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的钱理群仍在“较真”：谁创造的文化，就该由谁来讲述

摘要：初冬的贵州安顺，山色苍茫。11月12日下午4点，西秀区秀水村木当组的一方院坝里，86岁的钱理群坐在轮椅上，身着深蓝羽绒衣，头戴呢帽，颈间系着红棕交织的格纹围巾——这是他为动静新闻访谈特意准备的“造型”。

初冬的贵州安顺，山色苍茫。11月12日下午4点，西秀区秀水村木当组的一方院坝里，86岁的钱理群坐在轮椅上，身着深蓝羽绒衣，头戴呢帽，颈间系着红棕交织的格纹围巾——这是他为动静新闻访谈特意准备的“造型”。

他笑着说，如今他对吃、穿、玩颇为讲究，将这些视为可沉浸其中的生活美学，是“回归内心”的方式。

可话锋一转，说到屯堡文化，他的神情立刻严肃起来：“文化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源，但绝不能让经济收益被外来投资者和经营者独占。”

钱理群的晚年呈现出奇妙的张力：一边从容享受生活细节之美，一边从未放下对“始终把文化研究重心，放在对人的关注上”的执守。

自11月6日抵达贵州，连续几天，钱理群因各种文化活动奔波于贵阳、安顺两地。每次面对早早就等着的读者、记者和当地文化友人，他都彬彬有礼地说：“抱歉，让你们久等了。”访谈开始前几小时，他还在安顺学院参加了新书《认识脚下的土地》分享会。赶回木当已是午后，友人杜应国老师硬是“抢”出一个多小时，让他小憩。

巧合的是，他刚从屋内出来，原本阴沉的天竟忽然放晴，暖意融融。几只飞鸟掠过斜阳，结伴归巢，恰是陶渊明笔下“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景致。

这场文化“翻身仗”，从“被描写”到“自己写”

这趟回贵州，钱理群看了一场安顺地戏。

锣鼓一响，武将戴上面具登场，步伐沉稳如踏山河。钱理群看得几乎要流泪：“屯堡人身上有种特别的精神气质，野性、血性。”

600年前，明王朝调北征南，大批军户南下戍边，在贵州的山坳里扎下根来。曾是帝国的刀锋，后来成为耕读传家的乡民。身份变了，但那种对家国、对社群的责任感，却一代代传下来。

钱理群认为，这正是屯堡文化最值得深思之处：它将宏大的国家意志，悄然转化为地方性的伦理秩序。朝廷的律令、军队的纪律、儒家的礼制，在黔中山区落地生根，长成了祠堂里的香火、地戏中的忠义、族谱上的训诫。

正因如此，他对当下屯堡文化研究中“本地人缺席”的现象深感不安。

“屯堡文化是谁创造的？是屯堡老百姓。”钱理群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回避的坚持。

这种坚持，早已付诸行动。多年前，他联合安顺本地六代学者，推动编纂《安顺城记》，一部由贵州人自己书写的地方史志。

这是对一个困境的回应。贵州人曾长期处在“被描写”的状态。主流话语中，常被简化为“偏远”“落后”“神秘”等符号，由外来者书写、定义、消费。

七卷本、数百万字，从方言到建筑，从民俗到教育，全是“贵州人写贵州事”的自觉尝试。2021年书成，连北京大学都为此召开全国研讨会，来自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的顶尖学者，皆给予极高评价。

这意味着，贵州人不仅实现了“自己描写自己”，还赢得中国最高学术界对地方文化自主叙事的认可。

同样，在谈及屯堡文化的研究与发展时，钱理群反复叮嘱：“千万别忘记了屯堡人。”

2025年屯堡文化大会上，已有学者发出呼吁：下一次研究，必须请屯堡人“出来说话”。钱理群对此深表赞同。他始终认为：“屯堡文化是屯堡老百姓自己创造的；他们理应是我们关注的核心，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钱理群说，屯堡文化、地方文化乃至民间思想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让创造它的老百姓从中获益。

“沉下去”的人生，正是鲁迅说的那条路

研究鲁迅数十载，晚年的钱理群却更愿意向年轻人推荐“冷门”短文《导师》。

读起来，竟像是刚为当代青年写下的。

“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与青年“躺平”“内卷”“突围”的状态惊人地呼应。

在钱理群看来，这篇百年前的文字，恰恰戳中了当代人的精神痛点：在信息爆炸中迷失方向，个体努力却孤立无援，渴望意义却找不到共同体。

鲁迅早已预见，并对那些“要前进的”，指出一条既务实又充满希望的路径——不依赖权威，不迷信自我，在彼此联结中摸索前行。

“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一时找不到路，就睡一觉，躺平是有意义的。”钱理群风趣地解读，“睡醒了，再找一条似乎可以走的路。”

他其实已亲身走过那条“先睡一觉，醒来再试”的路。

这条路的起点，藏在贵州的山野与人群之中。

“21岁到了贵州，待了18年。39岁时离开贵州。”每次说起过去，钱理群都仿佛回到那个穿着中山装、在安顺卫校讲台上教语文的青年教师时代，“像做梦一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立之年的钱理群，沉浸在贵州的真山、真水里，意外地获得了某种精神的澄明。

某天深夜，他独自跑到娄家坡水库边，月光洒在静谧的湖面。忽然灵感涌动，他当场写诗作画，“不能将其苦难理想化或绝对化。”他说，“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是种天赋。

更让钱理群念念不忘的，是“真人”。

在那个普遍怀疑知识价值的年代，他在黔中腹地遇见了不少默默坚守做学问的人。“我们遭遇相似的困境，但都有理想。”钱理群说，当时把做学问当作人生追求，是很少见的。

正是这群“少见”的人，同他一道守护着思想的火种。

他不仅在学校与学生深夜讨论文学与人性，还“沉下去”，去田间地头和农民同吃同住，在车间记录工人的日常，在军营里听退伍兵讲述边境往事，甚至在街头巷尾与那些被主流叙事排除在外的“边缘人”，包括地痞流氓都有过交集。

“真正认识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有什么特点，我是从贵州开始的。”钱理群说，回到北京后，每当他遇到困惑，都会回到贵州来寻找新的灵感，“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从贵州出发到北京的，走向全国，甚至走向全世界。”

卸下面具，把晚年过成一场好玩的创造

“大家将我摆在最突出的地位，我心里感到不安。”钱理群常自省。

面对媒体聚光灯与年轻一代的敬仰，他保持着近乎固执的清醒：“别沉醉在别人对你的赞扬和吹捧当中。”

比这思想更动人的，是他对衰老与遗忘的坦然接纳。

来贵州前，钱理群常住在北京的泰康燕园养老院，过着规律得近乎诗意的日常：早上8点起床，9点打针，随后由护工阿姨推着轮椅，在园中“逛公园”1个多小时——有太阳就晒太阳，没太阳就躲阴凉。下午再锻炼1个半小时。一天户外3小时、写作3小时，花4小时看电视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不以批评家身份，就图个好玩好笑”，然后休息，大约睡10到12个小时。

“老年人一天能在户外待3小时，是很罕见的。”他略带得意。

这种“边玩边写、以玩为主”的生活哲学，是钱理群对晚年生活最主动的选择。

养老院带给他的最大礼物，是“什么都不是了”。

“就是个老头。”钱理群说，“作品、身份、地位、影响力……都不重要了。中青年时代，我们是戴着面具活着的，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被角色框定。到了这儿，全卸下来了。”

这种“卸妆”之后的生命裸裎中，他依旧保持好奇心，保持想象力。

他们那代人，不管现实多困难，心里总有对美好未来的想象，还有“会玩”的能力。

“这都是你们年轻人羡慕的地方。”钱理群常跟城市里的家长建议，寒暑假时，带孩子到乡下去，让他们在田野里疯跑。在他看来，贵州恰恰拥有这种自然优势——山野辽阔、溪流清澈、草木丰茂，孩子在这里奔跑、攀树、捉虫、看云，不单纯是体验生活，而是“回归自然”“回到生活本身”。

自然，是需要主动进入、持续对话的存在。

“要自觉地去发现自然的美。”他举例说，一棵树，早晨看是什么样子？下午又是什么样子？刚才天气阴沉，它沉默灰暗；现在一放晴，枝桠忽然有了轮廓，叶子也亮了起来。

在养老院，钱理群结识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两人一见如故：金波创作，钱理群写点评。“圆了我的儿童文学梦。”他乐呵呵地说，“想做的梦都实现了，而且还有新的创造。”

他告诉记者，他常向来访的朋友展示两张照片：一张是他4岁时在重庆大石桥桥墩上拍的，一个圆脸憨笑的小孩；另一张是80岁后在养老院拍的，皱纹纵横却眼神明亮的老头，“从可爱可笑的小孩，到可爱可笑的老头。我觉得这一生足够了。”

记者：李思瑾李忠仝杨智桦张珀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