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些披坚执锐、立下赫赫战功的武将，为何到了宋朝，却成了人人喊打的‘贱职’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盛唐时，武夫是镇边卫国的中流砥柱；可在北宋，握着权杖的，却是寒窗出身的文儒，而手持长矛的，却成了最卑微的角色。

“那些披坚执锐、立下赫赫战功的武将，为何到了宋朝，却成了人人喊打的‘贱职’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盛唐时，武夫是镇边卫国的中流砥柱；可在北宋，握着权杖的，却是寒窗出身的文儒，而手持长矛的，却成了最卑微的角色。

先说盛唐。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的府兵制如日中天。府兵既是常备军士，又是乡里田亩的耕读子弟。他们随岁入营，平时务农务学，战时秣马厉兵。朝廷对他们礼遇有加——加官晋爵、赐给良田、赏赐骏马。武将们在战场上披荆斩棘，夺取城邑，人人都想结交。他们的名字，被刻在石碑上，写进文集里，百姓街头巷尾津津乐道。

“郭子仪从一名军中校尉，因镇压安史之乱功高，先后拜为同平章事，几乎成了朝堂主心骨。”“李光弼挥军入蜀，三战三捷，却能储民粟粮，镇边有方，声名远播。”在那个年代，武将手中的权力，堪比宰相；他们的家族，往往掌握着几千户的田地和商税，子弟可以在京师开馆讲学，也能在军中任职，成为“双料贵胄”。

可到了宋朝，情况翻了个个儿。北宋建国后，赵匡胤主政，他用了“黄袍加身”的一招鲜，换来真正的中央集权；再用“杯酒释兵权”的一手狠，把边疆重镇的藩镇将领一一架空。更要命的是，募兵制全面取代府兵。原来那些耕读兼备的平民子弟，不再是定期入营的府兵，而成了朝廷随时雇佣、也能随时裁汰的士卒——阵亡了，没人家属抚恤；退役了，也拿不到良田。战马、军装、武器，全是朝廷拨给的公有财产，离开军营的人，连带着尊严都丢光了。

与此同时，科举制度如狂风般席卷全国。寒窗十年，只为那一纸金榜题名。秀才、举人、进士，文人学士成了朝野新贵。文官、大学士、枢密使……一个个官职头衔，都与读书人的才识画上等号。可曾在沙场拼杀的武将？只能拿“武状元”作笑谈。朝堂上，谁还敢让一位长戟大将与翰林学士平起平坐？再加上“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的调兵策略——昨日还在黄河岸挥戈跃马的将军，明日就被调到南疆汴梁，又调到方腊剿乱，无固定部曲，连铺给随从的旅店也要自己掏钱。要问哪来尊严？只有一天到晚的报账、请销假和查岗。

“岳飞曾数次上书，请求恢复旧制，让家乡良田入军，以安士卒可耕可读。却被朝廷以‘意在树党’为由，直接解除了兵权。”武林至尊的岳家军，在皇帝眼里成了“党羽”，更别说民间将领了。韩世忠、刘锜，他们纵横江南，击退金军，前线立功，回朝犹如“犯科”，政绩要经过层层考评，连一封奏折的字句都要被批改三遍。战功与爵位收入，对比唐代武将可谓天壤之别。

经济因素也在一旁推波助澜。宋代市舶司开得热火朝天，茶盐贸易、茶马互市，大大小小的商人撑起了金瓯无缺的财政。商税、渡口、茶坊……谁赚钱多，谁就能在官场买文凭。那些依靠军事封爵的武将家族，田地被“两税法”牢牢盯住，花费在军饷上的国家支出，一年比一年缩水。文官们指着簿册上的数字说：“镇边一员重臣，不如一名富商在家兴学来得实在。”于是，家大业大的武将世家，纷纷把儿孙送进书院，学龟毛礼仪、做八股文章，只为鱼死网破的战场外，换来点分文俸禄。

文化观念的变化，就更把武人推向“下坐”。朱子理学把“文以载道”放在最首位，把“武断刚勇”看做偏激之举。民间趣谈里，武将成了“好勇斗狠”的代名词；文人课堂上，武夫更像是“粗人”的典型。教坊里，文戏大行其道；武戏围场渐成贵族消遣。一度被视为“立功立德”的武将，成了“还没入学门，就拿了刀剑”的野蛮人。

当然，也有人逆流而上。宋徽宗时，曾推行“武举”，让武林世家之子参加类似科举的武试，但光有试场，不给田宅；光有元帅印，不让参政议政。武举烂尾后，真正走到前台的，还是那些能卖文案、善谈诗词的文人。边疆战事愈发艰险，募兵又成了“临时工”，到头来，守边将士成了“日俸一钱”的临时工，哪还有声望可言？

盛唐武将，挟战功与疆域，与宰相并肩；宋朝武将，却成了需要科举门槛才能“混口饭吃”的底层职业。时代变迁，谁也无法阻挡。制度工程、经济秩序、文化价值，从根本上改变了武人的命运——从“皇权柱石”到“朝廷廉价劳工”，仅是一纸政令与文化导向间——看似微小，却足以颠覆一个阶层的荣光。信息来源：[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参考资料：[王树增，《宋史演义》]。

来源：盛世流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