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空气里全是谷壳和尘土的味道，混着干草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焦香，还有……我身上那股洗不掉的汗酸味。
76年，我在打谷场睡着了，醒来发现，身边躺着个姑娘。
我醒了。
不是被吵醒的，也不是自然醒。
是那种猛地一下，像被人从水里捞出来，一个激灵，魂魄归位的醒。
脖子僵得像块铁，一动，就听见“嘎巴”一声脆响。
我怀疑我再用点力，脑袋就能掉下来。
空气里全是谷壳和尘土的味道，混着干草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焦香，还有……我身上那股洗不掉的汗酸味。
这是我们知青点所有男人的“体香”。
我撑着胳膊肘想坐起来，手掌底下是硌人的麦秸，还有几粒没脱干净的麦粒，扎得我手心生疼。
然后，我看见了她。
就在我身边，躺着一个姑娘。
她侧着身，脸朝着我，睡得很沉。
一只胳膊枕在脑袋底下，另一只手虚虚地搭在小腹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碎花衬衫，扣子是最上面那颗，露出一点点锁骨的影子。
两条辫子，又黑又粗，其中一条散开了些，几缕碎发贴在她微微出汗的额角上。
我的脑子“嗡”地一声，炸了。
像是有个炮仗在里面引爆，成了一锅混沌的浆糊。
这是谁？
她怎么会在这儿？
我怎么会在这儿？
我不是应该在知青点的土炕上吗？
一连串的问题砸过来，我一个也答不上来。
我只知道，完了。
1976年，在农村，一个男知青，深夜，和一个姑娘，躺在打谷场的麦秸垛里。
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就是“耍流氓”。
三个字，够枪毙了。
我的心跳开始擂鼓，一下一下，撞得我胸口发麻。
我甚至能听到自己血管里血液“哗哗”流动的声音，像是开了闸的洪水。
我第一个念头是，跑。
立刻，马上，趁着她还没醒，趁着没人发现。
我手脚并用地往后蹭，想离她远一点，再远一点，最好能证明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楚河汉ेंट。
可我刚一动，她就动了。
她发出一声细微的呻吟，像是梦呓，眉头微微蹙起，然后翻了个身，变成了仰面躺着。
月光洒在她脸上。
我看清了她的脸。
林舒。
我们生产队会计林富贵家的二闺女。
我脑子里更乱了。
林舒在我们这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一枝花”。
倒不是说她长得有多么惊为天人，主要是皮肤白，眼睛大，不像村里其他姑娘，早早地就被风吹日晒磨砺成了另一种颜色。
她高中毕业，没下地，在村里的小学当民办老师，身上有股村里姑娘少有的书卷气。
我们知青点那帮小子，背地里没少念叨她。
可她很高傲，平时走路都昂着头，眼睛不往斜处看，跟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更是没什么交集。
她怎么会跟我……
我不敢往下想。
我低头看自己，衣服倒是穿得整整齐齊，裤腰带也系得好好的。
她也一样，除了衬衫有点皱，辫子有点乱，看不出任何不妥。
但我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了。
这种事，有时候不需要真相，只需要一个场景，几张嘴。
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的粉尘呛得我喉咙发痒，但我不敢咳嗽。
我得叫醒她。
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在任何人发现之前，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 tentatively地伸出手，想去推她的肩膀。
我的指尖离她的衬衫还有一寸远，又闪电般地缩了回来。
我不敢碰她。
我怕我一碰，这事就从“说不清”变成“赖不掉”了。
“林……林老师？”
我压着嗓子，声音小的像蚊子叫。
她没反应。
“林舒同志？”
我又叫了一声，稍微大了点。
她的眼睫毛颤了颤。
有门！
“林舒！醒醒！”
我几乎是把声音挤出牙缝的。
她终于睁开了眼睛。
那是一双很亮的眼睛，在月光下像两汪清泉。
但此刻，那泉水里先是茫然，然后是惊恐。
她猛地坐了起来，视线从我脸上，扫到周围的麦秸垛，再扫回我脸上。
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阶级敌人。
“陈劲？你怎么在这儿？”她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还有明显的颤抖。
我简直想苦笑。
我也想知道我怎么在这儿。
“我……我不知道。”我实话实SAID，“我醒来就在这儿了。”
“你不知道？”她拔高了声调，立刻又压了下去，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打谷场 immense and empty，只有我们，还有一垛一垛像小山似的麦秸。
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更显得这里寂静。
“我真的不知道，”我急了，“我昨天晚上……昨天晚上……”
我努力回忆。
昨天是秋收最后一天，队里所有劳力都在打谷场上脱粒。
从天亮干到天黑，人就像上了弦的陀螺，一刻都停不下来。
晚上队里高兴，管了顿饭，白面馒头炖白菜，里面飘着几片肥肉。
对我们这些半年见不着荤腥的知 anqing 来说，不亚于过年。
队长还破例拿出了两瓶“老白干”。
我被那帮小子灌了几杯，头重脚轻。
后面的事……后面的事……
我只记得吃完饭，大家伙儿歪七扭八地或坐或躺在麦秸垛上吹牛。
再然后呢？
再然后我就断片了。
我的记忆，终止于队长李大栓那张喝得通红的脸，和他嘴里那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农业学大寨……”
“我好像……喝多了，在打谷场睡着了。”我艰难地拼凑出唯一的可能性。
林舒的脸色比月光还白。
“我也是。”她低声说，声音里带着哭腔。
“你也是？”我愣住了。
“昨天晚上我们老师也聚餐，庆祝这学期结束。”她抱着膝盖，把脸埋进去，“我也喝了点……米酒。然后……然后我好像是想抄近路回家，路过打谷场，觉得头晕，就想靠着麦秸垛歇会儿……”
她没说下去。
我们都明白了。
两个喝多了的人，一个睡着了，一个歇着歇着也睡着了。
然后，就凑到了一起。
这叫什么事？
荒唐，离谱，又致命。
“现在……现在几点了？”林舒的声音闷闷地传来。
我抬头看天，月亮已经偏西了，天边透出一点点微弱的灰白。
“快亮了。”我的心沉到了底。
村里起得最早的，是那些拾粪的老头老太太。
天蒙蒙亮，他们就会背着粪筐，拿着粪叉，像是巡视领地的将军，把村里的大路小道都走一遍。
打谷场是重点区域，牲口多，粪也多。
我们必须在他们出现之前消失。
“快走！”我当机立断，翻身爬起来。
因为起得太猛，我一阵头晕目眩，差点又栽回去。
林舒也手忙脚乱地站起来，她拍打着身上的草屑，整理着散乱的辫子，手指抖得不成样子。
“你……你往东走，我往西走。”我压着嗓子，飞快地说，“别一起走，别让人看见。”
她用力地点点头，嘴唇紧紧抿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不敢再看她，转身就朝西边我们知 aknqing 点的方向跑。
我不敢走大路，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田埂上。
晨露打湿了我的裤腿，冰凉。
我的心脏还在狂跳，脑子里乱成一团。
回到知青点的时候，天已经擦亮了。
我像个贼一样，躡手躡脚地推开门。
屋里鼾声四起，东倒西歪地睡着七八个汉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汗味、脚臭味和劣质烟草混合的复杂气味。
我轻手轻脚地爬上我的铺位，用被子蒙住头。
我完了。
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盘旋，怎么也赶不走。
我开始疯狂地复盘。
我们躺的位置，虽然是在麦秸垛后面，但并不算特别隐蔽。
昨天晚上那么多人，有没有人没走？有没有人看见我们了？
队长李大栓？爱嚼舌根的王婶？还是我们知青点那个看我不顺眼的赵卫东？
每个人都像个幽灵，在我脑子里晃来晃去。
我越想越怕，后背滲出一层冷汗。
我甚至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圈套。
是不是有人故意把我们俩弄到一起，就等着看我们身败名裂？
不可能。
我又否定了这个想法。
我和林舒，平时连话都没说过几句，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谁会这么无聊，费这么大劲来陷害我们？
那就是意外。
一个纯粹的，该死的，能要人命的意外。
我把脸埋在粗糙的被子里，被子有一股阳光和汗水混合的味道。
这是我来到这个叫“红旗沟”的村子第二年了。
刚来的时候，我还抱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 revolutionary 热情。
但两年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已经把我的棱角和幻想都磨平了。
我从一个会拉小提琴，能背诵普希金诗歌的上海少年，变成了一个皮肤黝黑，双手长满老茧，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吃上一顿饱饭的农民。
我唯一的指望，就是哪天政策变了，我能回城。
可如果出了“耍流氓”这种事，别说回城了，我这辈子都得交代在这儿。
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我眼皮沉得像挂了秤砣。
我不敢抬头看人，总觉得每个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
他们是不是知道了？
他们是不是在背后议论我？
我像一只惊弓之鳥，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我吓一跳。
王婶从我身边走过，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我心里“咯噔”一下。
赵卫东在不远处和他那几个跟屁虫嘀嘀咕咕，还朝我这边指指点点。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
我甚至不敢去想林舒怎么样了。
她一个女孩子，要是这事传出去，她面临的压力比我大一百倍。
唾沫星子都能把她淹死。
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干活的时候差点把锄头抡到自己脚上。
队长李大栓看我脸色不对，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
“小陈，咋了？昨晚酒喝多了，现在还没缓过来？”他咧着嘴笑，露出两排被烟熏得焦黄的牙。
我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没……没事，队长，就是有点累。”
“年轻人，累啥累！”他把手里的旱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加把劲，干完这阵子，冬天就猫冬嘍！”
我含糊地应着，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
好不容易熬到收工。
我没跟其他人一起走，故意落在后面，磨磨蹭蹭地收拾工具。
我想一个人静静。
就在这时，一个小石頭子“啪”地一下打在我脚边。
我吓了一跳，抬头看去。
不远处的白杨树林里，一个人影晃了一下。
是林舒。
她朝我招了招手，然后迅速地闪进了树林。
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嗓眼。
她找我干什么？
难道……事情败露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过去。
树林里光线很暗，白杨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风一吹，哗哗作响。
林舒背对着我，站在一棵树下。
我能看到她紧紧攥着衣角的手。
“你找我？”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她转过身，脸色依然苍白，但眼神却比早上坚定了很多。
“陈劲，”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昨天晚上的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心里一阵苦笑。
废话，我当然知道。
“我知道。”我说。
“我的意思是，”她咬了咬嘴唇，“我们必须想个办法，万一……我是说万一，有人看见了，我们得有个说法。”
我愣住了。
我光顾着害怕了，完全没想过“说法”这个问题。
是啊，万一真被人抓住了，我们怎么解释？
说我们俩都喝多了，不小心睡一块儿了？
谁信？
这种解释，只会坐实我们的“狗男女”罪名。
“那……那能有什么说法？”我六神无主。
林舒沉默了片刻。
“我爸是队里的会计，”她忽然说，“队里打下来的粮食，每年入库之前，都要在打谷场晾晒好几天。这期间，需要有人晚上守夜，防止有人偷盗，也防止牲口啃食。”
我没明白她的意思。
“往年，都是民兵连的人守夜。”她继续说，“但是今年秋收任务重，民兵连的人白天晚上连轴转，实在抽不出人了。”
我的脑子似乎被什么东西点亮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说，是队长派我们去守夜的。”她的声音很低，但异常清晰，“你是知青代表，我是教师代表，我们是响应号召，保护集体财产。”
我呆呆地看着她。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看起来文静柔弱的姑娘，脑子里竟然能想出这样的对策。
这个理由……这个理由太完美了。
它不仅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还把一件可能身败名裂的丑事，瞬间拔高到了“无私奉献”的政治高度。
“可是……队长那边怎么说？他根本没派我们去啊。”我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赶在别人去问队长之前，先让队长‘知道’这件事。”林舒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那是智慧和决绝。
“怎么‘知道’？”
“我们去跟他汇报工作。”她说，“就说我们昨晚自发守夜，一切正常。顺便，再跟他提个建议，说接下来几天，最好还是正式安排一下守夜的人员，光靠我们两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自发行动，力量还是太单薄了。”
我彻底被她说服了。
不，是被她镇住了。
在我想着怎么跑，怎么躲的时候，她已经想好了怎么进攻。
“这样……行吗？”我还是有些不安。
这不就是撒谎吗？还是串通好了去骗领导。
“不行也得行！”她斩钉截铁地说，“陈劲，你听着，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这件事一旦败露，我这辈子就毁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没有退路了。”
她眼圈红了，但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有害怕，有佩服，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
毕竟，我是一个男人。
在这种时候，我本该是站出来想办法的那个。
结果，我却像个縮头乌龟。
“好。”我深吸一口气，像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按你说的办。”
我们约定好，晚饭后，就一起去找队长李大栓。
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认真地吃了晚饭。
玉米糊糊和窝窝头，我吃得格外香。
因为我心里有了底。
人就是这样，当你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时，恐惧就会减少一半。
晚饭后，我和林舒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碰了头。
我们谁也没说话，默默地朝着村西头的队长家走去。
李大栓家亮着灯，我们能听到里面他老婆骂孩子的声音。
我站在门口，又有点慫了。
林舒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直接上前敲了敲门。
“谁啊？”李大栓的粗嗓门传了出来。
“队长，是我，林舒。”
门“吱呀”一声开了。
李大栓叼着旱烟袋，看到我们俩，愣了一下。
“小林老师？还有小陈？你们俩咋一起来了？有事？”
“队长，”林舒往前一步，把我挡在了身后，“我们来跟您汇报一下工作。”
“汇报工作？”李大栓更迷糊了。
“是这样的，”林舒不卑不亢，语速平稳，“昨天晚上，我和陈劲同志看到打谷场上堆了那么多新打下来的粮食，心里不踏实。我们觉得，作为村里的一份子，保护集体财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俩就自发地在打谷场守了一夜。”
李大栓叼在嘴里的烟袋锅差点掉下来。
他看看林舒，又看看我，眼睛里写满了“你们俩是不是发烧了”。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但还是硬着头皮点了点头，附和道：“是的，队长。我们觉得思想觉悟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这话我说得自己都臉紅。
太假了。
但林舒面不改色。
她接着说：“我们守了一夜，情况都很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是，我们觉得，光靠我们俩的力量是不够的。打谷场这么大，粮食这么多，万一真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怎么办？所以我们建议，队里最好还是能正式派几个人，轮流值班，确保粮食的安全。”
李大栓沉默了。
他把烟袋锅在鞋底上使劲磕了磕，眯着眼睛打量我们。
那一刻，我觉得时间都静止了。
我甚至能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
我感觉他已经看穿了我们。
他的眼神太锐利了，像鹰一样。
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他突然一拍大腿。
“哎呀！”他喊了一声，“你们看我这个脑子！”
我和林舒都吓了一跳。
“我光记着抢收了，把守夜这茬给忘了！”他懊恼地说，“幸亏有你们！幸亏有你们这两个思想觉悟高的好青年啊！”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用力摇了摇，“小陈，好样的！不愧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就是比我们这些老农民想得周到！”
然后他又转向林舒，“小林老师，辛苦你了！你一个女同志，也跟着熬了一夜！”
我懵了。
林舒也懵了。
这……这就过关了？
“队长，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林 aknqing 赶紧说，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放松。
“应该的，应该的！”李大栓显得很激动，“你们这个建议提得好！非常及时！我明天一早就开会，安排民兵连的人轮流值班！你们俩今天晚上就好好休息，不用再去了！”
他热情地把我们送到门口，还一个劲地夸我们是“青年人的榜样”。
直到走出老远，我还有点晕乎乎的。
“这就……行了？”我问林舒。
“嗯。”她轻轻应了一声。
月光下，我看到她的肩膀放松了下来。
我们又走了一段路，沉默着。
到了岔路口，她往东，我往西。
“那个……”我叫住她。
她停下脚步，回头看我。
“谢谢你。”我说。
这是真心话。
如果不是她，我今天可能已经在大队的禁闭室里交代问题了。
她摇了摇头，“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她说完，转身快步走了。
看着她消失在夜色里的背影，我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这个看似柔弱的姑娘，身体里好像住着一个巨人。
从那天起，“守夜事件”就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荡起了一圈小小的涟漪，然后就消失了。
李大栓在第二天的社员大会上，果然点名表扬了我和林舒。
说我们“思想觉悟高，集体荣誉感强，是全村青年学习的榜樣”。
我坐在下面，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如坐针毡。
知青点的赵卫东用一种嫉妒又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撇了撇嘴。
我猜他心里肯定在骂我“马屁精”。
我懒得理他。
跟身败名裂比起来，当个“马屁精”算什么？
这件事之后，我和林舒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我们不再是毫无交集的陌生人。
我们之间有了一个共同的，不能说的秘密。
这个秘密像一根无形的线，把我们俩牵扯在一起。
我们在路上碰到，会点点头，但不会说话。
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我开始不自觉地关注她。
她上课的时候，声音很好听，不疾不徐。
她走路的时候，腰板总是挺得笔直。
她会给班上最调皮的那个孩子擦鼻涕，动作很温柔。
我发现，我以前对她的印象都是错的。
她不是高傲，她只是……有自己的世界。
秋收结束，农活少了，我们知青点也闲了下来。
每天除了出工干点零活，就是参加队里组织的政治学习。
学习的内容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样，听得人耳朵起茧。
我开始觉得日子变得无比漫長和无聊。
我从上海带来的几本书，早就翻烂了。
那把被我偷偷藏在箱子底的小提琴，也好久没敢拿出来了。
那玩意儿是“资产阶级靡靡之音”，要是被人发现，又是一场麻煩。
一天下午，我正躺在炕上“挺尸”，知青点的王胖子神秘兮兮地凑过来。
“哎，陈劲，想不想搞点精神食粮？”
“什么精神食粮？”我有气无力地问。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皱巴巴的书，封面已经没了。
“《牛虻》。”他挤眉弄眼地说，“手抄本，刚从隔壁村换来的，宝贝着呢！”
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那年头，除了“红宝书”和“样板戏”，其他的书都是“毒草”。
能看到一本外国小说，不亚于在沙漠里看到绿洲。
我一把抢了过来，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我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一看就看到了半夜。
亚瑟的 rebellious 和理想主义，深深地触动了我。
我也曾像他一样，有过信仰，有过激情。
可是现在呢？
我只剩下麻木和对未来的迷茫。
第二天，我把书还给王胖子，心里却空落落的。
下午出工拔草的时候，我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是小说里的情节。
“陈劲。”
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我回头，是林舒。
她手里拿着个小布包。
“你过来一下。”她说完，就朝田埂尽头的小树林走去。
我的心又开始不争气地乱跳。
我跟了过去。
“你是不是在看什么书？”她开门见山地问。
我心里一惊，“没……没有啊。”
“别骗我了，”她说，“你这两天眼睛都是红的，上工还老走神。”
我没话说了。
她从布包里拿出一本书，递给我。
“给你。”
我接过来一看，竟然是《简·爱》。
而且是正式的出版物，不是手抄本。虽然书页已经泛黄，边角也卷了起来，但保存得很好。
“你……你哪来的？”我惊讶地问。
“我爸以前买的。”她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看这些。后来……就不敢看了。”
我抚摸着那本书的封面，像是抚摸着一件稀世珍宝。
“你……你看完了？”我问。
“嗯，”她点点头，“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谢谢。”我只能说出这两个字。
“不用。”她说，“就当……就当是你陪我守夜的谢礼吧。”
她又提起了那件事。
我们之间又是一阵沉默。
“那个……《牛虻》，你看过吗？”我没话找话。
她眼睛一亮，“你也看了？”
“嗯，王胖子搞来的手抄本。”
“我更喜欢亚瑟在南美的经历，”她说，“那部分写得真好，那种绝望和重生……”
我们竟然聊了起来。
从《牛虻》聊到《简·爱》，从罗切斯特聊到琼玛。
我惊讶地发现，她读过很多书。
她的见解，甚至比我这个所谓的“城里知识青年”还要深刻。
我们聊了很久，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才反应过来。
“我得回去了。”她说。
“嗯。”
“书你看完还我。”
“好。”
她走了。
我拿着那本《简·爱》，站在原地，心里有一种很 strange 的感觉。
像是找到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在这片贫瘠、闭塞的土地上，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共鸣”。
从那以后，我和林舒之间，除了那个不能说的秘密，又多了一个秘密。
我们开始偷偷地换书看。
她把她爸爸藏在箱子底的书一本一本地拿给我。
《红与黑》、《悲惨世界》、《复活》……
每一本，都为我打开一扇新的窗户。
而我，则把我所剩不多的“存货”——几本巴尔扎克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也给了她。
我们交换的地点，通常都是那片小树林。
我们交换的暗号，通常是一声学得不怎么像的布谷鸟叫。
我们不敢多说话，放下书，拿走书，点点头，就各自离开。
但仅仅是这样，也足够让我感到兴奋了。
那段日子，是我来到红旗沟之后，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白天的劳动依然辛苦，政治学习依然枯燥。
但我有了一个盼头。
我盼着黑夜降临，可以躲在被窝里，进入另一个世界。
我盼着那声不怎么像的布谷鸟叫，可以看到那个穿着碎花衬衫的身影。
我开始给她写信。
不是情书。
是“读后感”。
我把我的想法，我对人物的理解，我对情节的困惑，写在撕下来的烟盒纸上，夹在还给她的书里。
她也会给我回信。
她的字很娟秀，写在笔记本撕下来的纸上。
我们像两个地下工作者，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进行着精神上的交流。
我发现我越来越了解她。
她外表看起来柔弱，内心却 extremely 坚韧。
她向往外面的世界，却又被家庭和现实牢牢地束缚在这里。
她的父亲林富贵，思想保守，一心只想让她嫁给本村一个条件好的人家，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她反抗过，但没用。
她说，她感觉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
我告诉她，笼子总有一天会打开的。
我相信。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相信。
也许是为了安慰她，也许是为了安慰我自己。
我们的关系，就在这一来一往的书信中，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我不再仅仅把她当成一个“盟友”，一个“书友”。
我会在干活的时候，忍不住朝学校的方向看。
我会在吃饭的时候，想她现在在吃什么。
我会在夜里，对着她写的信，翻来覆覆地看。
我知道，我喜欢上她了。
这个认知让我感到恐慌。
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处境，都不允许我们有这种感情。
我是个前途未卜的上海知青，随时都可能离开。
她是个 local girl，她的根在这里。
我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
更何况，我们头上还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守夜事件”虽然暂时过去了，但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
我们不能走得太近。
我开始刻意地疏远她。
我去还书的时候，不再夹纸条了。
她再学布谷鸟叫，我假装听不见。
我以为这样，就能把那份刚刚萌芽的感情扼杀掉。
但我错了。
感情这东西，越是压抑，越是疯長。
那天，队里组织看露天电影。
幕布就挂在打谷场上，放的是《地道战》。
这部电影我们已经看过不下十遍了，台词都能背下来。
但对没什么娱乐活动的村民来说，这依然是一场盛宴。
整个打谷场坐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
我跟知青点的几个人挤在一起。
电影开始没多久，我就觉得没意思，开始东张西望。
然后，我看到了她。
她和学校的几个女老师坐在一起，离我不远。
她今天穿了件红色的确良衬衫，在黑压压的人群里，格外显眼。
她好像也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我们的视线在空中交汇了零点一秒。
然后，我们都迅速地移开了。
我的心又开始不争气地狂跳。
我强迫自己盯着幕布，但脑子里全是她那件红色的衬衫。
电影结束后，人群像潮水一样散去。
我故意磨蹭到最后。
我看到她也落在后面。
我们之间隔着十几米的距离，一前一 subsequent 地走着。
谁也没有回头，谁也没有说话。
但我们都知道对方在那里。
走到那个熟悉的岔路口，她停了下来。
我也停了下来。
“为什么不理我？”她问，声音在夜里显得有些委屈。
我没说话。
“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没有。”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那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了？”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难道我要告诉她，我喜欢上她了，但是我们不能在一起？
这太可笑了。
“陈劲，”她朝我走了几步，“你是不是害怕？”
我猛地抬起头。
“我没有！”我幾乎是吼出来的。
“你有。”她定定地看着我，“你怕那个秘密，你也怕我，对不对？”
我被她说中了心事，一阵恼羞成怒。
“我怕什么？我一个烂命一条的知青，我有什么好怕的？”
“你怕回不了城。”她一针见血。
我彻底没话了。
是啊，我怕。
我怕得要死。
我怕因为她，因为这段不该有的感情，我这辈子都得烂在这个地方。
“对不起。”我 finally 说了实话，“林舒，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什么叫一个世界的人？”她追问，“就因为你是城里来的，我是农村的？”
“不是……”
“那是什么？”
“我给不了你未来。”我艰难地说，“我不知道我明天会在哪里。我随时都可能被调走，也可能一辈子待在这儿。我给不了你任何承诺。”
“我没让你给我承诺！”她也激动起来，“我只是……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我只是觉得，只有你能懂我！这也有错吗？”
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一颗一颗，砸在干燥的泥土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想去给她擦眼淚，又不敢。
“对不起。”我只能重复这两个字。
“我不要你的对不起！”她哭着说，“陈劲，你就是个懦夫！”
她说完，转身跑了。
我看着她瘦弱的肩膀在夜色中顫抖，消失在路的尽头。
懦夫。
她说我是懦夫。
我站在原地，很久很久。
冷风吹过，我才发现自己浑身冰凉。
我是个懦夫吗？
是的，我是。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和林舒彻底断了联系。
我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日子又回到了以前的樣子，不，比以前更糟。
我的心里像是破了一个洞，呼呼地灌着冷风。
我开始变得暴躁，易怒。
知青点的赵卫东不过是说了句风凉话，我就跟他打了一架。
我们俩都被队长李大栓狠狠地训了一顿，罚我们去掏大粪。
我推着粪车，走在村里的小路上，闻着那股熏天的臭气。
我突然觉得，这可能就是我的未来了。
就像这粪车一样，沉重，腐臭，没有尽头。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转眼，到了冬天。
北方农村的冬天，漫長而寒冷。
大雪封山，我们无事可做，整天窝在知青点的土炕上。
打牌，吹牛，或者就是 staring at the ceiling and daydreaming。
我越来越沉默。
一天，王胖子又搞来一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
知青点的人抢疯了。
他第一个拿给我，“劲哥，你先看。”
我摇摇头，“不看了。”
我提不起任何兴趣。
我的精神世界，随着那段关系的终结，也一起崩塌了셔。
快到年底的时候，村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村东头王木匠家的儿子王强，要去当兵了。
这在当时，是天大的喜事。
当兵，意味着可以“吃皇粮”，意味着可以离开这个穷地方，是所有农村青年最好的出路。
王木匠家摆了三天流水席，请全村人吃饭。
我们知青点也去凑热闹。
酒席上，我看到了王强。
他穿着崭新的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满面春风，正在给村里的长辈敬酒。
然后，我看到了他身边的人。
林富贵。
林舒的父亲。
林富正在和王木匠勾肩搭背，两个人喝得面红耳赤，称兄道弟。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酒过三巡，喝高了的王木匠站起来，端着酒杯，大声宣布：
“今天，双喜临门！我儿子王强要去保家卫国了，这是第一喜！第二喜，就是我儿子已经和我们村林会计家的二闺女林舒，订了親！等他从部队回来，就给他们办喜事！”
“轰”的一声。
人群炸开了锅。
道喜声，恭维声，响成一片。
我的脑子却一片空白。
订亲了？
林舒和王强？
我下意识地在人群里寻找林舒的身影。
我没找到她。
她不在。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王木匠家的。
我只记得，外面的雪很大，风很冷，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雪地里走着。
我走到打谷场。
夏天里热闹非凡的打谷场，此刻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一片死寂。
那些曾经像小山一样的麦秸垛，只剩下几个光禿禿的架子。
我走到我们曾经“守夜”的那个地方。
我站了很久。
雪花落在我的头发上，眉毛上，肩膀上，很快就把我变成了一个雪人。
我不觉得冷。
我的心已经麻木了。
我终于明白，我亲手推开的是什么。
我以为我是在保护自己，其实我只是个胆小鬼。
我连争取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我配不上她。
王强比我好。
他虽然是个农民，但他勇敢，他有担当，他能给她一个确定的未来。
而我呢？
我什么都给不了她。
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
那天晚上，我发了高烧。
我躺在炕上，说胡话，一会儿喊“亚瑟”，一会儿喊“简”。
知青点的人都吓坏了。
王胖子用雪给我搓身子降温，赵卫东也难得地没说风凉话，默默地给我喂水。
我烧了三天三夜。
第四天早上，我醒了过来。
我瘦了一大圈，感觉身体被掏空了。
王胖子把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端到我面前。
“劲哥，你可算醒了，吓死我们了。”他眼圈红红的。
我喝着粥，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
我不是为林舒哭。
我是为我自己哭。
为我那死去的青春，和无处安放的爱情。
病好之后，我像变了个人。
我不再沉默，也不再暴躁。
我变得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我每天按时出工，拼命干活，把自己累得筋疲力盡，这样晚上躺下就能睡着，不用胡思乱想。
我和林舒，再也没有任何交集。
有时候在路上碰到，她会低着头，匆匆走过。
我看着她日渐消瘦的脸，心里针扎一样地疼。
但我什么也没做。
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
夏天的时候，唐山发生了大地震。
消息传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山村，所有人都震惊了。
队里组织捐款捐物，我也捐了我一个月的津贴。
九月九日，下午四点。
村里的大喇叭里，突然响起了哀乐。
然后，一个沉重的声音宣布：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整个村子都静了。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呆呆地站在原地。
接着，不知道是谁先哭了起来。
然后，哭声响成一片。
很多老农民，跪在地上，朝着北京的方向磕头。
我也哭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
我不是为他哭。
我是为这个时代，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而哭。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随着他的逝去，永远地结束了셔。
而有什么新的东西，即将开始。
果然，没过多久，就传来了“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
村里又是一片欢腾。
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比過年还热闹。
但我心里，却很平静。
这些国家大事，离我太遥远了。
我只关心一件事：我什么时候能回城？
知青点所有的人，都在讨论这件事。
大家都在盼着。
盼着那份决定我们命运的文件，早点下来。
就在这种焦灼的等待中，又一个冬天来了。
这一天，我正在知青点的院子里劈柴。
一个小孩子跑过来，气喘吁吁地对我说：“陈劲哥，林老师让你去趟学校，她有事找你。”
我愣住了。
林舒找我？
她找我能有什么事？
我心里泛起一丝涟漪，但很快又被我压了下去。
我放下斧头，拍了拍手上的木屑，去了学校。
学校里很安静，学生们都放假了。
我走到她的办公室门口。
门虚掩着。
我敲了敲门。
“请进。”
是她的声音。
我推门进去。
她正坐在桌子后面，批改作业。
一年不见，她好像没什么变化，又好像变了很多。
她瘦了，下巴更尖了，但眼神却比以前更沉静了。
“你找我？”我问。
她放下手里的红笔，抬起头。
“坐吧。”她说。
我拉了把椅子，在她对面坐下。
我们之间隔着一张办公桌。
桌子上堆满了作业本。
“王强……牺牲了。”她平静地说。
我腦子“嗡”的一声。
牺牲了？
怎么会？
“他不是去当兵了吗？”
“嗯，”她点点头，“在前線。对越自卫反击战。”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生命，有时候就是这么脆弱。
昨天还戴着大红花的人，今天就成了一个冰冷的名字。
“对不起。”我说。
“你不用说对不起。”她摇摇头，“这不关你的事。”
屋子里又陷入了沉默。
“那你找我来……”我终于忍不住问。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
“高考报名单。”她说，“国家恢复高考了。”
高考？
这两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沌的脑海。
我有多久没听过这两个字了？
五年？十年？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跟它无缘了。
我颤抖着手，拿起那个信封。
里面是一张油印的表格。
《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登记表》。
“你怎么……会有这个？”我问。
“我爸托人从县里搞来的。”她说，“一共两张。”
我明白了。
“另一张是你的？”
她点点头。
“你也想考？”
“嗯。”
“你……”我看着她，“你不是跟王强……”
“那是父母之命。”她打断我，“我从来没同意过。”
她的眼神很平静，但平静下面，是压抑了太久的火山。
“现在，他不在了。我自由了。”她说。
我看着她，心里百感交 miscellaneous。
“为什么……要给我一张？”我问。
“因为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这个机会。”她说，“你属于城市，不属于这里。”
我的眼睛湿润了。
在这个所有人都把我当成“外人”的地方，只有她，看穿了我内心深处的渴望。
“可是……我的课本早就丢光了。”我说，“这么多年没摸过书，怎么考？”
“我的还在。”她说，“我高中毕业后的书，都留着。”
她站起来，从一个上了锁的木箱子里，抱出一摞书。
数学，物理，化学，语文……
“我们一起复习。”她说。
我看着她，看着她手里的书，看着窗外灰濛濛的天空。
我突然觉得，冬天好像要过去了。
春天，要来了。
从那天起，我和林舒又恢复了“地下工作者”的关系。
白天，我是红旗沟生产队的一名普通知青。
晚上，我就变成了一个备战高考的学生。
学校的办公室，成了我们秘密的自习室。
我们点一盏煤油灯，凑在一起，演算数学题，背诵化学公式。
我的基础还在，捡起来并不算太难。
林舒比我更刻苦。
她几乎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我们很少说话，但我们之间的默契，却比以前更深了。
我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
那是一个可以改变我们命运的目标。
复习的日子是艰苦的，但也是充实的。
我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
我不再是那个行尸走肉的陈劲了。
我的眼睛里，重新有了光。
考试那天，我们一起坐着队里的拖拉机去了县城。
拖拉机“突突突”地响着， road is bumpy。
我看着身边同样紧张的林舒，心里突然很平静。
不管结果如何，我努力过了。
我没有再当懦夫。
考完试，我们又回到了红旗沟，等待命运的判决。
等待的日子，是漫長而煎熬的。
我们谁也不敢提考试的事，好像一提，就会把那个脆弱的希望戳破一样。
我们又恢复了以前那种点头之交的状态。
但我们心里都清楚，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终于，放榜的日子到了。
录取通知书，是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张一张送到村里来的。
那天，整个村子都轰动了。
因为，红旗沟生产队，一共考上了两个大学生。
一个，是我。
另一个，是林舒。
我被上海的一所师范大学录取了。
她被省城的一所医学院录取了。
当我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张印着红色印章的通知书时，我哭了。
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大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我跑出知青点，漫无目的地跑着。
我跑过田埂，跑过小树林，跑到了打谷场。
然后，我看到了她。
她也拿着她的通知书，站在那里。
她也在哭。
我们看着对方，脸上都挂着眼泪，却都笑了。
我们笑着笑着，又哭了。
我们把这两年多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压抑，所有的痛苦，都化作了眼泪，尽情地释放了出来。
我们就那样，隔着几步远的距离，又哭又笑，像两个傻子。
直到哭累了，笑够了。
我朝她走过去。
我走到她面前。
我看着她的眼睛。
那双曾经在月光下，盛满惊恐和茫然的眼睛，此刻，正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
“林舒，”我叫她的名字。
“嗯。”
“我要走了。”
“嗯。”
“你……跟我一起走吧。”
我说出了那句，我早就该说的话。
她愣住了。
然后，她笑了。
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花。
“好。”她说。
1978年的秋天，我离开了红旗沟。
我不是一个人走的。
林舒和我一起。
我们先坐拖拉机到县城，再坐长途汽车到省城。
在省城的火车站，我们要分开了。
她要去医学院报到，我要继续坐火车去上海。
站台上，人来人往。
汽笛声，叫卖声，嘈杂一片。
我们站在人群里，相对无言。
“到了上海，给我写信。”她说。
“嗯。”我点点头，“你也是。”
“照顾好自己。”
“你也是。”
火车要开了。
我该上车了。
我看着她，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我上前一步，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她的身体很瘦弱，在我怀里微微顫抖。
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膏的香味。
“林舒，”我在她耳边说，“等我。”
“嗯。”她在我怀里，用力地点点头。
我松开她，轉身跳上了火车。
火车缓缓开动。
我站在车门口，看着她。
她站在站台上，也看着我。
她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直到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消失在我的视⚫里。
我回到上海，回到了那个我阔别了五年的家。
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我成了一名大学生。
我重新拿起了我的小提琴。
我走在繁华的南京路上，看着周围的时髦男女，感觉像做梦一样。
我和林舒保持着通信。
我们的信，不再是夹在书里的纸条。
是厚厚的一叠，装着我们对彼此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憧憬。
她告诉我，大学的生活很辛苦，但她很喜欢。
她告诉我，解剖课很有趣，虽然第一次看到标本的时候吐了。
她告诉我，她交了新的朋友，但她最想念的，还是我。
我告诉她，上海的冬天不冷，但没有她的冬天，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告诉她，我参加了学校的乐队，拉琴的时候，总会想起她。
我告诉她，我在存钱，寒假就去看她。
我们用文字，构建着我们的小世界。
那个世界里，没有距离，没有阻碍，只有爱和希望。
但是，生活总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的家庭，并不赞成我和林舒在一起。
我的父母，是传统的上海知识分子。
他们无法接受，他们的儿媳妇，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姑娘。
他们觉得，林舒的家庭，她的背景，都配不上我。
我跟他们吵过，闹过。
但没用。
他们的观念，根深蒂固。
我没有把这些告诉林舒。
我不想让她承受这些压力。
我只是在信里，更加炽热地表达我的爱。
我告诉她，不要怕，一切有我。
寒假，我用我攒下的奖学金和家教费，买了一张去省城的火车票。
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長，也最甜蜜的一次旅程。
我在火车上站了十几个小时。
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累。
当我走出火车站，看到那个在寒风中翹首企盼的身影时，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那个冬天，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冬天。
我们一起逛省城的公园，一起看电影，一起去书店。
我给她讲上海的繁华，她给我讲她未来的理想。
她说，她毕业后，想当一名外科医生。
她说，她想用自己的双手，去拯救更多的生命。
我看着她说话时，眼睛里闪烁的光芒，我知道，我爱上了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假期很快就结束了。
我又回到了上海。
我们继续着我们的异地恋。
我们约定好，等我们一毕业，就结婚。
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我们都要在一起。
我们都以为，我们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都以为，迎接我们的，将是光明美好的未来。
但我们都错了。
我们低估了命运的残酷。
大三那年，林舒的父亲林富贵，来上海找我。
他没有去学校，而是直接找到了我的家。
那天，我正好不在家。
是我父母接待的他。
我不知道他们之间谈了什么。
我只知道，我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妈红着眼睛对我说：“儿子，那个林舒，你不能再跟她来往了。”
“为什么？”我急了。
“她家……她家成分有问题。”我妈艰难地说。
我如遭雷击。
成分有问题？
这怎么可能？
林富贵当了这么多年的队会计，如果是地主富农，怎么可能？
“她爷爷，是国民党的军官。解放前夕跑去了台湾。”我爸在一旁，脸色铁青地补充道，“她爸为了跟家里划清界限，才十几岁就跑出来，入赘到了林家。这件事，他们瞒了所有人。”
我呆住了。
我从来没听林舒提起过这些。
“这是她爸亲口说的。”我妈说，“他说，他不能害了你。你们的前途都很好，不能因为这个……被毁了。”
我的心，像被撕成了两半。
我终于明白，林舒为什么那么渴望离开那个地方。
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那么坚韧，那么有主见。
因为她的身上，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
那天晚上，我給我爸妈跪下了。
我求他们，不要反对我们。
我说，我不在乎什么成分，我只爱林舒这个人。
我爸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糊涂！”他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以为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以为‘成分’两个字是开玩笑的吗？你想让你自己，还有我们全家，都跟着你倒霉吗？”
我被打懵了。
但我没有屈服。
第二天，我买了张火车票，去了省城。
我必须见到林舒。
我必须亲口听她说。
我在她们学校门口等了她一天。
傍晚的时候，她终于出来了。
她看到我，很惊讶。
“陈劲？你怎么来了？”
我拉着她，走到一个没人的角落。
“你爷爷的事，是真的吗？”我开门见山地问。
她脸色“唰”地一下白了。
她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是。”她 finally admitted。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怕。”她说，“我怕你知道了，会离开我。”
我的心疼得无法呼吸。
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傻瓜。”我说，“我怎么会离开你。”
“我爸……去找你了？”她在我怀里问。
“嗯。”
“他对你说了什么？”
“他说，他不能害了我。”
林舒的眼泪，浸湿了我的肩膀。
“陈劲，”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满是绝望，“我们……算了吧。”
“你说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配不上你。”她说，“我不能毁了你的前途。你好不容易才从红旗沟出来，你有那么好的未来……”
“我的未来里必须有你！”我打断她，“没有你，我宁可回红旗沟去掏大糞！”
她哭着摇头。
“没用的，陈劲。我们斗不过的。”
“不试试怎么知道？”我固执地说。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
我把我所有的决心，所有的爱，都告诉了她。
我告诉她，时代在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告诉她，只要我们坚持，就一定能等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她 finally 被我说服了。
或者说，她也想给自己一个希望。
我回到上海，继续跟父母抗争。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家里每天都是争吵。
我爸甚至停了我的生活费。
我靠着做家教和去工地搬砖，艰难地维持着学业。
但我没有放弃。
我一有空，就给林舒写信。
我告诉她，我很好，让她不要担心。
我告诉她，我相信爱情能战胜一切。
我相信。
我真的相信。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当老师。
林舒也毕业了，她进了省城一家大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医生。
我们都成了我们想成为的人。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结婚了。
但是，那道无形的墙，依然横亘在我们之间。
我的父母，依然不同意。
林舒的政审材料上，那句“海外关系复杂”，像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
我们去看过她父亲。
那个老实巴交了一辈子的男人，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几岁。
他哭着求我，放过他女儿。
他说，是他害了她。
我看着林舒苍白的脸，和她父亲绝望的眼神。
我的心，动摇了。
我真的……能给她幸福吗？
我所谓的坚持，会不会，最终带给她更大的痛苦？
我们又一次，走到了分手的边缘。
但这一次，我们谁也说不出那两个字。
我们太爱彼此了。
我们已经成了彼此生命的一部分。
分开，就等于把我们自己撕裂。
就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1985年，国家出台了新的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对于“海外关系”，也有了新的定义。
不再是洪水猛兽，而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我拿着报纸，找到林舒的时候，我们俩抱头痛哭。
我们等到了。
我们终于等到了。
1986年春天，我和林舒结婚了。
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亲人的祝福。
我们只是去民政局领了个证。
然后，我们在上海租了一间小小的房子，安了家。
那天晚上，我们拿出了一瓶“老白干”。
就是当年在红旗沟，李大栓拿出来的那种。
我们喝了很多。
我们聊起了红旗沟，聊起了打谷场，聊起了那个改变我们一生的夜晚。
“陈劲，”她靠在我肩膀上，脸颊微红，“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不是不小心睡着的。”
我愣住了。
“那天晚上，我看到你喝多了，一个人躺在麦秸垛上。我很担心你。我就……一直在旁边守着你。”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紧紧地抱着她，像是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
原来，从一开始，就不是意外。
是她，一直在守护我。
从那个夜晚，到以后漫長的岁月。
她一直都是我的光。
我的妻子，林舒，后来成了一名非常出色的外科医生。
她的手很稳，心很细，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而我，当了一辈子中学老师。
我教我的学生们语文，教他们背诵普希金的诗歌。
我告诉他们，要相信爱情，相信理想，相信未来。
我们有了一个儿子。
他很聪明，也很调皮。
他长大后，没有学医，也没有当老师。
他成了一名小提琴家。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未竟的梦想。
很多年后，我们都老了。
头发白了，脸上有了皱纹。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坐在阳台的摇椅上，晒着太阳。
我给她读报纸。
她靠在我身上，打着瞌睡。
就像很多年前，在那个打谷场上一样。
我放下报纸，看着她安详的睡颜。
阳光洒在她银色的发丝上，很温暖。
我突然想起，我们结婚那天，她问我的一个问题。
她问我：“陈劲，如果那天晚上，我们被发现了，你会怎么办？”
我想了很久，没有回答。
现在，我有了答案。
如果那天晚上我们被发现了，我会站出来，告诉所有人：
“是的，我爱她。”
我会牵着她的手，不管前面是 struggle session，还是 labor camp。
我都会陪着她，一起走下去。
因为我知道，这一生，我再也遇不到比她更好的姑娘了。
我轻轻地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光滑。
上面有岁月的痕迹，也有常年握手术刀留下的薄茧。
但依然很温暖。
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掌心。
这一握，就是一生。
来源：新鞋踏暖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