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背上大包说走就走，深入各行各业，时而如抽丝剥茧、针砭时弊的记者，又时而如大地上的行吟诗人，用掺杂些许诗意却又无比直白精准的语言，切中时代脉搏，还原无数人血脉中流淌的中国。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赵茜

说起非虚构写作，第一时间浮现于脑海的作家，大概就是漂泊四方的游侠形象。

背上大包说走就走，深入各行各业，时而如抽丝剥茧、针砭时弊的记者，又时而如大地上的行吟诗人，用掺杂些许诗意却又无比直白精准的语言，切中时代脉搏，还原无数人血脉中流淌的中国。

人文的笔锋勾勒出这群写作者最独特的气质，却也如利剑一般剖开普通人尘封的内心，传递被快节奏掩盖的温度。

梁鸿就是这样的写作者，15年前她写下《中国在梁庄》，让我们看见“梁庄”，看见广袤乡村中“看不见的中国”。此后，她又花费近一年时间，深入西安、南阳、内蒙古、北京、郑州、青岛等城市，与340余位在外打工的梁庄人对话，还原一个尘土飞扬、悲欢离合的梁庄。

“我想写出生活本来的模样。”于是，这一回，她用5年时间拿出了《要有光》——关注当下的青少年心理问题。

我们知道新作即将要出版的消息，是在今年的春风悦读榜颁奖盛典活动间隙，她走到哪里都带着电脑。9月，稿子在《收获》发表后，很快，中信出版社的书也上了，但根本买不到，预定要等一周，专访也是，行程排得很满。

编辑部里，每一位看过书的人都像是搬开了心头的一块大石——就像李敬泽说的，看到样稿就知道它的好，这种好，是基于对当下社会的基本判断。

从新书上线的第一场直播开始，记者追看了每一场她的对谈、采访，和她一起去了西湖大学、参加西湖文学院的沙龙交流，做了钱报读书会的专场分享。随着这道“光”照到越来越多的人，读者和作者，读者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入生活肌理，他们为书中的孩子写下各种“小文章”，并开始换一个视角去看待家庭和亲子问题。

在梁鸿这些繁忙的间隙，我们约了专访。采访地点放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一个意外的插曲是：每40分钟，就会有铃声响起，孩子们热闹的嬉戏，会打断我们的对话。

“正好，我们也下课休息一下。”于是，在每个课间，梁鸿和同学们一起做了广播体操、眼保健操。她站在走廊上，笑着看孩子们冲来跑去……上课铃响后，又回到镜头前，继续分享写作中的所思所想，以及那些与中国广袤土地、无数家庭共同跃动的情感。

梁鸿

执着的答题者

毫无疑问，《要有光》是一本成功的作品。

场场爆满的读书会、上市20天便突破85000册的发行数量……正如它的书名一般，每次讲座、每位读者的关注，都如阳光般一点点驱散家庭的阴霾，为这个飞速前行的时代带来某些新的追问。

不过，这种写作的成功并非预料之中的结果，于梁鸿而言，它更像一种顺其自然的意外之喜，“每次新书出版，总有人说，梁鸿又抓住一个热点。我说，还真不是，生活给我出了一道题，我觉得必须解决它才去行动，这对写作者来说特别重要。”她笑着说，自己总是突然灵光一现，被某些强烈的愿望驱使，希望干成某件事，“这也说明，我从未放弃思考，从未放弃与生活的碰撞、交互。”

就拿“梁庄”系列来说，写到一半的时候，梁鸿才意识到，原来大家对这个话题已经那么关注了，“写之前我根本没有预想过这种场面，所有人扑过来称赞我，我当时就在想，天，这到底怎么回事。”

还有个细节，《中国在梁庄》火了之后，有朋友建议梁鸿回归论文，不要再继续写了，但她仍然倔强地坚持着自我，“我好像天生只关注自己关注的东西，就好像许多年前在农村奔跑的野孩子，认准的事一定要按我的想法来。我之所以坚持，就是因为‘梁庄’系列远未收尾。《中国在梁庄》写得是在梁庄生活的人，只有把出去打工那部分人的故事写完，才能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乡村。”

因此，用她的话说，哪怕这本书写完后没人关注，都得坚持把事儿做完，这样才算完成任务，“我只是觉得要把这本书写完，这是我的事，无关他人喜欢不喜欢。”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特质，大概是“专注”，正因为很少思前想后、很少害怕失败，她一步一个脚印，屏气凝神地完成了上天赋予她的每个课题。

《要有光》也是“无心插柳柳成阴”的结果，写这本书之前，梁鸿已经近5年没有写书，因为在孩子教育中遇到困惑，她去翻阅一些资料，结果发现好像又碰到了一个无比重要的话题，“确定想以此为图书主题后，我非常随性地背上包就走了。”

她严格地保守着正在筹划新书的“秘密”，从来没有在朋友圈发过写作计划，出于对写作的严谨态度，她也鲜少透露创作的进度，也因此拒绝了出版社想看样章的请求，一是为了要保护孩子的隐私，二是觉得写作不能受到任何干扰，我是一次只能做一个事情的人。在我这里没有样章只有成章，没有成稿之前，绝不能让任何人看我的稿子。”

今年春节，梁鸿甚至因为写作赶走了家里的所有人，“我不想听到鞭炮的声音，也不想吃饺子，让这种昂扬向上的东西把我变得很浮躁。”

顺着话题聊，她突然想起2025年4月接受的一个采访，对方问到了她作为写作者对DeepSeek的看法。梁鸿说，她当时并没有像别的作家那么绝望，反而更带劲了，觉得一定要把作品写好，因为这恰恰是考验作家的时候，“我说，不要让我知DeepSeeK，我偏偏要写，我相信我塑造一个人肯定比AI塑造得好，哪怕有一天他成为AI素材，我也要把它写好，因为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本书推出之后，梁鸿辗转北京、上海、杭州等多个城市，也因此遇到很多寻求帮助的读者。“有些年轻人会和我分享他童年时期的创伤，他的妈妈怎么对待他，为治愈创伤他做了哪些？还有人会在这本书的报道下面留言，我都看了，觉得说的特别好。这些孩子还是渴望成长，也在试图寻找成长的可能。”

就在采访那天上午，还有一个很久没有联系过的朋友给梁鸿留言，说《要有光》救了他，“他说，他的孩子刚好上初中，他有时候会失控，甚至难以控制自己。看完我的书以及一些与我相关的报道，他好像真的开始让自己放松下来，他虽然也不知道后面怎么样，但觉得自己好像找到了一个方法、一个可能。”

这种因为阅读产生的变化，让梁鸿特别感动，“读者看完这本书有所触动，愿意诉说、愿意琢磨，这种状态是最棒的，也是对写作者最大的回馈。文学的本质就是如此，既要撼动人心，又要与人类内心相通。”

《要有光》梁鸿著 中信出版集团

赤诚地“看见”

“看见”，这是梁鸿面对我们的镜头屡次提到的词。

因为她能看见家乡萧瑟基调下的庄重与深情，“梁庄”系列才会写得那样深入人心。

她曾在某次对谈中提及自己的感受：“有人说梁鸿你太幸运了，你有梁庄，但并不是你有梁庄就是幸运的，而是你感知到梁庄的存在，你才是幸运的。”

于梁鸿而言，“梁庄”系列很多时候代表着某种记忆，里面掺杂着她回乡面对的现实。为还原这种感受，她翻阅了许多农村社会学著作，也思考着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

这次，说起《要有光》这本书，她又说：“看见本身并不容易，可能比想象还要困难、艰难。”

也是因为想要真诚地“看见”，她很少去做判断，“因为判断本身会局限我看到的现实。”

她说，每个人脑中都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认知体系，这形成了个体的“偏见”，却又是最为正常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偏见，比如，对城市生活的人来说，农村大概是陌生而冰冷的。但如果这个人出生于农村，他眼中的土地就会是另外一种模样。”

因此，她希望尽可能洗刷掉偏见、知识背景和情感需求，尽可能地用一种赤诚的状态去写作，这些，也构成了她处理现实和文学题材的基本方法。

写作《要有光》的过程是一场没有预设的“冒险”：“当我得到雅雅（书中人物）的回应，背着包出发时，心里没有任何预设。我不知道我将面临什么，但我对青少年心理问题充满好奇，认为那肯定是一个新鲜的、未知的领域。”

梁鸿也没有像社会学那样去采样，或者圈定某个阶层的男女比例，用一种量化的标准呈现整个社会现象，因为她相信，作为一名写作者，写好某个人、写好某个故事，唤起人们心底的共情，才算尽到了自己的使命。

正是带着这种理念，梁鸿踏上了寻访“失控”青少年的旅途。

梁鸿来到了滨海，住在离阿叔补习班最近的地方。“我的习惯是到某个地方先住下来，和那里的人朝夕相处，这样一些东西才会自然而然浮现出来。”

这里说到的阿叔，是滨海当地一个心理咨询师，他曾经开了个补习机构，但是这个机构逐渐衰败，将他作为心理咨询师的作用慢慢呈现了出来。“当时是雅雅先跟我联系的，后来她带我去补习班见了阿叔，它是一个民间机构，也是不同于家庭与学校的疗愈空间，让孩子愿意在这里打开心扉，因此我就留在了这里。”

在阿叔那里，梁鸿第一次意识到孩子所处空间的特殊性。这种感受，也构成了她之后写作的基调——通过空间转换串起《要有光》中的所有故事，呈现各种孩子在不同环境中的差异化表现。“书中大部分是情绪有问题的孩子，有些孩子好几年没上学，比如敏敏；有些孩子就是不愿意出门，还有些孩子已经从混沌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开始正常的生活，他们的康复与自己所处的空间息息相关。作为一个人，我们需要空间敞开自己，把自己的感受倾诉出来，因此阿叔的空间非常重要，包括第二部文莉、陈清画和沈春的友情也特别重要，他们在特定空间里的对话本身就是种疗愈。”

在阿叔补习班里日复一日的倾听与陪伴，让梁鸿一点点获得雅雅、敏敏等孩子的信任。他们总在一起呆着。一张桌子上，一边坐着学习的孩子，另一边坐着打字、看书的梁鸿，看书看得累了，大人和孩子都会休息一下，聊聊天、说说话。

一些时候，梁鸿还会和孩子一起帮阿叔接待来访的家长，跟他们聊天、说话，这更拉近了他们的距离，如润物细雨般一点点消融孩子内心的坚冰，使他们开始袒露隐秘的情感。

“人需要倾诉，需要被听见、被看见，所以对话、倾听本来就具备某种疗愈功能。很多大人都觉得，孩子一边撒娇卖萌，一边耍赖不写作业，好像什么都不懂，说的话一点也不重要，更不想深入他们内心世界。但实际上，当有一双眼睛注视着孩子们，他们的内心也会变得柔软，愿意向你打开心扉，倾诉深藏内心的话。所以，与孩子对话，并不是说我有什么天然魅力，因为我就是个普通人，这就是个慢慢相处的过程。”

而向梁鸿讲述的过程，也是孩子慢慢地整理自己的过程。

“这样一来，内心被他们忽略的某些情感可能会重新浮现。”梁鸿说，这个整理的过程非常重要，她拿敏敏举例，“敏敏在对谈中整理回溯了过去3年的经历，也回溯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这让她的内心慢慢成长，逐渐驱散原有的黑暗。她开始变得放松，并且当阿叔不在时充当家长的接待员，还有家长会打趣她，让她帮忙带带自己的孩子，这看似耽误了她的学习时间却有利于她的康复。”

梁鸿发现，敏敏也借着阿叔补习班这个空间观察来往的家长，观察他们的内心，从而形成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比如我书中写到一静妈，她的小孩总是闭门不出。敏敏判断，这个妈妈脸部太愁苦了，如同核桃一样充满世间万千的苦，好像孩子不上学这件事已经把她压倒了。她说，这种苦会传递给她的孩子，如果一静妈不改变自己的表情，她的女儿就非常难康复，所以果一静妈应该换种心态和女儿相处。因为一静妈也经常来补习班，最后她也会接收到这种建议。”

这些有关教育的交流、碰撞，也让每个人内心更为开放，能坦然面对彼此的分歧。

梁鸿说，她就经常和阿叔吵架，“我眼中的阿叔是个性格鲜明的人，我并不认同他的一些话，我们俩就会争吵。但吵架的过程也是个辨析的过程，因此我们互不接受彼此的观点，才会产生摩擦，但我们又在互相说服的过程中变得坦率，这个过程非常开放而且非常友好。”

在梁鸿眼中，这是个非常棒的状态，有人被关注，有人在讨论，可是这种讨论又充满善意，没有攀比，不涉及隐私，给彼此疗愈，她用这么大笔力写这个空间，也是因为这点。“有人读完书后觉得我写得太琐碎，但我写这么细，把孩子的故事掰开揉烂了讲，就是想呈现孩子们在连续生活场景的成长与变化。”

“在场”的引路人

“当采访者非常坦诚时，就会营造出一种交流的场域，让被访者完全打开自己。”

作为写作者，面对一个个近乎“失控”的家庭，难免会产生担忧，外来者的介入、旁观，会不会让本来就有创伤的个体感到不适，甚至给他们造成二次创伤。

实际上，多年前写完“梁庄”系列，梁鸿遇到了同样的疑问：“许多人担心，梁庄人会不会配合我的采访。但后来我意识到，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梁庄人用行动证实了他们的看法，梁鸿回忆，知道自己来，亲人会穿着新衣服带她四处逛，比如她的堂哥，总是兴致勃勃地给周围的人介绍梁鸿作家的身份，然后让他们赶紧给梁鸿讲讲自己的故事，“他处于一种非常骄傲的状态，因为觉得我正在做一件真正的事。”

同样骄傲的还有梁鸿的父亲，他是梁庄的老人，与梁庄所有人相熟，因为排行老二，又被视作二叔、二哥、二爷，不管走进哪个家庭，对方都会特别勤快地招待他。这种特质在梁鸿多年后的采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我离开村庄的时间比较长，不知道怎么深入家常聊天，这时，我父亲的‘在场’就变得非常自然，他80多岁了，在那一坐，就能与村里人聊起来，他们吃饭、喝酒，说最近彼此过得怎么样、到什么地方去工作了，聊着聊着很多信息便自然而然地涌现了。”梁鸿说。

在她脑海中，父亲总是“整装待发”的状态，用极大的热情支持梁鸿的工作。有段时间，父亲住在梁鸿北京的家里，那时梁鸿要到郊区采访，偷懒不想起床，父亲自然而然就充当了监督者的角色，“他每天早上五点多起来，收拾好小包，然后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塑料袋，在里面装上手机开始等我，一到六点，他就开始喊我起床，不停地催促我，让我七点必须得起来，和他出发。”

后来，梁鸿总是会想起那个时刻，“对我父亲而言，他可能觉得女儿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具体怎么个重要法他可能不知道，但他本能地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好，所以会非常积极地去参与，不仅叫我起床，还会嘱咐我，谁谁谁没有采访到，让我一定得去。”

采访中的梁鸿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转换到《要有光》的写作现场，阿叔、雅雅、敏敏等陌生人似乎承担起了与多年前梁鸿父亲所承担的相似的“指引者”的角色。

丹县的精神科医生王振也是，将梁鸿带入医院和孩子的家，与真实的患者对话。也是因为他的引导，梁鸿才发现，来乡村精神科治疗的未成年人出乎意料地多，几乎占了这个科病人的一半，“这个医生一开始也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因为他之前在县城一个科室比较混杂的医院工作，病人中有成年人也有未成年，大家没有非常关注精神健康问题，只隐约察觉到未成年精神病人的人数有所增加，乡村目睹的现实让他受到了冲击。”

就在那个医院，梁鸿敏锐地意识到一些值得关注的切口，她便待了下来，跟着医生走进那些受困于精神问题的家庭，写下了之后的故事。

京城则是与乡村截然不同的场域，在这里，梁鸿的“指引者”变为了那些为孩子焦虑、忧心的家长，他们的视角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梁鸿自己的视角，“我本身就是家长，会经历一些手足无措的时刻，比如孩子生病、不上学等等，这些经历让我自然而然认识了更多人，开始和很多家长聊孩子的问题，在微信群里交流彼此的迷茫。这些家长呆着我去看孩子、跟孩子聊天，也跟别的家长、家庭对话，一点点接近孩子内心的真相。”

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追寻梁庄人的脚步，还是轻扣孩子的内心，梁鸿始终被采访对象所接纳，人们相信她有一个好的出发点，也接受她的提问。梁鸿说，她始终是这些故事的“旁观者”，向他们坦诚她的意图，也不干涉任何事情的进展，“正因为我是一个线索性的人，不承担任何决定性的工作，所以家长才不在意我的存在。”

采访结束后一些家庭还与梁鸿有私下联系，“对方看到了我横跨中国这么多地方来到这里，就知道我非常真诚地想做这件事，而我的热情也会激发他们内心深处的无私，让他们愿意不带目的地给予我帮助。”

无处不在的“我”

翻开梁庄三部曲，叙述者“我”的角色无处不在。

“我”是谁？是弥合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桥梁，也是带读者打开梁庄的人。

正如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后记中写到的，“我”是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逃离、界定、视而不见、廉价的乡愁、沾沾自喜的回归，洋洋得意的时尚、大而无当的现代，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风景的塑造者。

那么，写《要有光》时用不用“我”，这一度成为梁鸿非常纠结的问题。最初动笔时，她曾尝试用“我”的视角写了大概两三万字，然后发现“我”有些碍事，“《要有光》与“梁庄”系列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梁庄中的‘我’本身是梁庄人，既是走出梁庄，在京城工作许多年的学者，又是与梁庄保持联络的女儿，因为那里有我的父亲、我的家还在那片土地，还有我的五奶奶、堂叔、堂侄等，所以用客观视角去写反而比较艰难，刻意把亲戚的名字写出来，别人也觉得我在故意制造距离。这也是为什么，梁鸿要通过“我”的视角将读者带入梁庄的世界，从五奶奶的叙述开始，看到村庄的内景，感受村里的人怎么生活、怎么说话。”

写《要有光》的时候，梁鸿虽然也住在当地，与采访对象一起到处采访、倾听，但她无法用“我”开启一段叙事，因为“我”本来就是完全从事线索性的工作的旁观者，没有深切的乡情，也不承担任何多余的功能，“‘我’就像读者和这些家庭之间一道坚硬的墙壁，隔绝着他们之间直接的感受关联、情感关联，非常不合理。”

于是，梁鸿推翻了最初的文本，采用一种类似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重新开始叙述，比如在丹县，孩子跟精神科医生聊天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坐着，但文本中就表现为孩子和医生聊天，“我”是完全不存在的。还有娟娟那章那个重要的对话，梁鸿也在场，但也是完全旁观的视角。“当然，我的内心非常着急，很多时候甚至觉得很伤心、愤怒甚至纠结，想站起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后来我发现，这种时候往往是因为我心疼这个孩子，但生活是无解的，我还是把这种情绪抑制住了。”她说。

这是一种艰难的叙述方式，但梁鸿又必须学着处理，因为在她看来，这种技巧性、结构性的处理是一个写作者的任务，会让自己得到自己想要的文本。“读者会读到‘我’眼睛的注视，但‘我’没有说话，并且完全沉默。所以，当读者读到书中关于雅雅、敏敏的描述，就好像能看到他们的穿着打扮，听到他们的聊天，好像他们在‘我’的对面，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状态。”

虽说存在视角差异，在梁庄三部曲与《要有光》中，总会发现许多相似的文化因子，让读者不由自主探究这几本书之间的共性。“乡村教育以及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则是另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一部分孩子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他们身边如同一个荒凉的黑洞，汲取着他们全部的生命热情。这些我在《要有光》第3章略有提及。但无论如何，青少年心理困境与孩子漫长的人生线索有关，比如我们很少用平等的语气和孩子说话，或者家长用隐形的权力结构挤压孩子，导致交流的无奈。因此，千万不能把《要有光》里面呈现的心理困境归结于乡村。”

这也回归了梁鸿写作的初心，在问题严重化之前意识到孩子心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每个人都会遭遇情绪问题，有的严重、有的轻，因为没有严重到精神病的地步，所以大部分人可以慢慢从困境中走出。但还有些人的情绪问题已经严重到影响生活的地步，甚至说处于崩溃的边缘，只是没有完全进入疾病状态，这个时候就必须学会处理，甚至需要精神科专家的干预。我一直说，我写下的‘晃动的边缘’，就是希望家长在孩子处于情绪边缘的时候重视这个问题，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只要情况稍有改变，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部分对话实录：

潮新闻：在我们之前的沟通中发现，有些学校可能会避而不谈《要有光》这本书中所涉及的那些心理困境，可能他们觉得这个问题比较隐晦，不敢讨论。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大家以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个话题？

梁鸿：近些年抑郁、有情绪障碍的孩子数量比较多，这是一个很沉重的现实。但我觉得作为学校，还是应该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个现实，而不是把问题隐藏起来，否则，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但如果我们愿意谈论它、愿意听孩子的倾诉、甚至找到方法引起公众的关注，这个问题才有被化解的希望。

我觉得我们还是怀着一种谨慎而平常的心态面对当下的社会，因为每个事件背后都有无数孩子。如果我们聚焦这些问题，他们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好，如果不关注，则有可能将他们推入深渊。所以，作为一个机构，尤其是教育机构，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持一个相对开放的心态，直面类似的问题。

潮新闻：读完《要有光》，感觉很多家长会对孩子的行为进行单一归因，比如网瘾、沉迷游戏。尤其游戏，其实是21世纪很多中国家庭的痛，如果一直秉持这种归因思维，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梁鸿：游戏非常复杂，它本身就有某种我们无法摸透的成瘾性，但它确实在孩子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且很多家庭矛盾来源于此。由于留守农村的孩子经常无人监管，喜欢打游戏消磨时间，他们往往更容易成瘾。

但从家庭内部来看，用玩不玩游戏界定孩子优秀与否，学习成绩会不会变差，本身就是很片面的想法。我经常说，漫长的教育过程中，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我们都极少培养孩子对其他事物的爱。比如对大自然的爱，对蓝天白云真正的欣赏，再加上手机越来越普及，其内部有一个近乎无限的世界，所以孩子非常容易被它所吸引。

为什么我把娟娟那章写得那么仔细？就是想让读者意识到，娟娟并非是天生的网络游戏成瘾者，她生活生成的过程，其实体现出家长某种思维模式。另外有一点，城市家长往往会埋怨，你看孩子多宅，想带他出去他都不出去。听到这些后我就在想，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他们接受的就是非常单调的教育。他们学音乐、学体育，往往都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我们没有培养他们对网球、钢琴、美术甚至一朵花的爱。

我们把所有爱好变成作业和学业，变成一个功利的东西，反而让孩子对他们喜欢的东西心生厌恶，你会发现很多孩子钢琴考到10级后，再不摸钢琴了，这是个特别遗憾的地方。

潮新闻：大部分人也会共情家长，毕竟每个月赚得也不多，孩子那边又确实花钱如流水，该怎么办？

梁鸿：写这个故事的原因不在于提出解法，而是写出一种思维模式，比如娟娟反驳，说她只给游戏充一个季度的钱，但是她妈妈不信，反复说“你肯定会再充钱的”“你充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你肯定会再充的”。旁边的亲戚也在火上浇油，说她妈妈多么不容易，娟娟多么不懂事，结果娟娟就像一个被“围困”的狮子，在这样一个对话模式中暴怒了。

“肯定”这个词特别重要，很多家庭都会说，“孩子，我如果把手机给你，你肯定会玩通宵，你肯定会怎么样”，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思维模式、话语方式说话，和孩子之间的信任和对话关系就完全中断了，也会逼着孩子和你对立，让孩子离你越来越远。

所以，你看我那篇对话很长，因为我写了好几天，期间我反复听对话的录音，就是想让读者意识到这种对话的错位感。不过并不是说娟娟是无辜的，因为娟娟对钱完全没概念，她的家庭也确实非常困难，但这是另一层面的话题。另外，是不是给娟娟充过一次钱，这个家庭就会陷入绝对贫困中呢？好像也不会，那试着相信孩子一次，给她充一次钱又怎样？说不定亲子之间的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了，孩子的情况也就好转了。

总之，我是想通过我的书写呈现一种更加无形的、内部的、习焉不察的东西。

潮新闻：您说过，当年您上学时的功利和现在的功利是不太一样的，您也提到，刚成为大学老师的时候，发现很多高中很爱学习的孩子大学以后不读书了，这是为什么？

梁鸿：不是说这群孩子上大学后不爱读书了，我想表达的是，只有热爱才能让一个人坚持学习。如果只是被动式学习，一旦达成某个目标，比如参加完高考，孩子对这件事所有的热情都会消失。有的人可能不喜欢化学，一旦高考结束，他绝对不会再摸化学课本。有的人可能非常喜欢文学，那高考结束后他依然会去读一下上学期间没来得及读的作品，比如四大名著、卡夫卡、福克纳等。

如果我们对每个学科都缺乏热爱，进入大学后我们就会经历漫长的迷茫期，不知道喜欢什么、能做什么。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在30岁之后突然辞职，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始终没有找到想做的事，必须试着找一下。虽然背着包说走就走比较幼稚，显得很不负责任，但其实这群人内心有非常强烈的呼唤，表现为一种寻找少年时代热爱的强烈愿望。

这种愿望特别重要，年轻时或许我们会因为考试、升学把它压在心底，但随着我们人格形成，大脑逐渐爆发，我们会重新挖掘出内心深处的渴望，尝试营造一种多样的生活。比如，即使工作再繁忙，我也会晚上回家读会儿喜欢的书，浇一浇家里的花，再弹弹钢琴，因为我们热爱，所以不需要外界的驱动力。

我感觉现在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过分单调了，纵览我们无比漫长的人生，其实缺少培育多元生活价值的途径，因为我们太忙了，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唤起自己对某样东西的欣赏。你想想，小时候哪怕看到一滴水，都能让我们开心到嘎嘎笑，慢慢地我们就失去这种笑的能力、失去这种无功利热爱的能力，甚至欣赏和享受自然景色的能力，但这些能力又太重要了。我们必须一直感受某个东西，才会在这个世界找到自己。

潮新闻：如何培养出一个大众认知里人格健全的孩子？您之后写作会涉及这个吗？

梁鸿：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涉及这个话题，因为对我来说写作往往是随心随性的。经常是到某个时间点，我觉得不写不行的时候，就去写了。

就像我写“梁庄”系列的时候，周围大多数人都在写论文。我论文写得也不错，但我就背着包回家了，因为我内心有困惑，也想解决这个困惑，所以我选择听从我内心深处的声音。

写《要有光》的时候也一样，当我发现欣欣向荣的表象下居然有那么多孩子生病，就有一种从心底生发的表达欲，想要探讨精神世界内部的矛盾和复杂，还有那些无可避免的精神伤害。至于下一部写什么，我虽然有了一些想法但目前不方便透露，不过我还会继续关注孩子的话题，因为这始终是我的痛点，我非常向往生命本身具有的那种生机勃勃，也想知道为什么有些生命力会被摧毁。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人类精神之所以能够不断延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感受到了生命本身的蓬勃和生活的美好。

潮新闻：即使生命遭受风暴，但我们依然要向阳生长，我觉得这就是您要传达的精神。

梁鸿：对的，所以这本书叫《要有光》。实际上，最后确定题目的那一刻，我的心里突然乌云散尽。虽然这本书还是聚焦于一群有情绪问题的孩子，但写作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些孩子特别有力量。就像我之前讲到的，是孩子们引领我把这件事做完。因为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太庞杂了，这个话题也确实比较沉重，写作过程中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处理，有时连遣词造句都不会了，期间我甚至生了好几场病。

但我之所以能把这件事坚持下来，就是坚信自己是个写作者，毕竟已经为此做了那么多工作，就绝不能半途而废。我也特别喜欢这些孩子，在他们身上，我看见了生命本身的力量，也会感受到生命被摧毁时的巨大心痛。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哪怕这个问题暂时没有解决方法，也希望很多人看到这群孩子，让他们感同身受。我们身处于这样一个繁荣的世界，却不得不面对这么一片荒凉，甚至把他们遗忘掉了，只有找回这片荒凉，才能看到光，所以我把这本书命名为《要有光》，所谓“光”，就是孩子们本身的力量。

我还想表达，只要是生存在某个共同体里的人，他就会面对某种文化的“惯性”，甚至不自觉去传承这种惯性。恰恰这种时候，我们就需要警惕自身，怀着一种警醒的态度去生活，无论是对孩子、对家人、对朋友或者对下属，比如，工作中大家难免会产生一些纷争，如果我们用一种温柔、倾听的态度，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反而没那么难了。

这本书里的家长确实对孩子付出很多，但孩子为什么没有感受到爱？一些家长给孩子的东西并不是他想要的，他怎么能感受到爱？我们真的需要想一想到底发生了什么，反思一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之后我可能还会写一些东西，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我们自身的光亮来自于哪里，如何形成自己的光亮，怎么看待孩子身上的光亮，只是我现阶段还没有一个固定的计划。

潮新闻：您刚才也提到了阿叔补习班这类空间的重要性，以我自己的体感来说，好像从小到大很少看到类似于此的空间，是不是这类机构在当今社会只是少数？如何满足社会对这些机构的需求？目前我们做的努力是否足够？是不是还存在一些欠缺？

梁鸿：当然还在进行之中，我觉得目前我们刚开始注重这个问题。

一方面，我们需要专业的机构，但诺大的社会空间需要我们慢慢建构，需要每个人为之付出努力；另一方面，大家最能触及的就是家庭内部空间，作为父母、孩子，我们需要反思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比如，有读者看完《要有光》之后给我留言，说他不那么焦虑了，要好好琢磨一下，从今晚开始对孩子稍微放松一下，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当然，家庭是最大、最顽固的堡垒，比如阿叔一直强调至少要开5分钟家庭会议，但很多家庭的家庭会议根本进行不下去，因为家长觉得孩子非常无知，不愿意与他们交流，这就导致家庭会议原本谈论的是孩子作业没写的事，交谈的结尾就变成了“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问题开始无限蔓延。我想，只有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惯性，这才是一个好的征兆。

潮新闻：很多孩子都是独身一人走过漫长的黑夜，您能不能给正在青春期挣扎的孩子一句寄语？

梁鸿：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孩子，你可以读这本书，也可以不读这本书，但是要记住生命是自己的，生命的力量也是自己的，要慢慢找到这种力量，不断往前走。就像《要有光》里的吴用说的那样，怀着创伤前行。不管我们遭遇了怎样的创伤，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要去寻找那抹属于自己的光亮，这非常重要。

潮新闻：《要有光》看上去写的是孩子的问题，但看书的更多是成年人，您有什么要对他们说的？

梁鸿：我想把这本书献给生活在我们这个空间的所有人，大人、小孩、家长，某个职业岗位上的某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本书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聚焦18岁以下因为情绪问题休学、失学、退学在家的孩子们。

虽然写得是孩子的问题，我也希望从这些问题里找到我们生活、文化内部那些习焉不察、伤害自己和孩子的话语，希望大家警醒这种生活方式，也从这本书中看到自己和孩子、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我想，如果你读了这本书，你可能会有所感受。同时，我也想探讨“我们如何爱”这个抽象的主题，换句话说，就是如何与朋友、家人、同事相处。

爱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呼唤、一种相互的倾听，一种抵达对方内心的事物。

我们经常说，我那么爱你，你怎么感受不到？我觉得这就是爱的“擦肩而过”，只有真正尊重对方、倾听对方、抵达对方，才会收获真正的爱。

我也想给阅读这本书的家长们说一句话，如果孩子没有倾听到你的爱、没有感受到你的爱，你就要想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否在生活某个瞬间与孩子擦肩而过？这是我特别想探讨的话题。我希望我们都有光，这束光不仅仅来自孩子本身，更来自他们丰富的心灵，他们对思想的，也希望我们身上的光能够照亮孩子、照亮自我，或是更大意义上照亮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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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