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5月15日，台积电在凌晨发布公告，决定斥资一百二十亿美元赴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这一纸声明打破了半导体圈的平静，也让全球投资者再次把目光投向那座坐落在台湾新竹的晶圆巨舰。人们意识到，台积电不再只是那家以先进制程著称的代工企业，而被推到了大国竞争的风口浪

2020年5月15日，台积电在凌晨发布公告，决定斥资一百二十亿美元赴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这一纸声明打破了半导体圈的平静，也让全球投资者再次把目光投向那座坐落在台湾新竹的晶圆巨舰。人们意识到，台积电不再只是那家以先进制程著称的代工企业，而被推到了大国竞争的风口浪尖。

若把今天半导体产业比作供电系统，台积电就是变电站。任何微小波动，都可能让全球电子终端短时间“停电”。从智能手机到数据中心，制程节点越先进，台积电的身影越清晰。于是，一句“没有人能靠武力控制台积电”的高调宣言，才会引发岛内外的密集回响。说这番话的人是1954年出生的刘德音，他掌舵台积电已逾六年，曾在美国拿下博士头衔，回台时肩负岛内“科技报国”的期许，如今却在复杂局势下频频放炮。

理解刘德音的心态，先得回到三十六年前。1987年春，时年五十六岁的张忠谋在台湾新竹科学园区敲下创业宣言。彼时两岸改革各行其道，大陆刚刚提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台湾则忙着制造业升级。张忠谋放弃在美国德州仪器高管的优渥待遇，带着对晶圆代工模式的坚定信念，拿到了三家股东——行政院开发基金、飞利浦公司及个人持股——的一亿美元启动资金。台积电就此诞生。

几年后，依靠“四英寸、六英寸、八英寸”三连跳，台积电把自己锻造成全球芯片代工的代名词。1994年，第一座八英寸厂点火投产，核心团队里出现了一个瘦削的工程副处长，他就是刘德音。当时没人会想到，这位默默无闻的工艺专家会在二十年后接过钥匙。张忠谋对其评价颇高：“他比我更像工程师，也更像经营者。”从技术长到营运长，再到联席总裁，刘德音一路升迁，伴随台积电从世界前十冲到世界第一。

不过，技术与市场的双重成功并未能为两岸带来更多信任。1995年，台积电在纳斯达克挂牌，外资闻风而至。到本世纪初，美国资本透过花旗银行托管账户已持有台积电逾三成股份；2009 年后，外资占比长期稳定在七成上下。股份分散的结果是业务上仍由台籍高层说了算，命脉却拴在海外股东手里。只要华尔街一个眼色，董事会就得跟进“调整战略”，这成为后续一系列地缘政治冲击的背景音。

中美贸易摩擦在2016年骤然升温，芯片板块首当其冲。美国商务部连续发出“实体清单”，将华为、中芯国际等陆续列入管制目录，逼迫全球供应链就范。台积电的应对动作外界看似犹豫——对大陆订单不敢轻弃，对华府压力又无法回避。2019年5月，美国首次要求台积电限制向华为供货，台积电公开回应“不会停止合作”，一度赢得岛内“企业硬气”的掌声。但同年9月，台积电在无奈中宣布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新规，按时切断全部7纳米及以下订单。两岸观察家清楚，这是典型的“有所不为”的姿态：在商业利益与政策压力之间，优先顺从施压方，以保留对美设备与EDA软件的使用权。

在台积电日程表里，亚利桑那新厂是座兼具象征与实利的基地。用5纳米制程做旗帜，与当地政府争取巨额补贴，顺带满足美方“本土化”的战略需求，可谓一箭三雕。台媒将此称为“押注美国市场”，欧美投资者也对这一动作报以掌声。但供应链内部的议论却没停：台积电的技术高墙能否抵住美方的深度介入？厂房、设备、人力，一旦全部移植至海外，岛内研发优势是否会被持续削弱？

回溯到2000年代初，大陆在《科技振兴纲要》中首次将集成电路列为重点项目。2002年中芯国际在上海落地，2004年以美国史上最快速度登上纳斯达克。此时的台积电警惕心大增，多次游说台北当局收紧对大陆投资的“红线”。先进制程直至今日仍被严禁“西进”，正是这种政治加速器塑造了台湾与大陆在高端制造链条上的隔阂。

刘德音接任董事长的2018年，恰逢5G元年。全球对7纳米及以下制程的需求急剧膨胀，苹果、高通、英伟达、联发科全都盯上了台积电的产能。彼时公司营收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大陆，下游包括华为、海思、比亚迪半导体等重量级客户。在财务报表里，来自大陆的订单举足轻重；可在华盛顿的视野里，任何与中国的“芯”往来都被视为威胁。于是刘德音不得不在台北与美国、与大陆之间来回拆弹。一次例行董事会后，他对高层说：“商业逻辑和政治逻辑常常是两张不重合的地图。”这句话至今仍在岛内业界流传。

美国并不满足于言辞上的服从。2021年10月，美国商务部对全球半导体企业下达“90天内提交供应链数据”令。台积电表面上强调“客户资料零泄漏”，暗地里只能尽力削减敏感项。最终交出去的报表，被外媒称为“只写了目录，无实质价值”。三星也交了同一套材料。两家企业都清楚，惹怒华府的代价是EUV光刻机、EDA软件、先进封测设备全面断供，后果难以承担。

刘德音的高调言论并非突然。2022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台之前，华府智库频频渲染所谓“硅盾”概念——意即大陆若试图以武力收复台湾，将面临“破坏全球芯片供应链”的高昂代价。刘德音在媒体镜头前抛出“没有人能靠武力控制台积电”，与其说是对大陆喊话，不如说是对美国战略界的呼应：台积电存在一天，台湾就多一层保险。但岛内产业人士并不买账。或许在他们看来，真正危险的并非解放军的登陆，而是台积电核心技术在他国领土被“鲸吞蚕食”。

台积电的工程师私下议论，亚利桑那厂量产之日，可能也是台湾本部技术外流的高峰期。因为要保障美国厂达标，3，000 多名骨干被派往凤梨深处的沙漠，核心机密随行。英特尔在1985 年曾把 DRAM 制造机密交给日本企业，结果三十年后自己跌出内存赛道；这段往事在台积电内部早被列为“反面教材”。然而资本面压力、政治面威逼，令这家企业无暇顾及长远的产业安全。

大陆方面则保持耐心。自《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颁布以来，中央与地方累计投入资金超一万亿元人民币。中芯南方14纳米良率已达九成，长江存储推出Xtacking 3.0架构，四十层堆叠的3D NAND颗粒量产在即。业内人士算过账：以2022年技术迭代速度推算，国内在5-7年内有望攻克7纳米高端制程关键设备。届时，台积电的独占窗口将被显著压缩。

有意思的是，岛内舆论原本把台积电当作“护国神山”，如今却担心“神山”被美方牵走。2023 年初，台湾相关智库发布白皮书，指出台积电海外扩张若超过三成产能，将“根本动摇台湾经济基础”。台北街头的士司机总结得很直白：“厂跑了，年轻人去哪上班？”这一问戳中了众多家庭的软肋。

在地缘政治博弈的阴影下，技术安全与国家安全被紧紧绑在一起。1949 年之后，新中国经历了“156 项重点工程”、两弹一星、“两弹一星”工程奠定重工业基础；今天，芯片代工之于信息时代的重要性与当年重工业有异曲同工之处。对岸若寄望以“技术绑架”换取永久庇护，注定是误判。历史上，没有哪一种技术优势能永恒垄断。蒸汽机如此，纺织机如此，硅晶圆亦复如此。

1949 年那一年，解放军跨江南下时，国民党曾经誓言“以江为屏”，终究一役溃败。七十多年后，台海对峙的舞台换成了晶圆与光刻机，但本质仍是实力与大势的比拼。技术设施可以转移，资本也可以转移，唯有人心的归向难以切割。海峡两岸每年超过八百万人次的交流，将工业和生活捆成密不可分的网。刘德音的“永远无法”究竟是判断，还是恐惧，也就一目了然。

必须承认，台积电的产能与技术对全球电子业具有关键意义。一旦台海局势失控，全球智能终端供应都将受创，资本市场对此极为忌惮。然而，逻辑并非单向度。若真有风浪，最先承压的恰是已在岛内深耕三十余年的台积电本身。许多分析师计算过，哪怕战火停歇数日，生产环节中断、设备检修、人员离散等综合成本，都可能让公司市值断崖式缩水。以此作为所谓“威慑”，听起来更像把自身当成人质。

自刘德音讲话后，路透、金融时报、彭博社纷纷跟进报道，以“台企敢于叫板大陆”做标题。但冷静观察可知，台积电对大陆的销售额在2021 年仍占比 38%，这组数据远超过对美出口。只要全球智能终端产业链未发生根本迁移，亚洲市场都是台积电必须倚重的腹地。一个简单算术题便可说明：若失去大陆订单，公司当年营收将瞬间蒸发近四成，资本市场能否容忍如此缺口？

与此同时，岛内“台独”倾向的政客把台积电当作政治筹码，试图向外界贩卖“世界来保台”的幻觉。早在2019年，相关学者就统计：新竹科学园区直接从业者约15万人，间接带动的就业则超过46万人。岛内人口总计不及2400万，如此占比在全球都属罕见。半导体产业与岛内经济被深度绑定，这恰好成为了外部势力操弄的抓手，“硅盾”概念应运而生。

然而，历史的经验提示，造物终归要服务人，而非相反。1938年，日军炮火摧毁武汉钢铁厂，十几万吨设备灰飞烟灭，但新中国成立后，武钢仅用八年便重新点燃第一炉铁水。工业设施的毁损固然可惜，却从未能阻挡一国技术的整体前进。对照这一段往事，今日半导体之争的底色就不难理解：技术硬件可以被迫舍弃，技术路线却会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继续生长。

张忠谋曾在斯坦福课堂上听教授强调：“半导体行业中，一年等于别的行业的十年。”年过九旬的他未必想象得到，自己一手缔造的巨头，会有朝一日被牵扯进如此激烈的政治博弈。更没想到的是，他当年力荐的接班人，如今必须在闪烁的镁光灯下谈论“武力控制”这种听来仿佛上世纪的议题。技术精英面对政治旋涡，往往难以保持工程师的克制，这在刘德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大陆而言，台积电既是伙伴也是竞争者。过去二十年，近四成的设备与材料订单来自中资企业，台积电因此坐上全球之巅；可随着国内企业快速追赶，这份合作与竞争的张力只会进一步增强。北京自2014年起推出“大基金”，三轮总额已近万亿元。若说十年前，行业普遍承认台积电在7纳米内独步天下；那么2023 年初，韩国媒体指出，中芯国际已可稳定量产 14 纳米 FinFET，距“7 纳米门槛”只差临门一脚。

外部观察家喜欢把科技产业炒作成零和博弈，尤其习惯性地用“卡脖子”形容技术依赖。然而，半导体的供应链横跨设计 IP、EDA 软件、硅片制造、光刻、封测、设备与化学品，环环相扣，多点开花。即使台积电被迫转移，他国想独吞成果也离不开日本的光刻胶、荷兰的光刻机、德国的高纯气体，更别提大陆市场七成以上终端需求。链条一旦拉断，各方同时受损，没人是绝对赢家。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社会内部对统一与经济前景的讨论远比岛外舆论更接地气。许多中小企业主忧心忡忡：一旦两岸关系僵化，从模具、化学气体到物流仓储的配套将全面受挫；而手握高学历的工程师则算另一笔账——美国厂区的人才流失率高企、生活成本畸高，回到台湾却可能面对工厂外迁的空心化风险。这样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注定不会被一句“永远无法控制台积电”解决。

1945 年光复后不久，台湾当局曾大刀阔斧地接管日据遗产，结果却因管理失序引发“二二八”。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全球化深度嵌入产业链，每一次跨国重组都会牵动上万家庭的生计与诸多股东的资产安全。外部压力愈大，各家企业对“安全边界”的衡量就愈加谨慎。刘德音的强硬言论，更多像一张防御性的保单——口头上筑起高墙，以示对岛内和华府的交差；背后则是资本和技术路径的多头下注。

从三十年的业务数据看，台积电最依赖的，不是哪一方的武力或庇护，而是对先进制程的持续投入。2022年公司研发费用高达53亿美元，占营收 8.2%。同年，三星的相关投入超过170亿美元，英特尔更是逼近180亿美元。若大陆企业能在7-5纳米节点上迈出关键一步，台积电的优势边际将被压缩。在这种背景下，还妄称“不可被武力控制”，透露的其实是一丝不安。

1950 年抗美援朝，志愿军后勤装备以苏式为主，国内工业底子薄弱，却在短短三年打出了威慑世界的实力。今天，信息技术战的核心已从钢铁转向硅片。大陆加大科研投入，短暂的代差不代表永久落后。刘德音们或许清楚这一点，所以才试图用言语制造更大的“成本预期”，为自己争取谈判筹码。

岛内学术界近期流传一个戏言：“台积电最怕的不是导弹，而是被人遗忘。”意思是说，技术领先一旦失守，资本会像潮水一样退去。倘若真的有朝一日大陆7纳米、5纳米实现商用量产，客户名单自然会重排。台积电赖以自豪的议价能力也将直线下降。届时，嘈杂的政治口号只剩下尴尬的回声。

放眼更长的年轮，技术本身从不是孤立存在。1842 年的鸦片战争暴露了大清在蒸汽舰船和远炮火力上的代差；1958 年的炮击金门让蒋介石深知海峡对岸的炮火威力；如今的台海博弈则透过纳米尺度的晶圆放大一切矛盾。技术、资本、地缘政治交织成一张巨网，没有任何单一企业能凭一纸声明躲在网外。

台积电的未来究竟驶向何方？从股权结构看，大股东多为境外基金；从生产布局看，欧美正加速筑墙；从市场需求看，亚洲仍是半壁江山；从技术代差看，大陆追赶已成定局。刘德音固守的“不可武力控制”论调，或许只能在短期媒体战里激起一阵浪花，对于技术演进和产业格局的深层潮流毫无改变作用。

大陆方面保持克制，既要求公平竞争，又加码自主研发。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的晶圆厂相继上马，一张新的供应链雏形已现。此刻若把台积电视为“敌对资产”，实为误读；但若把它当成“永远的护身符”，则是更大的误判。市场逻辑、技术规律、历史趋势共同决定：任何企业若在地缘漩涡里押错方向，失衡速度往往远超想象。

刘德音或许记得，1979年赴美读书时，斯坦福校园里悬挂着“追赶摩尔定律”的标语。四十多年过去，摩尔定律接近物理极限，而地缘政治的乘方效应却刚拉开帷幕。“没有人能靠武力控制台积电”的背后，是一位工业掌门人面对历史巨潮的恐慌自语。对于海峡两岸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全球供应链嬗变的洪流中，拿捏好自主与开放的尺度。台积电只是棋盘上的一枚重要棋子，决定棋局走向的，从来是棋手手里的综合实力和长远定力。

另一种可能的剧本

外部观察家常把台积电与“硅盾”概念捆绑，仿佛只要这家企业稳坐台湾，外来军事冲突便会因“全球供应链代价过高”而望而却步。事实真要如此吗？未必。假设在未来五年，大陆完成7纳米级量产且成本具备竞争力，全球手机厂、云计算巨头一旦手握替代供应源，购买决策的筹码随即转向性能、价格与交货期。台积电若继续高举高工艺、高价格的牌面，其收入结构会出现明显下滑。不难想像，资本市场的情绪总是比技术曲线更难预测，一旦股价连番承压，外资撤离速度会超出管理层想象。

再看亚利桑那新厂。早期规划月产两万片晶圆，折算市占率不到百分之一。若要与本土产能对冲风险，美国势必要求台积电进一步增投；可那意味着更高的土地、人力与环保成本，亦意味着内部资源被分流。不容忽视的是，工程师迁往美国后，多数家属却留在台湾，跨太平洋通勤成为常态，人员流动成本直线上升。到那时，台积电原本依赖的“工程师文化”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松动。

岛内中小企业同样感受到震荡。上游硅晶圆、下游封测与载板厂多以一小时车程的供应半径配套台积电，一旦主力产能西迁，整体协同链条被迫拉长。运输费用、时差沟通、突发供应问题的响应时间统统推高成本。韩国在海外设厂的经验显示，晶圆厂如果与本土供应商距离超过150公里，良率最低下滑3个百分点，台积电曾以“良率是生命线”自豪，如今不得不与现实赛跑。

与此同时，大陆内地在过去六年里完成了从无到有的EUV试验光刻平台，自主光刻胶也进入小规模量产。虽然距离真正可商用的高良率生产尚需时日，但在成本曲线向下、需求规模向上的共同作用下，一旦突破拐点，市场将快速涌向性价比更高的选择。届时，台积电手握的“技术王牌”将不再是稀缺砝码，而成为必须不断追加资本才能维持的昂贵筹码。

地缘政治的棋盘上，企业跑道与国家路径难免交错。有观察指出，两岸若在制度框架上实现稳定沟通，台积电与大陆的合作空间可能不是缩小，而是倍增。最直接的场景是：在遵守两岸法规与国际贸易规则基础上，台积电可以以技术授权、联合研发等方式深入华东华南半导体走廊，获得规模经济，又绕开美国的出口管制枷锁。此举对大陆而言可加速技术迭代，对台积电而言则锁定最大的市场需求，双方皆有可观的收益。

然而，这条道路的前提是岛内决策层摒弃“倚外抗中”的幻想。美国对台定位清晰——前沿实验场、供应链备胎、制衡筹码，唯独不是平等伙伴。芯片作为高地缘政治敏感度的行业，往往是科技博弈的前哨阵地。若台当局继续在大国对抗中押注单边，最终可能出现的，是技术被抽空、人才被虹吸、市场被瓜分的“三重流失”。在这种背景下，刘德音的那句“没有人能靠武力控制台积电”，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对失去掌控权的本能抵触，而非真正的战略宣示。

科技产业没有静止的护城河。PC 时代的霸主可能在移动互联网浪潮中跌落神坛，制程之王也可能在下一个技术范式转换中被超越。台积电的生存之道，从来不是依赖谁的庇护，而是依赖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与对市场的精准把握。只有在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合作中，技术企业才能葆有生机。岛内若继续将其捆绑为政治工具，终结的恐怕不是某一家公司，而是一整条原本熠熠生辉的产业链。

若干年后，世界半导体产业的版图必定不同于今日。谁能在风云变幻中稳住脚步，谁就能掌握规则制定权。岛内的决策层可以继续高喊口号，也可以选择认清趋势；台积电既可能成为被牵制的筹码，也可能是连接两岸技术生态的重要纽带。未来给出怎样的答卷，关键不在枪口指向，而在路线抉择。

来源：心动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