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1949年南渡：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

摘要：梅贻琦对学术自由看得极重，他不认同闻一多那类“以笔为枪”的做法，常说“学生主要任务是读书，不要过多参加政治活动，搞好教育才是第一位的”，这种想法在动荡年月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1949年，梅贻琦站在清华园里，学生围着哭着劝他留下，他却要带着清华基金走。

留下句“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转身就上了去香港的船。

这位“寡言君子”“清华永远的校长”，为啥大局还没定就非要走？

他守的到底是啥，让这么多师生揪心？

那年头局势本就不稳，国共两党对“学术”二字的理解开始掰扯。

梅贻琦早有预感，1945年10月的日记里就写：“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

他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常说“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在学校都该让大家自由探讨”，心里头最惦记的，就是给学术留块能喘气的地方。

梅贻琦对学术自由看得极重，他不认同闻一多那类“以笔为枪”的做法，常说“学生主要任务是读书，不要过多参加政治活动，搞好教育才是第一位的”，这种想法在动荡年月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外头喊着“国将不国，教育何存”，他却仍揣着“守护火种”的念头，想在乱世里建座“学术孤岛”。

梅贻琦在大陆根基深，和好些党员学者熟，当年保护过不少党员学生，他本就不反共，留下原也无妨。

一二·一学潮时，学生跟政府冲突，他站中间当防波堤，张开羽翼护着，自己挨了推搡也没吭声。

心里头故土牵着，可学术自由的火苗要灭，两头扯得生疼，末了还是咬咬牙，揣着基金走了，想在海峡对岸续那个学术孤岛的梦。

梅贻琦带着清华基金到台湾时，手里攥着的除了账本，就是张泛黄的校舍草图。新竹那片荒地刚下过雨，一脚踩下去陷半截泥，他带着人用锄头丈量地基，裤脚全是泥点，白天看地形、画图纸，晚上蹲在临时窝棚里核预算，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钱紧，从大陆带来的基金要省着花，他自己每月只留够吃饭的钱，西装袖口磨出毛边也舍不得换。

夫人韩咏华看不过去，瞒着他把陪嫁的首饰当了，换了面粉做糕点，怕被人认出是校长夫人，每天清晨提个竹筐绕远路去市场，筐绳勒得手发红，走多了脚底板磨出血泡，晚上回来用盐水泡，疼得直抽气。有次被老清华的学生撞见，她慌忙把筐藏身后，学生要帮忙，她摆摆手说“自家吃的，多做了点”，扭头就走。

校舍刚搭起几间教室，梅贻琦就召集第一批学生讲话，站在土台子上，风把头发吹得乱晃，还是那句老话：“学生主要任务是读书，地基打不牢，楼盖不高。”底下有人小声问“这边也搞运动吗”，他没接话，只盯着黑板上“清华大学”四个字，粉笔灰落满肩头。

梅贻琦总穿件旧西装，袖口磨出毛边也不换，布鞋前掌补着补丁，走在新竹清华的土路上，常被新生当成校工。西南联大时更甚，警报响时，他跟着学生往防空洞跑，有人慌不择路把他撞个趔趄，他扶着眼镜站稳，拍拍对方后背说“快走吧，别落下”，自己落在最后，等所有人进洞才往里缩，洞顶掉土渣，他就靠墙根坐，听学生讲题，偶尔插句“这个算法再想想”。

清华基金的账本他亲自管，铅笔字记满厚厚几大本，哪笔钱买了显微镜，哪笔钱发了奖学金，条条清楚。有人提议用基金修办公楼，他翻着账本说“先把实验室的通风橱配齐”，驳回时脸上没表情，只把账本推过去让人自己看。有次审计部门来查，对着账本核了三天，最后说“梅校长，您这账比豆腐还干净”。

新竹清华从最初的几十号学生，慢慢添了物理系、化学系，盖起实验室，显微镜从两台变成二十台，图书馆的书堆到天花板。1956年第一届毕业生离校，学生给梅贻琦鞠躬，他摆摆手，还是那句“好好做事”，转身回办公室，桌上摊着下季度的预算表，台灯亮到后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