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香港报馆工人集体罢工，上海市民拒售报纸，爱国志士的匕首与子弹——在面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时，普通中国人选择了不屈的抗争。

香港报馆工人集体罢工，上海市民拒售报纸，爱国志士的匕首与子弹——在面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时，普通中国人选择了不屈的抗争。

1940年3月30日，南京城里上演了一出政治闹剧。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支持下，举行了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典礼”，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政权就此粉墨登场。

这个政权号称“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实则却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

随着汪精卫真面目逐渐暴露，他及其主导的伪政权对舆论的控制也愈发严密，禁止民众谈论他的汉奸卖国行径，却引发了社会各阶层更强烈的反抗。

投敌之路

汪精卫的叛国行为并非一时冲动。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以外出演讲为名飞往昆明，次日抵达越南河内，迈出了汉奸生涯的关键一步。

在河内，汪精卫于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

这一叛国行为立刻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1939年元旦，国民党临时中常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

决议中指出汪精卫“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

卖国契约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等人秘密飞往东京，寻求日本支持其筹建“新中央政府”。同年10月底，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在上海进行谈判，并于12月30日就其组建“新中央政府”的条件达成协议。

这份被称为《日支新关系调整协议书》的文件是彻头彻尾的卖国契约。谈判中，日本提出的要求比当年的“二十一条”更为恶毒，汪精卫却几近全盘接受。

协议内容包括承认日本控制的“满洲国”，同意日本在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和华南沿海岛屿享有特殊权益，允许日本在华驻军，甚至同意在各级政权中聘用日本顾问。

控制舆论

面对全国人民的声讨，汪精卫集团加紧控制舆论。他们在香港主办的《南华日报》《天演日报》《自由日报》竭力宣传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成为叛国投敌的重要舆论阵地。

这些报纸不仅刊登汪精卫的“艳电”，还随后陆续发表汪精卫的《举一个例》《说老实话》等文章，围绕与日本亲善的“和平运动”同抗战派进行激烈论战。

汪伪政权试图压制一切反对声音，禁止民众谈论其卖国行径。然而，这种舆论控制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

民众反抗

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和舆论控制引起了各阶层民众的强烈反抗。香港报贩公会率先决定“罢贩”，不再售卖《南华日报》《天演日报》等汉奸报纸。

1939年1月初，香港民众几乎捣毁了位于荷里活道49号的南华日报馆。17日，参与起草汪精卫“艳电”的林柏生遇刺受伤，使香港汉奸大为恐慌。

更为壮烈的是，1939年8月13日，在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两周年的当天，《南华日报》《天演日报》共约60名印刷工人集体罢工离职。

他们在给国民政府的通电中表示：“汪逆凭藉南华天演两日报，传播汉奸理论，实行危害祖国，全港报贩，激于义愤，拒绝定报。我全体工友六十余人，由八一三晚起，一致停工，脱离该报，实行将两汉奸报封闭。”

全国声讨

三报工人的罢工行为激发了全国更广泛的反汪运动。1939年8月28日，香港电影界戏剧界联合发表宣言，对汪派爪牙渗入香港电影界、戏剧界开展活动严加痛斥。

同年9月1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通电全国，声讨汉奸报纸及报界败类。香港其他团体也纷纷集会，声讨汪逆。

一些原与汪关系较好的军政人员，如广东张发奎、余汉谋，云南龙云等也纷纷通电，斥责汪精卫，“谬论谬辞，为敌张目”，卖国求荣。

他们要求对汪精卫“通缉归案，明正典刑，以肃纪纲而振士气”。

汪精卫最终未能逃脱历史的审判。1944年11月10日，他在日本名古屋病死，而他所建立的伪政权也在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8月16日宣告解散。

那些曾经为虎作伥的汉奸头目最终被处决，而当年那些罢工的报馆工人、抗议的市民、刺奸的志士，他们的身影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历史丰碑上。

来源：头号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