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6月，台北马场町的枪声，宣告了国民党中将吴石生命的终结。

1950年6月，台北马场町的枪声，宣告了国民党中将吴石生命的终结。

在那个非黑即白的年代，“通共”的罪名足以让一个家族从人间蒸发。

按照惯例，等待吴石家人的，将是无尽的审讯和株连。

他的妻子王碧奎被判重刑，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16岁，一个才7岁，被房东赶出家门，流落街头。

就在这片肃杀的白色恐怖之下，一桩怪事发生了。

本该万劫不复的吴家，命运却悄然转了个弯。

九年的刑期被离奇地缩短，街头的孤儿被送进了最好的中学，甚至还有人暗中接济，一供养就是十几年。

这背后，究竟是谁在撑着一把看不见的伞？

而那位手握台湾情治系统，杀伐决断的蒋经国，为何对着眼皮底下的这一切，选择了沉默？

那时候，吴石是声名在外的三期学长，他的军事理论笔记，连教官都当成范本传阅。

而陈诚，是晚他五期的八期学弟，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学长，很是敬佩。

这层同窗之谊，在1926年南昌城外的炮火中，被淬炼成了过命的交情。

当时，陈诚的部队被围，他自己染上伤寒，高烧昏迷。

是吴石，带着几个警卫，冒着枪林弹雨冲进火线，硬是把不省人事的陈诚从战壕里背了出来。

军医后来说，要是再晚两个钟头，人就没了。

那天晚上，吴石把枪放在腿上，在陈诚床边守了一夜。

这份救命之恩，陈诚记了一辈子。

即便是晚年，当他贵为台湾的二号人物，也时常对着一枚北伐时期的旧勋章出神。

身边的副官都明白，他又在缅怀那位“吴学长”了。

所以，当吴石案发，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时，陈诚的处境变得异常尴尬。

他不是不想救，而是不能救。

当时已有三位上将法官，因建议对吴石“重判但不处死”，被蒋介石直接革职，永不叙用。

风口浪尖上，任何公开的求情，都无异于政治自杀。

但眼睁睁看着故人的家小被碾碎，这份刻在骨子里的情义，他又无论如何都放不下。

他选择了一条更隐秘，也更危险的路。

陈诚没有去蒋介石面前说话，他把力气，都用在了那份决定吴石妻子王碧奎命运的案卷上。

这支笔，他动了三次。

第一次，他在卷宗上批下“证据不足”，案子被拖延了下来。

第二次，针对“拟判九年”的结论，他又批示“妇人无知，恐系牵连”，为下级法官改判铺好了台阶。

最后，他干脆直接面示军法处长，定调“家属与情报无关”。

一番操作下来，王碧奎九年的刑期，硬生生被压到了七个月。

这还没完。王碧奎出狱那天，有人给她送来一把钥匙，说房子租金已预付半年。

当吴石的小儿子吴健成，因为“匪谍之子”的身份被学校拒之门外时，第二天，台北建国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就送到了他手上，学杂费也已全部缴清。

从此以后，每个月都有一笔大约两百元新台币的生活费，通过一位副官模样的人，送到吴家姐弟手中。

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

问起是谁送的，来人只答“故友所托”。

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陈明德”。

这是吴健成学籍档案上监护人的名字，也是每月神秘汇款的来源。

没人知道，“陈明德”其实是陈诚早年在保定军校时用过的化名。

他用自己的薪水，以一个早已消失在旧时光里的身份，悄悄地，，履行着对故人的承诺。

这份守护，一守就是十五年，直到他1965年病逝。

以蒋经国当时掌控的情报系统，对这些事会一无所知吗？

不可能。

事实上，保密局头子毛人凤，据说就曾三次向他密报，说“陈院长庇护匪谍家属”。

那些详尽的报告，记录着陈诚副官送钱的时间地点，记录着建国中学那份奇怪的学籍档案，甚至连陈诚在案卷上的批注墨迹都分析得一清二楚。

可蒋经国捏着这些报告，最终却选择了沉默。

他不是不想动，而是不敢动。

当时的陈诚，是蒋介石稳住台湾局面的定海神针。

经济上，他推行“三七五减租”的土地改革，稳住了全岛百万农民，让台湾的粮食供应得以稳定。

军事上，他所统领的“土木系”，是国民党军中最核心的力量，全岛过半的军、师长都是他提拔起来的老部下。

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写下“台湾不可一日无辞修”，这绝非客套话。

粮食靠他，军队靠他，民心也靠他。

彼时的蒋经国，虽然已开始接管情治和政工系统，但羽翼未丰。

在稳住台湾这盘大棋面前，跟陈诚为了吴石家人的事彻底撕破脸，代价太大了。

一旦闹到蒋介石那里，只会被认为是不懂轻重，因小失大。

更深一层，处决吴石，是为了“杀鸡儆猴”，震慑内部。

但如果连他的孤儿寡母都不放过，赶尽杀绝，恐怕会引起军中那些念及旧情的老人们普遍心寒。

陈诚的暗中襄助，恰好成了这套酷烈制度的一个缓冲地带，既保全了蒋家的威严，又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人心。

于是，一场心照不宣的默契形成了。

陈诚用化名小心翼翼地做事，从不公开挑战体制。

蒋经国则揣着明白装糊涂，对递上来的报告，只批示“陈副院长已面报”，把球又踢了回去。

时间一晃，到了2000年。

随着一批尘封的台湾档案解密，这段往事才终于浮出水面。

工作人员在一个保险柜里，发现了一叠泛黄的文件。

里面有陈诚当年三次修改案卷的批注原件；有他副官每月支取200元新台币的签收票据；还有一份吴健成在建国中学的学籍登记表，监护人签名处，“陈明德”三个字的笔迹，与陈诚军校档案里的笔迹完全吻合。

这些没有被销毁，也没有被登记在册的文件，就像有人特意留给历史的存证。

档案中还有一封陈诚临终前写给副官的密信。

信里，他坦言，“当年未能为你父亲求情，是我一生憾事，唯尽力护你家人，聊补亏欠。”

寥寥数语，揭开了一位权倾一时的政治人物，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

这时候，远在美国的吴健成早已年过半百。

当他从旧档案里看到“陈明德”这个名字和那些缴费记录时，才终于明白，那位守护了他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神秘“陈伯伯”，究竟是谁。

多年以后，吴石夫妇的骨灰在北京香山福田公墓合葬。

墓碑前，时常有人摆上跨越海峡而来的鲜花。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