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注意到，在草书类作品的评审过程中，江苏作者赵振和北京作者王浩的作品，其得分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而草书类50万元的大奖作品，似应在延志超、赵振、王浩三者投稿作品的互相较量中产生。

“中国书法大厦杯”草书类50万元大奖作品

举贤不避亲与回避机制

文/长安居

“中国书法大厦杯”书法大赛的品牌、广告效应在继续发酵、升温，今天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

继四川书家谢兴华先生的行书作品荣膺50万元大奖后，草书类作品的50万元大奖刚刚产生，北京青年书家延志超先生有幸折桂。在此先向他表示诚挚祝贺。

我注意到，在草书类作品的评审过程中，江苏作者赵振和北京作者王浩的作品，其得分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而草书类50万元的大奖作品，似应在延志超、赵振、王浩三者投稿作品的互相较量中产生。

从我个人的视角观照，延、赵、王三位作者，延志超作品的创作能力明显优于赵、王两者，王又胜于赵，他们三者投稿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下优劣比较直观。延志超最后能荣膺草书类作品的50万元大奖，客观而言，当为实力使然，同时也体现出草书类作品评委整体的专业水平。

唯一遗憾的是，延志超是草书类作品评委张旭光先生的学生，即便延志超的作品达到获奖水准，也难免授人口实，由此我又联想到传统社会中的“举贤不避亲”文化。

在进入现代社会后，“避亲”与“徇私”通常是尖锐对立的，延志超荣膺大奖的消息面世后，之所以马上引发巨量级争议，其原因正在于此。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说，本次大赛的草书类评委，特别是张旭光先生，如果因为担心被舆论非议，而违心把涉及专业尊严的关键性选票，投给了自己并不认可的作品，岂非以表面化的公正遮盖了实质性的不公？因此，在艺术作品的评审中，最应聚焦的是哪一件作品属于真正的“贤”，而非拘泥于“避亲”，否则注定会堕入到舍本逐末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反影响了本次大赛作品评奖的公正。

“举贤不避亲”在传统文化的体系里，是一个正面的内容，以至于在历朝历代还玉成了无数佳话。然而果欲做到既不“避亲”，又能“举贤”，必须具备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即外部监督机制的配套。所幸的在于，本次大赛的所有评选过程均以网络直播的方式，完全裸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本次大赛组委会这种对评委既信任又监督的做法，显见能在最大程度上限制、制约了“举贤不避亲”不走向反面。事实证明，草书类作品的评奖结果，的确没有走向“举贤不避亲”的反面。

但是，我仍要说，与“举贤不避亲”相比，作为现代社会文明内容重要组成的“回避机制”，要远远胜于传统意义上的“举贤不避亲”。

无论在司法实践，抑或在学术艺术评奖的实践中，“回避机制”都是保障公平公正的一道重要屏障。我们都知道，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每个人都有私心，每个人的私心又会受到个人感情好恶的支配，正基于此，在现代文明社会才会看重、强调“回避机制”的重要作用。

书法评奖活动中的评委一如法庭上的法官，评委会全体成员如能自觉执行“回避机制”，首先保证了评委身份的中立性。假如评委和参评作者之间是亲密的情人关系，免不了难以保证自身感情与评审公正之间发生各种冲突，进而使得评奖结果失去了公正性和可信度。

再有，凡书法评奖活动如能严格执行“回避机制”，可以增加评审结果的公信力。公正评审是书法评奖活动的基础，而一个书法奖项权威性的塑造，更需要通过具体的评审行为来实现。设若评委在评审中未能执行“回避机制”，纵然是做到了中正无私地评审，也会引来公众的如潮质疑，以致于书坛公众对于评奖结果的信任受损。因之，在一场书法评奖活动的始终，整个评委会主动严格执行“回避机制”，一方面有利于评委得以承担起维护评奖公信力的责任，与之同时，又能使得这一评奖奖项的权威性得到广泛认同。

延志超的草书作品荣膺50万元大奖实至名归，但身为乃师的张旭光先生因未能执行“回避机制”，又是本次大赛草书类作品评奖程序中存在的最大缺憾。有关书法作品评审中“回避机制”的确立与实践，则有待中国书法大厦日后以补阙如。

把“举贤不避亲”和“回避机制”并置较量，显然后者更符合现代文明的潮流，“中国书法大厦杯”书法大赛是当代书坛文明潮流的引领者，书法评审自觉执行“回避机制”之零的突破，一定由她首开风气。

于此一项，我有足够的信心。

来源：书法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