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李长林是中学历史老师，为人正直，常说＂教书育人，首先要自己正直＂。母亲是位温柔的家庭妇女，可惜在我十二岁那年因病去世。

＂七十岁了，还能再活多少年？我要离婚。＂话音落下，满屋亲戚寂静无声，饭桌上的筷子停在半空。

我，李秀芳，退休老教师，在自己七十大寿这天，当着全家人的面，宣布结束了与周国忠三十三年的婚姻。

婆婆手里的茶杯＂咣当＂一声落在桌上，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妈，您这是跟我们开玩笑呢吧？＂儿媳小声问道，眼神不安地在我和周国忠之间游移。

我摇摇头，看着周国忠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平静地说：＂没开玩笑，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我1953年出生在省城一个教师家庭。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

父亲李长林是中学历史老师，为人正直，常说＂教书育人，首先要自己正直＂。母亲是位温柔的家庭妇女，可惜在我十二岁那年因病去世。

从此，家里的油盐酱醋，鸡毛蒜皮，全落在了我的肩上。父亲含辛茹苦将我和弟弟拉扯大，自己的白发却一天天多了起来。

＂秀芳啊，你是个好孩子。＂这是父亲常对我说的话，每次说完，他都会用粗糙的手掌轻轻拍拍我的肩膀。

1971年，我响应号召去农村插队。黄土高坡上，我和同龄知青一起挥汗如雨，晚上挤在煤油灯下读书。那时候，＂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八个字，是我们这代人心中的信念。

1977年，高考恢复，我揣着用粮票换来的干粮，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座，回城参加考试。那种久违的兴奋和紧张，至今记忆犹新。

我考上了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如愿成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二十四岁那年，经同学介绍认识了当时在铁路局工作的张明，我们很快结婚，次年生下女儿小雨。

然而婚姻没能维持多久，张明在小雨五岁那年因公殉职，留下我孤儿寡母。那几年，我白天教书，晚上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小雨就在我身边安静地玩布娃娃。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小雨偶尔会这样问。

我只能抱紧她，用泪水湿润她稚嫩的小脸。

1986年，我与当时在国企任职的周国忠经人介绍相识。那时我已三十三岁，在市里最好的中学教语文，独自抚养着八岁的女儿小雨。

周国忠比我大五岁，是位令人尊敬的工程师，为人稳重，对我和女儿很好。他是那种典型的北方男人，不善言辞，但做事踏实。

第一次见面，他穿着笔挺的的确良衬衫，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见到我时局促地搓着手，像个害羞的大男孩。

＂秀芳同志，久仰大名。＂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那是一个充满变革的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单位里的同事纷纷＂下海＂经商，有人辞了＂铁饭碗＂去摆地摊，有人办起了小作坊。周国忠眼光独到，看准了建材市场，在朋友的鼓励下辞职创办了建材公司。

我们结婚那年，他刚起步，租了间不足二十平的门面。每天天不亮就骑着二八自行车去批发市场进货，晚上回来时满身灰尘。

我依然教书，每月四十多块钱的工资养家，还要照顾小雨的学习生活。他的生意慢慢有了起色，但最初的两年几乎没挣什么钱。

＂秀芳，再坚持坚持，会好起来的。＂周国忠常这样安慰我，手里却不忘记算着账本。

八十年代末的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啸，我穿着单位发的蓝色棉袄，戴着线手套，站在他那间冰冷的店铺里帮忙算账，小雨就坐在角落里写作业。偶尔有顾客进来，她会奶声奶气地叫一声＂叔叔好＂或＂阿姨好＂，逗得客人直乐。

晚上回家，我们住在单位分的四十平米的筒子楼里，一家三口挤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卧室。冬天屋里冷，我们就围坐在煤火盆旁，听着＂红灯记＂的唱片，小雨趴在桌上写作业，周国忠偶尔会递给她一块水果糖。

＂这孩子真懂事。＂他常这样夸小雨，眼里满是疼爱。

九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建材市场也逐渐兴旺起来。周国忠的生意红火起来，他开始雇了两个伙计帮忙。那年，他买下了第一套七十平米的商品房，添置了全套家具电器，还给小雨买了台收录机。

＂秀芳，咱们家总算有个像样的＇窝＇了。＂搬家那天，周国忠抱着一大箱东西，满头大汗却笑得合不拢嘴。

我依然每天早出晚归，教书育人，回家还要操持家务。学校里，我从普通教师做到了教研组长，每天批改作业到深夜是家常便饭。学生们都喜欢我的课，说我讲课有滋有味，像听评书一样。

周末，我会做一大桌子菜，有鱼有肉，还有周国忠爱吃的酸菜炖粉条。吃完饭，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西游记》，那时我们都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秀芳，你辛苦了。＂周国忠偶尔会这样说，递给我一杯热茶。

我总是笑笑：＂一家人，说什么辛苦。＂

1995年，周国忠的生意越做越大，从小店面发展成了建材批发商，开始从南方进货，生意范围扩大到周边好几个县。小雨也考上了重点大学，这个懂事的孩子选择了医学专业，说是要救死扶伤。

＂丫头，好好学习，以后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送她上大学那天，周国忠拍拍她的肩膀，眼圈有些发红。

随着生活条件好转，我们的生活圈子也开始扩大。周国忠忙着应酬，经常夜不归宿。而我，依然守着我的三尺讲台，守着我的学生和作业本。

有天晚上，周国忠喝得醉醺醺地回来，口袋里一沓钱掉了出来。他慌忙去捡，嘴里嘟囔着：＂没事，赢了点小钱。＂

我没多问，只是默默地帮他脱鞋，递上一杯醒酒茶。那时的我，还没意识到我们之间已经开始有了隔阂。

2000年左右，周国忠的建材生意已经做成了小有规模的公司，请了专业会计和秘书，办公室里摆了台大彩电和新式座机电话。他开始穿名牌西装，喷古龙水，头发也染成了时髦的褐色。

＂老周啊，你这是要变成＇万元户＇了吧？＂单位同事开玩笑地说。

周国忠笑着摆摆手：＂哪里哪里，小打小闹而已。＂

而我，已经做了教导主任，每天忙得脚不沾地。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少，他回家时我已经睡了，我起床时他还在呼呼大睡。

＂妈，您和爸最近怎么样？＂已经在医院实习的小雨偶尔会问我。

我只是笑笑：＂挺好的，你爸爸事业有成，是好事啊。＂

2005年，周国忠的公司已有了上千万资产，开始涉足房地产开发。我还在讲台上，做了副校长，带出了几届省重点高中上线的尖子生。学校里的年轻老师都喊我＂李老师＂，眼神里满是尊敬。

那年冬天，我正要办理内退手续，突然接到电话，说周国忠出了车祸。

我丢下手中的工作，直奔医院。周国忠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医生说情况不乐观，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国忠，你可不能有事啊。＂我握着他冰冷的手，泪水模糊了视线。

整整两个月，我寸步不离地守在医院。每天给他擦洗身体，喂药喂水，跟他说话。我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托人找了最好的专家。终于，周国忠脱离了危险。

然而，他苏醒后，却对我冷若冰霜。

＂水。＂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个字，语气冷漠，像对一个陌生人。

＂国忠，你感觉怎么样？＂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只是摇摇头，目光游离，似乎不愿多说一个字。

康复期间，我端屎端尿，日夜照料，他却连声＂谢谢＂都懒得说。护士们都夸我是好妻子，我只是笑笑：＂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曾以为是车祸后遗症导致他性情大变，直到一天晚上，我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机，屏幕亮起，我看到一条短信：＂国忠，你好些了吗？我好想你。＂发信人是＂小王＂。

＂小王是谁？＂我记得他公司有个姓王的女秘书，年轻漂亮，大学毕业不久。

他一把夺过手机，脸色阴沉：＂公司的事，你少管。＂

我没再多问，继续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可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淡，有时甚至带着轻蔑。

直到有一天，我在他西装口袋里发现一张照片，是他和那个年轻女秘书站在海边，笑得灿烂。照片背面写着日期，是他出车祸前一个月。

那一刻，我的心如坠冰窟。

＂果然是后遗症，记忆力大不如前了。＂我故作轻松地放下照片，可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切。

大病初愈后，周国忠提出让我搬到郊区别墅，说是空气好，对健康有益。我沉默答应了。那栋别墅很大很空，花园里种满了名贵花草，但却没有一丝生活的气息。

我每天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踱步，看着窗外的花草发呆。周国忠很少回来，偶尔回来也是匆匆离去。我们之间的对话，仅限于＂吃饭了吗＂、＂天气怎么样＂这类无关痛痒的话题。

那段日子，我仿佛活在真空里，喘不过气来。整个别墅犹如一座金丝笼，我被囚禁其中，孤独终老。

女儿小雨从国外学习回来看我，一进门就愣住了：＂妈，您怎么憔悴成这样？＂

＂没事，年纪大了，人都会老的。＂我勉强笑笑。

小雨看着我，眼里满是心疼：＂妈，您的眼睛没有光了。到底怎么了？＂

我终于忍不住，把这些年的委屈一股脑儿倒了出来。说完，我忽然感到一阵轻松，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妈，您为什么要忍？＂小雨握着我的手，声音哽咽。

＂为了家庭啊，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的尊严。＂我苦笑。

＂什么尊严？忍气吞声就是尊严吗？＂小雨激动地说，＂妈，您教了一辈子书，教别人做堂堂正正的人，可您自己呢？＂

她的话像一记惊雷，炸醒了我沉睡已久的心。是啊，我究竟在坚持什么？是对婚姻的忠诚，还是对自己的辜负？

七十岁生日那天，我决定不再沉默。当着全家人的面，我说出了憋在心里多年的话：＂我要离婚。＂

周国忠先是一愣，继而冷笑：＂你疯了吧？这把年纪了，闹什么离婚？＂

＂就因为这把年纪了，所以我更不想浪费剩下的时间。＂我平静地说。

＂你能得到什么？别墅？钱？＂他讥讽道。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自由。＂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屋子里鸦雀无声，连婆婆也不知该如何反应。最终，是小雨打破了沉默：＂爸，您尊重一下妈妈的决定吧。＂

办理离婚手续那天，我穿了件浅蓝色的毛衣，那是我退休时学生们送的礼物。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身上，温暖而明亮。

意外的是，在民政局门口，我碰到了老班长方志明。他退休后在社区当主任，恰好来办事。看到我和周国忠的样子，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秀芳啊，你等一下。＂方志明拉住我，从包里掏出一个旧盒子，＂这个东西，我想你应该看看。＂

那是一个老式的铁皮文具盒，上面还贴着＂为人民服务＂的标签。打开一看，里面竟是周国忠早年的日记。

＂这是...＂我疑惑地看着方志明。

＂前些日子单位老房子拆迁，收拾东西时发现的。＂方志明解释道，＂我本想还给老周，但又觉得你可能更需要看看。＂

翻开泛黄的纸页，1990年那段文字刺痛了我的眼睛：＂娶秀芳是正确的，她温顺能干，是最合适的贤内助。将来事业有成，再寻觅真爱不迟。＂

再往后翻，1997年的一页写道：＂秀芳像一把老黄牛，任劳任怨，但缺乏时尚感和事业心。小王多有见识，谈吐不凡，与她相处如沐春风。＂

2003年的记录更是直白：＂若非顾及面子，早就与秀芳分道扬镳。且忍耐几年，待她退休后再做打算。＂

一行行字迹，记录着他这些年来的真实想法。我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只觉得一切都明朗了。

＂谢谢你，老班长。＂我合上日记本，心如止水。

方志明拍拍我的肩膀：＂秀芳，你是个好人，应该为自己活一回。＂

离婚手续办完，周国忠似乎松了口气，匆匆离去，连头都没回。我站在民政局门口，看着初冬的阳光，忽然觉得无比轻松。

＂妈，我们回家吧。＂小雨挽着我的手臂，眼里满是心疼和爱意。

回到家，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准备搬回父亲留下的老房子。那是一栋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砖瓦房，虽然简陋，但承载着我最美好的记忆。

记得父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秀芳啊，无论生活怎样变，莫忘本心。有些东西，钱买不来，也换不来。知足常乐，莫要虚度此生。＂

小雨要留下来陪我，我摇摇头：＂你有自己的生活，妈没事的。＂

＂妈，您活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活活了。＂小雨抱着我，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襟，＂您不是常说，人这一辈子，要对得起良心吗？＂

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搬回老房子后，我重新找回了久违的平静。每天清晨在附近的小公园散步，和邻居大妈们一起跳广场舞，下午去社区老年大学学习书法。晚上，我坐在院子里看书，听着蝉鸣虫叫，别有一番滋味。

一个月后，退休教师联谊会上，我见到了许多老同事。他们听说我离婚的消息，都很惊讶。

＂秀芳啊，你可真勇敢。＂语文组的张老师感慨道。

＂不是勇敢，是想通了。＂我笑着回答。

昔日学生刘建国已是市教育局长，特意来看我。他举杯说：＂李老师，您教我们做人要有骨气，做事要有原则。这么多年，您自己也做到了。我们都以您为荣。＂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阵温暖。

小雨每周都会来看我，带着她五岁的女儿小荷。小荷喜欢听我讲故事，特别是那些关于知青岁月的往事。有时候，她会奶声奶气地问：＂外婆，为什么你的眼睛现在亮亮的？＂

我只是笑笑，摸摸她的小脑袋：＂因为外婆现在很幸福啊。＂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生活简单而充实。偶尔会在老同学聚会上听到周国忠的消息，说他和那个小秘书结婚了，又说他生意失败了，欠了一屁股债。这些，都与我无关了。

如今，我搬回了父亲留下的老房子，每天清晨在江边散步，下午帮小雨接送孙女放学。我开始学习做糖醋排骨，做红烧鲤鱼，那是小荷最爱吃的。晚上，我和邻居老姐妹们一起听评书，聊聊家长里短，说说笑笑中，时光静好。

有人问我后悔吗？我摇摇头。那三十三年的婚姻，给了我女儿，也给了我成长。如今的我，终于明白，人活这一辈子，不必讨好所有人，不必委屈自己。七十岁的我，终于学会了对自己好一点。

余生很短，只愿对生我的和我生的好。这份简单，才是我想要的幸福。

＂外婆，我爱你。＂小荷每次离开时都会这样说，然后踮起脚尖，在我脸上印下一个稚嫩的吻。

这一刻，我知道，我的人生，已经圆满。

来源：DonnaPe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