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首诗，通篇口语，嘲讽“吝啬鬼”——《诗经·山有枢》鉴赏

《国风·唐风》中的《山有枢》一诗，以其通篇晓畅的口语、层层递进的结构和辛辣入骨的嘲讽，将一个“吝啬鬼”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全诗分为三章，每一章都以山野草木起兴，引出对主人公——那位富而不享、拥而不用的“子”的诘问与规劝，最终以一句“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的冷峻预言作结，读来令人警醒，又不禁莞尔。这

首诗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劝世文”之一，更是一面映照人性弱点的镜子，其艺术魅力与思想深度，跨越千年，至今依然熠熠生辉。

一、即物起兴，意在言外

《诗经》的艺术手法中，“赋、比、兴”三者并称，“兴”更是其中最富于诗意与想象的法门。所谓“兴”，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山有枢》的每一章都以“山有某木，隰有某木”的句式开篇，堪称“兴”法的典范之作。

首章“山有枢，隰有榆”，次章“山有栲，隰有杻”，末章“山有漆，隰有栗”，诗人信手拈来，将山坡与洼地中生长的枢（刺榆）、榆、栲（臭椿）、杻（菩提树）、漆、栗等寻常树木置于读者眼前。

这些树木，无论是高山之上，还是湿地之中，都各自遵循着自然的法则，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将生命力尽情地舒展于天地之间。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蓬勃、自在、为我所用的生命状态。

然而，诗人笔锋一转，立刻将这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象与主人公“子”的死气沉沉形成鲜明对比。山间的树木尚知向阳而生，洼地的草木亦懂顺时而长，而这位拥有万贯家财的“子”呢？他却将自己的生命与财富牢牢禁锢，形同枯木。

这种起兴手法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并非简单的景物铺陈，而是建立了一种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

自然万物的“为我所用”与“子的“为物所役”形成了强烈的反讽。山川林木尚能各得其所，尽其天年，而人，作为万物之灵，却被财物所累，活得如同行尸走肉，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悲哀与荒诞吗？

这种“意在言外”的艺术效果，使得诗歌的讽刺意味更加浓厚。它不像后世某些讽刺作品那样直白地进行道德说教，而是通过一种冷静的、旁观的视角，将自然之理与人事之愚并置，让读者在对比中自行体味其间的深意。

正如后人所言：“山川自悠远，世故多乖忤”，《山有枢》正是借山川草木的自在，反衬出那个被财富扭曲了人性的吝啬鬼的可悲与可笑。

二、铺陈排比，淋漓尽致

《山有枢》在结构上采用了重章叠句、反复咏唱的形式，通过铺陈排比的手法，将吝啬鬼的“守财奴”嘴脸描摹得淋漓尽致。每一章都遵循着“子有XX，弗XX弗XX”的句式，如同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将讽刺的力度层层推向高潮。

第一章，诗人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入手：“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华美的衣裳，不是用来装点仪容、蔽体御寒，而是被束之高阁，压在箱底；良驹豪车，不是用来驰骋四方、代步省力，而是在马厩中闲置到老。衣、马，这些在古代社会既是生活必需品，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拥有它们却不使用，其行为之怪诞，跃然纸上。

第二章，讽刺的范围从个人生活扩展到家庭环境与精神生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宽敞的庭院房舍，本应是安身立命之所，他却任其蛛网密布，尘埃遍地，毫无生活情趣可言。

钟鼓之乐，是古代贵族宴飨、祭祀时必不可少的精神享受，他却让其蒙尘喑哑，从未敲响。这不仅是物质上的吝啬，更是精神上的贫瘠。一个连自己的居所都不愿打理，连基本的娱乐都舍不得享受的人，其内心世界的荒芜可想而知。

第三章，诗人将矛头直指其对于生命本身的辜负：“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面对美酒佳肴，诗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问：为何不日日弹瑟，开怀畅饮，用快乐来度过这有限的生命呢？这一问，不仅是对吝啬鬼的直接规劝，更是对一种积极、乐观人生态度的倡导。

与前两章“弗……弗……”的否定句式不同，此处的“何不……”的反问句式，以及“且以喜乐，且以永日”的感叹，使得诗歌的情感由冷峻的嘲讽转向了带有惋惜与劝诫意味的慨叹，深化了诗歌的主题。

这种铺陈排比的写法，通过反复的咏叹和层层递进的内容，不仅将吝啬鬼的形象塑造得丰满而立体，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音乐感和节奏感，使得讽刺的效果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让听者（读者）在琅琅上口的诵读中，深刻感受到那种“富有的贫困”是何其荒谬。

三、口语入诗，通俗犀利

《诗经》中的许多作品，特别是“国风”部分，都来源于民间歌谣，其语言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气息。《山有枢》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全诗几乎通篇使用口语，浅白如话，却又蕴含着无穷的张力与锋芒。

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艰涩的典故。“衣裳”、“车马”、“廷内”、“钟鼓”、“酒食”，这些都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物品。“曳”、“娄”、“驰”、“驱”、“洒”、“扫”、“鼓”、“考”，这些动词也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行为。正是这种朴实无华的语言，使得诗歌的讽刺显得尤为真实可感，仿佛就是邻里之间对某个怪人的议论，亲切而又一针见血。

这种口语化的特征，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传播力与生命力。它可以被士大夫阶层在宴饮时传唱，作为一种“劝诫”或“清谈”的材料；也可以被平民百姓在田间地头吟咏，作为对为富不仁者的辛辣嘲讽。语言的通俗性，打破了阶层的壁垒，使得诗歌的思想内涵能够被最广泛的人群所理解和接受。

更重要的是，这种口语风格与诗歌的讽刺主题完美契合。对于一个沉迷于物质占有而丧失生活情趣的吝啬鬼，任何高深的哲理说教都可能是对牛弹琴。而这种直白、朴素、甚至略带粗粝的语言，就像一面未经打磨的铜镜，直接照出了他灵魂的丑陋与贫乏。当诗人用最简单的话语问出“何不日鼓瑟”时，其背后蕴含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哲理，反而因其表达的朴素而显得更加震撼人心。

四、世情百态，警钟长鸣

《山有枢》所讽刺的“吝啬鬼”形象，并非只是先秦时代的一个特例，而是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一个经典“母题”。这首古老的诗歌，可谓为后世的“吝啬鬼画廊”拉开了序幕。

从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家有名贵的李子，出售时却要“钻其核”，生怕别人得了好种；到《儒林外史》中，临死前还因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而迟迟不肯咽气的严监生，这些文学形象无不闪烁着《山有枢》中那个“子”的影子。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占有欲极强，而享受欲极低；将财富视为生命的唯一目的，却最终被财富所奴役，成为了金钱的囚徒。

正如元杂剧《看钱奴》中的贾仁，临死前嘱咐儿子用喂马槽做棺材，甚至为了不弄坏自家的斧子，要儿子去借别人家的斧子来将自己的尸身砍断，其荒诞与可悲，与《山有枢》的讽刺精神一脉相承。

《山有枢》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嘲笑个人的品行缺陷，更是在探讨一个关乎人生价值的根本问题：人与财富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财富是实现幸福生活的工具，还是禁锢人性的枷锁？诗中三致意焉的“宛其死矣”，如同一声声沉重的警钟，敲打着每一个为物所役的灵魂。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你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衣物，别人穿上正高兴呢。“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你一辈子舍不得享受，留下的家业，别人占有了正快活呢。“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你一辈子辛苦聚敛，造好的房舍，别人住进去了。

这三句冷酷的预言，以一种近乎残忍的真实，揭示了守财奴最终的命运——自己的一生在毫无意义的积累中耗尽，而其成果则尽为他人所享。这种结局，无疑是对其人生选择的最大讽刺。清代吴敬梓在描写其家族争产时，友人便引用“他人入室考钟鼓”的典故来形容其财产被侵夺的惨状，足见《山有枢》一诗影响之深远。

五、乐天精神，千古回响

虽然《山有枢》以讽刺为基调，但其内核却并非消极颓废。在辛辣的嘲讽背后，我们能清晰地听到一种豁达、乐观、劝人及时行乐的生命强音。尤其是第三章的“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几乎可以视为中国早期“乐天思想”的宣言。

这种思想，与道家“齐生死，等贵贱”的超脱不尽相同，也不同于后世文人因仕途失意而产生的“人生苦短”的悲观滥调。它是一种源于民间、植根于土地的、对生命本身的朴素热爱。它告诉我们，生命是有限的，光阴是易逝的，与其在无尽的忧虑和积累中耗费生命，不如在每一个当下，尽情地享受生活所赋予的美好。

这种精神在后来的中国古典诗词中得到了广泛的回响。从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慷慨悲凉，到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豪迈奔放，再到苏轼“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旷达与超然，无不体现着对“且以喜乐，且以永日”这一生命哲学的认同与发扬。

《山有枢》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两千多年前，就以最质朴的语言，提出了这一永恒的人生课题。它告诫世人，真正的富有，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享受了多少；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积累财富的数量，而在于体验生命的过程。这首通篇口语的古老诗篇，以其对吝啬鬼入木三分的刻画，和对乐天精神的热情讴歌，跨越了历史的尘烟，至今仍能引发我们深刻的共鸣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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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锅哥文化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