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姑姑要住咱家老房子，那破地方，你赶紧去买套新的四件套，再添点东西，别让人家笑话。”

我姑姑要从台湾回来了。

消息是我爸在家庭群里宣布的，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小石子。

“你秀芳姑姑，下周三到，我去机场接。”

后面跟了个呲牙笑的表情。

我妈秒回一个“OK”手势，然后立刻给我发了条私信。

“你姑姑要住咱家老房子，那破地方，你赶紧去买套新的四件套，再添点东西，别让人家笑话。”

我看着手机屏幕，有点想笑。

笑我妈这该死的、几十年如一日的“面子工程”。

也笑我那未曾谋面的姑姑，人还没到，压迫感已经穿过海峡，精准地降落在我妈的神经末梢上。

我姑姑叫林秀芳，是我爸唯一的亲妹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她嫁了个台湾商人，在我们这个北方三线小城，不亚于一桩传奇。

那时候，台湾是“宝岛”，是遍地黄金的梦。

姑姑出嫁那天，整个家属院的人都出来看。嫁妆是男方出的，崭新的进口家电，把我们家那两居室塞得满满当当。姑父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抹得油光锃亮，给院里每个小孩发巧克力，德芙的，我记到今天。

我当时太小，只记得她穿着红色的新娘礼服，被一群人簇拥着，脸上是那种既骄傲又矜持的笑。

她登上去往省城机场的轿车时，我奶奶哭得差点昏过去，我爸也红着眼圈。

那场景，不像嫁女儿，更像送别一个去远方闯荡、承载全家希望的英雄。

此后的二十多年，姑姑成了我们家一个遥远又闪亮的符号。

她偶尔会打电话回来，电话费很贵，每次都长话短说。说的无非是台北多繁华，东西多好，他们的日子多舒心。

她也会寄东西。初期是的确良的衬衫，后来是录音机、电子表，再后来是各种包装精美的糕点和营养品。

每一件“台湾货”，都能在我家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然后被我妈小心翼翼地收起来，或者在我爸的坚持下，分给亲戚们，引来一片艳羡。

我就是在这种“台湾神话”的背景音里长大的。

姑姑在我们家的地位很超然，像个活在传说里的仙女。她的一切都是好的，优越的。连带着我们家，在亲戚邻里间，也仿佛高了一等。

“哎，林家那个女儿，在台湾过好日子呢。”

这种话，我从小听到大。

直到我上了大学，去了北京，后来又回到家乡所在的省会城市工作、结婚，这种“神话”才在我心里慢慢褪色。

互联网把世界拉平了。台北的101大楼，在视频里看着，好像也没比我们这儿新区的摩天大厦高多少。所谓的进口零食，楼下便利店里应有尽有。

时代变了，变得太快了。

快到我那远在海峡对岸的姑姑，似乎还没反应过来。

她依然活在她出嫁时的那个九十年代。

上次联系，是去年过年，家庭视频。她在那头，背景是看起来有些拥挤的客厅，她略带骄矜地对我们说：“哎呀，最近台北房价又涨了啦，还好我们买得早。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七十五平，在我们这边都算豪宅了哦，视野很好的。”

视频里，我爸妈连连点头，满脸堆笑：“是是是，那敢情好，寸土寸金嘛。”

我当时正窝在沙发里啃苹果，闻言差点没噎着。

七十五平……豪宅？

我跟我老公周明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三个字：认真的？

我们结婚时买的房子，一百六十平，四室两厅，带一个大阳台。在我们这个二线省会，也就算个中等偏上的改善型住房，离“豪宅”两个字，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周明用口型对我说了两个字：“别吭声。”

我懂。

对长辈，尤其是对这位远道而来的“仙女”姑姑，维持她那份脆弱的优越感，是我爸妈乃至整个家族的政治正确。

挂了视频，我妈还在感叹：“你姑姑真有福气，在台北住那么好的房子。”

我没忍住，嘟囔了一句：“妈，七十五平，还没咱家现在客厅大呢。”

我妈白了我一眼：“你懂什么！那是台北！跟我们这儿能一样吗？人家那是按‘坪’算的，一坪好几万呢！”

她自己也搞不清一坪等于多少平米，但语气里的那种笃定，仿佛她亲自去台湾考察过房地产市场一样。

我懒得争辩。

成年人的世界，有时候体面比真相重要。

周三下午，我特地请了半天假，跟我爸一起去机场。

我爸很兴奋，穿了件新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路上一直在跟我念叨：“静静啊，待会儿见到你姑姑，机灵点，多夸夸她。她一个人在那边也不容易。”

我心里“嗤”了一声。

不容易？每次打电话都像在做“台湾发展成就报告会”的姑姑，能有多不容易？

在出站口等了快一个小时，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姑姑老了。

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记忆里那个穿着红嫁衣，明艳照人的新娘，变成了一个身材微胖、烫着过时卷发的中年妇人。她穿着一件看起来质地不错的风衣，但款式有些老旧。拉着一个半新不旧的行李箱，神情是那种既想保持优雅，又难掩旅途疲惫的矛盾状态。

“秀芳！”我爸激动地挥手。

姑姑看见我们，脸上立刻堆起那种我熟悉的、矜持的笑容，她走过来，先是象征性地跟我爸抱了一下，然后目光落在我身上。

“哎哟，这是静静吧？都长这么大啦，不认识了哦。”她的口音带着明显的台湾腔调，软软糯糯的，但每个字都透着一股审视的意味。

“姑姑好。”我挤出一个标准的微笑。

“嗯，好，好。”她点点头，目光在我身上上下打量，从我的风衣到我的包，再到我脚上的短靴，像在给一件商品估价。

“在上班啦？看样子混得不错哦。”她说着，拉起我的手，目光却瞟向了我手腕上戴着的手表。

那是我上个月刚买的，一个轻奢牌子，不算多贵，但设计我很喜欢。

“还行，自己开了个小小的设计工作室。”我轻描淡写地说。

“哦？设计师啊？了不起耶。”她语气里有种“你们大陆现在也搞这个了”的惊奇感，“我们邻居的儿子，也是做设计的，在一家很有名的公司，一个月能拿十几万台币呢！”

又来了。

我心里翻了个白眼，脸上依旧保持微笑。

我爸赶紧打圆场：“走走走，先回家，你妈……咱妈在家等着呢。”

他差点说成“你妈”，又硬生生改了口。

在停车场，姑姑看到我爸那辆开了快十年的大众帕萨特，眉毛不易察觉地挑了一下。

“哥，你这车，开了很久了吧？”

“啊，是，快十年了，好开，耐用。”我爸拍了拍方向盘，像在介绍一个老伙计。

“我们那边现在都开日本车啦，省油，又环保。”姑姑一边系安全带，一边不经意地说，“不过你们这边路况复杂，开德国车也对，结实。”

这话说的，褒中带贬，滴水不漏。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她，她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高楼大厦，眼神里带着一丝困惑和挑剔。

“哎，这边变化好大哦，都不认识了。盖这么多高楼，有人住吗？”

我爸乐呵呵地回答：“住得满着呢！现在年轻人都往城里挤，房价高得很。”

“是哦？”姑姑来了兴致，“那房价跟我们台北比，怎么样？”

“那肯定不能跟台北比，肯定不能比。”我爸赶紧摆手，像是在捍卫台北房价的至高地位。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车开上机场高速。

一路上，姑姑的“哎哟”和“是哦”就没停过。

看到宽阔的八车道，她会说：“哎哟，路修得这么宽，浪费啦。”

看到路边巨大的商业综合体，她会说：“是哦？你们这里也有这种shopping mall啦？”

看到车流里的各种新能源车，她会说：“这种电瓶车，安全吗？我们那边很少人开耶。”

她像一个来自上个世纪的观察家，用一种陈旧的、固执的眼光，审视着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并努力从中寻找不如“我们那边”的证据，以维持内心的平衡。

我爸全程陪着笑脸，耐心解释。

我一言不发，专心开车。

我怕我一开口，就会把天聊死。

回到我爸妈住的老房子，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一个九十年代建的家属院。

房子是重新装修过的，干净整洁。我妈提前一天就请了保洁，窗明几净。我买的进口床品也换上了，整个房间散发着一股清新的香气。

奶奶早已等在门口，见到姑姑，祖孙俩抱头痛哭，诉说着几十年的思念。

场面很感人。

但我注意到，姑姑在拥抱奶奶的间隙，眼神飞快地扫视了一下这个她曾经生活过的家。

那眼神里，有怀念，但更多的是一种“果然如此”的了然。

晚饭是我妈和我联手做的，满满一桌子菜。

饭桌上，气氛总算热络起来。

姑姑开始讲述她在台湾的生活。

话题很自然地，又回到了她的“七十五平豪宅”上。

“你们是不知道哦，我们那个社区，管理超好的，二十四小时安保。”

“我那个房子，视野最棒了，从阳台看出去，可以看到整个淡水河。”

“装修的时候，我专门找了香港的设计师，光设计费就花了好几十万台币。”

她一边说，一边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我们每个人的反应。

我爸妈听得连连赞叹，眼神里充满了向往。

“哎呀，那敢情好，太好了。”

“还是秀芳你有福气。”

我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一粒一粒地数着。

周明在桌子底下，轻轻碰了碰我的腿，示意我忍耐。

“静静现在住的房子也不错，”我妈大概是觉得光我们赞美不够，想把我也拉进来当捧哏，“一百六十多平呢，也是新小区。”

我心里一咯噔。

妈，你这是助攻还是拆台啊？

果然，姑姑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舒展开来，带着一丝宽容和大度。

“是哦？一百六十平？那很大耶！你们这边房子都盖这么大的吗？公摊面积很多吧？”

她找到了一个新的攻击点。

“我们台湾的房子，都是算实坪的，七十五平，就是扎扎实实的七十五平，一点水分都没有。”

“不像你们这边，买一百平的房子，到手可能就七十平，都是噱头啦。”

我爸赶紧点头：“是是是，我们这边公摊大，公摊大。”

我放下筷子，擦了擦嘴，抬起头，脸上挂着无懈可击的微笑。

“姑姑，您说的对。不过我们这个房子，得房率还行，百分之八十五。算下来套内也有一百三十多平。”

我顿了顿，看着她，继续说：“主要是便宜。我跟我老公买得早，那时候一平才一万出头，现在涨到两万多了。全款下来，也就两百来万。”

我故意把单位换算成了“万”，而不是台湾人习惯的“千”或“百”。

我看到姑姑的瞳孔，微不可察地收缩了一下。

两百来万人民币。

按照当时的汇率，差不多是一千万台币。

这个数字，显然超出了她的预估。

饭桌上的气氛，有那么一瞬间的凝固。

还是我妈反应快，连忙给我夹了一筷子排骨：“吃你的菜，话那么多。”

姑姑很快恢复了常态，她喝了口汤，慢悠悠地说：“年轻人嘛，有压力才有动力。我们当年在台北买房，也是贷了好多钱，辛苦了好多年才还清。不过辛苦是值得的，现在那房子，价值三千多万台币呢！”

她轻飘飘地报出一个数字，像是在宣布一场战争的胜利。

我爸妈又一次露出了“哇”的表情。

我没再说话。

我发现，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争论，是件特别没有意义的事情。

你跟她说A，她跟你说B。

你跟她算面积，她跟你算总价。

你跟她算现在的总价，她跟你算未来的价值。

她总能找到一个角度，证明自己是优越的，是领先的，是值得被羡慕的。

这种心态，我后来跟周明讨论过。

周明说，这叫“路径依赖”。她的人生高光时刻，就是嫁到台湾的那一刻。此后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证明这个选择的正确性。如果大陆发展得比台湾好，那不就等于否定了她半生的价值吗？

“所以，让她赢。”周明总结道。

我懂。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陪着姑姑在城里到处逛。

我们带她去新开的万象城，她进去转了一圈，出来撇撇嘴：“哎哟，东西好贵哦，牌子也没我们那边全。”

我们带她去看新区的音乐喷泉，灯光秀璀璨夺目，引来阵阵欢呼。她站在人群外，淡淡地说：“这种东西，我们社区中秋晚会也常常搞啦。”

我们带她去吃本地最火的网红餐厅，排了一个小时的队。她尝了一口，放下筷子：“太油了，不健康。我们台湾现在都流行吃轻食。”

无论我们展示什么，她总能用一种“我们早就有了”或者“我们有更好的”的姿态，轻而易举地化解掉。

她甚至对我爸妈现在的生活，也开始指点江山。

“哥，嫂子，你们也该享受享受生活了嘛。怎么还在用这种老式的洗衣机？我们那边都用洗烘一体的了。”

“哎哟，这个电视也太小了啦，看久了眼睛会坏掉的。换个七十五寸的嘛，又不贵。”

她像一个巡视领地的女王，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居高临下的“关怀”。

我妈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

她开始在厨房里跟我悄悄抱怨：“你姑姑怎么变成这样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我一边切菜一边说：“妈，她一直都是这样，只是以前我们没感觉出来而已。”

以前，我们是仰视她的。

她说的所有话，我们都当成来自文明世界的圣经。

现在，我们平视了，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俯视了。

所以，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显得那么刺耳。

矛盾的爆发，是在一个下午。

那天，我们陪姑姑去逛一个新中式的家具店，我想给我的工作室挑两个摆件。

姑姑对那些设计精巧、价格不菲的家具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她拿起一个紫檀木的小盒子，翻来覆去地看，问店员：“这个多少钱？”

店员恭敬地回答：“阿姨您好，这个是小叶紫檀的，手工雕刻，八千八。”

姑姑手一抖，差点把盒子掉地上。

“多少？八千八？人民币？”她声音都变调了。

“是的，阿姨。”

姑-姑把盒子“啪”地一声放回原处，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你们这边物价也太离谱了吧？抢钱哦！”

她拉着我走到一边，压低声音，但分贝足以让半个店的人听到。

“静静啊，你可不要被这种店骗了哦。这种东西，在我们那边夜市，几百台币就买到了啦。都是骗你们这种不懂行的小孩子的。”

我深吸一口气。

工作室的几个同事，正好也在店里，都向我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

我的脸颊有点发烫。

我可以忍受她贬低我的城市，我的生活，甚至我的房子。

但我不能忍受她，在我的专业领域，用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姿态，来定义我的品味和智商。

我看着她，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收了起来。

“姑姑。”

我叫了她一声，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您可能对这个不太了解。小叶紫檀和夜市上那些染色的木头，不是一个东西。就像您说的台北的房子和我们这边的房子，地段不一样，价值也不一样，对吧？”

我的语气很平静，但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冷意。

姑姑愣住了。

她大概没想到，一向温顺微笑的我，会突然“顶嘴”。

她的脸瞬间涨红了，像是受到了巨大的冒犯。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我好心提醒你，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我说，“而且，姑姑，您是不是对我们这边，有什么误解？”

“我有什么误解？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我嫁到台湾的时候，你们这边还在吃什么？”她声音尖锐起来，带着被戳破伪装后的恼羞成怒。

周围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

我感觉我爸在身后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角。

但我不想退。

有些体面，是靠退让维持不了的。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姑姑，时代变了。您已经二十多年没真正回来过了。您记忆里的家乡，跟现在的家乡，不是一回事了。”

“您总说您在台北的七十五平是豪宅，我们都尊重并且为您高兴。”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还住在您想象中的那种，需要您来‘扶贫’和‘启蒙’的环境里。”

我的话说得很重。

重到姑姑的嘴唇开始哆嗦，眼圈也红了。

“你……你……”她指着我，“你嫌我穷是不是？你觉得你现在有钱了，了不起了，看不起你姑姑了是不是？”

她开始偷换概念，把一场关于认知偏差的讨论，扭曲成了一场关于贫富的阶级斗争。

我累了。

我真的累了。

我看着她那张既愤怒又委屈的脸，忽然觉得很没意思。

我不想再跟她争辩了。

事实，永远比语言更有力量。

我挽起僵在一旁的我爸的胳膊，对我姑姑说：

“姑姑，您别生气。”

我的语气又软了下来，带着一种让步的姿态。

姑姑的表情稍微缓和了一些，但依旧带着怨气。

我接着说：

“您说的都对。我们这边，确实很多地方都还不成熟，跟台北不能比。”

我看到她嘴角扬起一丝胜利的微笑。

“这样吧，”我话锋一转，“今天也晚了，我爸妈家这边，晚上洗澡热水器不太好用，水压不稳。要不，您今天跟我去我那儿住一晚？我那儿离这儿也不远。”

我停顿了一下，看着她的眼睛，用一种最诚恳、最自然的语气，补上了那句我憋了很久的话。

“顺便，也请您……去我家看看，帮我这个晚辈，指导指导？”

“指导指导”四个字，我说得格外轻，像羽毛一样，轻轻地落在了她的心上。

她显然没有预料到我会来这么一招。

先退后进，以守为攻。

她愣在那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

拒绝？显得她小气，还在为刚才的争吵生气。

答应？她心里可能也有一丝好奇。这个一直被她“教导”的侄女，住的到底是个什么“一百六十平”的房子？

我妈在一旁拼命给我使眼色，嘴型在说：“你疯了？”

我爸也一脸为难。

“静静，别胡闹，你姑姑住我们这儿习惯了。”

“不胡闹啊，爸。”我笑吟"吟地看着我姑姑，“我就是想请姑姑去体验一下。而且我老公今天也出差了，我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有点害怕。”

我连借口都找好了。

一个完美的，让她无法拒绝的，充满了晚辈式示弱的借口。

姑姑的虚荣心，显然被这句“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有点害怕”给取悦了。

她脸上的怒气渐渐散去，换上了一种“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地邀请了，那我就勉为其难”的表情。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想一出是一出。”她嗔怪地看了我一眼，算是答应了。

“那……好吧，就去你那儿看看。我也想看看，你们现在的年轻人，都把家里搞成什么样子了。”

她的话里，依然带着一丝挑剔的优越感。

但我不在乎。

我只要她去。

只要她亲眼去看。

从家具店出来，我没让我爸妈跟着。

“爸，妈，你们先回去吧，我带姑姑过去，明天早上再送她回来。”

我妈还想说什么，被我爸拉住了。

我爸看着我，眼神复杂，最后只是叹了口气，说：“路上开慢点。”

我开着我的车，一辆白色的宝马X3，这是我和周明奋斗了好几年，给自己的奖励。

姑姑坐上副驾驶，手在真皮座椅上摸了摸。

“这车不便宜吧？”

“还行，姑姑，代步工具而已。”我发动了车子。

车子平稳地驶出停车场，汇入城市的晚高峰。

我的家在城南的新区，是这几年政府重点规划的区域。道路宽阔，绿化精致，两旁都是设计现代的高层住宅和写字楼。

车里的气氛有些沉默。

姑姑看着窗外流光溢彩的城市夜景，没再像之前那样频频发出“哎哟”的感叹。

她的表情很专注，甚至带着一丝迷茫。

仿佛这个她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正在以一种她无法理解的方式，野蛮生长，将她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你……住在这边啊？”她终于开口，语气有些干涩。

“是啊，”我一边开车，一边说，“这边环境好，安静，离我工作室也近。”

“看起来……是规划得不错。”她用了一个很客观的词。

车子驶入我们小区的地下车库。

感应灯一排排亮起，光线明亮，地面是环氧地坪，干净得能反光。

两边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车，BBA是标配，偶尔还能看到保时捷和玛莎拉蒂。

姑姑的目光在那些车标上扫过，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我们从专属电梯直接入户。

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我按下了玄关的智能面板。

“欢迎回家。”

柔和的灯带瞬间亮起，从玄关一直延伸到客厅。舒缓的背景音乐缓缓流淌而出。窗帘自动向两侧拉开，露出外面一整面墙的城市夜景。

姑姑站在玄关，彻底呆住了。

她脚上还穿着在外面穿的鞋，一脚踩在我家柔软的羊毛地毯上，却浑然不觉。

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们家是横厅设计，客餐厅加开放式厨房，形成一个巨大的、超过八十平米的空间。

光是这个空间，就比她的“豪宅”还要大。

一整面墙的落地窗，外面是超过二十平米的大阳台，种满了花花草草。

客厅里没有主灯，用的是磁吸轨道灯和点光源，营造出一种高级酒店般的氛围。

意大利进口的模块化沙发，丹麦设计师的单人椅，墙上挂着我从一个青年艺术家那里收来的画。

开放式厨房里，嵌入式的德系厨电，中岛台上摆着我刚买的鲜花和一台造型复古的咖啡机。

整个空间，是我和周明花了半年时间，亲手设计的。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审美。

它不是那种用钱堆砌出来的样板间，它有生活的气息，有我们自己的印记。

它是一个“家”。

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年轻的，自信的家。

“姑……姑姑，换下鞋吧。”我轻声提醒她。

她如梦初醒，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又看了看一尘不染的地板，脸上露出一丝窘迫。

“哦，哦，好……”

她手忙脚乱地换上我递给她的拖鞋，动作都有些僵硬。

“随便看看吧，姑姑。”我给她倒了杯水。

她没有接水杯，而是像一个第一次进城的孩子，带着一种近乎朝圣般的表情，开始“参观”我的家。

她先是走到那面巨大的落地窗前，手扶着冰冷的玻璃，看着外面璀璨的夜景。

远处的电视塔，近处的车水马龙，构成了一幅流动的现代都市画卷。

“这……这外面……”她喃喃自语。

“那是我们市的CBD。”我说，“那边那栋最高的，是新地标，三百多米。”

她沉默了。

她在我那超过十平米的衣帽间里，看着我和周明挂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包包，看了很久。

她在我那可以看电影、打游戏的影音室里，摸了摸那块一百二十寸的幕布，眼神里充满了不可思议。

她在我那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和设计杂志的书房里，拿起一本书，又放下，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

最后，她走进了主卧。

主卧带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卫生间里有双人台盆，还有一个大大的圆形浴缸，浴缸旁边也有一扇落地窗，可以一边泡澡一边看夜景。

她站在浴缸前，站了足足有五分钟。

我没有催她，就静静地站在她身后。

整个房子里，只剩下背景音乐的声音。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转过身，看着我。

她的眼圈是红的。

不是那种愤怒的、委屈的红。

而是一种……信念崩塌后的，茫然和失落。

“静静……”

她开口，声音沙哑，带着一丝颤抖。

“你这个房子……多少钱买的？”

她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再是为了攀比，不再是为了证明什么。

只是一个纯粹的，源于震惊和困惑的，问题。

我看着她，很平静地回答：“买得早，连装修带家具家电，差不多三百五十万吧。”

三百五十万人民币。

超过一千五百万台币。

这个数字，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她强撑了半生的优越感。

她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变得苍白。

她踉跄了一下，扶住了旁边的墙壁。

“怎么……会这样……”

她喃喃着，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问她自己。

“怎么会……变成这样……”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怨气，所有的不满，所有的炫耀欲，都烟消云散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突然变得脆弱而衰老的女人，心里只剩下一种复杂的，难以言喻的酸楚。

她不是坏人。

她只是一个被时代洪流抛下，却不自知的普通人。

她用尽半生力气，去维护一个早已褪色的“台湾梦”。她把自己的价值，完全捆绑在了那个她出嫁时，曾经无比辉煌的宝岛上。

她看不到，或者说，她不敢看，不敢承认，海峡的这一边，早已换了人间。

因为承认了，就等于承认她当年的选择，那个让她在家乡风光无限的选择，从一个“最优解”，变成了一个“普通解”，甚至，是一个“遗憾解”。

这对她来说，太残忍了。

“姑姑，”我走上前，扶住她，“您累了吧？我带您去客房休息。”

我没有再多说一个字。

没有解释，没有安慰，也没有追击。

沉默，是此刻对她最大的尊重。

那天晚上，她睡得很早。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看着窗外的夜景，却久久无法入睡。

周明出差回来，听我讲了整个过程，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搂住我。

“你做得对。”他说，“有时候，打碎一个人的幻想，比维护它更仁慈。”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姑姑已经起来了。

她没有在客厅里坐着，而是在我的大阳台上，侍弄我那些花草。

清晨的阳光洒在她身上，她的背影，看起来有些萧索。

我走过去。

“姑姑，起这么早。”

她回过头，对我笑了笑。

那是一个很淡的，甚至有些疲惫的笑容。没有了之前的矜持和骄傲。

“嗯，睡不着。”她说，“你这些花，养得真好。”

“我瞎养的。”

我们俩陷入了沉默。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开口，声音很低。

“静静，姑姑昨天……是不是很讨人厌？”

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直接地问我。

我看着她，她的眼神里，没有了审视和挑剔，只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近乎卑微的探寻。

我摇了摇头。

“没有，姑姑。您是长辈，是我们家的骄傲。”

我说的是真心话。

无论她变成了什么样，她曾经是我们家的骄ट傲，这一点，无法抹去。

她眼圈又红了，她转过头去，看着远方，像是怕我看到她的眼泪。

“骄傲什么啊……”她自嘲地笑了笑，“就是一个……离家几十年的，老太婆罢了。”

“我跟你姑父，在台北，其实过得也很辛苦。”

她像是突然打开了话匣子，开始跟我说那些她从来没在电话里说过的事情。

她说，她那个七十五平的“豪宅”，是在新北市，不是在台北市中心，是老公寓，楼龄快三十年了，没有电梯，每天爬楼梯都累得喘气。

她说，她那个在“很有名的公司”上班的邻居儿子，一个月十几万台币的工资，要还三十年的房贷，每个月都过得紧巴巴，根本不敢结婚。

她说，她老公的生意，早就不好做了。所谓的“台商”，听起来风光，其实很多都在惨淡经营，甚至关门大吉。

她说，台湾的年轻人，现在都说自己是“小确幸”一代，因为看不到什么大的希望，只能追求一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

她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觉得台湾好，大陆穷。我嫁过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们院里的人多羡慕我。我也觉得，我这辈子，值了。”

“可是……我这次回来，我发现，我看不懂了。”

“你们住这么好的房子，开这么好的车，你们的城市这么漂亮，比电视里的纽约还漂亮。”

“我……我好像一个从山里出来的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见过。”

“我还在跟你们显摆我那个破房子，我……”

她泣不成声。

我递给她一张纸巾，轻轻拍着她的背。

我什么也没说。

这一刻，语言是多余的。

我们都明白，碎掉的，不只是一个“豪宅梦”。

而是一个时代，赋予一个人的，全部的优越感和身份认同。

那天，我开车送她回我爸妈家。

车里，她很安静。

快到的时候，她突然对我说：“静静，下午……你带我去你那个工作室看看，好不好？”

我从后视镜里看她，她的眼神里，带着一种真诚的好奇。

我说：“好。”

下午，我带她去了我的工作室。

一个开在老厂房改造的创意园里的Loft。

她看着我的年轻同事们在电脑前忙碌，看着墙上贴满的设计图和灵感板，看着我们用3D打印机打出模型。

她像一个好奇的学生，问了很多问题。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你们这样画图，好厉害哦。”

“原来一个房子装修，有这么多讲究啊。”

她不再评价，不再比较。

她只是在看，在听，在尝试理解。

理解她缺席的这二十多年里，她的家乡，她的亲人，到底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姑姑在大陆待了半个月。

后半段的行程，她的状态完全变了。

她不再对所有事情都挑剔和评价。

她会兴致勃勃地让我教她怎么用手机支付，怎么叫网约车。

她会让我妈带她去逛本地的菜市场，对那些新鲜便宜的蔬菜水果赞不

绝口。

她甚至开始跟我们一起，吐槽台北的物价和房价。

“哎哟，你们这边西瓜怎么这么便宜！我们在那边，一小块就要几十块台币！”

“还是住大陆好，地方大，舒坦。”

我妈听着，只是笑，不再像以前那样附和或者反驳。

家里那种紧绷的、客气的气氛，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真正的，属于家人的松弛和亲密。

临走前一天晚上，全家人一起吃饭。

姑姑从包里拿出几个红包，递给我们这些晚辈。

递给我的时候，她握着我的手，说：“静静，姑姑这次回来，多亏了你。”

我有点不好意思：“姑姑，您说这个干嘛。”

“不是客气。”她看着我，眼神很真诚，“是你让我明白了，人不能活在过去。不然，真的会变成一个笑话。”

我爸妈在一旁，表情都很感慨。

送姑姑去机场那天，天气很好。

还是我跟我爸一起送。

在安检口，姑姑抱着我，抱了很久。

“静静，有空……带你老公，来台湾玩。”

她说，“我们家虽然小，但是很温馨的。”

我鼻子一酸，点了点头：“好，姑姑，您多保重。”

看着她拖着行李箱，走进安检口的背影，我突然觉得，她好像比来的时候，年轻了许多。

不再端着，不再伪装，那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林秀芳，好像又回来了。

回去的路上，我爸开着车，一直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才长长地叹了口气。

“你姑姑她……也不容易。”

我“嗯”了一声。

车窗外，城市依旧繁华，车流不息。

我知道，那个关于“台湾豪宅”的故事，结束了。

但我们一家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一个更加真实，也更加温暖的故事。

来源：叶少思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