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七六年,北风像一把生了锈的铁刷子,刮过华北平原光秃秃的脊背。
一九七六年,北风像一把生了锈的铁刷子,刮过华北平原光秃秃的脊背。
我,陈辉,十九岁,从上海被扔到这片叫“大庆大队”的土地上。
火车咣当了三天两夜,换了两趟长途汽车,最后坐上一辆屁股冒黑烟的拖拉机,才算到了地方。
拖拉机斗子里,黄土、柴油和旱厕的味道混在一起,熏得我五脏六腑都错了位。
我死死攥着我爸塞给我的那支英雄牌钢笔,笔杆的冰凉是我和过去唯一的联系。
大队部门口,一个黑瘦的汉子掐着腰,正冲我们这群新来的知青训话。
他就是大队长,李满仓。
“到了这儿,就都给俺老实点!城里那套少爷小姐的臭毛病,都给俺收起来!”
他的声音像打雷,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他身后,靠着门框,站着一个姑娘。
跟我差不多大,梳着两条又粗又黑的麻花辫,辫梢用红头绳扎着,像两把小刷子。
皮肤是那种被太阳喂饱了的蜜色,眼睛又大又亮,看人的时候,眼梢微微往上挑,带着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野气。
她就是李红梅,李满仓的独生女。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撞了一下。
她的眼神里没有好奇,没有欢迎,只有一种毫不掩饰的、带着审视和挑衅的打量。
像是在看一头即将被宰杀的牲口,盘算着从哪儿下刀最顺手。
我心里咯噔一下。
直觉告诉我,这个姑娘,会是我的麻烦。
我的直觉一向很准。
分配活儿的时候,李红梅就站在她爹旁边,嘴巴凑到他耳朵上,嘀嘀咕咕。
李满仓大手一挥,冲我喊:“陈辉!你,去清猪圈!”
其他几个男知青,有的分去晒谷场,有的分去修农具,都是相对轻省干净的活儿。
只有我,一个从没闻过猪粪味儿的上海小子,被直接发配到了全大队最臭气熏天的地方。
我捏着鼻子,拎着半截木桶,站在猪圈门口,胃里翻江倒海。
十几头肥猪哼哼唧唧地挤在一起,脚下是厚厚一层混合着烂菜叶、猪尿和粪便的污泥,那股味道,浓得像一堵墙,直接往你鼻子里钻。
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压抑不住的嗤笑。
回头一看,李红梅正抱着胳膊,靠在一棵老槐树下,嘴角挂着讥诮的笑。
“怎么,城里来的大学生,闻不得这个味儿?”
她的声音清脆,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子,砸得我脸上生疼。
我没说话,咬着牙,一脚踩进了那片黏糊糊的烂泥里。
鞋子陷下去,发出一声令人恶心的“噗唧”声。
我差点当场吐出来。
那天下午,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清猪圈,是在黄泉路上掏粪。
等我终于把活儿干完,整个人就像是从粪坑里捞出来的,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一股能把苍蝇熏晕的恶臭。
晚饭是在大食堂吃的。
玉米面窝头,硬得能当砖头使,一碗看不见油星子的白菜汤。
我缩在角落里,埋头猛吃。
实在是饿坏了。
李红梅端着碗,大摇大摆地坐到了我对面。
她用筷子敲了敲碗沿,发出“当当”的脆响。
“喂,上海来的。”
我没抬头。
“跟你说话呢,聋了?”
我只好抬起头,嘴里还塞着半个窝头。
她指了指我的碗,“吃得还挺香啊?猪圈的味儿,下饭不?”
周围几个跟她要好的女青年,顿时哄笑起来。
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血直往脑门上涌。
手里的窝头,突然就变得跟石头一样,再也咽不下去了。
我放下碗,站起来,转身就走。
“哎,这就走了?别是哭鼻子去了吧?”
身后的嘲笑声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背上。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
陈辉,忍住。
我对自己说。
你爸妈还在上海受审查,你不能在这儿惹事。
从那天起,李红梅对我的“欺负”,就成了家常便饭。
出工的时候,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我分到最累的活儿上。
割麦子,她给我一把最钝的镰刀,别人都割完一片地了,我还在原地跟麦秆较劲,手心磨出好几个血泡。
挑水,她让我用那只漏水的木桶,从村东头的井里挑到村西头的菜园,一来一回,桶里的水就只剩下个底儿,白费一身力气。
吃饭的时候,她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模仿我说话的上海口音,阴阳怪气。
“侬好呀,吃过饭了伐?”
她学得惟妙惟肖,引得满食堂的人都看着我笑。
我成了整个大庆大队知青点的笑话。
一开始,我还试着跟她理论。
有一次,她又“不小心”把我的工具藏了起来,我忍无可忍,冲过去质问她。
“李红梅,你到底想干什么?”
她正跟几个女伴在树下纳鞋底,闻言,慢悠悠地抬起眼皮。
“我干什么了?我怎么不知道?”
她那副无辜又挑衅的样子,让我火冒三丈。
“我的锄头呢?是不是你拿了?”
“你的锄头?谁看见了?”她环顾四周,那几个女伴都嘻嘻哈哈地摇头。
“你别太过分了!”我气得浑身发抖。
“我过分?”她“啪”地一下把鞋底拍在大腿上,站了起来,个子比我还高小半个头。
“一个大男人,连自己的东西都看不住,还有脸来问一个女同志?你算什么男人?”
她的声音又高又亮,一下子把周围干活的人都吸引了过来。
所有人都看着我,眼神里有同情,有幸灾乐祸,但更多的是看热闹。
我像一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站在舞台中央。
那一刻,我所有的愤怒都像被针扎破的气球,瞬间瘪了下去,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屈辱和无力。
我输了。
在这个地方,她是队长的女儿,是地头蛇。
而我,只是一个无根的浮萍,任人揉搓。
从那以后,我不再跟她争辩。
她说什么,我听着。她使什么坏,我受着。
我把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写在了一个偷偷藏起来的日记本里。
我学会了沉默,学会了把自己的情绪像钉子一样,一颗一颗,深深地钉进心里。
我变得越来越像一块石头。
白天在田里埋头干活,把力气耗干,晚上回到大通铺,倒头就睡。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会拿出那支英雄钢笔,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笔一划地写下:
“今天,李红梅又……”
写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才是一个活着的人。
有一次,上海的同学给我寄来一本《红与黑》。
在那个年代,这可是禁书。
我如获至宝,用好几层报纸包好,藏在床铺最里面的草垫子下。
每天晚上等所有人都睡着了,我才敢偷偷拿出来看几页。
于连的野心和挣扎,让我感同身受。
那本书,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慰藉。
结果,没过几天,书就不见了。
我把整个床铺翻了个底朝天,连草垫子里的干草都掏出来了,还是没有。
我当时就懵了,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李红梅。
除了她,不会有别人。
我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直接冲到了她家院子门口。
她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气势汹汹的样子,一点也不意外。
“找我爹?他开会去了。”
“我找你!”我死死盯着她,“我的书呢?”
“什么书?”她撒了一把谷子在地上,一群鸡呼啦啦围上来。
“你别装了!《红与黑》!是不是你拿了?”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她终于转过身,正眼看我。
“哦,那本黄皮儿的书啊。”她慢条斯理地说,“我给烧了。”
“烧了?”
我感觉自己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
“你……你凭什么烧我的书?”
“凭什么?”她冷笑一声,“那种不清不楚的外国书,不是毒草是什么?我是为了你好,怕你思想出问题。你应该感谢我。”
“感谢你?”我气得眼前发黑,浑身都在抖,“李红梅,你就是个疯子!强盗!”
“你再骂一句试试?”她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我就骂你了!强盗!野蛮人!”
我所有的忍耐,所有的伪装,在那一刻全部崩塌。
我忘了这是谁的地盘,忘了她爹是队长,我只想把这个毁掉我唯一精神寄托的女人撕碎。
她把手里的瓢“哐当”一声扔在地上,两步就冲到我面前。
“你以为我不敢动你?”
她的眼睛里喷着火,扬手就要打我。
我梗着脖子,闭上眼睛,等着那一巴掌落下来。
然而,等了半天,脸上也没有传来预想中的疼痛。
我睁开眼,看见她的手停在半空中,手掌攥得紧紧的,手背上青筋都冒了出来。
她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死死地瞪着我,眼神复杂得像一团乱麻。
有愤怒,有不甘,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最后,她狠狠地把手甩了下来。
“滚!”
她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字。
“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
我像个斗败的公鸡,失魂落魄地回了知青点。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失眠了。
我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她最后那个眼神。
我还是不明白。
她到底为什么这么恨我?
日子还在继续。
转眼到了冬天,天越来越冷,地里没活儿了,队里组织我们去山里伐木。
北方的冬天,冷得像刀子。
我穿着我妈给我寄来的棉袄,还是冻得直哆嗦。
山路又滑又陡,我们扛着沉重的木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下走。
李红梅也跟着来了,她像只灵活的猴子,在山林里窜来窜去,一点也不觉得累。
有一次下山,我脚下一滑,连人带木头滚下了山坡。
幸好山坡不陡,被一棵歪脖子树挡住了。
但我扛着的那根木头,一头砸在了我的腿上。
一阵钻心的剧痛传来,我惨叫一声,感觉腿可能断了。
所有人都吓坏了,围了过来。
李红梅是第一个冲到我身边的。
她拨开人群,蹲下来,二话不说就伸手去摸我的腿。
她的手很粗糙,但很温暖。
“别动!”她喝止了想要把我扶起来的人。
她撩开我的裤腿,小心翼翼地检查着。
“骨头应该没断,但是伤得不轻。”
她的表情异常严肃,完全没有了平时的戏谑和嘲讽。
“王二麻子,你跑快点,回村里叫人抬担架来!”她回头冲一个后生喊道。
然后,她又转回头,看着我,眉头紧锁。
“疼得厉害?”
我疼得满头大汗,说不出话,只能点头。
她犹豫了一下,从自己脖子上解下一条洗得发白的旧围巾,叠了几下,塞进我嘴里。
“咬着,能好受点。”
我愣愣地看着她。
这是那个处处跟我作对的李红梅吗?
担架来了,我被抬回了村里。
赤脚医生来看过,说是严重扭伤,加骨裂,得躺一百天。
那一百天,是我下乡以来最清闲,也是最难熬的日子。
我一个人躺在知青点的土炕上,看着屋顶的蜘蛛网发呆。
其他人都出工去了,屋子里空荡荡的,静得能听见雪花落在窗户纸上的声音。
李红梅来看过我一次。
她没走正门,是从后窗跳进来的,像只猫。
她手里拎着一个篮子,里面是几个鸡蛋,还有一小罐麦乳精。
在那个年代,这可是顶级的奢侈品。
她把东西往炕上一放,没好气地说:“我爹让我拿来的。”
“谢谢。”我低声说。
“谢什么谢,又不是我给的。”
她还是那副臭脾气,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生气。
屋子里陷入了沉默。
她不走,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
“那本……那本书,对你很重要?”
她问得很突兀。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红与黑》。
我点了点头。
“是我爸妈留给我的。”
我没说那是我爸,一个被打成“臭老九”的大学教授,在被带走前,偷偷塞给我的。
他告诉我,无论到哪里,都不要放弃读书和思考。
“哦。”
她应了一声,又没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对不起。”
她说得很快,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我说对不起!”她猛地抬高了声音,脸颊有点发红,“我那天……不该烧你的书。我后来去灰里扒拉了,想看看能不能拼起来,结果都成灰了。”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原来,她后来又回去了。
原来,她也知道自己做错了。
“我就是……我就是看不惯你那样子。”她别过头,不看我,“一天到晚捧着个破书,好像我们这儿的人都是土包子,就你了不起。”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急忙解释。
“你没有?你看看你,细皮嫩肉的,说话慢声细气的,干活儿没力气,还嫌这嫌那。你不就是瞧不起我们这乡下地方吗?”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股压抑了很久的委屈和愤怒。
我忽然明白了。
她不是恨我。
她是……嫉妒我。
或者说,她是在用攻击我的方式,来捍卫她自己的世界。
她怕我这个“外来者”瞧不起她引以为傲的一切。
她的“欺负”,其实是一种笨拙的、扭曲的自我保护。
“我没有瞧不起这里。”我看着她,认真地说,“我只是……不习惯。”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也什么都不习惯。我不会说上海话,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我开始跟她讲我小时候的故事。
讲我怎么从一个乡下孩子,一点点融入那个繁华的都市。
她听得很认真,眼睛一眨不眨。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来过。
但是,每天我的床头,都会多出一个热乎乎的煮鸡蛋。
有时候,还会有一碗放了糖的米粥。
我知道是她送来的,但我没说破。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
我的腿渐渐好了。
能下地走路的时候,已经是春天了。
冰雪融化,土地变得松软,空气里有了一丝湿润的甜味。
我和李红梅的关系,也像这解冻的土地一样,变得不再那么僵硬。
她不再明着找我麻烦,只是偶尔还会用话刺我几句。
但那种刺,已经没有了以前的恶意,更像是一种……打情骂俏。
我开始发现她的另一面。
她嘴巴虽然厉害,但心肠不坏。
村里的孙奶奶无儿无女,她就经常去帮着挑水劈柴。
队里谁家有困难,她也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忙。
她就像一株生长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向日葵,野性,泼辣,但永远向着太阳,充满了生命力。
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喜欢上这个“欺负”我的姑娘了。
这个念头让我吓了一跳。
我一个注定要回城的上海人,怎么能喜欢上一个乡下姑娘?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开始刻意躲着她。
她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疏远,看我的眼神又变回了最初的冰冷。
我们之间好不容易缓和的气氛,再次降到了冰点。
一九七七年冬天,一个消息像惊雷一样,炸响在所有知青的耳边。
恢复高考了。
那一瞬间,整个知青点都沸腾了。
所有人都疯了一样,奔走相告,又哭又笑。
回城!上大学!
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
我也激动得浑身颤抖。
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我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爸妈。
很快,他们就给我寄来了一个大包裹,里面全是高中的课本和复习资料。
我开始了疯狂的复习。
白天出工,我就把书藏在怀里,休息的时候偷偷看几眼。
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村外的麦秸垛后面,点着煤油灯,看书看到后半夜。
那段时间,我跟李红梅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她好像把我当成了空气。
有时候在路上碰到,她也只是冷冷地瞥我一眼,然后扭头走开。
我心里有点失落,但很快就被对未来的憧憬冲淡了。
我告诉自己,陈辉,别多想了,你和她本来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考试那天,县城里人山人海。
我走进考场,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天已经黑了。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像是打了一场硬仗,整个人都虚脱了。
回村的路上,我碰到了李红梅。
她一个人站在路口的老槐树下,好像在等什么人。
看见我,她愣了一下。
“考完了?”她问。
“嗯。”
“考得怎么样?”
“还行吧。”
又是一阵沉默。
晚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
“你……要回去了吧?”她终于开口,声音有点干涩。
“等通知下来,应该就……回去了。”
“哦。”
她低下头,用脚尖踢着地上的石子。
“上海……是不是很好?”
“嗯,很好。”
“比我们这儿好多了吧?有高楼,有电灯,有吃不完的大白兔奶糖。”
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向往和落寞。
我的心,又被轻轻地刺了一下。
“红梅。”我叫她的名字。
她抬起头,眼圈红红的。
“等我回去了,我给你寄大白兔奶糖,好不好?”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那眼神,像我第一次见她时一样,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但这一次,我好像看懂了。
那里有不舍,有嫉妒,有失落,还有一丝……绝望。
她知道,我这一走,可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而她,将永远被困在这片她既热爱又想逃离的土地上。
录取通知书来得比我想象的要快。
我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
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激动得跳了起来。
知青点的所有人都围过来向我道贺,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羡慕。
我成了大庆大队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知青。
大队部给我开了欢送会。
李满仓队长喝多了,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好小子,有出息!给咱们大庆大队争光了!”
我笑着应和,眼睛却在人群里搜索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她没来。
我的心里,空落落的。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收拾着行李。
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几件破衣服,一个搪瓷缸子,还有一个日记本。
我翻开那个写满了“李红梅”三个字的日记本,一页一页地看过去。
看着看着,我就笑了。
原来,不知不觉中,这个野蛮、泼辣、总是欺负我的姑娘,已经在我心里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位置。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李红梅站在门口。
她换上了一件崭新的、带碎花的布衫,两条辫子也重新梳过,看起来比平时文静了许多。
她手里拿着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包。
“我……我来看看你东西收拾好了没。”
她走到我面前,把小包递给我。
“这个,你路上吃。”
我打开一看,是几个烙得金黄的玉米饼,里面还裹着咸菜。
“谢谢。”
“明天几点的车?”
“早上八点,队里的拖拉机送我去县城。”
“哦。”
她又没话了。
屋子里静得可怕。
我看着她,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把她拥进怀里。
但我不敢。
我怕我一抱,就再也舍不得走了。
“红梅。”我鼓起勇气,“等我安顿好了,我就给你写信。”
“写信有什么用?”她突然说,声音带着哭腔,“写了信,你就能回来吗?”
“我……”
“陈辉,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她抬起头,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以前老是欺负你,你肯定巴不得早点离开这个地方,再也不要看见我。”
“不是的!”我急了,“我没有讨厌你!”
“那你为什么躲着我?自从你要考大学,你就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我是怕……”
我怕自己会动摇。
怕自己会为了她,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回城机会。
这话我没说出口。
“你就是瞧不起我,瞧不起我们这儿!”她哭着说,“你们城里人都一样,把我们这儿当个跳板,用完了就走,谁会真心待我们?”
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砸在地上。
我的心,疼得像被揉碎了一样。
我再也忍不住,一把将她拉进怀里,紧紧地抱着。
她在我怀里先是一僵,然后就放声大哭起来。
她把这两年所有的委"屈、不甘、和压抑的情感,都哭了出来。
她的拳头一下一下地捶着我的后背,像是要把我打死,又像是在挽留。
“李红梅,你听我说。”我捧着她满是泪水的脸,“我没有瞧不起你,从来没有。”
“我喜欢你。”
我说出了那句我一直不敢说的话。
她愣住了,哭声也停了,只是傻傻地看着我,眼泪还挂在长长的睫毛上。
“我喜欢你,从我腿受伤,你偷偷给我送鸡蛋的时候就喜欢了。不,可能更早。”
“我躲着你,是因为我怕。我怕我舍不得你,舍不得走。”
“可是我必须走。我爸妈还在上海等我,我的未来在那里。”
“红梅,跟我一起走,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
也许是那一刻,我真的希望能够带她离开。
她摇了摇头。
“我走不了。”她说,“我爹就我一个女儿,他离不开我。这个村子也离不开我。”
是啊。
她是属于这片土地的。
她就像那些深深扎根在黄土里的庄稼,离了这里,就活不了。
而我,只是一只迁徙的候鸟,注定要飞向远方。
“那你……别走了,行不行?”
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乞求。
“你留下来,我们……我们结婚。我让我爹给你在村里安排个活儿,我们当个民办教师,也挺好的。”
她的声音那么卑微,那么小心翼翼。
我心如刀割。
我多想点头,多想说“好”。
但是,我不能。
我不能为了她,放弃我整个家庭的希望。
我不能那么自私。
我摇了摇头。
我看到她眼里的光,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
最后,熄灭了。
她慢慢地推开我,后退了两步。
“你走吧。”
她转过身,声音平静得可怕。
“走得越远越好,永远别回来。”
说完,她就跑了出去,消失在夜色里。
我站在原地,像一尊雕像。
手里还捏着那个温热的玉米饼。
第二天早上,我坐上拖拉机,离开了大庆大队。
车开动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望去。
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李红梅。
她就那么远远地站着,看着我。
没有哭,也没有招手。
拖拉机越开越远,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
我知道,我把我的心,连同我最真挚的少年情愫,一起留在了那片黄土地上。
回到上海后,我开始了全新的大学生活。
我给她写了信。
一封,两封,三封……
每一封都石沉大海。
我给她寄的大白兔奶糖,也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包裹上,只有邮局盖的“查无此人”的戳。
我知道,是她拒收了。
她用这种方式,彻底断了我们之间所有的联系。
后来,我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
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上海人。
偶尔在午夜梦回,我还会回到那个叫大庆大队的地方。
梦里,有一个梳着麻花辫的姑娘,正冲我挑衅地笑着,问我:“喂,上海来的,猪圈的味儿,下饭不?”
然后,我会笑着醒来,眼角带着一丝湿润。
几十年过去了。
有一次,我出差去那个省,鬼使神差地,我让司机绕道,想去那个我待了三年的地方看一看。
村子变化很大,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土坯房也大多翻新成了砖瓦房。
但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
我找到了当年的大队部,现在已经改成了村委会。
我向一个年轻人打听李满仓和李红梅。
年轻人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后来,一个路过的老人听到了,告诉我,李满仓队长十几年前就去世了。
“那……李红梅呢?”我追问。
“红梅啊,”老人叹了口气,“她早就嫁人了,嫁到了邻村。听说后来……她男人得病死了,她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过得挺苦的。”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来。
老人指了指村西头。
“她今天好像回来了,给她爹上坟。你应该能在山坡上找到她。”
我谢过老人,跌跌撞撞地向村西的山坡跑去。
远远地,我看见一个背影。
一个穿着灰色布衣的女人,正蹲在一个小小的坟包前,烧着纸钱。
她的背影有些佝偻,头发也夹杂着银丝。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是李红梅。
我慢慢地走过去,在她身后站定。
“红梅。”
我叫了她一声。
她身子一震,缓缓地转过头来。
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当年的野气和泼辣,早已被生活磨平。
她的眼睛不再像当年那样明亮,变得浑浊而疲惫。
我们对视着,谁也没有说话。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过了很久很久,她才开口,声音沙哑。
“你……回来了?”
“嗯,我回来了。”
“回来干什么?”她问,“看我们这些土包子的笑话吗?”
她的语气里,还带着当年的那股刺。
只是,那刺已经不再伤人,只剩下无尽的酸楚。
“我……我来看看你。”
“看我?”她自嘲地笑了笑,“我现在这个样子,有什么好看的?”
她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你走吧。这里不欢迎你。”
她说着,就要从我身边走过去。
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她的手,比当年更加粗糙,像一块老树皮。
“对不起。”我说。
这三个字,我欠了她半辈子。
她没有挣扎,只是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地颤抖着。
“对不起有什么用?”
她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哭腔。
“陈辉,你知道吗?我等了你十年。”
“你走的头一年,我天天去村口等你。我想,你肯定会回来的。”
“后来,你的信来了,我没收。我气你,我恨你。我告诉自己,我李红梅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可我还是等。我跟我爹说,我不嫁人,我要等你。”
“我爹被我气得犯了病,临死前,他拉着我的手,求我,让我别等了,找个好人家嫁了。”
“我听了他的话,嫁人了。”
“我以为我能忘了你,可我忘不了。”
“夜里做梦,我梦见的还是你。梦见你跟我说,你喜欢我,要带我走。”
她转过身,泪流满面地看着我。
“陈辉,你为什么要回来?你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
我看着她哭得像个孩子的脸,心疼得无以复加。
我把她拉进怀里,像很多年前那个夜晚一样,紧紧地抱着她。
“对不起,红梅,对不起……”
除了这三个字,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我们在那座小小的坟包前,相拥而泣。
像是要把这几十年的思念、遗憾和委屈,全都哭出来。
那天,我在她家吃了晚饭。
她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在外地工作。
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饭菜很简单,一盘炒土豆丝,一盘凉拌黄瓜。
我们默默地吃着饭,偶尔说几句话。
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闲话。
谁也没有再提过去。
有些伤疤,一旦揭开,就再也无法愈合。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
我该走了。
我站起身,从钱包里拿出一沓钱,放在桌上。
“这个,你拿着。”
她看了一眼那沓钱,摇了摇头。
“我不要。”
“你拿着,算我……借你的。”
“我说了,我不要。”她的态度很坚决,“陈辉,我虽然穷,但我有骨气。当年我没要你的东西,现在也不会要。”
我只好把钱收了回来。
她送我到村口。
还是那棵老槐树。
月光下,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回去吧。”我说。
她点了点头。
我转过身,迈开脚步。
我没有回头。
我怕我一回头,就又会看到她哭。
我怕我一回头,就再也走不了了。
车子驶离村庄,在黑暗中穿行。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物。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七六年,我下乡插队,队长女儿总欺负我。
返城时,她却哭着不让我走。
原来,她不是在欺负我。
她只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想在我心里,留下一点痕迹。
她成功了。
那道痕迹,刻得那么深,那么疼。
疼了我一辈子。
来源:雨落星为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