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往年这时候,路两边早就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车,本地的回来的,走亲戚的,车屁股怼着车头,能从村口一直排到村委会大院。小孩子们揣着满兜的鞭炮,跟脱了缰的哈士奇一样,满世界乱窜,炸得烟雾缭绕,空气里都是一股硝石的味儿。
车子拐进村口那条水泥路的时候,我下意识地踩了一脚刹车。
路还是那条路,两边秃掉的杨树也还是那些。
但就是觉得,不对劲。
太安静了。
安静得像一幅忘了上色的素描。
往年这时候,路两边早就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车,本地的回来的,走亲戚的,车屁股怼着车头,能从村口一直排到村委会大院。小孩子们揣着满兜的鞭炮,跟脱了缰的哈士奇一样,满世界乱窜,炸得烟雾缭绕,空气里都是一股硝石的味儿。
今年没有。
路是空的,只有几片被风卷起来的塑料袋,孤零零地在打转。
我把车开得很慢,像是在进行一场告别仪式。
车窗降下来一半,灌进来的风是北方冬天特有的那种,又干又硬,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
“回来了?”
我爸站在门口,穿着那件他穿了快十年的深蓝色棉袄,袖口都磨得发亮了。他手里夹着根烟,烟雾被风一吹就散了。
“嗯,回来了。”我熄了火,从后备箱里拎东西。
两箱牛奶,一箱水果,还有给老妈买的护肤品,给老爸带的两条烟。每年都是这些,像个标准流程。
我爸没过来搭手,就那么站着,看着我一趟一趟地往屋里搬。
“今年……回来的好像不多啊。”我没话找话。
“嗯。”他从鼻子里哼出一个音节,把烟屁股在鞋底上捻了捻,扔进门口的垃圾桶里,“都在手机上过年呢。”
我一愣,随即就明白了。
这大概就是第一个怪现象。
人情债,开始全面数字化了。
进了屋,暖气烘得人脸颊发烫。我妈正坐在沙发上,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盯着手机屏幕。
她的手指在屏幕上划拉得飞快,嘴里还念念有词。
“哎哟,你三舅姥姥发了个两百的。”
“你表姑这个……嗨,五十,也行吧。”
“哟,你张叔手笔不小啊,五百!”
她像个操盘手,在一方小小的屏幕上,指挥着一场涉及几代人、几十户亲戚的人情资本大挪移。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满屏都是红色的聊天框,上面闪烁着“恭喜发财,大吉大利”的系统祝福语。
那些曾经需要提着点心匣子、揣着两瓶好酒、走上几里地才能完成的拜年仪式,现在,被浓缩成了一个个冰冷的数字。
“妈,忙着呢?”
“哎,小浩回来了!”她这才抬起头,脸上笑开了花,“快坐快坐,累了吧?我给你倒水去。”
她把手机往沙发上一扔,屏幕还亮着,一个刚发过来的红包,金额是88.88。
“你看你王婶儿,人就是讲究。”我妈端着水杯过来,还不忘指给我看。
我喝了口热水,感觉那股暖流从喉咙一直滑到胃里,但心里的某个角落,还是凉的。
“爸,今年咱家不去串门了?”我问正在摆弄花草的老爸。
他头也没回:“去哪儿串?人家都在家抢红包呢,你提着东西上门,人还嫌你耽误他发财。”
这话里带着一股子气,但又透着一股无奈。
我没再说话。
晚上,家族群里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赛博团拜会”。
大伯带头,发了一个两百的“拼手气红包”,一百个包。
瞬间就被抢光了。
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表情包轰炸,谢谢老板,老板大气。
我也抢了一个,手气不错,八块三毛六。
我堂哥李伟,就是大伯的儿子,紧接着发了一个五百的。
群里又是一阵欢呼。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滚动的聊天记录,那些闪烁的头像,那些复制粘贴的祝福语,突然觉得很滑稽。
我们明明住在同一个村子,直线距离不超过五百米。
搁在十年前,这会儿我们应该已经聚在大伯家,喝着热茶,嗑着瓜子,听长辈们吹牛,看我们这些小辈打牌了。
现在,我们各自守在自己的家里,对着一块发光的屏幕,用抢红包这种方式,来确认彼此的存在。
我退出了微信,点开窗户,想透透气。
外面黑漆漆的,只有零星几户人家的窗户透出光亮。
没有烟花,没有爆竹,甚至连狗叫都少得可怜。
这个年,静得让人心慌。
这就是第一个怪现象:人情往来的数字化。它像一张无形的网,把所有人都罩在里面。你以为它拉近了距离,实际上,它只是用一种更高效、更冷漠的方式,完成了人际交往的KPI。
省时,省力,也省了心。
真正的心。
第二天,大年三十。
怪现象之二,毫无征兆地,以一种极其扎眼的方式,碾进了我的视线。
早上我被我妈叫醒,说要去镇上买点年夜饭的配菜。
我打着哈欠,穿着睡衣就准备下楼开车。
刚打开门,就看到一辆我从没见过的车,安静地停在我家门口。
车身是那种很骚包的绿色,在冬日灰扑扑的村庄里,像个误入凡间的外星生物。
车标我不认识,但那流畅的线条,隐藏式的门把手,一看就价值不菲。
“谁的车啊?停咱家门口。”我问我妈。
我妈一脸“你小子真没见识”的表情:“你哥的,李伟的。昨天半夜开回来的,电车,一点动静都没有。”
李伟?
我脑子里浮现出堂哥那张总是带着一丝精明和疲惫的脸。他在省城做工程,听说这两年混得不错。
“他换车了?我记得他之前开的是个帕萨特啊。”
“那都老黄历了!”我妈压低了声音,带着点羡慕嫉妒恨的复杂情绪,“听你大伯母说,这车落地得四十多万呢。叫什么……未来?还是理想来着?”
我走近了那辆车,看到了车屁股上的字:理想L9。
我知道这车,号称“五十万以内最好的SUV”。
就在我打量这辆车的时候,车门“唰”地一下,自动弹开了。
李伟从驾驶座上下来,穿着一件黑色的冲锋衣,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哟,小浩回来了。”他冲我笑了笑,但那笑意没到眼底。
“哥,回来啦。换新车了?真气派。”我客套道。
“嗨,瞎开呗。”他摆摆手,从车里拎出一个巨大的礼品盒,“给奶奶买的按摩椅,我寻思着老放后备箱也不是事儿,先给你家送过来。”
我这才明白,他不是故意停我家门口炫耀,而是他家门口那条窄巷子,这台“大家伙”根本开不进去。
“放这就行,我帮你抬进去。”我说。
“不用不用。”他打开后备箱,又拎出几个袋子,“还有点海鲜,给叔和婶儿尝尝鲜。”
我爸妈闻声也出来了。
我爸看着那辆车,眼神复杂,半天没说话。
我妈倒是热情:“哎哟,伟伟,你说你回来就回来,还带这么多东西,太客气了!”
大伯母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钻了出来,嗓门跟个高音喇叭似的:“哎呀,亲家,看见俺家伟伟的车了吧?这孩子,非要买个这么大的,我说太扎眼,他非说空间大,坐着舒服,以后带我们出去玩也方便。”
她嘴上说着“太扎眼”,脸上的褶子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整个上午,这辆绿色的理想L9,就成了村里的新景点。
来来往往的人,路过都要停下来看两眼,评头论足一番。
“这车得不少钱吧?”
“听说是电车,不用烧油。”
“你看那大灯,真亮堂。”
李伟也不嫌烦,一遍遍地跟人介绍这车的功能。
“叔,你看,这后面还有个大电视,我儿子在车上看动画片,一点都不闹。”
“婶儿,这座椅能按摩,比我给奶奶买那按摩椅都舒服。”
“哥,来,上车感受一下,这音响,关上门跟在电影院一样。”
他像个最敬业的销售。
我突然就明白了。
这车,已经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了。
它是李伟的会客厅,是他的电影院,是他的游乐场,更是他的一张移动名片。
一张写着“我混得很好”的名片。
以前过年回家,大家比的是谁在北京上海挣得多,谁的女朋友漂亮,谁的孩子学习好。
现在,赛道变了。
所有的攀比,所有的虚荣,所有的成就和焦虑,都被浓缩到了这一个方方正正的铁盒子里。
车,成了新的度量衡。
你的车有多贵,多智能,多舒服,就代表了你在外面混得有多好。
我开回来的那辆二手马自达,在它旁边,像个营养不良的小土狗。
我爸抽着烟,看着那辆绿色的“庞然大物”,半天,才闷闷地说了一句:“花里胡哨的。”
我知道,他不是在说车。
年夜饭前,第三个怪现象,也悄然登场了。
按往年惯例,年三十下午,我们这些小辈应该要去奶奶家集合,帮忙打扫卫生,贴春联,准备晚上的年夜饭。
今年,奶奶家冷冷清清。
我和爸妈到的时候,只有大伯一家在。
奶奶坐在炕上,看着电视,电视里放着春晚的重播,声音开得很大。
大伯在院子里打电话,唾沫横飞,听内容像是在谈一个什么项目款。
大伯母在厨房里转悠,但更像是在监工,而不是干活。
李伟呢?
他坐在那辆理想L9里,没下来。
我走过去,敲了敲车窗。
车窗缓缓降下,一股暖气夹杂着某种高级香薰的味道扑面而来。
他正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座椅似乎在轻微地震动。
“哥,不进去?”我问。
他睁开眼,眼神里满是血丝:“不了,我在车里眯一会儿,昨晚赶路没睡好。”
“奶奶家不暖和吗?”
“不是暖和不暖和的事儿,”他揉了揉太阳穴,声音很低,“一进去,七大姑八大姨就围上来了,问这问那,头疼。在车里清净。”
我透过车窗往里看,后排的小屏幕上,他儿子正戴着耳机,看得津津有味。他媳妇坐在副驾,刷着手机,脸上没什么表情。
一家三口,整整齐齐地“宅”在车里。
这辆车,成了一个隔绝外界的茧。
一个可以让他们理直气壮地逃避社交,逃避亲情的茧。
我突然想起家族群里那几个比我更小的弟弟妹妹。
他们有的说公司临时加班,回不来了。
有的说女朋友家里有事,要去丈母娘家过年。
还有一个最离谱的,说自己“阳”了,为了大家安全,就不出门了。配图是一张红得发紫的抗原检测。
谁都知道是假的。
但没人去戳穿。
大家心照不Duan地,维持着这种脆弱的默契。
“断亲”。
这个前两年还在网上被热议的词,今年,像病毒一样,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庄里蔓延开来。
年轻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外面读了几年书,工作了几年的,越来越害怕,也越来越厌烦这种密不透风的亲情网络。
我们不想再被盘问工资多少,对象在哪,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娃。
我们不想再被拿来和“别人家的孩子”反复比较。
我们不想再参与那些言不及义的酒局,听那些油腻的吹嘘和教导。
所以,我们选择逃离。
有的人用借口逃离。
有的人,像李伟一样,用一个更昂贵的、更舒适的物理空间,把自己隔离开来。
他不是不回来,他回来了。
但他又好像没回来。
他的身体回到了这个生他养他的村庄,但他的精神,他的灵魂,还留在那辆绿色的车里,留在他自己构建的那个安全、私密、不需要应付任何人的世界里。
我看着那扇缓缓升起的车窗,像一道落下的闸门,把两个世界隔绝开来。
我突然觉得,李伟挺可悲的。
我也挺可悲的。
我们这些拼了命想逃离故乡的人,到头来,却连一个能安心待着的地方都没有。
在城市,我们是异乡人。
回到故乡,我们成了局外人。
年夜饭,终于要开始了。
然后,第四个怪现象,带着一股塑料包装和食品添加剂的味道,被端上了桌。
往年的年夜饭,是从下午就开始忙活的。
洗菜,切肉,和面,剁馅儿。
厨房里热气腾腾,大人们一边干活一边唠家常,我们小孩子就负责偷吃刚出锅的炸丸子,或者被派去小卖部打一壶酱油。
那是一种充满烟火气的、混乱而又温暖的仪式感。
今年,厨房里冷冷清清。
大伯母从一个巨大的保温箱里,端出了一盘又一盘的“硬菜”。
佛跳墙,波士顿龙虾,清蒸石斑鱼,蒜蓉粉丝扇贝……
摆了满满一桌,五颜六色,看起来特别“高大上”。
“哎呀,今年咱们也洋气一把!”大伯母得意地宣布,“这都是我让伟伟在市里最好的饭店订的年夜饭套餐,直接送到家,省事儿!”
她顿了顿,补充道:“一套下来,两千多呢!”
桌上的人,表情各异。
奶奶看着那只张牙舞爪的龙虾,有点不知所措:“这……这玩意儿咋吃啊?”
我爸的脸,黑得像锅底。
他和我妈忙活了一下午,包了三百个饺子,猪肉白菜馅的,现在被挤在桌子一角,显得特别寒酸。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大伯招呼着。
大家象征性地动了动筷子。
那佛跳墙,汤是挺浓,但里面的海参嚼起来跟橡皮筋似的。
那龙虾,肉是挺多,但一点鲜味都没有,全是蒜蓉和调料的味道。
那鱼,更是腥得不行。
所有菜,都有一种统一的、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味道。
精致,但没有灵魂。
就像这场年夜饭一样。
大家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说着“新年好”“多吃点”的客套话。
李伟低着头,不停地在手机上回着消息,估计是在处理工作。
他媳妇儿,则在给儿子剥虾,全程没跟桌上任何人有眼神交流。
大伯依旧在吹嘘他那个还没影儿的项目。
大伯母则在盘问我,在上海一个月挣多少钱,有没有女朋友,打算什么时候买房。
我敷衍着,感觉嘴里的饭菜味同嚼蜡。
我爸终于忍不住了。
他“啪”地一下,把筷子拍在桌上。
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停了下来,看向他。
“这还叫过年吗?”
他声音不大,甚至有点沙哑,但每个字都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这潭死水里。
“一大家子人,凑到一块儿,就吃这些外边买回来的东西?”
“厨房里连点热乎气儿都没有。”
“一个个的,不是看手机,就是说那些不着四六的话。”
“这不叫团圆,这叫凑数!”
空气瞬间凝固了。
大伯母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哎,我说亲家,你这话说的。现在不都这样吗?时代在进步,咱也得跟上潮流不是?谁还自己在家叮叮当当地做一天饭啊,多累啊。”
“累?”我爸冷笑一声,“我看不在家做饭,你们也没闲着啊。一个在车里躲清闲,一个把家当成电话超市。”
这话直接戳到了李伟和他爸的肺管子。
李伟大伯“腾”地一下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老二,你什么意思?我谈的是正事!几十万的合同!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守着那几亩地就有饭吃?”
李伟也抬起了头,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他把手机往桌上一摔:“爸,你少说两句!”
然后他转向我爸,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火气:“二叔,我们累死累活在外面干一年,图什么?不就图过年能回来,让家里人过得好点,吃点好的,用点好的吗?”
“我买车,我订饭店的菜,我有错吗?”
“我们是不像你们,有时间在家包饺子,唠家常。我们手停口就停!我后面还跟着几十号工人要吃饭!”
“你们觉得年味儿淡了,我们还觉得压力大了呢!谁不想轻轻松松过个年?谁想大年三十还接着客户电话?”
他吼完,整个屋子死一般地寂静。
只有奶奶还在看着电视,电视里传来喜庆的歌声,显得那么刺耳,那么不合时宜。
李伟的儿子被吓哭了,他媳妇儿赶紧抱着孩子,走出了屋子。
一场本该其乐融融的年夜饭,变成了一场歇斯底里的控诉会。
大家都不再说话。
那盘猪肉白菜馅的饺子,从头到尾,都没人动几筷子。
它孤零零地待在那里,像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固执的老人。
这就是第四个怪现象:“精致”的年夜饭,和“空心”的团圆。
我们用金钱买来了便利,买来了看似体面的排场,却把最重要的东西——那种一家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共同付出的过程,给弄丢了。
没有了共同的忙碌,没有了油烟和汗水,所谓的团圆,就只剩下了一个空洞的躯壳。
大家坐在一起,心却隔着十万八千里。
那天晚上,我是怎么回到家的,已经记不清了。
只记得,我爸一路上都没说话,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妈在旁边,小声地叹着气。
回到家,我爸把自己关在屋里。
我妈对我说:“小浩,别往心里去。你大伯和你哥,他们也不容易。”
我点点头:“我知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李伟的咆哮,与其说是在反驳我爸,不如说是在宣泄他自己积压了一年的委屈和疲惫。
我们这一代人,就像上了发条的陀螺,停不下来。
我们被房价、被KPI、被各种无形的压力追着跑。
我们用尽全力,只是为了在城市里有一个立足之地,为了让家人觉得我们“混得还行”。
过年回家,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一种放松,而是一场年度汇报演出。
我们要开着体面的车回来,要给亲戚们发够数的红包,要表现出游刃有余的样子。
我们累,我们烦,我们也想家。
但我们回到的这个“家”,却越来越让我们感到陌生和窒息。
两代人之间,像是隔了一道看不见的墙。
墙这边,是父辈们对“年味儿”的执念,对传统仪式的坚守。
墙那边,是我们这一代人对“效率”和“自由”的追求,对复杂人情的逃避。
谁都没错。
错的是这个变化太快的时代。
它把我们所有人都裹挟其中,身不由己。
大年初一。
天还没亮,我就被一阵汽车发动的声音吵醒了。
我拉开窗帘一看,是李伟那辆绿色的理想。
车灯划破了黎明的黑暗,悄无声息地,滑出了村子,上了大路。
我看了看手机,才早上五点半。
过了一会儿,我妈的手机响了。
是大伯母打来的。
我妈开了免提。
“亲家母啊,我们先走了啊。伟伟公司里有急事,连夜叫他回去开会。这孩子,真是劳碌命。本来还想在家多待两天的。”
我妈应和着:“哎呀,事业要紧,事业要紧。”
挂了电话,我妈撇了撇嘴:“屁的急事,就是昨天晚上闹得不愉快,没脸待下去了。”
我没说话。
我知道,李伟这一走,可能要到下一个春节才会再回来了。
这个年,对他来说,已经提前结束了。
而第五个,也是最让我感到荒诞的怪现象,在上午十点钟,准时上演。
我小姨一家,开着车来了。
小姨是我妈最小的妹妹,在县城当老师,姨夫在银行工作,家境殷实。
他们一进门,就带来了满屋子的喧嚣。
“姐,姐夫,新年好啊!”小姨嗓门洪亮。
“爸,妈,我们给您拜年啦!”表弟和表妹也跟在后面,嘴甜得很。
他们带来了大包小包的礼物,保健品,茶叶,还有给我奶奶的一个大红包。
我妈和我爸脸上的阴霾,总算散去了一点。
大家坐下,喝茶,聊天。
气氛看起来很融洽。
小姨问了问我的工作,关心了一下我爸妈的身体。
姨夫则和我爸聊起了今年的粮食价格。
一切都像是最标准、最完美的拜年场景。
然而,半个小时后,小姨看了看手表,站了起来。
“姐,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我妈一愣:“走?这还没到饭点呢?吃了午饭再走啊。”
“不了不了,”小姨摆摆手,脸上带着一丝兴奋和炫耀,“我们订了下午两点去三亚的机票,一家人去那边过冬,暖和。”
三亚?
我爸妈都愣住了。
“去三亚干啥?这大过年的……”我妈有点没反应过来。
“哎呀,姐,你不知道,现在都流行这个!”小姨神采飞扬地解释道,“过年回家待两天,拜完年,初一初二就飞走。我们单位好几个同事都这样。这叫什么……‘候鸟式’过年!”
“我们先把父母这边安顿好,礼物送到,红包给到,孝心尽到。然后,剩下的假期,就是我们自己的时间了!去三亚晒晒太阳,吃吃海鲜,不比在家里冻着、走亲戚强?”
她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出手机,给我们看她订的酒店照片。
海景房,私人沙滩,无边泳池。
“你们看,多好。这才是生活,这才是度假!”
我看着小姨那张因为兴奋而微微发红的脸,突然觉得一阵彻骨的寒意。
“候鸟式”过年。
“候鸟式”孝顺。
她说得那么理直气壮,那么天经地义。
仿佛“孝顺”也成了一项可以量化,可以分割的任务。
我来,我看见,我给钱。
任务完成,打卡下班。
至于父母接下来那漫长的、空虚的春节假期要如何度过,他们是否真的需要那些昂贵的保健品,还是更需要子女多一点时间的陪伴。
这些,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他们心安理得地,用物质上的“尽孝”,换取了自己心安理得的“抽身离去”。
我爸的脸色,比昨天晚上还要难看。
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只是摆了摆手,说:“行吧,你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那语气里,充满了无尽的疲惫和失望。
小姨一家,像一阵风一样,来了,又走了。
屋子里,又恢复了安静。
只剩下桌子上那些包装精美的礼品盒,在无声地提醒着,他们曾经来过。
我妈看着那些东西,半天,叹了口气。
“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儿啊。”
我走过去,拿起一个礼品盒。
是脑白金。
我记得,去年他们送的也是这个。
可能,在他们眼里,我外公外婆的脑子里,永远都缺白金吧。
下午,我陪我爸去村里的小卖部买烟。
路上,遇到了几个村里的老人,聚在墙根下晒太阳。
他们看到我爸,都热情地打招呼。
“老李,儿子回来了?”
“回来了。”
“你家亲戚来得多吧?你家人缘好。”
我爸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还行,还行。”
我知道,他是在死撑着最后一点面子。
这个春节,来我家的亲戚,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大部分,都在手机上“拜过年”了。
我们走远了,还能听到身后传来的议论声。
“老李家今年也冷清啊。”
“可不是嘛,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心野了,不恋家了。”
“我家那小子也是,初二就回城里了,说要跟同学聚会。”
“哎,这年,是越来越没意思了。”
那些话,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在我心里。
我突然很想为我爸做点什么。
“爸,”我开口道,“晚上,咱家吃饺子吧。我给你和面。”
我爸愣了一下,看了看我。
他的眼睛里,浑浊的,看不出情绪。
但过了一会儿,他点了点头。
“行。”
那天晚上,我和我妈,还有我爸,三个人,围在厨房里。
我负责和面,揉面,擀皮。
我妈和我爸负责调馅儿,包饺子。
厨房里很小,也很乱,面粉飞得到处都是。
但那股熟悉的、混杂着面粉香和肉馅香的烟火气,又回来了。
我们谁也没提昨天晚上的不愉快,也没提今天上午的闹剧。
我们就只是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家常。
聊我小时候的糗事。
聊我妈的广场舞队又拿了什么奖。
聊我爸种的那几盆兰花,又开了几朵。
饺子下锅,在沸水里翻滚着。
白白胖胖的,像一个个小元宝。
捞出来,盛在盘子里,热气腾腾。
我爸给我倒了一小杯白酒。
“来,爷俩喝一个。”
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
酒很烈,呛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爸,妈,”我吸了吸鼻子,“明年过年,我早点回来。”
我妈笑了,眼角有了泪光:“好。”
我爸没说话,只是仰头,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我知道,一个饺子,一句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那五个怪现象,就像五座大山,压在每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农村家庭身上。
数字化的“人情债”,让我们变得疏离。
攀比的“新赛道”,让我们变得焦虑。
年轻人的“断亲潮”,让亲情变得脆弱。
空心的“年夜饭”,让团圆变得虚伪。
候鸟式的“尽孝”,让陪伴变得奢侈。
这些问题,不是靠一顿饺子就能化解的。
它是一个时代性的阵痛。
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无法幸免。
初五,我也要走了。
后备箱里,又被塞满了东西。
我妈自己做的腊肠,我爸种的白菜,还有奶奶非要塞给我的一大包花生。
临走前,我爸把我拉到一边。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红包,塞到我手里。
“拿着,在外面,别亏待自己。”
我捏了捏,很厚。
“爸,我不要,我挣钱了。”我推辞着。
“让你拿着就拿着!”他眼睛一瞪,是我熟悉的那种固执,“你挣的是你的,我给的是我的。”
我没再拒绝。
我把红包揣进兜里,感觉沉甸甸的。
我发动了车子。
我爸我妈就站在门口,看着我。
就像我每次离开时一样。
车子开出村口,我又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后视镜。
村庄还是那个安静的村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我没有觉得它荒凉。
我只是觉得,它像一个累了的老人,在安静地打盹。
它在等。
等我们这些走出去的孩子,什么时候,能真正地“回家”。
而不是仅仅“回来过年”。
在高速上,我打开了那个红包。
里面不是钱。
是一张照片,和我写的一封信。
照片是我小时候,骑在我爸脖子上,手里举着一个风车,笑得没心没肺。
信,是我爸写的。
他的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像他那双常年干农活的手一样,布满了沧桑。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小浩:
爸知道,你们年轻人有你们的难处。
时代不一样了。
我们老了,跟不上了。
但家,永远是你的家。
累了,就回来。
不用带东西,也不用装样子。
回来,陪爸妈吃顿饭,说说话,就行。
爸”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车窗外的景物,在飞速地后退。
那些高楼,那些广告牌,那些和我一样,行色匆匆的车流。
我突然明白了。
年味儿,或许从来没有消失。
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
它不再是震耳欲聋的鞭炮,不再是推杯换盏的热闹,不再是那些繁琐的、必须遵守的仪式。
它变成了李伟在车里片刻的喘息。
变成了小姨朋友圈里那片炫耀的沙滩。
变成了我爸那顿沉默的年夜饭。
更变成了他塞给我的这封信。
它藏在我们的焦虑里,我们的逃避里,我们的无奈里,和我们心底最深处的那一丝愧疚与渴望里。
我们一边抱怨着年味儿的消失,一边又亲手将它推开。
我们渴望团聚,却又害怕团聚带来的负担。
我们怀念过去,却又无法挣脱现在的枷锁。
这种矛盾,这种拉扯,或许才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年味儿”。
它苦,它涩,它让人五味杂陈。
但它也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多远,我们的根,还在这里。
那个叫“家”的地方,还在亮着一盏灯,等着我们。
等着我们,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醒悟,然后调转车头,不为任何KPI,不为任何人的眼光,只为了那顿热气腾腾的饺子,真正地,回家。
我的手机响了,是公司领导的电话。
我戴上蓝牙耳机,深吸一口气,声音恢复了平静和专业。
“喂,王总,新年好。”
“是的,我在回上海的路上了,明天一早就能到公司。”
“好的,没问题。”
挂了电话,我把那封信和照片,小心翼翼地收进了储物格。
阳光从前挡风玻璃照进来,有点刺眼。
我打开了车载音响。
随机播放的,是一首老歌。
“……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我跟着哼唱起来,车子汇入了前方的车流,像一滴水,融入了奔腾不息的时代江河。
我知道,新的一年,新的战斗,又开始了。
来源:活泼火车i9zd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