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原来那首“轻轻的我走了”根本不是写给剑桥,而是写给一个再也回不去的自己——1928年11月6日,徐志摩第三次回到剑桥,写完《再别康桥》的当天下午,他就跑邮局给陆小曼寄信,信里第一句是“钱又光了”。
原来那首“轻轻的我走了”根本不是写给剑桥,而是写给一个再也回不去的自己——1928年11月6日,徐志摩第三次回到剑桥,写完《再别康桥》的当天下午,他就跑邮局给陆小曼寄信,信里第一句是“钱又光了”。
我盯着这行字,忽然明白:诗人不是飘在云端,他是被现实按在地板上摩擦。
那天他拍的是同一条康河,可水里没林徽因的影子,只剩一张被船桨搅碎的船票——回程票。
回国后的日子像拆盲盒,拆开的全是账单:陆小曼在上海的鸦片、裁缝、赌场,每月要花掉他六所大学薪水。
他只好把课表排成麻将牌:周一南京、周三北京、周五上海,周末回上海给太太点烟。
朋友回忆,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北大门口啃冷馒头,一边啃一边背讲义,嘴角还沾着芝麻。
1931年11月19日,他蹭免费邮政飞机去北平,只为赶上林徽因的演讲,结果半空大雾,飞机撞山。
残骸里翻出的日记本最后一页写着: “这回真要省钱了。”
所以再读“不带走一片云彩”,我听到的不是潇洒,是认命: 云彩他带不走,债务也带不走,连命都带不走,只能把遗憾留在天上。
剑桥给他立碑,碑上刻的就是这句,英国人以为这是东方浪漫,其实是徐志摩留给债主们的免责声明: 瞧,我连云都没拿,你们就别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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