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多人纳闷，法国人凭什么一边隔三差五上街溜达，一年休一个多月的假，每周法定工作三十五个钟头，还能稳稳当当地坐在发达国家的牌桌上？

很多人纳闷，法国人凭什么一边隔三差五上街溜达，一年休一个多月的假，每周法定工作三十五个钟头，还能稳稳当当地坐在发达国家的牌桌上？

想弄明白这事儿，咱们得把时钟往回拨，回到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个子一米九六，性格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他就是夏尔·戴高乐。

法国今天这副又懒又强的样子，底子就是他打下的。

故事得从1958年说起。

那时候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快散架了。

为了个阿尔及利亚，国内吵得天翻地覆，军队在前线不听话，政客在巴黎走马灯似的换，眼瞅着就要自己人打自己人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已经退休回乡下养鸡的戴高乐，被一帮人半请半架地弄回了巴黎。

大伙儿都以为是请他来当个和事佬，救个急。

可谁也没想到，这位老将军心里揣着的，是一整套给法兰西脱胎换骨的图纸。

他这套图纸的灵感，来自十八年前最黑暗的那一刻。

1940年，法国政府扛不住德军的闪电战，选择了投降。

当时还是个无名准将的戴高乐，脑子一热，揣着一腔孤勇就飞到了伦敦。

他一没兵，二没钱，对着BBC的麦克风，硬是喊出了那句：“法国输掉了一场战役，但法国没有输掉整个战争。”

这话在当时听起来，跟痴人说梦没什么两样。

丘吉尔私下里都觉得这人不好打交道，罗斯福更是压根瞧不上他。

可戴高乐不在乎，他认准一个死理：法国不能就这么没了，哪怕只剩下个名号，也得撑下去。

他要的不是救法国，而是保住“法兰西”这个大国的牌子。

这个念头，成了他后来所有操作的出发点。

二战打完，法国虽然挤进了战胜国的行列，但家里已经砸得稀巴烂。

一边是美国人揣着大把的美金（马歇尔计划）想把欧洲变成自己的经济后院，另一边是苏联的红色大旗虎视眈眈。

法国夹在中间，怎么活？

戴高乐的答案就两个字：独立。

要想不看别人脸色吃饭，就得自己有锅有米，有胳膊有腿。

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国家的经济命脉死死攥在自己手里。

他可不信什么“自由市场”能救法国。

在他看来，那时候的法国就像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你让他自己跑，非摔死不可，必须得国家这个大家长扶着走。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有化运动开始了。

法兰西银行、四大信贷银行，收！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巴黎公交系统，收！

法国电力（EDF）、法国燃气（GDF），全都收！

连造汽车的雷诺，因为老板在战争期间跟德国人不清不楚，也被他一纸法令变成了国企。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是在动资本家的奶酪。

但戴高乐手腕硬，根本不管那些反对声。

他的逻辑很直接：这些东西关系到老百姓过日子的根本，电费、路费、银行利息，国家说了算，社会就乱不了。

而且，国家控制了这些大动脉，就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今天法国人引以为傲的高速列车（TGV），还有幻影战斗机、空中客车飞机，这些尖端玩意儿的种子，就是那个时候埋下的。

没有国家牵头，砸下几十年不计回报的钱去搞研发，光靠私人老板那点急功近利的心思，根本搞不出来。

光有钱有企业还不够，戴高乐清醒得很，在核武器时代，没有那玩意儿，说话就不硬气。

所以他还有个更狠的招：搞原子弹。

早在1945年，他刚回国就下令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

他说过一句狠话：“一个不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改变任何事情的国家，算不上一个大国。”

这话的意思就是，手里没个大杀器，你就只能当跟班。

这事儿在当时争议巨大，花钱如流水，而且美国人还处处使绊子，不给技术。

但戴高乐铁了心要干，他觉得这不光是军事问题，更是能源问题。

他预感到未来世界会被石油掐脖子。

事实证明他看得太准了。

到了七十年代，中东一闹情绪，全世界油价飞涨，经济一片哀嚎。

可法国呢，因为早早布局了核电站，全国百分之七十多的电都靠这玩意儿，受到的冲击比谁都小。

老百姓家里暖气照开，工厂机器照转，这份从容，就是当年戴高乐砸锅卖铁也要搞核能换来的。

有了硬邦邦的工业和能源，还得有人才来玩转。

戴高乐对教育的看法也很“偏心”。

他没有大水漫灌式地发展所有大学，而是把资源重点砸向了一小撮精英学校，也就是所谓的“大学校”（Grandes Écoles）。

像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国家行政学院这些，进去的都是全法国最聪明的脑袋。

这些人从一进校门，就被当成未来的国家栋梁来培养。

毕业之后，直接输送到国有企业的高层、政府核心部门、尖端科研机构。

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国家用最好的资源培养最顶尖的精英，这些精英再反过来为国家机器服务，去管理核电站、设计飞机、运营铁路。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法国人口不多，却能在航空航天、核能、奢侈品这些高精尖领域里，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这帮精英在上面玩命地钻研和竞争，赚全世界的钱，底下的大部分普通人，才能在完善的福利体系下，安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

当然，戴高乐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

他知道，二战后还想抱着庞大的殖民帝国不放，是自寻死路。

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让他下了决心要甩掉这个包袱。

但他甩卖的方式很讲究。

政治上，他同意非洲殖民地独立，让它们自己建国。

可经济上，他通过一个叫“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CFA）的玩意儿，把十四个前殖民地的钱袋子和法国绑在了一起。

简单说，就是这些非洲国家得把大部分的外汇储备存在法国的中央银行，它们的货币跟欧元挂钩，实际上自己没有多少金融自主权。

这么一来，法国就有了稳定的廉价原材料来源地，有了甩卖自己工业品的市场，还在非洲大陆保住了说一不二的政治影响力。

直到今天，西非和中非的好多国家，经济上还离不开法国。

这就像一个大家长，虽然分家了，但还攥着孩子们的银行卡。

这笔“隐形遗产”，为法国国内的高福利和稳定，提供了一层来自外部的保障。

戴高乐这套组合拳打下来，硬生生把一个烂摊子一样的法国，重新扶了起来。

他建立的第五共和国，赋予了总统极大的权力，让他能够绕开议会里那些没完没了的扯皮，推行自己的计划。

有人骂他是“共和制度下的君主”，这话其实没骂错。

但他这个“君主”，的确用他的铁腕和远见，为法国设计了一套能管很多年的操作系统。

1969年，在一场关于地方行政改革的公投失败后，戴高乐二话不说，直接辞职，回到了他乡下的老房子。

他没有丝毫的留恋，走得干干净净。

一年多后，他在看电视时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他的遗嘱里写得清清楚楚，葬礼不要任何官方人物出席，墓碑上只刻一行字：“夏尔·戴高乐”。

参考文献：

Lacouture, J. (1991). De Gaulle: The Ruler, 1945-1970. W. W. Norton & Company.

Fenby, J. (2010). The 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 and the France He Saved. Simon & Schuster.

Shennan, A. (1993). De Gaulle (Profiles In Power). Longman.

Pigeat, H. (2001). Le franc CFA : une analyse critique. L'Harmattan. (关于非洲法郎体系的分析)

来源：趣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