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海外流散与收藏状况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英国凭借近代以来的历史机缘与汉学研究传统，成为海外中国古籍的重要收藏地，其收藏规模与文献价值仅次于美国。本报告基于大英图书馆《东方文献馆藏总目》、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中国古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海外流散与收藏状况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英国凭借近代以来的历史机缘与汉学研究传统，成为海外中国古籍的重要收藏地，其收藏规模与文献价值仅次于美国。本报告基于大英图书馆《东方文献馆藏总目》、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藏档案及《海外中国古籍总目·英国卷》等官方文献，系统梳理英国藏中国古籍的数量规模、收藏体系、来源路径及保护利用现状，为推动古籍资源共享与文化遗产回流提供数据支撑。

从整体规模来看，英国藏中国古籍形成了“量大质优、特色鲜明”的格局。据英国国家档案馆及相关机构联合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境内中国古籍收藏总量约15万种、100万册，时代跨度涵盖先秦至清末，版本类型覆盖经史子集、宗教典籍、方志碑帖、简牍文书等。其中宋元善本约300种，明刻本6000余种，抄本、稿本及活字本等稀见文献逾万种，部分为国内已佚的孤本或珍本。在特色藏品方面，敦煌文书、西夏文典籍、明清宫廷档案构成三大核心，其数量与完整度在海外收藏中独占鳌头，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与文物双重价值。

英国藏中国古籍呈现“官方主导、高校支撑”的集中化收藏格局，核心机构的馆藏构成了收藏体系的主体。大英图书馆作为英国规模最大的古籍收藏机构，其东方与印度事务馆藏（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中中国古籍达6万种、40万册，占英国总收藏量的40%。据该馆2024年最新公布的官方数据，核心藏品包括敦煌文书1.3万件，涵盖经卷、契约、书信等类型，其中唐咸通九年《金刚经》卷首图版为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清宫典籍如康熙朝内府刻本《古今图书集成》残帙、《永乐大典》残卷11册，均为19世纪流散海外的珍品。此外，馆藏的宋刻本《女则》《南华真经》、元刻本《元典章》等，均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权威认定。

高校图书馆是英国古籍收藏的重要力量，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形成南北呼应的收藏格局。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中国古籍3.5万种，以方志与宗教典籍为特色，据其《东亚文献收藏报告》记载，该馆藏明代方志800余种，涵盖全国13个布政使司，其中《云南通志》《贵州通志》的明初刻本为海内孤本；佛教典籍收藏中，宋刻本《大藏经》残卷20卷、西夏文佛经抄本50余件，为研究佛教传播与西夏文化提供了关键资料。剑桥大学中文图书馆收藏量达2.8万种，其特色在于明清戏曲小说与科技文献，藏有明万历刻本《牡丹亭》、清抄本《天工开物》底稿片段，均为官方古籍普查中登记在册的珍贵文献。

博物馆与专业机构构成收藏网络的补充。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以碑帖拓片收藏见长，据其官方馆藏目录记载，藏有汉魏至明清碑刻拓片8000余种，其中《兰亭序》定武本明初拓片、《大秦景教碑》初拓本，拓工精湛且流传有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则侧重近代史料，藏有太平天国文书、晚清外交档案等抄本3000余种，部分文献已纳入《海外辛亥革命史料丛刊》。此外，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地方高校亦有零星收藏，共同构成英国中国古籍的完整收藏网络。

英国藏中国古籍的来源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且与近代中西方关系演变深度绑定。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是古籍外流的集中期，主要通过三种非正当途径：一是殖民战争掠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所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残本，多数入藏大英图书馆；二是“学术考察”为名的非法获取，如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文书，通过英国印度事务部捐赠给大英图书馆，总量达1.3万件；三是传教士与商人的低价收购，传教士李提摩太、傅兰雅等在华期间搜集的方志、经书，成为牛津、剑桥图书馆早期藏品的核心。20世纪上半叶，伴随学术交流增多，部分古籍通过合法收购流入英国，如1930年燕京大学学者协助博德利图书馆收购的江南“抱经楼”散佚藏书。建国后，合法流通成为主渠道，如2010年大英图书馆通过苏富比拍卖会购藏的清代《红楼梦》脂砚斋评注稿本。

在保护与利用方面，英国核心机构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官方体系。保护层面，大英图书馆设立“东方文献保护实验室”，依据《国际古籍保护公约》制定修复标准，采用脱酸、防虫、恒温恒湿存储等技术，已完成敦煌文书、宋元善本等5000余种古籍的修复工作，其修复方案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古籍保护案例库。数字化建设成效显著，大英图书馆联合国际敦煌项目（IDP），已上线1.2万件敦煌文书高清影像；博德利图书馆的“中国古籍数字化计划”覆盖明刻本方志、宗教典籍等1万余种，通过官方平台向全球开放。

学术利用上，这些古籍成为英国汉学研究的核心支撑，催生了《大英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牛津藏中国方志考录》等官方研究成果。国际合作方面，大英图书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自2015年起开展“敦煌文书联合研究项目”，共同编纂馆藏目录；牛津大学与上海图书馆合作整理明代方志，推动部分孤本影像回流。但现存问题依然突出：一是修复技术存在“西方化”倾向，部分机构采用的西式装订破坏了古籍原貌，如大英图书馆早期修复的敦煌经卷，替换了原有麻纸封皮；二是非法流失古籍的归属权争议尚无定论，如斯坦因所获敦煌文书的返还问题，缺乏官方协商机制；三是数字化资源的版权管理混乱，部分平台对古籍影像收费，违背文化共享原则。

基于上述现状，结合官方文献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建立中英古籍保护官方合作机制，由两国国家图书馆牵头，推广符合中国古籍特性的修复工艺，如传统纸浆补书、线装装订技术；二是推动构建“英国藏中国古籍联合目录”，整合各机构馆藏数据，明确数字化资源的公益属性与使用规范；三是依据《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化财产公约》，通过外交协商与法律途径，探索敦煌文书等非法流失古籍的返还路径，优先推动孤本、珍本的短期回归展览与联合研究；四是设立中英古籍研究专项基金，支持学者开展联合攻关，挖掘馆藏文献价值，助力中华文脉传承。

英国藏中国古籍既是近代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历史遗存，也是承载中华文脉的重要遗产。全面梳理其收藏现状，不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需求，更是推动新时代中英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础。未来，通过建立“保护优先、共享共赢”的官方合作机制，将推动这些海外古籍更好地发挥文化桥梁作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来源：管理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