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而，当把当时中日双方的作战文书、蒋李汤往来电稿、参战者日记以及战后各方回忆并置阅读，便可发现：所谓“坐视不救”并非简单的避战，而是多重因素叠加后的一种“迟疑决策”。
李宗仁在指挥部里“一日七电”，最后只得拍案怒喝：“若再延迟，以军法从事！”
这一情节因《李宗仁回忆录》的渲染而广为人知，“保存实力”遂成汤氏挥之不去的标签。
然而，当把当时中日双方的作战文书、蒋李汤往来电稿、参战者日记以及战后各方回忆并置阅读，便可发现：所谓“坐视不救”并非简单的避战，而是多重因素叠加后的一种“迟疑决策”。
它既与战场情报、交通条件、装备差距有关，也深受蒋系中央军与桂系前敌指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影响；汤恩伯个人谨慎乃至多疑的性格，则把“迟疑”进一步放大为“拖延”。
一、战场态势：日军“闪电”突击造成的信息混乱
3月14日滕县失守后，濑谷支队沿枣台支线疾进，20日即抵台儿庄外围。其先头一个加强大队配属数十辆装甲车，在空军掩护下实施“一点突破”，使孙连仲部过早被挤压进镇内，原定的“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几乎变成被动巷战。
对后方的汤恩伯而言，最棘手的是信息碎片化：
1. 日军突破速度远超预期，空军掌握制空权，侦察机几乎低空扫射，中方前后方通讯多靠民用电线，一遭炮击即断。
2. 李宗仁给汤的命令随战况一日数变：先令“北上夹击”，再令“直趋台儿庄背后”，旋又令“先打枣庄”。命令递进速度赶不上敌情变化，汤部参谋系统需要重新测图、计算粮弹，客观上造成“部队尚未集结完毕”的回复。
3. 日方《濑谷支队作战详报》显示，他们故意在峄县、枣庄之间保持一支机动小队，频繁移动，制造“后方亦发现敌骑”的假象。汤恩伯曾在南口战役吃过装甲纵队分割的亏，对“被反包围”尤其敏感，因而更易采信“侧背有威胁”的情报。
在此种高度不确定的战场迷雾中，任何指挥员都会本能地收缩兵力、争取时间，汤恩伯的“观望”首先是一种战术谨慎，而非单纯的保存实力。
二、大战略背景：徐州战场上的“消耗—机动”之争
1938年初春，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对鲁南作战存在两条思路：
甲、以桂系主导的第五战区主张“把日军吸到台儿庄，再集中兵团合围”，打一场带有决战性质的歼灭战；
乙、蒋介石及参谋总长何应钦则担心“若围歼不成，主力反被黏着，日军华北、华中两军对进，徐州退路被断”，因此暗嘱汤恩伯“切忌把部队全部打光，须留后劲用于陇海线总退却”。
汤恩伯身为中央军嫡系，对蒋的战略意图心领神会，却又处在李宗仁的前敌指挥下，只能采取“折中”姿态：
一方面派52军、85军向峄县、枣庄做“外围压迫”状，另一方面又令主力在鹁鸽窝、神山一带“隐蔽待机”，保持公路机动能力。
从战役结果看，这一“折中”使合围圈合拢时间被推迟四天，但也使20军团在随后追击阶段保持充沛突击力，把濑谷支队残部逼至峄县固守。白崇禧事后评价：“汤之迟疑，初似误机，然终能乘势包围，亦未可厚非。”
三、制度矛盾：战区命令与军事系统内耗
国民党军战时指挥结构存在“双轨”缺陷：
1. 战区司令对辖区内部队仅有作战指挥权，人事、补给归军政部与军委会直接掌握。汤恩伯若把六个师打残，兵员、枪弹、医药均需回后方请领，而李宗仁并不能保证补充，这使他在投入时不能不多一层“成本”计算。
2. 中央军与地方军待遇悬殊。同在台儿庄血战的孙连仲第2集团军属“杂牌”，每师每日领弹药基数仅及20军团一半。李宗仁为督促地方军死守，常把“援军即到”作为政治鼓动；汤恩伯则担心自己的黄埔系部队被用来“填缺口”，私下抱怨：“若把13军打光，谁给补充？川军打残，军政部照发粮饷，我军打残，校长（蒋）亦无能为力。”
这种制度性不平等，使“保存实力”成为中央军将领一种半公开的生存策略，汤恩伯只是表现得更为露骨。
四、性格与经历：南口阴影下的“装甲恐惧症”
汤恩伯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对日军步坦协同的厉害有直观认识。1937年8月南口战役，他率13军与日军第5师团鏖战十八昼夜，部队伤亡逾万，却因反坦克火器不足而被迫节节后撤。
台儿庄战前，他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仍提到：“南口之失，在于我以血肉当敌装甲；今鲁南地势平坦，若无充分战防炮，不宜轻举。”
3月28日，李宗仁第四次电令出击时，汤部侦察报告“敌战车三十余辆出没于峄临公路”，正中南口旧痛，他遂复电称“敌战车遮断，须待工兵破坏”。
这一“装甲恐惧症”被李宗仁斥为“怯敌”，但对亲历过南口溃败的汤恩伯而言，却是真实的记忆阴影。
五、后勤与地形：一条公路决定的运动半径
20军团重炮、汽车、装甲车多，对公路依赖极大。津浦干线台枣支线被破坏后，唯一可供轮式车辆通行的便是临城—枣庄—峄县公路。日军空军连日轰炸桥梁，工兵日夜抢修也只能维持单行。
汤恩伯若提前将六个师全部压向台儿庄，一旦后路被炸，粮弹不继，全军将陷入“有进无退”的绝地。
于是他采取“逐次推进”：先令52军轻装前进，85军控制公路北侧高地，13军留临城为总预备队，以确保“进可合围、退可保路”。
这种“保路”做法在军事上无可厚非，却在外界看来成了“袖手旁观”。
六、舆论与政治：台儿庄大捷后的“功过倒置”
4月6日晚，汤部终以侧背奇袭之势投入总攻，次日拂晓彻底切断濑谷支队退路。是役歼敌约八千，其中七成系20军团在峄县东北山地截击所获。
李宗仁在当天贺电中称“汤军团长忠勇果断，迂回包围，奠定胜利之基”；然而抗战进入持久战阶段后，桂系与中央矛盾加深，李在回忆录中转而指责汤“避战误机”，以凸显自己“严令督战”的功绩。
战后舆论多采信李宗仁一面之词，“保存实力”遂成定论，而汤部最后关头的决定性突击则被有意淡化。
七、结论：多重变量下的“理性拖延”
回到最初的问题——汤恩伯为何最初不愿救援？
1. 战场信息高度混沌，他无法确认台儿庄是否已陷或即将陷；
2. 统帅部存在“决战”与“保力”两种声音，他作为蒋氏嫡系必须兼顾；
3. 对装甲部队的快速突贯存有深刻忌惮，担心重演南口悲剧；
4. 后勤依赖公路，逐次推进是确保退路的唯一可行方式；
5. 制度上中央军与地方军待遇悬殊，使他不得不计算“成本”。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汤恩伯选择了“晚四天出击”的折中方案：既避免了早期硬碰可能带来的重大伤亡，又保持了对日军的致命包围能力。
从纯粹战术角度看，这种“理性拖延”最终促成了台儿庄大捷；但从战役协同与道义层面论，他的迟疑确实把孙连仲部推至“再打一天就崩溃”的极限，也加剧了中央军与杂牌军之间的裂痕。
历史评价的歧义，正源于此——同一行为，在“胜负”与“是非”两个维度上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注释：
[注1] 李明德（时任20军团参谋处作战科）晚年回忆，《台儿庄战役：汤恩伯为何抗命不援》，网易，2025-04-15。
[注2] 《第五战区作战命令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787/1534。
[注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濑谷支队作战详报》，东京1968年版，第121页。
[注4] 蒋介石致汤恩伯密电（1938年3月2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国史馆藏，档号：002-090300-00008-010。
[注5] 20军团《鲁南作战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787/2156。
[注6] 白崇禧《白崇禧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84年，第158页。
[注7] 姚国俊（时任军令部第一厅）未刊日记，转引自《保存实力还是消极避战？》，网易，2024-10-24。
[注8] 汤恩伯致蒋介石电（1938年3月1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90300-00008-006。
[注9]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台儿庄会战经过概要》（1938年4月），《革命文献》第38辑，第97页。
[注10] 李宗仁致军委会贺电（1938年4月7日），《革命文献》第38辑，第101页。
来源：3C捕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