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作】张申府的“一二•九”

摘要：继“九一八”事变，日军强占东北三省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欲壑难填，进一步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以武力威胁，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并策动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准备扶持成立傀儡政权，妄

张申府的“一二•九”

继“九一八”事变，日军强占东北三省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欲壑难填，进一步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以武力威胁，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并策动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准备扶持成立傀儡政权，妄图一举吞并华北。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极大地激发了北平进步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12月9日，北平学联组织数千名青年学生涌上街头，高呼抗日口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抵抗日本侵略，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了。

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毛泽东语）毛主席将其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对其历史作用和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 “ ‘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来到。

建国后，很多当年“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参加者撰写发表了大量纪念文章，记述了这次运动中的人物和事迹，提供了详实的历史资料。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这些资料中人们往往选择性地忽略或回避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这次运动的发起人和总指挥——张申府。

上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张申府

张申府，河北省献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并留校任教。他早年投身革命，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曾参与创办《每周评论》，任《新青年》编委，发表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文化思想，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1920年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筹组共产主义小组，共同组织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之一。1921年在法国巴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创建旅欧少年共产党组织，是中共旅法、旅德总支部的负责人之一。曾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因政见分歧退党。之后先后在暨南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爱国思想，在政治上一直积极追随中国共产党。

工作中的哲学大师张申府

“一二·九”运动之前，张申府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讲授“逻辑与西方哲学史”，同时又在北大讲授“数理逻辑”，在北师大讲授“现代哲学”。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于西方逻辑哲学了如指掌，讲课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把抽象枯燥的知识讲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学生们非常喜欢听他讲课。由于深孚众望，1933年8月起，校长聘任他代理哲学系主任，成为一系之长，可以说发展空间很大，前程似锦。然而，张申府不是一个囿于书斋的学究，而是一个心怀家国志向，满腔革命热情，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进步学者，他虽然退出了他一手创办的中国共产党，但追求革命的理想和志向从没有改变，仍然密切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在国家倾覆、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不惜名校教授的身份，勇敢地站出来大声疾呼，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直接发起并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勇敢地坐镇一线担当游行“总指挥”，在运动中发挥了核心和主导作用，为革命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而且为此身陷囹圄，最终丢掉了教授的职位和优厚待遇，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张申府在“一二·九”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课堂为讲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年学生心中播下革命的火种。

学生们爱听张申府的课，一方面缘于他的教学水平，更重要的是喜欢他讲课的内容。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虽深受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但在大学讲坛上宣讲尚属罕见”，而张申府在课堂上公开宣讲辩证唯物论，推荐、指导青年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读物，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不但如此，他特别关心时事政治，喜欢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他每次上课之前或快下课时，都要利用一点时间把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讲给学生们听，有时甚至“置数理逻辑于不顾”，专讲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每每对国民党的反动行径进行激烈抨击，骂蒋介石，痛斥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抨击他们“攘外必先安内”、对外软弱、对内血腥的丑恶行为，宣扬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抵御外侮。张申府把课堂办成了热门的政治论坛，所讲内容紧扣时事，材料详实，思想先进，激愤人心，深受青年学生的欢迎，许多人慕名前来听他的宣讲，屋子里站满了，常常窗口上都是听众。

张申府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利用合法讲坛，或在《清华周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爱国主义，体现了一个有责任感的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践行着在党外继续为革命理想不懈奋斗的诺言。他的言传身教让很多青年学生接触并接受革命的思想，激发起爱国的热情，树立起奋起反抗、抵御外侮的信念，为后来参加革命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二、策动促成北平学联，为“一二·九”运动奠定组织基础。

张申府说： “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的耻辱越来越厉害了，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我也“再不能勉强安心讲学了”。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张申府深怀民族大义，且一直以天下为己任，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自然不会置身事外。他毅然走出书斋，重新登上政治舞台。他以名校教授的身份，利用其在文化教育界的影响力，在师生中奔走呼号，鼓动串联，联合北大、中大、师大、法商学院等有共同思想感受的同人，成立了一个不公开的“文化劳动者同盟”，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孙荪荃

与此同时，各大学校的进步学生也在积极活动，准备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燕大学生会的王汝梅、陈瀚伯、张兆麐，北大数学系的俞启威（黄敬）、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姚克广（姚依林）等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盔甲厂胡同13号的家中聚会，商量办法。他们首先发起争取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运动，发表了京津高校联合签署的《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打破了白色恐怖下黑暗沉寂的局面，成为“一二·九”运动的先声。

北平的共产党组织也在积极采取行动，但中共北平市委自1934年8月遭到破坏后，一直没能恢复，力量非常单薄，十几个党员找不到组织，只能秘密潜伏，各自为战，无法开展有效的工作。地下党员彭涛和谷景生在街头偶遇，一起寻找组织。1935年五月后，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但人员不多，群众工作举步维艰。而且在发动学生运动的问题上，临委会内部发生严重分歧，恰在此时，中共中央在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通过国外出版物传回国内，在学生中广泛流传，其中发出的抵御侵略、保卫华北的号召，提出的统一战线思想为学生的行动在政治上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使 “行动更坚决了”。然而，仅靠革命热情是不够的，如何发动广大青年，把大家组织起来开展斗争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8月的一天，张申府同北平各大学的一部分进步教授，在玉泉山聚谈，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响应《八一宣言》。俞启威（黄敬，中共党员）闻讯赶来，找到张申府等人，商议决定联合举行一次游行示威活动。张申府负责组织清华大学先进学生，在思想、行动、活动组织上对学生们的抗日活动给予支持。

开展抗日运动的学生代表，后排左5为姚依林（原名姚克广，是当时北平学联负责人之一）

张申府是老牌政治活动家，很早就投身革命，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斗争经验丰富。他认为要把学生运动搞起来，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学生联合组织，但当时北京的学生会组织在反动政权的镇压、威慑之下，大多都取消了，只有女一中的学生会在校长孙荪荃的保护下幸存下来，成为北平城内各校仅存的硕果。孙荪荃女士是进步人士，早年与李大钊关系密切，追随革命，后来参加过第三党，在学生中威望非常高。张申府跟孙荪荃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当时山东黄河发生严重水灾，政府赈灾不力，民怨沸腾，张申府提出建议，指导孙荪荃以募捐救灾的名义，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在9月成立了 “黄河水灾赈济会”这样一个“灰色组织”，清华、燕大、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十几个学校纷纷成立分会，风风火火地展开了公开募捐活动，把那些被白色恐怖搞垮了学生组织的学校，重新聚合起来，恢复了联合活动。在此基础上，各校进步师生积极串联，筹备成立学生联合组织。11月18日，各大中学校代表在女一中开会，赈济会就地转化成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学联机关仍设在女一中。学联的成立，使北平的学生抗日爱国活动有了公开统一的领导机构，为“一二·九”运动的发生奠定了组织基础。北平党组织不能公开出面活动，中共党员彭涛、谷景生、俞启威（黄敬）、姚克广（姚依林）、郭明秋等都加入学联，成为其中的骨干；郭明秋被推选为学联主席，姚依林则担任了秘书长，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着核心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孙荪荃在学校中宣传说：“共产党要和我们合作了。”

三、发起领导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现场坐镇担任游行总指挥。

北平学联成立后，各校进步学生有了统一的组织，协调采取一致行动，从而使学生运动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并迅速走向高潮。张申府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身份，为学联开展工作提供便利和掩护，传递信息、指导行动，促进运动有序开展。国民党对日本入侵的妥协退让、对共产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早已让学生们愤怒了。12月6日，平津15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呼吁政府动员抵抗日本的侵略。

这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开了，在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下，一个半独立的傀儡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爱国青年学生就好像堆积满满的干柴，一个火星就会燃起熊熊大火。北平学联紧急研究，决定在12月9日这一天，组织北平各校爱国学生，发动游行示威，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强烈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因为张申府在学界极富威望，富有政治斗争经验，有着高超的筹划、组织能力，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学联的领袖人物，他与孙荪荃、姚克广（姚依林）等共同领导发动了这次载入史册的北平学生爱国运动。

爱国学生示威游行

12月9日，北京大学、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校千余学生在北平街头举行了游行，公开喊出大快人心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唤醒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当天下午，张申府和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中共党员）、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学生会主席郭明秋四个人，来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以喝咖啡饮茶作掩护，把这里做了游行的临时指挥部。为及时掌握游行状况，安排了学生孙敬文骑着脚踏车跟着队伍，不时往返传递游行最新情形。张申府、孙荪荃和姚克广担任游行的总指挥，但实际上是张申府在掌握调度游行队伍，为学生们提供策略指导，帮助他们应对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和迫害，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总指挥”。

1935年12月16日，黄敬登上电车发表演说

“一二•九” 请愿和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镇压，北平学联决不妥协，多次组织学生罢课、游行、请愿、示威活动。16日，为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北平学联又组织举行了规模更大的游行。学生们高举校旗，打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横幅，一路上群情振奋，口号不断。这次张申府上街和学生一道参加游行，他坐在一辆人力车上，在马路旁边随着游行队伍走。游行学生遭到武装军警的镇压，张申府还出面救了一个被军警追赶的女学生，军警围过来盘问他，张申府机警地说：“我是过路的。”警察看了他两眼，不像是参加游行的，也就没再说什么。这次游行震撼全城，轰动全国，在广大民众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推迟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一二•九”风潮迅速席卷全国，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广泛地宣传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事后，张申府撰文说：“在大家垂头丧气、忍气吞声，空气万分严重，都感觉着没了办法的时候，徒手的青年是犹可一吼的。由这一吼泄出了多少人压抑多日的郁闷之气。由这一吼表示出中国人并未死尽，至少在青年学生。由这一吼使得救亡的运动遂蓬勃于全国。”他大声疾呼：“救亡是人人的责任，是人人的义务，是人人的权利，是人人都有份儿的。”

四、发起成立文化界救国会，深入推进抗日救亡活动。

“一二•九”运动之后，张申府没有停下斗争的脚步，他始终认为：“变动时代的人，如要能生存，最必须是能战斗的。不管这个战斗是马克思列宁所说也罢，还是罗曼罗兰所说也罢。”他秉持一贯的革命精神，胸怀民族大义，坚持爱国主义立场，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陆璀手持简陋话筒激情演讲的画面，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一种象征

张申府认真研读了中共的《八一宣言》，对其中提出的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的政治主张极为赞同。他积极联络北平文化界，与马叙伦、黄松龄、杨秀峰、许德珩等教授、学者经常聚会，讨论时局，发起成立了文化界救国会（这是民盟的前身，后来知名的三党三派之一），发表了震撼人心的宣言：“在目前国难严重到了极点的时候，我们坚决反对正在进行着的一切内战，以及一切出卖领土主权的交涉，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交涉。我们誓愿站在抗日救亡的立场上，为保卫国土，为收复失地，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自由而奋斗到底。”这与党的《八一宣言》采取了一致的政治立场，成为党号召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同盟军。

张申府被推选为救国会执行委员，积极组织和推动北平文化界人士开展各项抗日救国宣传活动，通过发表宣言、组织集会、出版刊物等方式，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爱国进步教授中最活跃的和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是勇立革命潮头的文化健将。

不久，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与北平学联又共同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其中包括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7个省，下设总务、组织、宣传、工农、妇女5 个部，张申府负责总务部，他的妻子刘清扬则负责妇女部。数月后，该团体并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而这个组织在1941年成为民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此而论，张申府参与创建了民盟，是民盟的开山元老。加之他此前与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创建中国共产党，故后人赞誉张申府为“两创名党”的元勋。

五、夫妻被捕身陷囹圄，威武不屈坚持狱中斗争。。

“一二•九”运动让国民党当局感到十分震惊，为了镇压学生的爱国活动，从二月开始，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在各校抓人。2月29日清晨，宋哲元的军队、警察、保安队包围了清华园，大肆搜捕抗日学生，有二十多人被捕入狱。张申府夫妇并未在清华园，但他们作为发起和指挥运动的首要人物，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大头子”，反动派怎能放过？早在几天前就安排密探暗中监视、盯梢，于当天逮捕了张申府。他的妻子刘清扬也因为发起成立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并担任主席，积极组织各界妇女开展救亡活动，被列入了逮捕名单，晚上在家中被特务带走，一同被关进了监狱。

张申府全家在照澜院9号（1935年）

在羁押期间，张申府和妻子刘清扬意志决绝，决不妥协，都已抱定慷慨赴死的决心，他们的言行让看守都大受感动，掩面落泪。最终他们和若干学生一起被关押到陆军监狱，囚禁了两个多月。在狱中，他们夫妇不畏强暴，坚持抗日救国主张，毫不退让，与被捕的爱国学生一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期间张申府还写下了“铁窗风味寻常事，留得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以表明心志，展现出正气凛然的革命文人风骨。他还鼓舞王瑶、王汝梅（黄华）等难友要树立由奋斗到光明的信心，顽强奋争。他对被捕的学生非常关爱，家里给他带来食物和毛毯，他都分给学生们。有一晚天气很冷，他把他的厚衣盖在王瑶身上，说：“你年轻，你需要多些。”这让学生们十分感动，印象深刻。在监押后期看管渐渐放松，张申府又开始撰写文章，提倡树立“遂生、大生、美生”的人生观，并同青年难友办了一个小报，取名《监狱生活》。他写的《人生的哲学》中的一部分内容，就由一位青年难友写在小报上，供大家传阅。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编者特意加了“前言”说：“张先生在铁窗中仍不失学者生活，在失掉自由的生活下，不但不消极，而且更对人生有积极的认识与阐述，使盲目生活与犯错误生活者，有所反省与觉悟。”

张申府夫妇及青年学生被捕，中共地下组织积极组织营救，家属和朋友们也设法活动，尤其孙荪荃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专程赶往南京，找到冯玉祥将军，求其出面斡旋。在冯将军的干预下，5月8日，张申府和刘清扬终于获得释放，恢复了自由。

六、横遭清华大学解聘，放弃浮华以革命为生。。

整整七十天的牢狱时光，对普通人来说无疑是一场备受煎熬的苦难，是度日如年的无尽折磨，而对于信仰坚定的革命者，则不过是换了一个场景的斗争的延续，是追求革命目标的奋斗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恐惧，没有退缩，更没有逃避和追悔，走出监狱的大门，就如同翻过他们革命生涯里的一纸书页，张申府和刘清扬擦干身上的污垢，整理好行装，继续坚定地踏上抗日救亡的革命征程。

出狱后的张申府与中共地下党员、教授吴承仕以及程希孟、黄松龄等著名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新启蒙学会，发表宣言，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相号召，主张在全国开展一个反对异族奴役、旧礼教、复古、武断、盲从、迷信以及愚民政策的新启蒙运动，以唤起国民，得到了文化界、思想界的热烈响应，同时也引起了文化界右翼人士的恐慌和反对，群起而“声讨”。

张申府的革命作为也触怒了清华大学的上层。7月初，在他回到大学讲台一个多月后的暑假里，清华大学绕过教授委员会，以评议会的决议方式，一纸信函解除了与张申府的聘约，而且未讲任何理由，也没有多发一分薪金，实际上等于开除了张申府。清华素有“教授治校”的传统，解聘教授这么重大的事，必须由教授委员会决定，但如今迫于当局施加的压力，也顾不上什么规矩了。其实解聘张申府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他在抗日救国活动中表现得太突出了。清华大学政治系的两名教授尤为反对学校与张申府续约，说他是“搞政治的”，不是教哲学的，没有履行好教学责任。

闻一多、陈寅恪等著名教授十分同情张申府的遭遇，学生们也反对学校的做法，要求学校收回解聘张申府的成命。7月25日，《清华暑期周刊》还以《同情学运张教授被解聘》为题对此作了报道，文中说：“张教授知识广博精深，为国内哲学界有数之人物，今竟弃若敝履。故同学们闻此消息，莫不扼腕。”

1936年1月，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在河北固安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然而，正值抗日救亡的紧要关头，张申府无暇纠缠于此。他举家迁离清华园，搬进城内，租了学院胡同甲2号一所比较大的房子。没有了教务的负担，他彻底成了职业社会活动家，从此可以心无旁骛，专心一力地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了。他的家就成了抗日救国的活动中心，北平文化届的一些座谈会和碰头会都是在这里召开的。之后，张申府参加了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当选为常务委员；在北方，他联络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七省的各界救国会，成立华北七省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起组织“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支援 “七七事变”中对日抗击的二十九军，全身心地汇入了全国联合抗战救国的洪流，成为抗日救亡的先锋人物。

张申府在晚年谈到这一段经历时说：“我坐过牢，失去过教授职位，但是我没有后悔我的行为。如果我不是中国人的话，如果我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孔子后人的话，如果我不是我的好朋友熟悉的张申府的话，我便会摆脱尘世事务。” “谁叫我们是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中国读书人历来的责任……”

上世纪70年代，每逢“一二•九”时，张申府都要扶杖外出，照一张相片，多是一寸或两寸的黑白“证件照”。照片上的张申府表情严肃，目光深邃。他在照片背面自题的“‘一二•九’纪念”，笔力劲健，清晰如昨。

张申府

在“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学生中的共产党发挥了骨干的作用，这些是毫无疑义的，而在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高压统治下，党的组织力量非常薄弱，且不能公开活动，没有可能直接组织发动学生运动；而青年学生们仅有一腔爱国热情，没有能力联合起来开展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的酝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酝酿过程中，张申府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巧妙地筹划并促成了北平学联的成立，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先后发起两次爱国学生运动，担任游行总指挥，亲临一线坐镇指导斗争策略，达成了运动的政治目的；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因为在学生运动居于核心领导地位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先是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出狱后又被清华解聘，失去了大学教授的名位和薪酬，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可以说，张申府才是“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和领导者，在运动中发挥了核心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但因为他的党外人士的身份以及后来错误行为的影响，在后来记述“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资料中很少提到张申府的名字，对他在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更是绝口不谈，使他成了一个透明的隐形人，不能不说是他个人难言的悲哀，也是他对自己所犯政治错误应该承担的代价。如今时过境迁，应该是时候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还原载入史册的“一二•九”运动的真相，让为此做出重要贡献的实际领导人走上前台，接受人们的敬仰，铭记他所做出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