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姨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正在给我妈新买的摇椅上拧最后一颗螺丝。

二姨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正在给我妈新买的摇椅上拧最后一颗螺丝。

手机在木地板上嗡嗡地震，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甲壳虫，震得我心里也跟着发毛。

我妈正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从厨房出来，看见我手忙脚乱地接电话，她笑了笑，把果盘放在茶几上，又体贴地把声音很响的电视按了静音。

“喂，二姨。”我把螺丝刀叼在嘴里，含混不清地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有五秒钟，只有一阵阵粗重的呼吸声，像是刚跑完八百米。

“你是不是每个月给你妈两千块钱？”

二姨的声音又尖又细，像一根冰冷的钢针，毫无征预地就扎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愣了一下，把螺丝刀从嘴里拿下来，“是啊，怎么了？”

这事儿也不是什么秘密。我工作稳定了，收入还行，给我妈点零花钱，让她买点自己喜欢吃的，或者跟老姐妹们出去旅游不用省着，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怎么了？”二姨的声音陡然拔高了八度，像被人用开水烫了一下，“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在害你妈！”

我彻底懵了。

害我妈？我给我妈钱，怎么就成了害她？这是什么逻辑？

“二姨，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不明白？我让你明白！”二-姨在电话那头几乎是吼出来的，“我告诉你，立刻！马上！把那钱给你停了！以后一分钱都不许再给你妈！不仅如此，你最好也少跟她来往！不然的话……”

她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不然的话，我就当没她这个姐姐！”

嘟嘟嘟。

电话被挂断了。

我举着手机，脑子里一片空白，像被塞进了一团浸满冰水的棉花，又冷又涨。

客厅里很安静，静得能听见墙上石英钟秒针走动的“咔哒”声，一下，一下，敲在我的心上。

我妈看着我，眼神里有些担忧，也有些躲闪。

“你二姨打来的？”她轻声问，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elen的颤抖。

我点了点头，心里乱糟糟的，把刚才那通莫名其妙的电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越想越觉得荒唐。

“她……是不是说钱的事了？”我妈的目光垂了下去，落在自己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上。

“妈，二姨这是怎么了？我给您点零花钱，怎么就惹着她了？还说什么……要跟您断绝关系。”我实在是想不通。

我妈没说话，只是拿起一块西瓜，默默地啃着。

夏天的西瓜，应该是甜的，可我看着我妈的侧脸，却只感到一阵说不出的酸楚。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眼角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深深刻在那里。她这辈子，好像就没怎么舒展过眉头。

“妈，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她摇了摇头，把西瓜皮放在垃圾桶里，又拿起一块，递给我。

“别想那么多了，你二姨就是那个脾气。快吃瓜，这瓜甜。”

她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可我看得出来，她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节捏得发白。

她总这样，什么事都自己憋在心里，像一个蚌，把所有粗粝的沙石都自己裹起来，慢慢磨，从不肯让我看见里面的伤。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二姨那几句尖利的话，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

“你是在害你妈！”

“断绝关系！”

为什么？

我从小就知道，我妈和二姨的感情，算不上亲密。二姨家的条件比我们家好太多，姨夫是单位的领导，表妹从小就穿着漂亮的公主裙，弹着钢琴。而我们家，爸爸走得早，是我妈一个人，踩着一台老式的蝴蝶牌缝纫机，一针一线地把我拉扯大。

记忆里，二姨偶尔会来我们家，但每次都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她会捏起我妈刚做好的衣服，撇撇嘴说：“这料子不行，太糙了。”又或者看看我们家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感叹一句：“姐，你这日子过得也太苦了。”

我妈从来不反驳，只是笑笑，给她倒一杯热茶。

可即便如此，那也是姐妹。血浓于水，怎么会因为区区两千块钱，就闹到要断绝关系的地步？

这里面一定有事，一件我不知道的，被我妈深深埋藏起来的事。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请了假。

我决定去二姨家一趟。我想当面问个清楚。

二姨家住在市中心一个高档小区，绿化很好，安静得像个公园。我站在她家那扇厚重的防盗门前，深吸了一口气，才按下了门铃。

开门的是表妹。她看见我，有些惊讶，但还是客气地让我进去了。

“哥，你来了。”

二姨正坐在客厅的真皮沙发上敷面膜，看见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客厅里开着冷气，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昂贵的香薰味道，和我妈家里那股淡淡的肥皂味截然不同。

“二姨，我来是想问问昨天电话里的事。”我开门见山。

二姨缓缓地把脸上的面膜揭下来，露出一张保养得很好的脸，虽然已经快六十岁了，但看起来比我妈年轻至少十岁。

她把面膜纸扔进垃圾桶，慢条斯理地擦了擦手，才抬眼看我。

“问什么？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她的语气里充满了不耐烦。

“我不明白，我孝顺我妈，天经地义，怎么就碍着您了？”我的火气也有点上来了。

“孝顺？”二姨冷笑一声，那笑声像玻璃划过砂纸，刺耳极了，“你管那叫孝顺？你那是往你妈的伤口上撒盐！你那是提醒她，她这辈子有多失败，有多可怜！”

伤口？失败？可怜？

这些词像一把把小刀，扎得我心口生疼。我妈在我心里，是世界上最坚强、最伟大的母亲，她用她瘦弱的肩膀撑起了我的整个童年，她怎么会是失败的？

“二姨，请您说话尊重点。我妈她不欠任何人的。”

“她不欠别人的，她欠我的！”二姨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她欠我的，一辈子都还不清！”

客厅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表妹赶紧过来拉住她，“妈，你少说两句。”

“你给我走开！”二姨甩开表妹的手，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里，有愤怒，有怨恨，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痛苦。

“你回去问问你妈，二十年前，红星纺织厂的那个招工名额，是怎么回事！你问问她，那台缝纫机底下，埋着的是什么！”

说完，她就指着门口，对我下了逐客令：“你走！我不想再看见你！也别再让你妈出现在我面前，我看见她就恶心！”

我几乎是逃一样地离开了二姨家。

电梯里光亮的镜面，映出我苍白的脸。

红星纺织厂？招工名额？

这些词对我来说太遥远了，像上个世纪的旧报纸，泛黄，模糊。

但我知道，这一定就是问题的关键。

我回到家，我妈正在阳台上侍弄她的那些花花草草。她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里，被拉得很长，显得那么单薄。

我走过去，从背后轻轻抱住她。

“妈。”

她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下来。她拍了拍我的手。

“回来了？吃饭了吗？”

“妈，我今天……去见二姨了。”

她的身体又是一僵。这次，过了很久，都没有放松。

“她……都跟你说什么了？”她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

“她说……红星纺织厂，还有一个招工名额。”我盯着她的侧脸，不想放过任何一丝表情的变化。

我妈的肩膀，微不可察地垮了下去。

她转过身，避开我的目光，走到客厅，坐在那张我新买的摇椅上，慢慢地摇着。

屋子里没有开灯，光线一点点暗下去，把她的身影和那台老旧的缝纫机，一起吞噬在越来越浓的暮色里。

那台缝纫机，就放在客厅的角落里，盖着一块蓝印花布。它太老了，老得像个沉默的老人，见证了我们家所有的时光。

我童年的记忆里，总是充满了“咯吱咯吱”的踩踏声，和“哒哒哒哒”的机针声。我妈就是坐在那台机器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一匹匹布，变成一件件衣服，也把我的学费、生活费，一针一线地缝了出来。

“妈，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我走到她身边，蹲下来，仰视着她。

她没有看我，目光空洞地望着前方，仿佛穿透了眼前的墙壁，看到了很远很远的过去。

“都过去了。”她良久才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化不开的疲惫。

“过不去！”我固执地说，“二姨说您欠她的，您到底欠她什么了？妈，我不想看您受委屈，更不想我们一家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生分了。”

我的话，似乎触动了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她的眼圈，慢慢地红了。

一滴泪，顺着她眼角的皱纹，悄无声息地滑落下来。

“不委屈。”她摇了摇头，抬手擦掉眼泪，声音沙哑，“是我……对不起她。”

那个晚上的风，很轻，很柔，像一只手，撩开了尘封二十多年的往事。

我妈的声音，也很轻，很柔，像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我妈和我二姨，都还是二十出头的大姑娘。她们俩都是纺织厂的临时工，但手艺却是厂里公认最好的。

我妈擅长裁剪缝纫，任何复杂的样式，到她手里，都能做得服服帖帖。

我二姨呢，擅长设计和画样，脑子活，想法多，画出来的样子总是最新潮、最大胆的。

那时候，外婆还在。外婆是个很强势的女人，而且，她偏心。

她偏心那个嘴甜、会来事、长得也更漂亮的小女儿，也就是我二姨。

“你姐那个人，就是个闷葫芦，锯嘴的锯子，一棍子打不出个屁来。将来能有什么大出息？你不一样，你机灵，将来肯定能干大事。”

这是外婆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我妈听了，从来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干活。她把所有的心事，都缝进了那些布料里。

那一年，市里举办了一个青年服装设计大赛，一等奖的奖励，是红星纺织厂的一个正式工招工名额。

在那个年代，一个正式工的名额，就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一辈子的保障。

整个纺织厂的年轻人都疯了。

我妈和我二姨，自然也报名了。

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名额，不是落在我妈头上，就是落在我二姨头上。她们俩，是厂里最顶尖的两个人。

二姨为了这次比赛，豁出去了。她托人从上海买来了最新的服装杂志，没日没夜地画设计稿，稿纸堆了厚厚一摞。

我妈也没闲着。她把自己攒了很久的钱拿出来，去布料市场，买了一块当时最时兴的香云纱。那是一种很贵的料子，在阳光下会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流动的墨。

她想给自己做一件旗袍。她觉得，没有什么比旗袍更能体现一个女人的身段和气质了。

比赛的前一个星期，二姨的设计稿，终于定稿了。那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连衣裙，融合了西式的泡泡袖和中式的盘扣，大胆又别致。

所有人都说，这设计，肯定能拿奖。

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二姨在车间操作机器的时候，不小心，右手被卷进了机器里。

虽然抢救及时，手是保住了，但好几根手指都骨折了，打了厚厚的石膏，别说画画了，连筷子都拿不稳。

这就意味着，她没办法把设计稿做成成衣了。而比赛规定，必须提交成衣作品。

二姨当时就崩溃了。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整天就是哭。

外婆急得团团转，天天在家里唉声叹气，指桑骂槐。

“真是命苦啊！眼看着好日子就要来了，偏偏出这种事！有的人呐，就是见不得自己妹妹好！”

那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妈的心上。

那天晚上，外婆把我妈叫到房间里。

“你把你的参赛名额，让给你妹妹吧。”外婆说得理所当然。

我妈愣住了。

“妈，那是我……”

“你什么你！”外婆打断她，“你妹妹为了这个比赛，人都快熬干了！现在她手伤了，做不了衣服，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她这么多心血都白费吗？你还是不是她姐姐？”

“可是，我也准备了很久……”我妈的声音很小。

“你准备什么了？不就是做件衣服吗？你以后有的是机会做！你妹妹呢？她这次要是错过了，这辈子就完了！”外婆的声音越来越严厉，“我告诉你，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不仅要把名额让出来，你还要帮你妹妹，把那件连衣裙做出来！必须做得漂漂亮亮的，让她拿第一名！”

我妈站在那里，全身的血液都像是凉了。

她看着自己的母亲，那个生她养她的女人，第一次觉得那么陌生。

她想反抗，想争辩，想问一句“凭什么”。

可当她看到躺在床上，眼睛哭得像核桃一样的妹妹时，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那天晚上，我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坐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她走出来，眼睛通红。

她对外婆说：“好，我让。我也帮她做衣服。”

然后，她走进自己的房间，从箱底拿出那块她宝贝得不得了的香云纱。

她用剪刀，把那块泛着光泽的料子，毫不犹豫地，剪了。

她没有用它来做自己梦想中的那件旗袍。

她把它，和我二姨那件连衣裙的设计稿，一起，锁进了箱子里。

然后，她开始没日没夜地，坐在缝纫机前，帮二姨做那件参赛的连衣裙。

二姨的设计很复杂，很多地方都需要手工缝制。我妈的手指，很快就被针扎得布满了针眼。

为了赶工，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人也瘦了一大圈。

比赛的前一天晚上，衣服终于做好了。

那是一件非常漂亮的红色连衣裙，挂在那里，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二姨穿上它，在镜子前转了一圈，所有人都看呆了。

外婆激动得直抹眼泪，拉着二姨的手，不停地说：“我的囡囡啊，你穿上这身衣服，就是仙女下凡！第一名肯定是你的！”

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看我妈一眼。

也没有一个人，对她说一句“谢谢”。

她就站在角落里，像一个影子，看着那团火焰，把屋子里所有人的脸都映得红彤彤的。

她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被那台缝纫机，轧了过去，疼得麻木了。

后来的事，就顺理成章了。

二姨穿着那件我妈亲手缝制的连衣裙，拿了比赛的一等奖。

她顺利地拿到了红星纺织厂的正式工名额，从此人生就像开了挂。她因为设计出色，很快被提拔，后来又嫁给了厂长的儿子，也就是我姨夫。

而我妈，还是那个临时工。

比赛结束后没多久，纺织厂效益不好，开始裁员。我妈作为临时工，是第一批被裁掉的。

她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那个她曾经那么热爱的缝纫事业。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为自己做过一件新衣服。

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就从厂里的工具，变成了家里的谋生工具。她开始接一些零散的活，给街坊邻居做做衣服，缝缝补补，勉强维持生计。

再后来，她嫁给了我爸，一个普通的工人。再后来，我爸因病去世，她就一个人，靠着那台缝纫机，把我拉扯大。

“那件红色的连衣裙呢？”我听完，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块滚烫的炭，说不出话来。

“你二姨……一直收着。”我妈的声音很轻，“她说，那是她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衣服。”

我终于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二姨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那两千块钱，对我来说，是孝心，是想让妈妈过得好一点。

可对二姨来说，那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火辣辣地打在她的脸上。

那是在提醒她，她今天所有光鲜亮丽的生活，都是建立在她姐姐的牺牲之上的。

那是在提醒她，她的姐姐，那个曾经一样才华横溢的女人，如今却需要靠儿子的接济，才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这不是嫉妒，这是无法面对的愧疚。

愧疚，有时候比恨更伤人。它像一根毒刺，深深地扎在心里，拔不出来，碰一下就疼。

所以她宁愿用最伤人的方式，把我妈推开。她宁愿断绝关系，也不想再面对这份让她窒息的“恩情”。

她吼着“她欠我的”，其实心里想说的是，“我欠她的”。

因为承认自己欠了别人，比指责别人欠了自己，要痛苦得多。

那天晚上，我和我妈聊了很久。

我把我在二姨家听到的话，我的猜测，都告诉了她。

她一直沉默地听着，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直到最后，她才轻轻地说了一句：“她是我妹妹。”

就这么一句话，包含了所有的委屈，和所有的原谅。

是啊，她是我妹妹。

所以，我愿意。

我愿意把我最珍贵的梦想，连同那块最漂亮的布料，一起锁进箱底。

我愿意熬过无数个不眠的夜晚，用我被针扎得千疮百孔的手，为你缝制一件嫁衣，送你走上那条繁花似锦的路。

而我，就留在这条平凡的小巷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慢慢变老。

我不需要你的感谢，也不需要你的补偿。

我只要你，过得好。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抱着我妈，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我哭我妈这半生的委屈，哭她那说不出口的爱，也哭二姨那被愧疚扭曲了的痛苦。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没有再去找二姨理论，也没有停掉给我妈的钱。

我把我妈客厅角落里那台蒙尘的蝴蝶牌缝纫机，仔仔细细地擦拭了一遍。

我给它上了油，换了新的皮带，把每一个零件都擦得锃亮。

然后，我去了我妈的房间，打开了那个尘封已久的老木箱。

箱子里，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扑面而来。

在箱底，我找到了它。

那是一件裁剪好了，却没有缝合的旗袍。

布料就是我妈说的那种香云纱，在昏暗的光线下，依然泛着幽暗而华丽的光泽。

旁边，还有一本素描本。

我翻开，里面画满了各种各样的服装设计图。旗袍，连衣裙，大衣……每一张，都画得那么细致，那么充满灵气。

画的右下角，都有一个签名。

那是我妈妈的名字，娟秀的两个字，藏着一个年轻女孩所有的梦想和才华。

原来，她从来没有放弃。

她只是把她的梦想，和那件未完成的旗袍一起，锁进了这个箱子里。

我把那件未完成的旗袍，和那本画满了设计稿的素描本，一起带走了。

我找到了我一个学服装设计的朋友。

我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对我说：“交给我吧。”

一个月后，我的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

“你来看看吧。”

我赶到她的工作室。

一进门，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

工作室的正中央，立着一个模特。

模特身上，穿着一件香云纱旗袍。

就是我妈未完成的那一件。

它被做出来了。

手工的盘扣，精致的滚边，流畅的线条，完美地贴合着模特的身体。它没有多余的装饰，却美得惊心动魄。

那是一种沉静的，经过了岁月沉淀的美。

在它的旁边，还立着另一个模特。

那个模特身上，穿着一件火红色的连衣裙。

泡泡袖，中式盘扣。

和我妈描述里，二姨当年参赛的那件，一模一样。

我的朋友告诉我，她是完全按照我妈设计稿上的样子，一比一复刻出来的。

“你妈妈，是个天才。”我的朋友看着那两件衣服，由衷地感叹，“她的设计，哪怕放到现在，也一点都不过时。”

工作室的墙上，挂着很多放大装裱起来的画。

都是我妈那本素描本里的设计稿。

我的朋友，把它们，变成了一场小型的个人展览。

展览的名字，叫——《姐姐的缝纫机》。

我看着这一切，眼眶又湿了。

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您能出来一下吗？我带您去看个东西。”

我没有告诉她是什么。

我也给二姨，发了一条短信。

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发了一个地址，和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那件红色的连衣裙。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来。

我带着我妈，走进那间工作室。

当她看到正中央那两件衣服时，她整个人都定住了。

她的脚步，再也无法移动分毫。

她的目光，死死地粘在那件香云纱旗袍上，像是要把它看穿。

她的身体，开始微微地颤抖。

她伸出手，想去触摸那件旗袍，可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仿佛怕惊扰了一个做了二十多年的梦。

“这……”她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妈，”我走到她身边，握住她冰凉的手，“这是您的作品。它们，应该被看见。”

我妈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

她捂着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肩膀在剧烈地抽动。

她这辈子的梦想，她这辈子的委屈，她这辈子的意难平，在这一刻，仿佛都有了安放的地方。

就在这时，工作室的门，被推开了。

二姨站在门口。

她的脸色很苍白，嘴唇也没有血色。她的目光，越过我，越过我妈，直直地落在了那件红色的连衣裙上。

然后，她的视线，又缓缓地，移到了旁边那件香云纱旗袍上。

她看着那两件衣服，看了很久很久。

工作室里，安静得可怕。

我妈也停止了哭泣，她看着门口的妹妹，眼神复杂。

终于，二姨动了。

她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了进来。

她走到那两件衣服面前。

她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那件红色的连衣裙，就像在抚摸自己失去的青春。

然后，她的手，又停在了那件香云纱旗袍上。

她的指尖，在那光滑的料子上，轻轻地颤抖。

“姐。”

她开口了，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

她没有看我妈，只是看着那件旗袍。

“这件旗袍……真好看。”

我妈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比我那件……好看多了。”

二-姨的眼泪，毫无征兆地，就掉了下来。

大颗大颗的，砸在地板上。

“姐，对不起。”

她终于转过头，看向我妈。

那张保养得很好的脸上，此刻布满了泪水，和一种深深的，无法掩饰的痛苦。

“我对不起你。”

她“噗通”一声，跪了下来。

我妈大惊失色，赶紧上前去扶她。

“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可二姨却跪在地上，死死地抱着我妈的腿，嚎啕大哭。

“姐！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啊！”

她哭得像个孩子，把这二十多年来，所有压抑在心底的愧疚、痛苦、挣扎，全都哭了出声。

“我不该抢你的名额！我不该让你替我做衣服！我不是人！我混蛋！”

“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见你坐在缝纫机前面，眼睛都熬红了！我一闭上眼，就是你那双手，全是针眼！”

“我不是人啊！”

我妈抱着她，也泣不成声。

“不怪你，不怪你……都过去了……别哭了，快起来……”

姐妹俩，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那哭声里，有太多的东西。

有委屈，有愧疚，有压抑，有释放。

我站在一旁，看着她们，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原来，有些伤口，并不会随着时间愈合。它只是被藏了起来，藏在最深的地方，在每一个午夜梦回的时候，隐隐作痛。

只有当它被勇敢地揭开，用爱和原谅去清洗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地，开始结痂。

那天之后，二姨像是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对我妈冷言冷语，而是三天两头地往我们家跑。

她会买很多我妈爱吃的菜，然后笨手笨脚地，在厨房里忙活半天，做出一桌子味道不怎么样的饭菜。

我妈也不嫌弃，每一道菜都吃得津津有味。

二姨还会拉着我妈，去逛商场。

她给我妈买了很多新衣服，都是她以前从来舍不得买的那种，料子很好，款式也很洋气。

我妈一开始不肯要，说太贵了。

二姨就板着脸说：“姐，你就当是我给你做的。我这辈子，手艺不如你，眼光总还行吧？”

我妈拗不过她，只好收下。

穿上新衣服的我妈，整个人都好像精神了很多。她对着镜子照了又照，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像小女孩一样羞涩又开心的笑容。

那两千块钱的事，谁也没有再提。

但我还是每个月，准时打到我妈的卡上。

我知道，这钱的意义，已经不一样了。

它不再是会刺痛二姨的“施舍”，而是我作为儿子，一份纯粹的心意。

我的朋友，把那场小型展览，办得更大了。

她联系了一些媒体，报道了我妈的故事。

很多媒体都用了同一个标题——《被缝纫机锁住的天才设计师》。

我妈一下子，成了小有名气的人。

甚至有一家服装公司，联系到我们，说想高薪聘请我妈，去做设计顾问。

我妈拒绝了。

她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做什么设计顾问。我现在啊，就想给我自己，做几件好看的衣服。”

她把那台老旧的蝴蝶牌缝纫机，又搬了出来。

但是这一次，她不再是为了生计，给别人缝缝补补。

她开始给自己做衣服。

她用二姨给她买的好料子，照着自己年轻时画的设计稿，一件一件地，把那些曾经只存在于纸上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阳光好的午后，她会坐在那台缝纫机前。

“哒哒哒哒”的声音，再次在小小的客厅里响起。

那声音，不再是沉重而疲惫的谋生曲。

它变得轻快，而悦耳。

像一首被重新奏响的，关于青春和梦想的歌。

二姨也常常来。

她不说话，就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静静地看我妈做活。

她的眼神，专注而温柔。

有时候，她会指着设计稿说：“姐，我觉得这个领子，可以再改改。”

我妈就会停下来，跟她讨论。

她们俩，一个说，一个听，一个比划，一个点头。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们俩已经不再年轻的脸上，也洒在那台老旧的缝纫机上。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两个同样热爱着服装的年轻姑娘。

她们的青春，好像从来没有走远。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重新回来了。

去年，我妈过生日。

二姨和姨夫，表妹和妹夫，都来了。

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在我妈那间不大的客厅里，摆了两大桌。

二姨亲手给我妈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虽然样子有点丑，奶油也抹得歪歪扭扭，但所有人都说，这是最好吃的蛋糕。

吹蜡烛的时候，我妈闭着眼睛，许了很久的愿。

我问她，许了什么愿。

她笑了笑，说：“不告诉你们。”

但后来，她偷偷跟我说。

她说，她的第一个愿望，是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她的第二个愿望，是希望她和我二姨，下辈子，还做姐妹。

“不过，”她俏皮地眨了眨眼，“下辈子，得换我当妹妹。让她也尝尝，当姐姐是什么滋味。”

我听完，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抬头，看到二姨正在给我妈夹菜，嘴里还念叨着：“姐，你多吃点这个，这个对眼睛好。以后还要做更多好看的衣服呢。”

我妈笑着点头：“好，好。”

客厅的角落里，那台蝴蝶牌缝纫机，静静地立在那里。

一块刚做好的香云纱旗袍，就搭在旁边的衣架上，在灯光下，泛着温润如玉的光。

我知道，那台缝纫机里，埋着的不是别的。

埋着的，是岁月，是牺牲，是误解，是愧疚。

但最终，被一针一线，重新缝起来的。

是爱，是亲情，是两个血脉相连的女人，跨越了二十多年时光的，和解与救赎。

而我，何其有幸，能成为这一切的见证者。

来源：云都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