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年10月17日，正当辽沈战役胜利发展之际，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积极的政治争取之下，国民党军滇系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将军率部于长春起义。这一义举，对和平解放长春，加速辽沈战役的胜利和东北全境的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是东北我军正确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瓦解敌

1948年10月17日，正当辽沈战役胜利发展之际，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积极的政治争取之下，国民党军滇系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将军率部于长春起义。这一义举，对和平解放长春，加速辽沈战役的胜利和东北全境的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是东北我军正确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瓦解敌军原则的结果，是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胜利，我党优秀的秘密工作者刘浩在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受领争取滇军工作的任务

1946年4月26日，刘浩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要他同爱人禄时英立即到王家坪总部去，朱德要接见他们。他俩到达总部后，朱德亲切地握着刘浩的手说:“你们都是云南人，我也算半个云南人，我们是老乡相会分外亲呵!”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怎么做好滇军工作的问题。中央考虑你是云南人，又对云南上层情况比较熟悉，才决定派你去开展这项工作。”

中共中央之所以委派刘浩去做争取滇军的工作，是因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刘浩就在云南以新闻记者的合法身份，又利用了他爱人禄时英与龙、卢两家同是彝族且是亲戚的关系，积极开展过争取滇系上层的工作。他同国民党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卢汉、张冲、卢浚泉、曾泽生、潘朔端、陇耀等滇系上层人物，都有过接触与交往。

4月29日，朱德带他俩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同刘浩夫妇握手。对刘浩说:“你的任务很艰巨、很光荣啊!做好滇军工作是我们战略部署中的一个决策。中央考虑这项工作由朱总司令、少奇同志管，具体任务由他们向你交代。”

从毛泽东住的窑洞出来，朱德又带他俩到刘少奇住的窑洞。刘少奇非常热情地接见他们，同朱德一起给他们讲了两个钟头，对如何做好滇军工作，做了精心的布置。

朱德说:“滇军受国民党中央军歧视，是有不满情绪的。滇军中有些将领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护国讨袁的影响。前几年，我们同云南地方实力派的龙云还有统战关系，滇军中有些将领对我们政策还有一定了解。现在在东北的滇军，占全部东北国民党军的三分之一，以后可能是四分之一、五分之一。争取滇军大部分起义，对于我们集中兵力消灭其他国民党军是有重要意义的。”

刘少奇接着对刘浩交代: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应着重从三方面进行:一是依靠我在滇军中党的秘密组织，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好工作；二是依靠我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在前方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三是利用各种可能，直接与滇军上层接触，公开对他们进行策反。

刘少奇考虑得很细致。当时，刘浩在延安用的名字是“刘建”，刘少奇说:“刘建同志，你还得改名字，现在延安用的这个名字不能用，你在云南用过的刘若坚也不能用，要防范敌特注意。”

刘浩说:“改用刘浩吧。”

刘少奇说:“好，我们给你在中央立个案，以后你的报告就用刘浩。”

最后，刘少奇又交代说:“禄时英和其他几个同志，可以晚一些走。你先坐军调部美方代表团的飞机到北平中共代表团，由叶剑英和李克农安排你到滇军中去。先与滇军中党的秘密组织接上组织关系，同他们商量布置好工作，然后即以公开的身份，带着朱总司令写给滇军将领的亲笔信，去做卢浚泉、曾泽生、陇耀的争取工作，尽可能给他们搭上一个桥。建立联系后，你就到东北局去，在东北局的直接领导下继续开展滇军工作。”

中央首长给刘浩交代完任务后，中组部的同志把滇军六十军、九十三军中的共产党员杨重(回解放区后改名杨滨)、张士明、宁坚、杨守沫、王立中、黄致平6人的组织关系交给刘浩，说:“中央已同南方局商量过，滇军中的秘密党员的关系，由你负责联系。”

进入滇军开展工作

1946年5月4日，刘浩从延安乘军调部美方代表团飞机前往北平中共代表团所在地，向叶剑英、李克农报到。叶剑英告诉刘浩:“卢浚泉路过北平去东北时，就住在北京饭店我们代表团楼上，他派了一个自称肖副官的随员，拿着他的名片来想见我。我不在，是由工作人员接待的，当时没有邀他谈谈。好在你带有朱总司令的亲笔信，还可以去找他。”

接着，叶剑英让李克农和刘浩研究怎样安全进入滇军的问题。李克农认为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怎么去，二是怎么见卢浚泉，并问刘浩过去同卢浚泉有无接触。

刘浩说：“有过接触，皖南事变前后，我在张冲家里见过他，以后还带着组织上交给我的一位统战朋友写的信去同他交谈过几次，后来他还知道我的爱人禄时英是他的亲戚，但他不一定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李克农说:“这好办，你去见他就说是‘肖副官介绍来的’，他就明白了。因为他派那个自称肖副官的随员来想见我们时，曾约过我们以后去找他。”

怎么见的问题估计不大了，现在的关键是怎么去的问题。由于当时北宁线常被我冀热辽部队破坏，国民党军加强了防护，沿途盘查甚严，乘火车去锦州很不安全。李克农主张让刘浩坐飞机先到张家口，再坐汽车赴承德，从冀热辽地区想办法化装进去。

刘浩认为选择这条迂回路线比较好，叶剑英也同意。刘浩到达承德后，与冀热辽中央分局取得联系。分局对滇军工作很重视，专门开会研究了如何开展这项工作。会上决定成立由程子华任书记的滇军工作委员会。程子华以他在大革命前后做兵运工作的经验，对刘浩做了具体指示。

由于当时情报来源的限制，只知道滇系六十军在抚顺，九十三军在锦州。但6个党员在哪里，其所在单位有没有变动?都不清楚。分局就派联络部副部长潘振武带了1个班和1部电台，护送刘浩到前线的辽西支队。支队对滇军到东北后的详细情况也了解很少，后来，通过抓“舌头”，才了解到九十三军暂编十八师一团副团长是张士明，他正是刘浩要找的我党秘密组织在九十三军的负责人。

刘浩化装进入绥中县城，立即去找张士明。刘浩在张士明处住了20来天，向他了解了九十三军的情况和卢浚泉的态度，传达了中央指示，多次同他研究工作，布置任务。

6月下旬，张士明派人护送刘浩到抚顺六十军军部找到副官处长、六十军中共秘密组织负责人杨重。杨重向刘浩汇报了六十军的情况和军长曾泽生、师长陇耀、白肇学的政治态度，以及六十军党的秘密组织的工作情况。刘浩与杨重反复研究，对六十军党的秘密组织的工作，提出了8项具体任务:一、改变过去暂停发展党员的状况，积极而慎重地发展新党员；二、共产党员要争取掌握带兵实权；三、更广泛地开展交朋友工作，团结更多的中、下级军官；四、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不满情绪，适时进行煽风点火、泄气、搭桥，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孤立顽固的工作；五、积极搜集军事情报，配合我军作战；六、建立与解放区的交通联系，内外配合工作；七、把滇军中党的秘密组织分为两个独立活动组织，六十军由杨重负责，九十三军由张士明负责；八、积极慎重地开展对滇军上层将领的工作。为了便于掩护和方便工作，杨重还给刘浩弄了套国民党军装，用“赵振华”的化名办了少校军需官的通行证。这样，刘浩就可以借办公务或做生意之名，往来于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具体指导工作，并可以前往北平，向叶剑英报告、请示。

1946年冬，为了帮助两军党的秘密组织负责人分析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叶剑英指示刘浩在六十军重点呆了3个月时间。刘浩有时以做生意为名到六十军各师、团同党员和积极分子谈话，了解情况，有时与滇军军官打打麻将以增进了解。通过这些活动，依靠党员和朋友的努力，搜集了东北国民党军的部署和装备等重要情报以及师以上军官的情况，分别报送北平中共代表团和冀热辽中央分局并东北局。到1947年1月，六十军的中共党员已发展到8人。九十三军的党员也发展到5人，其中一部分党员已争取到带兵实权。六十军杨重当上团长，范啸谷当上副团长。九十三军张士明当上暂编十八师三团团长，宁坚当上暂编二十二师参谋长。并在党组织周围团结了一批高级和中级带兵军官。至此，我党在滇军内部的工作取得了较好进展。

对滇军上层的策反

1946年7月下旬，刘浩以公开身份，带着朱德写给滇军将领的亲笔信首先去锦州会见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为了防范万一，刘浩到卢浚泉住处，用了过去与卢浚泉接触时的姓名“刘若坚”的名片，写上“肖副官介绍”几个字，卢立即出来迎接刘浩。卢浚泉仔细地看完朱德的信，问了刘浩对目前时局的看法。刘浩详细陈述了当时的形势后，问他:“滇军打算怎么办?”

卢回答:“我们是不愿打内战的，但我们没有办法。”

刘浩说:“你们不应该没有办法，滇军护国讨袁的光荣历史，有血战台儿庄的爱国思想，你们当明辨是非，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卢说:“我们的处境很困难，部队被分散，周围有特务监视。”并说，他的一举一动还会影响到云南的卢汉（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刘浩对他说:“眼前摆在你们面前的最大困难，就是蒋介石阴谋借内战消灭滇军。你们不应当为蒋介石火中取栗。要多为滇军的前途着想。”

谈了一个多钟头，卢浚泉并没有一个明朗的态度，总是强调困难，实际是看不见人民的力量，对蒋介石存有幻想。

刘浩立即返回北平向叶剑英汇报了情况，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将滇军将领的态度、滇军党的秘密组织的状况，和下一步开展滇军工作的意见，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

之后，叶剑英根据中央“对滇军要进行长期耐心的争取工作”的指示，又两次派刘浩去锦州见卢浚泉，一次是8月，叶剑英想邀卢面谈，但卢以向沈阳长官部请假有困难为由推脱了。第二次是9月，叶剑英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下令东北国民党军进攻承德，十三军为第一线，九十三军为第二线。叶剑英指示刘浩说:“你可以问卢浚泉，他曾表示不与我们打仗，即使蒋介石下令打也通知我们。现在蒋介石下令打承德，而且有他的部队，他准备怎么办?还可以告诉他，如果他说话算数，必要时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给他一点表示。”

刘浩对卢浚泉转达了这个意思，卢说:“九十三军是后备，不主动进攻。”

刘浩说:“今后如何，就看你的态度了。”

后来，由于九十三军调防赤峰，交通不便，加之卢浚泉思想顾虑大，刘浩经过请示叶剑英批准，把滇军工作重点转到六十军。

1947年1月，东北国民党军第三次进攻临江，蒋介石已召开了“国大”。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怎样继续开展工作? 刘浩同杨重商量后，即回北平向叶剑英请示汇报工作。根据叶剑英指示，刘浩又向中央写了报告，主要内容是:卢浚泉、曾泽生等滇军主要将领，目前为保存实力，顾虑重重，目光短浅，轻信装备的优势和美国的支持，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只有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敌人在政治上输光，军事上无望的时候，争取或迫使他们起义才有可能。因此，我们应立足于长期耐心工作，我是否可按中央原来的指示转到东北局去继续进行滇军工作？

3月，中央回电同意刘浩转到东北局。对此，东北局专门做了研究，决定加强对滇军工作的领导，成立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由联络部部长李立三任书记，刘浩任副书记。在吉南、吉北、辽北设立联络处，在前沿具体开展对滇军的工作。同时，决定调潘朔端（六十军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的将领）的起义部队改编成的3个支队，到前沿配合开展滇军工作。从此，刘浩即在李立三领导下继续担负对滇军工作。

5月初，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决定先集中力量做六十军的工作。于是，刘浩带上一部电台和担负译电工作的李竞、报务员张文喜、警卫员刘生等，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带上从六十军搞来的证件，进入驻在磐石的六十军。恰逢六十军从磐石移防吉林市，4人和电台即在六十军党的秘密组织负责人杨重的掩护下同车到达吉林市。刘浩向六十军党的秘密组织传达了东北局指示，同他们一起研究，开展活动，重点做了五四五团团长朱光云、军部通信营营长孙溪等人的策反工作，又发展了几个新党员，并送出了杨重利用参加东北“剿总”军官校阅团的机会搜集到的杜聿明命令暂编二十一师从海龙向吉林靠拢的情报。根据情报，我军在暂编二十一师行军途中发起截击，使该师损失过半，师长陇耀只带几个人化装逃回吉林市。

陇耀回到吉林市后，情绪沮丧，闭门不出。据秘密党员、暂编二十一师参谋主任赵国璋反映:陇耀很生气，大骂国民党嫡系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兼吉林保安司令梁华盛歧视滇军，埋怨曾泽生、白肇学接应不力。

刘浩认为这正是利用矛盾做陇耀工作的好机会。但有的同志认为陇耀打了败仗，心中有气，担心这时去见陇耀不安全。

刘浩分析了形势，国民党嫡系歧视滇军，见死不救，连吉林市的公房都不给六十军住。敌人内部矛盾加剧，滇军对蒋介石的幻想动摇，这正是向陇耀陈明厉害，促其迷途知返的好时机。现在六十军处境困难，眼看蒋介石的所谓优势只是昙花一现，他们也要留条后路，不至于把事情做绝，估计安全问题不大。

拿定了主意，刘浩让杨重以军部副官长的身份去向陇耀通报，说张冲从云南派了个人送信来，要当面交给他。陇耀于第二天上午9点在大门口把刘浩迎上楼，他交代警卫和副官说:“我有客人，任何人不准上楼。”

到楼上小会客室坐下，刘浩即对陇耀说：“我是从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来的，联军首长派我来见你，潘朔端将军有封信给你。”

陇耀接过信，认真看过后说:“欢迎你!”接着，刘浩向他阐述了对形势的看法，谈了当前六十军的处境和滇军的爱国历史，以及共产党前几年同龙云的统战关系。最后劝他说：“希望你为云南父老、为六十军几万官兵的前途着想……”

陇耀对刘浩的话听得很认真，一再表明打内战不是他的本意，大骂蒋介石不存好心。同时又叫了一通困难，说他撤回吉林途中损失很大，只有待部队补充好，条件成熟才能考虑与我们联络起义。陇耀还提出一个要求，要尽快释放二十一师被俘军官，否则蒋介石从他的嫡系调些人来，再安插一些特务进来，六十军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刘浩表示对所提要求将尽快向东北民主联军首长报告，并把以后联系的办法告诉他。临走时，陇耀说:“你是否还去见见‘幺老者’(指卢浚泉，他是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幺叔)?如果能两个军一起行动就好了。”

刘浩回答说：“我是要见幺老者的，不过我想先见见曾军长。”

陇耀连忙摇摇头说：“军长周围有人监视，你不要去，我们谈的内容，我会告诉他的。”

刘浩接着说:“你不必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告诉杨重，他还不知道我是从哈尔滨来的。”

陇耀说:“你放心。”他高高兴兴地把刘浩送到了大门口。

不久，吉林军区根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指示，将暂编二十一师被俘官兵200余人全部放回，在六十军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外线攻势和长春起义

1947年9月，刘浩回到哈尔滨总部。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通知李立三和刘浩到他住处去，详细了解滇军工作情况，大家又一起研究了如何在新形势下抓紧进一步做好滇军工作的问题。

10月，东北局开了专门研究敌军工作的会议。主要议题一是保卫吉林小丰满水电站问题。据情报得知，蒋介石及其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为挽救覆灭命运，已拟定炸毁小丰满水电站计划，妄图水淹松哈(哈尔滨)平原，断我后勤补给通路。会议认为:小丰满水坝为松花江流域广大人民生命所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电站安全。二是加强城市工作和敌军工作，决定将东北联络站改为城市工作部，负责开展敌占城市的工作，敌军工作统归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联络部来管，加强对敌政治攻势。根据罗荣桓的建议，决定成立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前方办事处，专门负责滇军工作，重点是争取六十军，瓦解敌人。任命刘浩为处长，杨滨为副处长，下设敌工、宣传、俘虏管理、总务4个科及1个武装工作队。并指定由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周桓直接领导该处。

早在前方办事处正式组成之前，为配合我军冬季攻势，东北局特派李立三带刘浩到吉林外围，大力开展以保护小丰满水电站为主要任务的政治攻势，组织群众性的对敌喊话，散发传单，揭露敌人妄图破坏小丰满水电站的阴谋。同时，派交通员进入吉林通知六十军党的秘密组织，千方百计做好保护小丰满水电站的工作。六十军我党的秘密组织负责人孙公达（原负责人杨重已前往解放区工作）和一度驻防小丰满的六十军一八二师五四五团副团长、共产党员范啸谷，为此在敌军内部做了积极的工作。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在我党组织内外配合的工作下，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师长陇耀、白肇学及驻守小丰满的团、营主官，不愿做历史的千古罪人，在1948年3月8日从吉林撤往长春时，没有执行东北“剿总”炸毁小丰满电站的命令。

1948年2月，东北军区政治部(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改称)前方办事处正式组建成立。3月8日，六十军仓皇撤离吉林，丢下30多个中、下级军官的家属、小孩没有带走。我前方办事处进入吉林市后，首先收容了这批家属、小孩，并帮助六十军暂编第五十二师师长李嵩的弟媳找到了走失的小孩。对这些家属进行短时间的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后，办事处将她们送去长春，并托其中暂编二十一师的一个团长的妻子，秘密带去一封刘浩写给陇耀的亲笔信，促他早日弃暗投明。这些家属到达长春后，在六十军广大官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更揭露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李嵩之弟李泰然专门接待了送他家属、小孩去的我军人员，非常感动地说:“国民党使我妻离子散，共产党使我合家团圆，人民解放军是自古以来真正的仁义之师。”他表示要弃暗投明，并送来了六十军到长春后的重要军事情报。后来，李泰然参加了长春起义。他曾用自己妻离子散又获团圆的事例，向思想比较复杂的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官兵现身说法，对起义部队进行两党两军的对比教育，对说服该师官兵拥护共产党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更好地推动对六十军的工作，争取他们反蒋起义，4月份，经罗荣桓副政委批准，从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选择了经过教育表现较好，与曾泽生、陇耀等六十军将领关系较深，在中下级军官中有一定影响的六十军被俘团长张秉昌，副团长李峥先、何尔寿，团副夏绍文，营长张士勋等人，以释放俘虏的形式派他们回长春去做策反工作。这批派遣人员在六十军中都认真执行了各自领受的任务，其中，张秉昌和李峥先对六十军长春起义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5月下旬，我东北人民解放军结束长春外围作战，将长春10万守敌团团围困起来。此后，我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指挥所(后改为第一兵团)，先后召开了两次政工会议，布置对长春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决定在师以下单位普遍建立国民党投诚官兵接待站。投诚者均集中到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的投诚官兵招待所，统一按政策分别处理，有的资遣，有的送后方，有的给予任务又派回长春去。部队还在前沿组织对敌喊话、广播宣传、散发传单、打宣传弹、散发国民党军投诚通行证等等。

与此同时，刘浩和杨滨还几次派交通员进入长春，向六十军党的秘密组织传达任务:积极搜集重要军事情报和有重点地组织策反起义。不久，六十军党的秘密组织负责人孙公达派人送出了长春敌军分布、城防工事等重要情报，以及已重点做好一八二师五四五团起义准备工作的情况报告。从5月到10月，长春敌军纷纷向我军投诚。据统计，我军在半年之内散发进长春的各种传单多至百万份，每天向我军投诚的官兵有时多至百余人。仅6月12日至9月30日这90多天，就有1.8万余名国民党官兵向我军投诚。整个长春的敌人都陷入欲守无望的境地，这就大大推进了对六十军的策反工作。

经过5个多月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长春守敌处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军心涣散、饥寒交迫的绝境。当时摆在长春守敌面前的有3条路:一是继续死守长春，结果必然是城破人亡；二是突围向沈阳逃跑，但很难突破重围，即使跑出一部分，也逃不出被歼灭在途中的命运；三是反蒋起义，走向新生，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光明之路。六十军中以孙公达为首的党的秘密组织，抓住时机，一方面做好了五四五团在关键时刻起义的计划，请示上级批示行动时间；一方面通过团结在我秘密组织周围的爱国军官，去影响和推动六十军的主要将领曾泽生、陇耀等及早做出抉择。

10月14日，我军向锦州发起总攻，长春守敌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就在长春守城官兵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师长陇耀等经过几次密商，决定由陇耀出面，以张秉昌、李峥先为联络人员，带着曾泽生、陇耀、白肇学的联名信到离城5公里的穷岗子(我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的驻地)联络起义问题。刘浩当时兼任第一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正在兵团部。15日，前方办事处敌工科长李竞来兵团部找刘浩，汇报了来人的情况，并带来了信。刘浩看了曾、陇、白的联名信，内容是表示愿意起义，并在信中提出11条要求回答的事。

刘浩当即把信拿去给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看，并向兵团首长报告请示。唐天际看完信后说:“等我同司令部电话联系后再定。”

唐天际与司令部电话联系后告诉刘浩:“司令部得到的情报，长春敌人要突围，有的同志认为六十军派人来联络起义，是企图突围的诡计，目的是麻痹我们，不可信。现在你到司令部去，把你们对六十军工作的情况，当面向司令部的领导讲讲。”

刘浩说:“那可不可以让潘朔端（起义将领，时任兵团副参谋长）同我一道去?因为潘朔端熟悉这信上的签名是曾泽生、陇耀、白肇学的亲笔，知道这信的笔迹是白肇学书写的。”

唐天际说:“可以。”

刘浩考虑到这是个关键时刻，如果唐天际所说的情况属实又怎么办呢？于是，他又向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首长写了请示报告，还把曾、陇、白的联名信抄了一份附在报告中，立即派人于16日交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首长。

刘浩同潘朔端于当天下午5时前往兵团司令部。当时，兵团司令部驻地在长春东南6公里的四家子，两人到司令部时已是深夜。司令部正在开会，研究布置打敌突围问题。等会议开完，刘浩向兵团首长汇报了对六十军派人联络起义的情况和看法。萧劲光听得很仔细，他又问了潘朔端的看法。潘答说:“我看六十军起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已经交换过意见。”

萧劲光想了一下，断然地说:“我同意刘浩的看法。我们不应该放过这个机会，现在就由刘浩去跟他们谈，六十军真的愿意起义我们欢迎，但他们必须表示对国民党新七军的态度。你们看还有什么意见?”

有的同志提出:“六十军真起义，就要他们配合消灭国民党新七军。”

接着，兵团参谋长解方与刘浩等一起前往穷岗子。

16日上午，三人到了穷岗子联络站后，与张秉昌、李峥先见了面。他们向对方一共提了5点意见:一是表示欢迎六十军起义，并指出，如果想突围，我军将采取行动坚决消灭；二是六十军决心起义，即应立即掉转枪口，沿长春中山大街(今人民大街，是六十军和新七军防区的分界线)对新七军和郑洞国的兵团司令部布防；三是准备配合我军消灭新七军；四是建议曾泽生用召开紧急会议办法，把蒋介石配属六十军的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军统特务)及其3个团长扣押，强制该师服从指挥；五是另派李佐(一八二师副师长，同我前方办事处及六十军我秘密组织有联系)、任孝宗(暂编二十一师副师长)为代表出城商谈，并勉励张秉昌、李峥先说:“你们两位是我们的派遣人员，现在又是曾泽生派出的联络员，你们这次再回长春，要更好地完成任务。”当日下午，两人返回长春将我军的条件告知曾泽生和陇耀。

16日夜，曾泽生派出的正式代表李佐、任孝宗，携带蒋介石15日空投的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突围计划出城，来到兵团政治部见刘浩和唐天际，并说:“曾军长接受贵方提出的5点建议，已下令由陇耀的暂编二十一师对新七军布防，由白肇学的一八二师监视暂编五十二师，准备扣押李嵩等。如果郑洞国和新七军突围，六十军在城内维持秩序。其他尚待解决的事，曾军长派我们来商量。”

这时，兵团首长转来了中央指示，大意为：争取六十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你们要不失时机地同六十军代表商谈，只要他们采取行动，宣布反蒋起义，拥护党的政策，加入我军即可。不必要求他们对新七军采取超越他们所能做到的限度。立即派一代表进城与曾商谈。

根据中央的指示，唐天际同刘浩谈了进长春可能碰到的问题和处理的原则，决定停止执行朱光云、赵国璋(共产党员)率领五四五团起义的计划，改为支持六十军全军起义。后向李佐、任孝宗转达了兵团领导的意见。并说：“我们决定派刘浩为代表，同你们一起进长春，当面同曾军长商量尚待解决的问题。”

17日晨，刘浩同李佐、任孝宗及两名工作人员，到了曾泽生设在朱光云、赵国璋团部的临时指挥所。刘浩向曾泽生讲了欢迎六十军起义的态度以及一些政策，并传达了不必由六十军配合消灭新七军的精神。曾泽生听了很高兴，当时就把他的手枪递给刘浩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要刘浩收下。随即与刘浩商定于当晚10时通电起义。接着，他给陇耀、白肇学通了电话，布置继续积极做好部队思想工作和行动准备，注意防范意外。刘浩也给陇耀通了电话，要他们利用电话、写信等各种途径，趁势对新七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其军心，争取和迫使新七军投诚。为了确定交接防的具体时间、口令、办法，刘浩同曾泽生于下午3时一起乘车出城，去见唐天际，把与曾泽生商定的行动计划，向兵团首长做了汇报。双方商定:当夜12时开始交接防地，翌日晨4时前交接完毕，六十军3个师开到九台县休整。会商结束，唐天际招待曾泽生吃晚饭，曾泽生高兴地说:“这是我吃上的第一顿革命饭。”

唐天际接着说:“欢迎你吃到底！”说得在座同志都笑了。

饭后，刘浩即同曾泽生赶回长春。临行时，唐天际向他转告了兵团首长的意见，说:“如果郑洞国和新七军接受我们的条件，也可接受其起义或投诚。”

刘浩回到指挥所后，一面按交接计划准备交接，一面抓紧做郑洞国和新七军的工作。曾泽生认为新七军军长李鸿卧病不理事，可以做副军长史说和师、团长的工作。他认为此项工作交给陇耀和六十军代理参谋长李树民去做比较合适。两人当即对陇耀做了布置。晚上，曾泽生给郑洞国挂了电话，劝告郑走起义道路。

郑洞国回答说:“我是军人，要讲气节。”

曾泽生火了，说那要看对谁讲气节，说着就把电话放下了。

刘浩对曾泽生说：“你再把电话接通，我给郑洞国讲。” 刘浩以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对郑洞国说:“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是否可以不做无益的牺牲，我们期望你站到人民一边来。”

郑洞国还是说了些“不成功，便成仁”的话。到当晚10时，六十军宣布起义。发出通电后，陇耀来电话说:“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和参谋长龙国钧、师长彭立克等人，已先后同我和李树民联系，表示要从长计议。这些人的思想很恐慌。”

刘浩告诉陇耀继续做工作，争取迫使新七军放下武器。隔了几个小时，18日凌晨3时刚过，陇耀又来电话说:“新七军官兵发觉解放军已进城，都乱了套，史说、彭立克、龙国钧等人要他帮助介绍与解放军代表商谈，看样子是想投诚。”刘浩便交代陇耀介绍他们与接防的我军洽谈。

18日晨4时，刘浩与曾泽生沿长春中山大街巡视了一遍，见防地已交接完毕，所有仓库、物资、器材都完善地办了交接。两人随即同车出城。上午11时左右，六十军全军3个师3万余人，先后到达卡仑、兴隆泉地区宿营。尔后，两人就一起就乘车去见萧劲光等兵团首长。

10月19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联名电贺曾泽生将军及六十军全体官兵起义。同时，新华社、《东北日报》也发表评论说:六十军起义，直接导致了10月19日的长春解放和郑洞国的兵团部与新七军的投降。不仅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胜利，而且给所有据守大城市的国民党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出路，这是党和人民的胜利。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