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4年11月24日，北平陆军监狱。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空旷的刑场，一个身披斗篷的高大身影，在几个士兵的簇拥下，从容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他没有丝毫的畏惧，眼神里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走到预定位置后，他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对身旁一脸紧张的监刑官说：“给我搬把
1934年11月24日，北平陆军监狱。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空旷的刑场，一个身披斗篷的高大身影，在几个士兵的簇拥下，从容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他没有丝毫的畏惧，眼神里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走到预定位置后，他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对身旁一脸紧张的监刑官说：“给我搬把椅子来。”
监刑官愣住了，不知道这位即将赴死的将军要干什么。椅子搬来后，他稳稳地坐下，又对行刑的士兵命令道：“站到我的面前来，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我不能背后挨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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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被这股凛然正气震慑住了，颤抖着挪到了他的面前。他抬起头，目光如炬，仿佛要看穿这乱世，看透人心。随着几声枪响，这位年仅39岁的将军轰然倒在了椅子上，但他至死也没有向后倒下。他，就是吉鸿昌。就在刚才，他还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了那首流传后世的绝笔：“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一个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为何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悲壮地结束自己的一生，他的人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才让他从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蜕变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个故事，得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
1895年，吉鸿昌出生在河南扶沟县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家庭。他的童年，跟“富”字不沾边，父亲吉茂松在镇上开了个小茶馆，一家人勉强糊口。吉鸿昌打小就在茶馆里给父亲打下手，听着南来北往的客人们聊着国家大事，听着父亲讲岳飞、文天祥的故事，一颗爱国的种子，很早就埋在了心里。
这孩子天生就是一副硬骨头，脾气又臭又硬，最见不得有人欺负弱小。在镇上，只要看到不平事，他准是第一个冲上去理论，三句话不合就跟人动手。因为经常在外面打架闯祸，回家后少不了被父亲用扁担追着揍，一来二去，街坊邻居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扁担楞”。这个外号，既形容了他挨揍时的场景，也道出了他那股宁折不弯的倔强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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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那年，冯玉祥的部队到河南招兵。不满18岁的吉鸿昌，心里憋着一股报国的劲儿，瞒着家里人就跑去报了名。他个子高，力气大，能吃苦，为人又正直，很快就在队伍里冒了尖。冯玉祥特别欣赏这个浑身是胆的年轻人，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材，就送他去模范连学习，之后更是提拔得飞快，从士兵一路干到了营长、旅长。
吉鸿昌的官越当越大，但那股“扁担楞”的劲儿一点没变。他治军极严，但从不克扣军饷，对士兵像兄弟一样。1920年，他父亲病重，吉鸿昌回家探望。临终前，父亲把他叫到床前，用尽最后的力气叮嘱道：“吾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但你要记住一句话：做官即不许发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为父死也瞑目。”
这句话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在了吉鸿昌的心里。父亲去世后，他特意找人烧制了一批瓷碗，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做官即不许发财”七个字。他把部队集合起来，举行了一个严肃的发碗仪式，亲手把碗发给每个官兵，当众发誓：“我吉鸿昌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从此，这只碗成了他随身携带的信物，时刻提醒着自己为官的初心。
在北伐战争中，吉鸿昌率领的部队因为军纪严明、作战勇猛，打了不少硬仗，被誉为“铁军”。他自己也因为胆识过人，被大家亲切又敬畏地称为“吉大胆”。那时的他，已经是国民革命军里声名显赫的军长，甚至还当过宁夏省政府主席。在任上，他整顿吏治，严惩欺压百姓的兵痞，致力于民族团结，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真心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西北的百姓，特别是回族同胞，都非常爱戴他，还给他起了个亲切的昵称，叫“吉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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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故事就这样发展下去，吉鸿昌或许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但时代的洪流，很快就把他推向了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逼着他做出选择。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他被任命为第22路军总指挥，奉命开往鄂豫皖边境，执行一项他内心极度抗拒的任务——“围剿”红军。
这让吉鸿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迷惘。他参军是为了打军阀、抵御外敌，保家卫国。可现在，东边的日本鬼子已经占了东北，民族危亡就在眼前，枪口却要对准自己的同胞。他想不通，为什么中国人要打中国人。
这种抵触情绪，直接反映在了战场上。他奉命“剿共”，却总是出工不出力。部队跟红军一接触，他就让士兵们朝天放枪，装出打得热火朝天的样子，甚至还故意让部队把一些武器装备“不小心”地扔下，给红军“送福利”。他私下里还给红军苏区写信，表示愿意随时弃暗投明。
部队里的士兵们也不是傻子。他们看到老百姓对红军像亲人一样，送粮送衣，而对国民党军队则躲之不及。士气越来越低落，开小差的人越来越多。一天，几个被抓回来的“逃兵”被带到吉鸿昌面前，他正要下令军法处置，一个士兵却鼓起勇气大声质问：“军长，我们不是从前线逃跑，是想问你一桩事！”
“问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打共产党，说是为了救国救民，可老百姓为什么倒喜欢共产党呢。”
另一个士兵也跟着喊：“是啊，军长，当年跟军阀打仗，咱们打一仗胜一仗，如今跟共产党打仗，怎么打一仗败一仗呢。”
这些话像一记记重锤，狠狠地砸在吉鸿昌的心上。他愣住了，是啊，这是为什么，他一向教育士兵要打明白仗，要凭良心，可现在自己打的，又是什么糊涂仗。
他破天荒地赦免了这些逃兵的死刑，对他们说：“你们不是逃兵，是好汉，是你们点醒了我。”那天晚上，吉鸿昌一夜没睡。他反复琢磨着士兵们的话，越想越觉得通透。他终于明白，如果一个军人连是非黑白都不分，不管命令对错就盲目服从，那跟摇着尾巴讨食的狗有什么区别。
为了彻底搞清楚，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亲自去红军的根据地看一看。他带着一个贴身护卫，乔装打扮成普通百姓，悄悄潜入了鄂豫皖苏区。一进根据地，眼前的景象就让他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他看到一个红军战士不小心打碎了老乡一个瓦盆，硬要赔半块大洋，老乡怎么都不要。吉鸿昌看不过去，掏出两块大洋塞给老乡，说：“不用赔，我给你。”结果老乡摆摆手说：“你弄错了，是同志硬要赔我。”
就这么一件小事，让吉鸿昌彻底被折服了。他明白了，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打胜仗，后来，他还秘密会见了红军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让他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他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本质。他回去后，便给部队下了死命令：按兵不动，对“剿共”的命令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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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的“消极怠工”，很快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老蒋派人前来调查，并严令他出兵。吉鸿昌梗着脖子顶了回去，说：“要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中央有钱打内战，为什么不像共产党那样，为老百姓做点好事”他甚至当面怒斥蒋介石的特使：“人人都该有个良心，要是再这样打下去，我们都会成为民族的罪人，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蒋介石被彻底激怒了。1931年8月，他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用一纸命令，强令他出国“考察实业”，实际上就是把他流放海外。也正是在这个月，吉鸿昌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爱国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的关键转变。
1931年9月21日，吉鸿昌怀着满腔的悲愤，登上了出国的轮船。而就在几天前，“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国难当头，自己却被逼着远走他乡，这种滋味，比杀了他还难受。
到了美国，吉鸿昌遭遇的刺激接二连三。他想住头等旅馆，人家说“不接待中国人”；他想往国内寄点衣物，邮局职员竟然傲慢地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陪同的使馆参赞还“好心”地劝他：“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
吉鸿昌再也忍不住了，他一把揪住参赞的衣领，怒目圆睁：“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回到旅馆，他立刻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工工整整地写上：“I am a Chinese（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挂在胸前，昂首挺胸地走在纽约的大街上。这块小小的木牌，是他无声的呐喊，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后的尊严。
在整个欧美考察期间，吉鸿昌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利用一切机会，向当地的海外侨胞宣传抗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他还频繁接触各国记者，痛斥西方列强纵容日本侵略、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当有记者问他，中国一穷二白，拿什么抗日时，他拍着胸脯自信地回答：“我们有热血，有四万万人的热血”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消息传到海外，吉鸿昌再也无法“考察”下去了。他当即中断行程，辗转回国。当轮船驶进上海港，他看到日本军舰正疯狂地轰击吴淞炮台，而国民党的军舰却一炮不发，他站在甲板上，捶胸顿足，泪流满面地大喊：“开炮啊，为什么不还击。”
回到国内，他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的软弱和反动。他毅然决然地秘密联系党组织，正式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事业。为了筹集军费，他变卖了家里的所有财产，甚至连妻子的首饰都拿了出来，凑了整整六万大洋，全部用于购买枪械，支持抗日。有人劝他给自己留点后路，他却说：“国家都要亡了，还要什么家。”
1933年5月，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吉鸿昌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这支队伍的武器装备差得可怜，连一门大炮都没有。但在吉鸿昌的带领下，他们士气高昂，一路向北，收复失地。
在战前动员大会上，吉鸿昌赋诗明志：“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短短几句，道尽了全体将士的血性与决心。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吉鸿昌身先士卒，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亲自带领敢死队，跟日伪军展开白刃战。仅仅半个月时间，就连克康保、宝昌、沽源三地，兵锋直指察北重镇多伦。多伦是日伪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防守严密。吉鸿昌率部与敌人激战了七天七夜，最后派出一支精锐小队，化装成伪军混入城中，里应外合，一举拿下了多伦。
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消息传遍全国，举国振奋，各地慰问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平津的报纸都用头版头条报道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然而，吉鸿昌怎么也想不到，最致命的打击，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自己人”。
蒋介石对吉鸿昌的“擅自行动”恨之入骨，他一边派兵围堵同盟军，一边跟日军暗中勾结，对吉鸿昌的部队进行夹击。在内外交困之下，这支英勇的抗日队伍最终弹尽粮绝，惨遭失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力量，只好与国民党部队谈判，结果被扣押。好在途中，他设计脱身，辗转回到了天津。
回到天津后，吉鸿昌并没有被失败吓倒。他把家变成了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5月，他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积极联络各路抗日力量，准备再次举起武装抗日的大旗。
吉鸿昌的种种举动，彻底让蒋介石动了杀心。老蒋下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不惜一切代价除掉吉鸿昌。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的国民饭店里，与几位同志商议为抗日筹集物资的事。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摆了一桌麻将。军统特务在对面房间开枪行刺，吉鸿昌右肩中弹受伤。随后，他被租界工部局以“涉嫌杀人”的荒唐罪名逮捕。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政府用卑劣的手段，将吉鸿昌引渡到了北平陆军监狱。
在狱中，敌人对他用尽了各种酷刑和威逼利诱，想让他供出党组织的秘密。但吉鸿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大义凛然地对敌人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
11月24日，蒋介石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密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吉鸿昌表现得异常平静。他要来纸笔，给妻子胡红霞写下了遗嘱：“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他还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不要厚殓”四个字，叮嘱家人后事从简。
然后，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他披上斗篷，从容走向刑场，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就义诗，向刽子手索要椅子，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射向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尽全身力气，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
枪声响了，英雄倒下了。但吉鸿昌的精神，却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他从一个贫苦人家的“扁担楞”，成长为国民党的“铁军”军长，最终蜕变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用自己短暂而壮烈的一生，回答了那个时代最沉重的问题：一个中国人，应该怎样活着，应该怎样去死。
他不是死于敌人的子弹，而是死于一个时代的黑暗。但正是他的死，点燃了更多人心中的火焰，照亮了民族解放的前路。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吉鸿昌将军那句“我是中国人”的呐喊，依然在耳边回响，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勿忘国耻，砥砺前行。
来源：旧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