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圣八年（1030年）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怀揣《上时相议制举书》，第三次伫立在宰相吕夷简的府门前。这份痛陈吏治腐败、兵备废弛的奏疏，终究如前两次般石沉大海。十三年后，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的天章阁内，宋仁宗亲手将笔札递至范仲淹面前，语气恳切：“当世急务，悉

天圣八年（1030年）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怀揣《上时相议制举书》，第三次伫立在宰相吕夷简的府门前。这份痛陈吏治腐败、兵备废弛的奏疏，终究如前两次般石沉大海。十三年后，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的天章阁内，宋仁宗亲手将笔札递至范仲淹面前，语气恳切：“当世急务，悉为朕陈之。”这位年近五旬的改革者望着皇帝眼中的期许，二十八年宦海沉浮积淀的愤懑与思考，终于凝结为《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千言擘画。一场注定悲壮的改革，在北宋中期的危局中缓缓拉开序幕。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重文轻武的国策恰似双刃剑，在遏制武将叛乱的同时，也悄然滋生着体制的沉疴。为践行分权制衡，北宋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分掌行政、军事、财政，地方则路、州、县层级叠叠，职能重叠的官僚机构恰似庞大的蜂巢。景德年间（1004-1007年）科举录取人数已达唐代十倍，至仁宗时期，内外官员总数突破一万七千人，较宋初激增三倍，“冗官”之弊已然积重难返。吏部侍郎李上交曾尖锐指出：“一官未缺，十人竞逐，贤愚混杂，廉耻道消。”

边境的狼烟更让财政雪上加霜。自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需向辽国输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这笔占全国岁入十分之一的岁币，宛如沉重的枷锁。而庆历元年（1041年）西夏元昊称帝后，三年间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战皆北，北宋军费骤增至每年五千万缗，占财政支出七成以上。为填补亏空，朝廷将赋税徭役转嫁民间，仅陕西一地的“折变”之法，就使百姓缴纳的谷物折算现钱时溢价三倍。庆历二年（1042年），沂州王伦起义、商山张海起义相继爆发，《宋史·仁宗纪》载“京东、京西盗起，州县不能制”，北宋的统治根基已浮现裂痕。

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仁宗任范仲淹为枢密副使，八月擢升参知政事，与富弼、韩琦共掌中枢。这位曾在泰州治水、苏州赈灾的官员，早已对社会弊端洞若观火。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他便向刘太后呈上《奏上时务书》，提出“救文弊以明经术，复武举以收人才”的主张，却未被采纳。如今得遇明主，范仲淹连夜草拟改革方案，十项举措字字切中时弊：

明黜陟：废除“磨勘制”下仅凭资历晋升的旧例，规定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以政绩定升降。此前，即便是终日酣饮的昏官，只要熬够年限便能升迁，范仲淹在考核中发现，某知州十年不阅案卷，竟仍稳居清要之职。

抑侥幸：严格限制恩荫制度，规定高级官员子孙荫补人数不得超两人，且需通过考试。改革前，每逢皇帝诞辰或郊祀大典，官员子弟甚至门客都能免试入仕，景德年间一次郊祀便恩荫近千人。

：改革科举内容，罢考诗赋，改试经义与时务策，要求考生“明体达用”。此前，士子专攻雕琢辞藻的骈文，对国计民生一无所知，欧阳修曾批评“当今天下之士，文章则有馀，器识则不足”。

：派遣按察使分巡诸路，考核地方官政绩。范仲淹亲自筛选按察使名单，见不称职者姓名便用笔划去，富弼在旁叹息：“公之笔一勾，其家百口皆哭。”范仲淹正色回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此外，均公田解决官员俸禄不均问题，厚农桑推广占城稻等新农技，减徭役合并基层行政单位，覃恩信确保惠民政策落地，重命令杜绝朝令夕改。唯独“修武备”因辅臣担忧“尾大不掉”未被采纳。这份凝聚范仲淹半生心血的改革纲领，被仁宗悉数批准，庆历新政就此启动。

新政推行的头半年，汴京城气象一新。范仲淹派往各路的按察使严格履职，仅京东路便弹劾昏官二十余人，朝中官员编制精简近三成，办事效率显著提升。科举考场中，考生开始钻研《论语》、《孟子》的治国之道，苏州、杭州等地新建州学二十余所，范仲淹亲撰《南京书院题名记》，倡导学而优则仕的新风。在陕西，均公田政策使贫困县官月俸从三贯增至十五贯，官员贪污现象锐减。百姓们编唱民谣传唱：“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改革的利剑刺痛了既得利益集团。以夏竦为首的保守派迅速集结，这位曾因兵败西夏遭范仲淹弹劾的前枢密使，暗中联络章得象等旧臣，伺机反扑。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夏竦借欧阳修调任河东宣抚使之机，散布“范仲淹、富弼结党营私”的流言。八月，他更使出卑劣手段，命人临摹改革派官员石介的笔迹，伪造石介劝富弼“行伊霍之事”（即废黜皇帝）的书信。当这封伪信送达仁宗面前时，这位性格软弱的皇帝陷入深深的疑虑。

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宋夏达成和议，边境压力骤减，改革的紧迫性似已不再凸显。保守派趁机轮番上奏，将“朋党”罪名扣在改革派头上。仁宗曾问范仲淹：“自古小人多为朋党，君子亦有党乎？”范仲淹坦然答道：“臣在边时，见好战者为一党，怯战者为一党；今在朝中，邪正之党亦然，陛下当辨其君子小人。”但此时的仁宗早已动摇，他既渴望改革成效，又畏惧权臣坐大，最终选择牺牲改革派换取朝堂稳定。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仁宗下诏废除新政所有措施，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贬知邠州。富弼、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核心人物相继被贬，史称“庆历党争”。范仲淹离京时，汴京城飘着小雪，送行百姓堵塞街道，有人献上御寒棉衣，有人端来热汤，这位五十八岁的老人凝望宫墙方向，眼中满是不舍与怅然。

此后四年，范仲淹辗转邓州、杭州、青州等地。在邓州任上，他重修百花洲，创建花洲书院，闲暇时挥毫写下《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他对个人境遇的超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是他未改的初心。在杭州，他首创“义仓”制度，丰年储粮、荒年赈济，惠及数万百姓。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在赴颍州任途中病逝，享年六十四岁。仁宗闻讯辍朝一日，追封他为兵部尚书，谥号“文正”。

庆历新政的失败，表面是保守派的污蔑与仁宗的动摇，实则是改革触及了封建体制的根本矛盾。当范仲淹试图打破地主阶级特权的制度时，他面对的是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南宋学者叶适言：“范公之法，虽切于救弊，而犯众怒者甚多。”

来源：棱镜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