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0年代后海，灰墙低檐塞进过量人口——张伯驹与潘素只余一间偏屋，窗纸透黄，咳嗽都藏不住。

炖鸡会被举报？

1970年代后海，灰墙低檐塞进过量人口——张伯驹与潘素只余一间偏屋，窗纸透黄，咳嗽都藏不住。

国家接管公房后，四合院失去家族属性，门牌仍在却无传统动线；外来工人、街道干部、退休老太太，被编号塞进同一院落。

天井里加出木棚与炉灶，腌菜坛子贴着红砖，拎水铁桶撞击声从清晨延续到夜里——隐私被稀释成空气。

一只鸡决定命运

那天张伯驹点燃煤球罐，将鸡块埋入砂锅，门缝用报纸塞紧；香味却沿瓦缝逸出，被巡逻老太太捕捉，数分钟后街道干部推门而入。

炖鸡未写进法规，却被置于政治警觉坐标，筷子一落，身份与成分立即接受检验。

同院老太太未必多事，职责要求记录“异常”；鸡的香味成了完成任务的契机，夫妇只能端空碗冒汗，沉默收场。

西侧厢房住着剧团放映员般的许大茂，他挤在三张桌间剪票根，却常抬头丈量邻屋米缸高度。

厨房、厕所、水井是一块公用舞台

老北京“街坊”关系被迫放大，谁先占到水龙头，谁就拥有讲段子的主动权；桶水落地，笑声与猜忌同时飞溅。

若清晨有人调到好岗位，午后小院便响起低声议论；消息藉洗衣板为媒，沿晾衣绳迅速扩散，比广播更快。

亲密并非礼物，代价是边界崩塌；夜里翻身太急，床板吱声，隔壁会轻咳回应，提醒有人听见。

度量衡因此改变：一块酥肉可抵消一次争吵，一把煤饼足以换回对方的口风；情义与利益混杂油渍。

张伯驹年轻时为买回《平复帖》典当巨产，后来又将珍品尽献国家；如今握着鸡腿仍得侧耳倾听脚步，反差刺眼。

对照电视剧《情满四合院》可知，旧贵族缩影与工人样本殊途同归——公用资源的规则完全一致。

何雨柱在食堂多添勺肉，院里立起波澜；逻辑与张家的鸡相同——贫乏与等级纠葛下，“好吃的”天然带罪。

公共视线即法律

1960—1980年间，北京人均住房面积跌至3。24平方米左右，微小差异在狭窄数字里被放大直至难以容忍。

房管所抽走原屋主正房，留几间自住，再塞进十数户；院门口“团结互助”标语更像告示——提醒自律或检举。

在这种尺度中成长的一代北京人，学会于公共空间谈恋爱、吵架、分娩、办酒席；同声相应，也彼此牵制。

有人称那是“人情味最浓的岁月”，也有人记得被围观的羞耻；两种记忆并行不悖，像白炽灯下的双重影子。

张伯驹晚年写字临帖，墨香再被曲解为“装腔”；他索性关灯练字，熄灭灯火不是书卷气。

院子高墙挡不住耳目

时间推进，后海四合院高价交易，浴室暖气、咖啡机、落地窗陆续安装；但“闻香识菜”的无形嗅觉仍潜伏故事里。

摄影师按下快门，漆门铜环尚在，门缝不再塞报；味道似乎淡了，其实旁观者改用社交媒体提交“举报单”。

那只鸡的记录存放档案，编号简短冷静，没有形容词，却比任何回忆都精确——它标注一段集体生活坐标。

炖鸡，无处可藏

来源：山鬼不识字一点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