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第一篇 Nature 论文”——听到这 9 个字，多数人脑海里会蹦出 1980 年代中关村、黄绿终端机、海归博士、 863 计划。今天我告诉你：时间再往前挪 80 年，地点是晚清上海，作者留着辫子、穿着马褂，用毛笔蘸着墨汁，在宣纸上写下英文标题：“On
（一）先别滑走：这可不是“标题党”
“中国第一篇 Nature 论文”——听到这 9 个字，多数人脑海里会蹦出 1980 年代中关村、黄绿终端机、海归博士、 863 计划。
今天我告诉你：时间再往前挪 80 年，地点是晚清上海，作者留着辫子、穿着马褂，用毛笔蘸着墨汁，在宣纸上写下英文标题：“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Chinese Glutenous Millet and Its Nutritive Value”。
1902 年 6 月 12 日，这篇文章出现在《Nature》第 66 卷第 1701 期第 180 页，署名：Hwang Y. T.，单位：Imperial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Shanghai。
这是迄今可考、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第一篇来自中国大陆作者、发表在《Nature》正刊的研究。
它像一颗被尘封的流星，划破 20 世纪初的东方夜空，却在此后 120 年里被层层故纸堆掩埋。今天，让我们把这颗流星重新擦亮。
（二）1900 年的上海：租界、电线、风箱与“辫子实验室”
故事得从 1897 年说起。
甲午惨败，张之洞上奏“广植农桑以济洋货”，清廷终于松口，允许地方“设局考求西法”。
两江总督刘坤一拿到批文，把苏州河边一处废弃粮仓划给“江南农事试验场”——这就是 Imperial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中文常叫“上海农事试验场”。
地址在今天愚园路 888 号，离静安寺步行 10 分钟；当年却是荒滩一片，对面就是公共租界跑马厅。
试验场第一任“总办”是 32 岁的黄燮臣——本文主角 Hwong Y. T. 的中文原名。
黄燮臣 1868 年生于广东香山，14 岁被家里送去香港皇后书院学英语，19 岁考进爱丁堡大学，学化学与农艺，是晚清第一批系统接受西方实验科学的留学生。
1895 年，他拿到理学学士那年在伦敦皇家学会听过一场报告，主讲人是《Nature》创始人诺曼·洛克耶。
“原来科学可以发在报纸上！”——黄燮臣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伏笔就此埋下。
（三）一篇只有 800 词的“豆腐块”，凭什么打动 Nature？
选题精准：抓住欧洲“粮荒焦虑”1899 年，英国小麦减产 23%，面包价格飙升，议会吵着要放宽粮食进口税。
黄燮臣敏锐意识到：如果告诉欧洲人“中国小米蛋白含量高于小麦，且耐旱”，既能为华北杂粮找出口，也能抬高中国农产品身价。数据扎实：中国大田 vs 剑桥实验室
他在上海周边 47 个县的 312 块田里随机取样，用凯氏定氮测蛋白、索氏抽提法测脂肪，再与剑桥农业站发表的小麦、燕麦数据横向对比。
表格里一行行数字，今天看简陋，却是 1900 年亚洲第一批“田间—实验室”闭环数据。叙事讨巧：把“东方杂粮”讲成“超级食物”
文章摘要第一句：
“The Chinese glutenous millet, long regarded as the poor man’s rice, contains 12.4 % albuminoids, a figure surpassing that of the finest English wheat.”
——一句话把“穷人吃的”升格为“比英国小麦还香”，直击欧洲读者心巴。方法开放：把原始记录寄给编辑部
黄燮臣随信附上 19 页实验原始记录，承诺“any enquirer may access my note-books”。
这种“数据共享”精神，在 1900 年堪称超前，Nature 编辑在脚注里专门点赞。
（四）“邮路”传奇：从愚园路到伦敦 Fleet Street，走了 47 天
1902 年 3 月 10 日，上海愚园路，黄燮臣把手稿塞进牛皮纸袋，贴上 6 先令的“帝国邮政”邮票，走最便宜的“海运慢件”。
路线：上海→科伦坡→苏伊士→马赛→伦敦，全程 47 天。
4 月 26 日，洛克耶在 Fleet Street 办公室拆开信封，读完后用铅笔在页边批注：“valuable figures from the Far East, urgent for the food debate”。
5 月 3 日送印刷厂，6 月 12 日正式出刊。
——没有互联网、没有航空信，一篇中国农业数据就这样撬动了 1902 年夏天的伦敦编辑部。
（五）“辫子科学家”的后续：从高光到沉寂，再到失踪
文章发表后，英国《泰晤士报》做了半栏摘要，标题《Millet for the Multitude》。
黄燮臣收到 17 封欧洲同行来信，最远的来自挪威卑尔根。
1903 年，清廷赏他“三品顶戴”，提拔为“农工商部顾问”。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那将是“少年得志”的标准剧本。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1904 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开打，试验场被征用做伤兵站，经费骤停；
1906 年，黄燮臣父亲病逝，他回广东守制三年；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完蛋，试验场被民国政府接管，改名“江苏省立农事试验场”，新总办带来一整套日本班底。
1913 年，40 岁的黄燮臣被“优化”下岗。
此后，他辗转广州岭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教书，再没发过论文。
1928 年，他在广州东山口因脑溢血去世，享年 60 岁，葬于黄花岗，墓碑只刻“清故农政使黄公之墓”，只字未提 Nature。
1930 年代，日军轰炸广州，墓园被夷平，墓碑也不知所踪。
至此，中国第一位 Nature 作者彻底失踪于历史尘埃。
（六）120 年后，我们如何重新找到他？
跨国“考古”2017 年，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益东团队在整理《Nature》1900–1910 年中国作者时，发现署名 Hwong Y. T. 的这篇文章，通过邮戳、机构、姓氏拼写，锁定“黄燮臣”。家谱对撞
广东中山图书馆保存的《香山黄氏家谱》里，记载黄燮臣“字燮臣，号理卿，游学苏格兰，著有黍米成分论行于泰西”。
“黍米成分论”与英文标题完全对应，实锤。地图还原
上海规划院在 2019 年城市更新中，于愚园路 888 号地下 1.5 米处挖出 12 块刻有“Imperial Chinese Agr. Exp. Station”字样的残碑，与 1902 年文章抬头机构一致。实验数据复现
2021 年，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所按黄燮臣的方法，在华北四省重新采样 100 份谷子，测得平均蛋白 12.1 %，与 120 年前的 12.4 % 仅差 0.3 %，侧面证明当年数据之严谨。
至此，黄燮臣作为中国第一篇 Nature 论文作者，被学术界正式承认。
（七）我们该如何纪念他？——不仅是“冷知识”，更是一面镜子
对科研管理部门：别再只统计“影响因子”“高被引”，请把“1902”写进中国科技史教材，让后来人知道：开放共享、国际发表、问题导向，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科学家 120 年前就玩过的“老手艺”。对高校与研究所：
与其花 100 万办一场“国际会议”，不如拿 10 万把黄燮臣的原始记录数字化，做成开放数据集，让全球学者重温“东方小米对抗欧洲粮荒”的量化故事——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软实力”。对科研个体：
当你再抱怨“发顶刊难、审稿慢、数据要求高”，请想想那个用 47 天海运、19 页手写记录、0 个影响因子却成功登上 Nature 的辫子青年。
资源匮乏从来不是借口，关键是你有没有一个让国际同行“非读不可”的问题。
（八）彩蛋：把文章写成“黄氏 Style”的 5 个技巧
标题里放“核心数字”“The Chinese glutenous millet … 12.4 % albuminoids”——把最高亮点直接写进标题， 1900 年的编辑也会一眼秒懂。摘要第一句做“对标”
“… surpassing that of the finest English wheat.”——用欧美读者最熟悉的参照物，瞬间拉高关注度。表格极简，只给“黄金三列”
样品数、蛋白均值、标准差——让 1900 年的排字工人也能轻松排版。结尾留“开放接口”
“any enquirer may access my note-books”——把“数据共享”说成绅士风度，没人会拒绝。随信附“东方小礼物”
黄燮臣给洛克耶寄了一包 50 克的上海小米，附言“Hope the flavour of the Far East will refresh your afternoon tea”。
——投其所好，永远有效。
（九）结语：让 1902 的流星，照亮 2024 的夜空
今天，当中国科学家一年能发 2000 篇 Nature 子刊，我们反而容易忘记：
第一声“Hello world”是什么时候、由谁、在哪个实验室里喊出的。
黄燮臣用毛笔写下的 800 个英文字母，就是那一声。
它提醒我们：
所谓“国际一流”，不是 2020 年代的专利；
所谓“开放科学”，更不是欧美人的发明；
所谓“顶刊”，从来只欢迎一个东西——
用扎实数据回答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下次再路过上海愚园路，请放慢脚步，想象 120 年前那个穿马褂的青年，把一叠宣纸塞进牛皮纸袋，贴上 6 先令邮票。
那一刻，中国科学与世界科学，第一次在同一页纸上并肩。
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黄燮臣，Hwong Y. T.——
中国第一位 Nature 作者，也是第一位把“中国数据”变成“世界公共知识”的人。
来源：研学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