地址了吗？”

我摇了摇头。

“眼镜”叹了口气，“那就难了。”

“不过，”他又说，“拿着这块玉，也许能找到一个人。他或许知道些什么。”

“谁？”

“一个茶馆的老板，姓秦。以前是陆家的账房先生。陆家倒了之后，他就在后海开了个小茶馆，叫‘静心阁’。他要是还活着，应该认识这块玉。”

静心阁！秦老板！

我终于有了明确的目标！

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个劲地给“眼镜”鞠躬。

“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眼镜”摆摆手，“我没帮你什么。是你这块玉，帮了你。”

他顿了顿，又告诫我：“小兄弟，人心险恶。这块玉，不到万不得已，别再拿给第二个人看。到了静心阁，你也得先摸摸底，别贸然就把东西亮出来。”

我重重地点头，“我记住了。”

我揣着这个天大的秘密，回到了张大爷的小偏房。

我一夜没睡。

我爸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变得越来越模糊，又越来越清晰。

那个沉默寡言，每天一身油污回家的男人。

那个会在夏天晚上，给我扇扇子，赶蚊子的男人。

那个教我写字，说“人可以穷，但字不能丑”的男人。

他竟然有那样一个显赫的出身。

他为什么要隐姓埋名，在一个小小的轧钢厂里，窝囊一辈子？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第二天，我揣着身上仅剩的几块钱，去了后海。

我找到了那家叫“静心阁”的茶馆。

门脸不大，很不起眼，一块褪色的木头招牌，挂在门楣上。

我走了进去。

茶馆里很安静，只有三四桌客人，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

一个穿着对襟衫，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柜台后面，用一块布慢悠悠地擦着一个紫砂壶。

想必，他就是秦老板了。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要了一壶最便宜的花茶。

我不敢贸然上前。

我听着周围的客人聊天，家长里短，国家大事。

秦老板很少说话，只是偶尔给客人添水，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我坐了一整个下午，把一壶茶喝得淡而无味。

我一直在观察他。

他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老人，和蔼，平静。

但我总觉得，他那双眼睛里，藏着很多故事。

天快黑的时候，客人都走光了。

茶馆里只剩下我和秦老板。

他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打烊。

我站起身，走到柜台前。

“老板，结账。”

“一共两毛。”他头也没抬。

我把钱放在柜台上。

然后，我鼓起勇气，轻声问了一句：“老板，您这儿……认识姓陆的人吗？”

他擦拭紫砂壶的手，停顿了一下。

只有那么一瞬间，快到几乎无法察觉。

然后他抬起头，平静地看着我。

“小伙子，你找谁？”

“我……我找我父亲的一个故人。”

“你父亲？”

“他叫……陆云深。”

我说出了我从“眼镜”那里听来的、陆家当年的一个名字，我想赌一把。

秦老板的脸色，终于变了。

他放下手里的紫砂壶，一双浑浊但精明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你……再说一遍？”

“陆云深。”

他沉默了。

整个茶馆里，只剩下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过了很久，他才沙哑地开口：“他……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父亲。”

“你有什么证据？”

我深吸一口气，从脖子上，取下了那块玉佩，放在了柜台上。

秦老板的目光，落在玉佩上，就像被钉住了一样。

他的手，颤抖着，伸向那块玉。

他没有拿起它，只是用指尖，轻轻地抚摸着上面的“忍冬纹”。

他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是它……是它……”他喃喃自语，“二少爷……二少爷的玉佩……”

“二少爷？”

“陆云深，是陆家的二少爷。”秦老板抬起头，泪水已经流了下来，“他……他还好吗？”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我父亲……上个月，已经过世了。”

秦老板身体一晃，扶住了柜台才站稳。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孩子……苦了你了。”

那天晚上，秦老板没有关门。

他给我下了一碗面，卧了两个鸡蛋。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这是我来北京之后，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秦老板就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吃，一边流泪，一边给我讲过去的事。

我爸，陆云深，真的是陆家的二少爷。

陆家在解放前是京城有名的富商。我爷爷陆敬亭思想开明，不仅把生意做得很大，还把我爸和我大伯都送去念新式学堂。

我爸天资聪颖，为人仗义，在京城的朋友圈里很有名。

那块玉佩，是他十八岁生日时，我爷爷送给他的，是陆家子孙的身份象征。

后来，时局动荡，北平和平解放。

陆家作为“大资本家”，成了被清算的对象。

家产被没收，宅子被充公。我爷爷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病不起，很快就去世了。

我大伯被划为“历史反革命”，送去劳改，后来死在了农场。

我爸当时年轻，靠着几个朋友的掩护，连夜逃出了北京。

他一路南下，改名换姓叫陈建国，最后在我们那个小城的轧钢厂落了脚，娶妻生子，成了一个最普通的工人。

他这一辈子，再也没回过北京，也再没跟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身世。

“二少爷他……是怕连累你们啊。”秦老板擦着眼泪，“那些年，出身不好，是要命的。”

我听着，心里翻江倒海。

我终于明白了。

明白了我爸一辈子的沉默和隐忍。

明白了他为什么总是在深夜里，一个人坐在窗边抽烟。

他不是窝囊，他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保护我们。

“那……他让我来找您，是为了什么？”我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秦老板叹了口气，“二少爷一定是算到了。世道在变，有些事，也许有转机了。”

他看着我，“你现在，是不是遇到难处了？”

我把厂里要裁员，我们家可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的事，跟他说了一遍。

秦老板听完，沉默了很久。

“二少爷当年，对我有救命之恩。陆家倒了之后，他还偷偷塞给我一包金叶子，让我能把这个茶馆开起来，有个活路。”

“这份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你放心，”他看着我，眼神坚定，“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秦伯伯，一定给你想办法。”

第二天，秦老板关了茶馆。

他换上了一身体面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他带着我，七拐八拐，进了一个很深的大杂院。

院子里很乱，但最里面的一间正房，却收拾得很干净。

一个头发全白，但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坐在院子里，闭着眼睛听收音机里的京剧。

“方老。”秦老板恭敬地叫了一声。

老人睁开眼睛，看到秦老板，笑了。

“老秦，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顿了一下。

“这位是？”

“方老，这是我一个晚辈。”秦老板把我拉上前，“他遇到点难处，想请您帮个忙。”

秦老板把我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

当然，他隐去了我爸的真实身份，只说我是他一个故人的儿子，老实本分，但在厂里要被裁员。

方老静静地听着，没说话。

我心里很紧张。

这个方老是什么人？他能帮得上我吗？

听完之后，方老看着我，问：“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进。”

“在哪儿个厂子？”

我报了我们厂的名字。

他点了点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这事……不好办啊。”他慢悠悠地说，“现在全国都在搞改革，减员增效是大政策，谁也不敢对着干。”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秦老板急了，“方老，您再想想办法。这孩子，不容易……”

方老摆了摆手，示意他别急。

他看着我，又问：“小伙子，除了在厂里当工人，你还会干什么？”

我想了想，“我……我字写得还行。我爸从小就逼我练字。”

“哦？”方老来了兴趣，“写几个字我看看。”

秦老板赶紧找来纸笔。

我深吸一口气，稳了稳心神，写下了我爸教我最多的一首诗。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我写的是楷书，一笔一划，力求工整。

方老戴上老花镜，凑过去，仔仔细细地看。

他看了很久。

“这字……有风骨。”他点了点头，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赞许。

“有点你父亲当年的影子。”

他这句话，说得很轻。

但我听见了。

秦老板也听见了。

我们俩对视一眼，心里都掀起了巨浪。

他认识我爸！

方老放下我的字，摘下眼镜，叹了口气。

“云深他……还好吗？”

他竟然直呼我爸的名字！

秦老板再也忍不住了，激动地问：“方老，您……您认识二少爷？”

方老看了看秦老板，又看了看我，眼神复杂。

“何止是认识。”

“当年，要不是他，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原来，这位方老，当年也是京城里的一个热血青年。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当时的政府通缉。是我爸冒着巨大的风险，把他藏在陆家的地窖里，躲过了一劫，还资助他去了延安。

解放后，方老成了我们那个省里的一位领导干部。前几年退下来，才回到北京养老。

只是，他和我爸，从此断了联系。

他也不知道，当年的陆二少爷，就隐姓埋名地生活在他管辖的省份里。

“他……他怎么不来找我啊！”方老捶着自己的腿，老泪纵横，“他但凡来找我，何至于……何至于在轧钢厂里，干一辈子苦力！”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只能说：“我爸，他怕给您添麻烦。”

“麻烦？！”方老声音都变了，“这是什么话！我们是过命的交情啊！”

屋子里的气氛，变得无比沉重。

过了很久，方老才平复下来。

他擦了擦眼泪，对我说：“孩子，你父亲的恩，我这辈子都报不完。你的事，我管定了。”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接通后，他只说了几句话。

“喂，我是方正。……对，我有点事。……冀北轧钢厂，有个叫陈进的年轻人。……对，陈旧的陈，进去的进。……这小伙子不错，有文化，脑子活。你们厂里不是缺个管宣传的吗？我看他就挺合适。……嗯，你们研究一下。……好。”

他挂了电话。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

他看着我，说：“回去吧。等消息。”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就……解决了？

我晕晕乎乎地跟着秦老板，走出了那个大杂院。

“秦伯伯，那位方老……他……”

“方老以前是省委的副书记。”秦老板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慨万千，“你爸，真是交下了一个好朋友啊。”

我回到张大爷的小偏房，脑子里还是一片混乱。

这一切，像做梦一样。

一块玉佩，一个临终的嘱托，竟然牵扯出这么多尘封的往事，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三天后，我接到了李师傅从厂里打来的长途电话。

电话里，他的声音激动得发抖。

“小陈！你小子可以啊！你什么时候认识省里的大领导了？”

“啊？”

“别装了！厂长今天亲自找我谈话，说上面打了招呼，要把你调到厂委宣传科，当干事！还说要重点培养你！”

“宣传科？！”

“对啊！坐办公室，写写画画，不用再下车间了！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的好地方！你小子，真是深藏不露啊！”

我握着电话，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是方老。

是他那个电话，起了作用。

我的人生，真的被改变了。

我在北京又待了两天。

我去向“眼镜”道了谢，给了他二十块钱，他没要。

他说：“这是缘分，不是买卖。”

我去向张大爷告别，把身上剩下的钱都塞给了他。

他推辞了半天，最后只收了五块钱。

他说：“小兄弟，以后有出息了，别忘了咱扫大街的就行。”

最后，我去了秦老板的茶馆。

他给我准备了一桌好菜。

我们爷俩，喝了点酒。

“孩子，以后有什么打算？”他问我。

“我想……把我妈和我姐，都接到北京来。”我说。

这是我这两天，深思熟虑的结果。

我爸一辈子没能回来，我想替他，完成这个心愿。

而且，我也想留在这里。

这个城市，埋藏着我父亲的青春，也开启了我的未来。

秦老板欣慰地点了点头。

“好，好啊。你父亲泉下有知，也会高兴的。”

他从柜台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包裹，递给我。

“这是你父亲当年留在我这里的东西，你带回去吧。”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泛黄的地契，和几根小小的金条。

“这是……陆家在后海的一处老宅子。当年没被查抄，因为记在了我的名下。”秦老板说，“二少爷当年逃走的时候，让我替他保管。他说，万一有一天，陆家还有后人回来，这就是他们的根。”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地契，手抖得厉害。

根。

我爸一辈子都在流浪，但他给我，给这个家，留下了一个根。

一个在北京的根。

临走前，方老又见了我一面。

他给了我一个地址和电话。

“这是我在北京的住址。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

他看着我，就像看着自己的亲孙子。

“你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也要像他一样，堂堂正正地做人，清清白白地做事。”

我重重地点了下头。

“方爷爷，我记住了。”

我坐上了回程的火车。

同样是绿皮火车，同样是拥挤的车厢。

但我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

来的时候，我满心迷茫和恐惧。

回去的时候，我揣着一个家族的秘密，一个父亲的过往，和一个崭新的未来。

我握着胸口那块温热的玉佩。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块玉。

这是我父亲用一生的隐忍和沉默，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

它告诉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它也指引我，要到哪里去。

火车窗外，太阳升起来了。

金色的阳光，洒满了大地。

1981年的春天，真的来了。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