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老师的声音从水里传过来，带着水汽，有点闷，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子，清清楚楚地砸在我心上。

“想不想来？”

林老师的声音从水里传过来，带着水汽，有点闷，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子，清清楚楚地砸在我心上。

我当时正蹲在水库大坝后面的一丛野草里，心脏跳得像刚跑完一千米。

那是1988年的夏天，天热得像个大蒸笼，柏油马路被晒得软趴趴的，能粘掉人半个鞋底。我们那座小县城，唯一的念想就是城郊的红旗水库。

水是绿的，深不见底，大人总说里面有水鬼，专拉小孩的脚。可再厉害的水鬼，也挡不住这能把人烤熟的太阳。

我就是那天下午，逃了午睡，骑着我爸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偷偷溜去水库的。

我没想干别的，就是想找个阴凉地儿，把脚泡在水里，凉快凉快。

可我刚把车藏好，就看见了林老师。

她是我们高一的语文老师，刚从省城大学毕业分来的，跟我们县城里那些烫着卷发、嗓门洪亮的妇女不一样。她总是安安静静的，说话声音不大，身上有股淡淡的肥皂味。

她穿着一件蓝色的、很保守的连体泳衣，就那么一个人，在水库中心慢慢地游。她的胳膊划开水面，动作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水上。阳光照着她湿漉漉的头发，黑得发亮。

我像被钉住了，蹲在草丛里，一动不敢动。

我承认，那时候的我，十六七岁，正是看什么都好奇的年纪。林老师在我眼里，就像语文课本里那些需要“全文背诵”的诗，美，但遥远。

可现在，这首诗就活生生地在我眼前，在绿色的水波里。

我看得入了神，连她什么时候游到了岸边都不知道。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正拧着长头发上的水，眼睛直直地看着我藏身的方向。

那一刻，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完了，被抓住了。偷看老师游泳，这要是传出去，我爸非得打断我的腿。

我手脚发麻，想跑，腿却像灌了铅。

然后，她就开口了，问我：“想不想来？”

我脑子更乱了，什么意思？是问我想不想也下来游泳？还是……我不敢往下想。

我憋红了脸，从草丛里站起来，像个被审判的犯人，低着头，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林……林老师。”我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她没笑，也没生气，只是很平静地又问了一遍：“天这么热，想不想下来凉快凉快？”

我这才明白，是我想多了。我胡乱地点点头，又摇摇头，自己都不知道在干嘛。

她看着我窘迫的样子，嘴角似乎弯了一下，然后就转过身，上了岸，拿起搭在石头上的毛巾擦了擦身子，穿上外衣。整个过程，她都那么自然，好像我这个偷看的学生根本不存在一样。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等着她过来训我一顿，或者至少说一句“以后不许这样了”。

可她只是走到我面前，把一缕湿头发别到耳后，说了一句让我完全没想到的話。

“陈辉，你跟我来一下，帮我个忙。”

我愣住了。

林老师家离水库不远，就在纺织厂家属院的一栋旧楼里。那是我第一次去她家。

楼道里很暗，堆着邻居家的杂物，有股陈年的霉味。她家在一楼，门是绿色的，漆掉了一块一块的。

她拿出钥匙开门的时候，我心里还在打鼓。一个学生，跟着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回家，这事怎么想怎么不对劲。

可她那么坦然，我也不好意思表现得鬼鬼祟祟。

门开了，一股浓浓的中药味扑面而来。

屋里很暗，窗帘拉着，只有一点光从缝隙里透进来。我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清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老式的书柜，塞满了书。

跟我幻想中那种窗明几净、摆着鲜花的单身女教师宿舍，完全不一样。这里没有一点生气，空气都是沉的。

“把他扶起来一下，我给他擦擦身子。”林老师指着里屋的床说。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心猛地一沉。

床上躺着一个男人，很瘦，脸颊凹陷，眼睛紧紧闭着，一动不动。

我这才明白，她说的“帮忙”，是帮这个。

“这是我爱人。”她轻声说，语气里没有介绍的喜悦，只有一种习惯了的平静。

我当时整个人都僵住了，手脚冰凉。关于林老师的传言，学校里有一些。有人说她是城里来的，看不上我们这儿的，所以一直单身。也有人说她眼光高，在等调回城里的机会。

没人知道，她结婚了。更没人知道，她的丈夫是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站在原地，像个木头人。

“他生病了，肌肉萎缩，动不了。”她解释了一句，好像知道我心里的疑问。她走到床边，熟练地掀开薄被子，拿起旁边的毛巾。

“你帮我把他上半身架起来就行，我一个人弄不方便。”

我机械地走过去，学着她的样子，把手伸到那个男人的腋下。他的身体很轻，没什么分量，但皮肤接触的一瞬间，我还是忍不住抖了一下。那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触感，像在触摸一件旧家具。

我用尽力气把他扶起来，靠在我身上。林老师端来一盆温水，仔细地给他擦拭前胸和后背。她的动作很轻柔，很慢，好像在对待一件易碎的品。

整个过程，我们一句话都没说。屋子里只有毛巾摩擦皮肤的声音，和那个男人微弱的、几乎听不见的呼吸声。

那股中药味，混着一丝说不出的味道，钻进我的鼻子里，让我有点想吐。

我从来没离一个人的病痛和衰败这么近过。

擦完身后，她又让我帮忙把他翻了个身，在他的背上和褥子之间撒了些滑石粉，防止长褥疮。

做完这一切，她直起腰，轻轻捶了捶后背，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

“好了，谢谢你。”她对我笑了笑，那笑容很淡，也很疲惫。

我摇摇头，说：“没事，林老师。”

她让我去外屋坐，给我倒了杯凉白开。玻璃杯很干净，但上面有几个小豁口。

“他这个病，好几年了。”她看着里屋，像是对我，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刚毕业我们就结婚了，那时候他还好好的，是厂里的技术员，我们一起来这儿的，本想着能过安稳日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捧着水杯，听着。

“后来就病了，一点一点地，先是腿，然后是胳膊，现在，连话都说不了了。”她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我看着她，眼前的林老师，和讲台上那个念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林老师，好像是两个人。一个在诗里，一个在现实里。

那天之后，我的生活好像被劈成了两半。

一半是学校，课堂，考试，和同学们打打闹闹。另一半，是林老师那个昏暗的、充满药味的家。

她没有再主动找过我，但我每隔一两天，放学后就会自己过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我应该去。

我敲开门，她看到我，从来不多问，只是点点头，让我进去。

我开始熟练地帮她给丈夫翻身、擦背、换衣服。有时候，她会熬好中药，我帮她扶着头，她用小勺子一点一点地喂下去。大部分药汁都会从他合不拢的嘴角流出来，弄湿枕巾。

她就拿着毛巾，一遍一遍地擦。

我们之间的话很少，做的都是这些琐碎又沉重的事。

但渐渐地，我不再觉得那个房间压抑。我开始注意到一些细节。窗台上有一盆小小的仙人掌，是整个屋子唯一的绿色。书柜里有一本格林童话，书页都翻毛了边。她丈夫的床头，放着一张两人的合影，照片里的他笑得很灿烂，搂着林老师，背景是我们县城的公园。

原来，他们也曾那样鲜活过。

我开始主动做一些别的事。屋顶的灯泡坏了，我从家里搬来梯子换上。她家的煤气罐空了，我踩着三轮车拉去换。院子里的水管漏水，我找来生料带，笨手笨脚地缠好。

我做这些事的时候，她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有时候会递给我一块毛巾擦汗，或者一杯水。

她说：“陈辉，你不用做这些的。”

我说：“没事，林老师，我力气大。”

我把这当成一个秘密，一个只属于我和她的秘密。我觉得自己像个骑士，在守护着一座孤单的城堡。

我爸妈很快就发现了我的不对劲。我放学回家越来越晚，身上总有股淡淡的药味，有时候衣服上还会蹭上污渍。

我妈问我：“你最近老往哪儿跑？是不是跟人学坏了？”

我含糊其辞：“没，跟同学学习呢。”

我爸是厂里的车间主任，脾气有点暴，他敲着桌子说：“学习？学习能学出一身药味？你给我说实话，到底在干什么！”

我不敢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一个男学生，天天往一个年轻女老师家里跑，这话说出去，谁信？在那个年代，这种事足以毁掉一个人。

我的沉默，在他们看来就是默认。我妈的眼睛红了，我爸的脸色铁青。

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我每天回家都像上刑场。

学校里的流言蜚语也开始传开了。

不知道是谁，看见我从林老师家出来。于是，“高一的陈辉，在跟语文老师搞对象”的说法，像病毒一样在校园里蔓延。

版本有很多。有人说，林老师的丈夫早就死了，她是寡妇。有人说，她根本没结婚，就是作风有问题。更难听的，说我是图她城里人的身份，想让她帮我办“农转非”。

走在路上，总有人对我指指点点。上课的时候，同学会用胳adece的眼神看我，和林老师。

林老师似乎也听到了。她上课的时候，眼神不再和我交汇。有时候在走廊里碰到，她也会装作没看见，低着头匆匆走过。

她越是这样，那些流言就传得越凶。

我心里又闷又委屈。我做的是好事，为什么在别人嘴里就变得那么不堪？

那天，体育课自由活动，班上几个调皮的男生把我围住。领头的是王浩，他爸是教育局的一个小领导，平时在班里横行霸道。

“陈辉，可以啊你，本事不小。”他阴阳怪气地说。

我不想理他，想走。

他一把拦住我：“别走啊，跟哥几个说说，林老师尝起来什么味儿？”

他话音刚落，周围几个男生就哄笑起来。

那笑声像一根根针，扎在我耳朵里。

我脑子一热，什么都忘了，一拳就挥了过去。

我打中了王浩的鼻子，他嗷的一声，鼻血就流了出来。

我们两个瞬间就扭打在了一起。操场上乱成一团，直到教导主任过来，才把我们拉开。

后果很严重。

我们两个都被叫到了教导处，家长也被叫来了。

王浩他爸一来，就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我没教养，小小年纪不学好，敢在学校打人。

我爸来了之后，一句话没说，先给了我一巴掌。

那一巴掌很重，我耳朵嗡嗡作响，半边脸都麻了。

教导主任是个快退休的老头，姓李，平时最重名声。他推了推眼镜，看着我，又看看我爸，说：“陈主任，这事儿不光是打架那么简单啊。”

然后，他清了清嗓子，把那些关于我和林老师的流言，当着所有人的面，添油加醋地说了出来。

他说我“品行不端，道德败坏”，说林老师“治学不严，有违师德”。

我爸的脸，从铁青变成了酱紫。他浑身都在发抖，不是气的，是羞的。他一辈子在厂里兢兢业业，最看重的就是脸面。

我看着他那样子，心如刀绞。我想解释，我想把真相说出来。

可我一抬头，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林老师。

她也被叫来了。她就站在那儿，脸色苍白，嘴唇紧紧地抿着。她看着我，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明白了。

我不能说。

如果我说了，大家只会觉得我是为了脱罪，编造了一个更离奇的谎言。他们会去她家“求证”，会把她丈夫不堪的样子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那对她来说，比杀了她还难受。

我咬着牙，把所有的话都咽了回去。

“是我错了。”我低着头，对教导主任说。

“是我先动的手。”我对王浩他爸说。

“爸，对不起。”我对涨红了脸的父亲说。

那天，我爸是怎么把我领回家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他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自行车骑得飞快，链条哗啦哗啦地响，像是在哭。

回到家，他关上门，从墙角抄起一根胳bi，那是我小时候不听话时他用来吓唬我的。

“跪下！”他吼道。

我“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水泥地上。

“你对得起我跟你妈吗？我们省吃俭用供你上学，是让你去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的？”

“你跟那个老师，到底怎么回事？给我从实招来！”

我跪在地上，背挺得笔直，一言不发。

我不能说，打死也不能说。这是我和林老师之间的约定，虽然我们从未约定过。

我爸见我不说话，以为我顽固不化，手里的棍子就落了下来。

一下，又一下，抽在我的背上，腿上。

很疼，火辣辣的疼。但我一声没吭。

我妈在旁边哭着拉他：“别打了，别打了！会把孩子打坏的！”

“打坏了也比在外面丢人强！”我爸眼睛都红了。

我不知道他打了多久，直到他打累了，把棍子一扔，指着我：“从今天起，你不准再出这个门！学也别上了，我没你这个儿子！”

我被关在了自己房间里。

门被从外面锁上了。吃饭的时候，我妈会从门下面的小口递进来。

我就像一个犯人。

我躺在床上，浑身是伤，但心里却异常平静。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的事。我保护了林老师的秘密，保护了她的尊严。

只是，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不知道她怎么样了。学校会怎么处理她？她会不会被开除？她一个人，怎么照顾她的丈夫？

这些问题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

过了两天，我妈趁我爸上班，偷偷打开了我的房门。

她端着一碗鸡蛋羹，眼睛肿得像桃子。

她坐在我床边，摸着我脸上的伤，眼泪就掉下来了。

“儿啊，你跟妈说实话，到底是为了什么？妈不信我儿子是那种人。”

我看着妈妈期盼的眼神，心里的防线一下子就塌了。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

从那个夏天在水库被林老师撞见，到去她家帮忙，再到她生病的丈夫，那些难闻的药味，那些沉重的日常。

我妈听得目瞪口呆，手里的碗都忘了放下。

听完之后，她沉默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站起来，什么也没说，转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瓶红花油。

她坐在我身边，撩起我的衣服，一点一点地给我擦药。

她的手很粗糙，但动作很轻。

“傻孩子。”她一边擦，一边说，“受了这么大委屈，怎么不早说？”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爸回来了。

我妈把他拉到房间里，关上门，两个人谈了很久。我隐约能听到他们在争吵，声音忽高忽低。

后来，声音停了。

我的房门被打开了。

我爸站在门口，看着我。他的眼神很复杂，有心疼，有愧疚，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他走进来，在我床边坐下，半天没说话。

屋子里很静，能听到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明天，”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有点哑，“我带你去林老师家，去道歉。”

我愣住了。

第二天，我爸真的向厂里请了假。

他让我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从柜子里拿出一个信封，塞给我。信封有点厚，我知道，那是我们家存了很久，准备给我交学费和以后上大学的钱。

“拿着。”他说，不容我拒绝。

我跟着他走出家门。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这是我被关了几天后，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世界。

我们没有骑车，就那么一走着。

一路上，他还是不怎么说话，只是偶尔会侧过头看看我，好像在确认什么。

到了纺织厂家属院，他停下了脚步，问我：“是这儿？”

我点点头。

我们走到那扇熟悉的绿色门前。我爸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门。

敲门声在安静的楼道里显得特别响。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一道缝。

是林老师。她看到我们，特别是看到我爸，明显愣住了。她的脸色比前几天更差了，眼睛下面有很重的黑眼圈。

“陈主任……”她小声地喊了一声。

我爸没说话，只是往里屋看了一眼。

然后，他对我点点头。

我往前走了一步，把手里的信封递过去，说：“林老师，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林老师看着那个信封，连连摆手：“不，不，我不能要。”

“拿着吧。”我爸开口了，语气很沉稳，“孩子不懂事，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我们做家长的，有责任。这点钱不多，你……你先拿去应急。”

我爸是个粗人，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但他说的每个字，都带着一种朴实的、让人无法拒绝的力量。

林老师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看着我爸，又看看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爸叹了口气，说：“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林老师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侧过身，让我们进去了。

屋子里还是那股浓浓的药味。

我爸走到里屋床边，看着那个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男人。他看了很久，一句话都没说。

那个男人，林老师的丈夫，那天的情况似乎不太好，呼吸很急促，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

林...老师站在旁边，手足无措，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他昨天晚上发烧了，一直没退。”她带着哭腔说。

我爸伸出手，摸了摸那个男人的额头，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烫手！得赶紧送医院！”

“没用的，”林老师摇着头，眼泪掉了下来，“去过好几次了，医生说……说就是这样了，只能在家里养着，能拖一天是一天。”

我爸沉默了。他是一个车间主任，管着上百号工人，在厂里说一不二，什么场面没见过。但此刻，面对这种生命的无力，他也束手无策。

他转过身，对我说：“陈辉，你去把厂里的三轮车骑过来。”

然后他又对林老师说：“林老师，你别怕。我们厂医务室有个王大夫，以前是部队的军医，经验足。我带他去看看。”

说完，他就匆匆出门了。

那一刻，我看着我爸的背影，那个平时在我眼里严厉、不近人情的背影，突然变得无比高大。

我爸的行动力很强。

不到半小时，他就带着王大夫来了。王大夫背着一个旧药箱，一进门就直奔床边，听诊、量体温、检查瞳孔，动作麻利。

检查完，他对我爸摇了摇头，说：“是并发性肺炎，情况很不好。他身体底子太差了，送医院也只是上呼吸机，没什么意义了。”

林老师的身体晃了一下，扶着墙才站稳。

王大夫从药箱里拿出一些药，交代了用法，叹了口气，说：“尽人事，听天命吧。”

那天下午，我爸没有回家。

他让王大夫回去了，自己留了下来。他让我去食堂打了饭，一份给林老师，一份给他自己。

他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坐在桌子边，安安静静地把饭吃完。

然后，他对我说：“你回家去，告诉你妈，我今晚不回去了。”

我愣了：“爸，你……”

“一个女人家，撑不住。”他看着里屋，淡淡地说，“我在这儿，她心里能踏实点。”

我爸就在林老师家的那把破椅子上，坐了一整夜。

我不知道那一夜他们说了什么，或者什么都没说。我只知道，第二天我再过去的时候，林老师的眼睛虽然还是又红又肿，但眼神里，多了一点东西。

那是一种，不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后，松下来的一点光。

从那天起，我们家和林老师家，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联系。

我爸下班后，会先绕到林老师家看一眼，有时候帮着搭把手，有时候就是坐一会儿，说几句话。

我妈会多做一些好克化的饭菜，比如鸡蛋糕、烂糊面，然后让我送过去。

周围的邻居，那些之前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人，看到我爸一个大男人，一个车间主任，都亲自出面了，也都闭上了嘴。

人的心态很奇怪。当一件事情是秘密的时候，它就充满了可供想象的龌龊空间。可一旦它被摊开在阳光下，那种不堪的想象力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最基本的同情。

大家开始帮忙。东家的张大妈会送来自己家种的青菜，西家的李大爷会帮着去换煤气罐。

林老师不再需要我偷偷摸摸地去帮忙了。

但我的处分还是下来了。

学校给了我一个“记过”处分，理由是“顶撞师长，聚众斗殴”。教导主任本来想给我“开除察看”的，是我爸去学校，跟校长谈了很久，才改成了这个。

至于林老师，学校找她谈了话，给了她一个“口头警告”，理由是“未能妥善处理与学生的关系，造成不良影响”。

我知道，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正轨，但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改变了。

我不再是那个懵懂的少年，林老师也不再是那个遥远的、诗一样的老师。我们都从各自的世界里走出来，在现实的泥潭里，看到了彼此最真实、也最狼狈的样子。

一个星期后的一个傍晚，林老师的丈夫，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详，没有痛苦。

我爸帮着联系了殡仪馆，处理了所有的后事。

出殡那天，天阴沉沉的。

来的人不多，只有我们一家人，还有几个厂里知道了情况的同事，和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

林老师穿着一身黑衣服，站在墓碑前，没有哭。她只是静静地站着，风吹起她的头发，她整个人瘦得像一片叶子，随时都会被风吹走。

我站在她身后不远处，看着她的背影。

我忽然觉得，那个躺在地下的人，虽然带给了她无尽的痛苦和拖累，但或许，也是她在这座小城里唯一的根。

现在，根断了。

办完丧事，林老师向学校请了长假。

她说，她想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

我们都明白，她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她走的那天，我去送她。

还是那个小小的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人。

她只提着一个很小的行李箱，里面似乎没装什么东西。

我们站在月台上，相对无言。

火车快要开了，汽笛拉出长长的、嘶哑的声响。

“林老师，”我终于开口，“以后……多保重。”

她点点头，看着我，忽然笑了。那是我见过她最轻松的笑容。

“陈辉，”她说，“谢谢你。”

她顿了顿，又说：“你是个好孩子。不要因为那些事，影响你的学习。你得考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用力地点点头。

“还有，”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这是你爸爸给我的钱，我没动。你们家也不容易，你留着交学费。”

我推辞着，她却把我的手合上。

“听话。就当是……老师给你留的最后一次作业。”

火车开动了。她上了车，站在车窗后面，对我挥了挥手。

我站在月台上，看着那列绿皮火车缓缓驶出车站，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天际。

我捏着手里的信封，信封里除了钱，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是她娟秀的字迹，写着一句话：

“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林老师。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中。我爸妈也不再对我那么严厉，家里的气氛变得前所未有的和谐。

我爸的话变少了，但偶尔会在我学习到深夜时，给我端来一杯热牛奶。我妈则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弥补着对我的愧疚。

第二年，我考上了大学，是省城的一所师范大学。

我成了我们那栋家属楼里，那几年唯一考出去的大学生。

我爸在厂里摆了酒，请了所有的同事和领导。那天他喝了很多，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我儿子，有出息。”

我知道，他为我骄傲。

大学四年，我过得很充实。我读了很多书，参加了社团，也谈了一场青涩的恋爱，后来毕业，和平分手。

我像所有普通的大学生一样，度过了我的青春。

只是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我偶尔还会想起那个夏天，那个充满药味的房间，和那个瘦弱却坚韧的背影。

毕业后，我没有选择留在省城，而是回到了我们县城。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他们说，你好不容易才跳出去了，怎么又回来了？

我没法跟他们解释。

或许，是那段经历，让我对这座小城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这里有我的根，也有一段我无法忘怀的记忆。

我考了教师编制，进了我当年就读的那所中学，成了一名语文老师。

我站上了林老师曾经站过的那个讲台。

我教的第一届学生，和当年的我差不多大。他们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幻想，也会在课堂上偷偷看小说，也会给老师起各种各样的外号。

我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我会给他们讲海子，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讲到这句诗的时候，我总会停下来，看着窗外，想起那个在水库里游泳的孤独身影。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我也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妻子是我同校的英语老师，一个温柔善良的女人。

我的父母都退休了，身体还算硬朗。我爸的脾气，随着年纪的增长，也温和了许多。

我们一家人，过着最平凡的日子。

那年学校评职称，需要整理很多旧档案。我在学校的档案室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

档案室里堆满了发黄的纸张，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旧纸的味道。

在一个积满灰尘的柜子角落里，我翻到了一个牛皮纸袋，上面写着“历任教师档案（85-90）”。

我心里一动，鬼使神差地打开了它。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也看到了很多陌生的名字。

翻到最后，我看到了那张熟悉的、娟秀的字迹。

是林晚的档案。

原来她叫林晚。

档案很简单，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她，笑得很腼腆。下面是她的履历，出生年月，毕业院校，还有家庭关系。

在“家庭关系”那一栏，我看到了她丈夫的名字，以及后面括号里的两个字——“已故”。

而在“紧急联系人”那一栏，填的不是她丈夫，也不是她父母，而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和一串省城的电话号码。

我看着那串号码，犹豫了很久。

最终，我还是拿出了手机，按下了那串数字。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

“喂，你好，请问你找谁？”对面是一个苍老的女人的声音。

“您好，阿姨。”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我找一下……林晚。”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你是……”

“我是她以前的学生。”

又是一阵沉默，比刚才更久。久到我以为她已经挂了电话。

“她不在了。”老人家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我的心，咯噔一下。

“十年前，就走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后面的话，我几乎听不清了。

老人断断续续地说着。

林老师当年回到省城后，一直没有再工作。她父母身体不好，她就在家照顾父母。

她丈夫的病，不仅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债。她回去后，一边照顾老人，一边打零工还债。

后来，她自己也病了。是积劳成疾，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她没怎么治，把剩下的钱都留给了父母。

“那孩子，命苦啊……”老人最后哽咽着说。

我挂了电话，一个人在空无一人的档案室里，坐了很久很久。

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把空气中的灰尘照得清清楚楚。

我看着档案上那张小小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她，还那么年轻，笑得那么羞涩，对未来，应该充满了希望吧。

我忽然想起，她留给我的那张纸条。

她把“诗和远方”告诉了我，自己却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苟且”。

我走出档案室，天已经快黑了。

我没有回家，而是骑着车，去了那个早已废弃的红旗水库。

水库已经干涸了，露出了龟裂的河床，长满了杂草。当年的大坝还在，只是变得更加破败。

我走到当年蹲过的那个草丛边，坐了下来。

夕阳的余晖，把整个天空染成了橘红色。

我想起了那个炎热的下午，那个在水中央游泳的身影，那个拧着头发问我“想不想来”的老师。

她只是想找个人，帮她分担一下那个沉得她快要喘不过气的世界。

而我，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碰巧出现在了那里。

我们共同守护了一个夏天。

那个夏天，我以为我是在帮她，是在守护她。

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其实，也是她在渡我。

她用她自己的苦难，给我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那一课，关于责任，关于担当，关于在一个薄情的世界里，如何深情地活着。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我妻子打了个电话。

“喂，我今晚可能晚点回去。”

“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想一个人待会儿。”

“好，饭我给你留着。”

挂了电话，我看着远方的落日，一点一点沉入地平线。

我知道，明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

我还会回到那个讲台，继续给我的学生们讲海子，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会告诉他们，要去追寻诗和远方。

但我也会在心里默默地加上一句：

也请你们，一定要有，面对“苟且”的勇气。

来源：顶级蜻蜓hjYNy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