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车工，说好听点是技术工种，其实就是日复一日地跟一堆冰冷的铁疙瘩打交道。

我叫李卫东，85年的时候，28岁，是红星机械厂的一名车工。

车工，说好听点是技术工种，其实就是日复一日地跟一堆冰冷的铁疙瘩打交道。

那年头，厂里的空气永远飘着一股机油和铁锈混合的味儿，钻进你的鼻孔，渗进你的皮肤，下了班搓半天肥皂都搓不掉。

我最烦的不是这股味儿，是那种一眼能望到退休的生活。

每天，当我推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穿过挂着“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标语的厂门时，我就能看见三十年后的自己。

还是这身油腻腻的蓝色工装，还是这张被铁屑和岁月磨平了棱角的脸，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头发白了，腰也弯了。

这念头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不深，但总在隐隐作痛。

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了好几年了。

报纸上、广播里，天天都在说“万元户”，说南边那些敢想敢干的人，一夜之间就鼓了腰包。

我听着，心里像有只猫在挠。

我不想就这么在车床边上耗一辈子。

我媳妇叫小芳，纺织厂的女工，人如其名，温顺，本分，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们的“铁饭碗”能端得稳稳当当，月底能多发两块钱奖金。

她不懂我心里的那只猫，她觉得安稳比什么都重要。

“卫东，你又瞎琢磨什么呢？”她一边给我缝着工装上崩开的扣子，一边念叨，“厂里不好吗？旱涝保收，别人想进来都进不来。”

我没吱声，把抽了一半的大前门烟屁股在窗台沿上摁灭。

我怎么跟她说？说我闻着机油味就想吐？说我看着主任那张万年不变的扑克脸就烦？

她不会懂的。在她看来，这都是福气。

改变发生在那个夏天，我发小大鹏从广州回来了。

大鹏这小子，初中毕业就没正经上过班，成天在街上晃荡，用我丈母娘的话说，就是个“二流子”。

可这次回来，他不一样了。

一身水洗蓝的牛仔服，脚上蹬着一双雪白的回力鞋，头发抹得油光锃亮，最扎眼的是他手腕上那块明晃晃的电子表。

他请我在“红旗饭店”下馆子，点了四个菜，一瓶西凤酒。

“东子，还在厂里憋着呢？”他给我满上一杯酒，一脸的神秘。

我苦笑一下，“不憋着能干嘛？”

“出来干啊！”他一拍大腿，“现在遍地是钱，就看你敢不敢弯腰捡！”

他唾沫横飞地跟我讲南边的世界，讲那些叫“倒爷”的人怎么把北边的东西运到南边，再把南边的电子表、喇叭裤运回来，一进一出，顶我好几年的工资。

我听得眼热，但又觉得虚无缥缈。

“我没你那本事，也没那门路。”我实话实说。

“谁让你去当倒爷了？”大鹏压低了声音，凑过来说，“我跟你说个更牛的，来钱快，还省事。”

“什么？”

“录像厅！”

三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沌的脑子。

他说，在广州，那玩意儿遍地开花。找个黑咕隆咚的屋子，摆上一台电视，一台录像机，几十张板凳，放香港的片子。

“周润发，你看过没？叼着牙签，穿着风衣，‘砰砰’两枪，帅得掉渣！”

“还有成龙，那拳脚，嚯，看得人热血沸腾！”

“一张票五毛，一天放个七八场，一个场子坐五十个人，你算算，一天多少钱？”

我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手里的酒杯都开始发抖。

那不是钱，那是哗啦啦的洪水，要往你口袋里灌。

“这……这能行吗？让厂里知道了，不得开除我？”我还是怂。

“你傻啊！”大鹏用指头点着我的脑门，“偷偷干啊！下了班干，谁知道？等赚到钱了，你还稀罕那破工作？”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脑子里一边是周润发，一边是车间主任那张死人脸。一边是哗啦啦的钞票，一边是小芳担忧的眼神。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跟小芳摊牌了。

“我想开个录像厅。”

小芳正在搓衣服，满手的肥皂泡。她停下来，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想开个录像厅。”我加重了语气。

她把手在围裙上使劲擦了擦，站起来，脸色发白。

“李卫东，你是不是疯了？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去弄那不清不楚的东西？”

“什么叫不清不楚？这是正经生意！”

“正经生意？我听人说了，那都是小混混才去的地方！乌烟瘴气的！万一……万一被派出所抓了怎么办？”

“哪那么容易被抓？大鹏说广州那边……”

“广州是广州，我们这是我们这儿！你忘了你爸怎么跟你说的了？安安分分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我们吵了起来，这是我们结婚以来吵得最凶的一次。

她的理由翻来覆去就那几句：风险大，不稳定，丢工作，被人笑话。

我的理由也很简单：我不想穷一辈子，我不想窝囊一辈子。

“小芳，我今年二十八了，不是十八。再过十年，我就快四十了，这辈子就真完了。你就让我试一次，行不行？”我几乎是在求她。

她看着我，眼圈红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呜呜地哭。

我知道她害怕，可我心里的火已经烧起来了，浇不灭了。

我从家里存折上取出了全部的积蓄，三百二十块。又厚着脸皮跟亲戚朋友借，跑断了腿，说破了嘴，凑了一千块。

大鹏拍着胸脯，从他那“渠道”帮我搞到了一台二手夏普录像机，和一台十八寸的黄河牌彩电。

光这两样，就花了我一千一百块。

我把钱交出去的时候，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那是我全部的身家，是我后半辈子的赌注。

场地，我选在了我们家附近一个废弃的防空洞。

那地方阴暗潮湿，常年不见光，一进去就一股霉味儿，地上还有老鼠跑来跑去。

但它有个天大的好处：隐蔽，而且不要钱。

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一个人，一桶一桶地往外淘积水，一铲一铲地清垃圾。

墙壁我用石灰水刷了两遍，遮住那黑乎乎的霉斑。

地上铺了从厂里捡来的废旧木板。

我又去木材厂买了些便宜的木料，自己钉了四十多条长板凳。钉子敲进木头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不像个车工，像个开天辟地的盘古。

每一下，都敲在我的未来上。

录像带是大鹏帮我搞来的。

他神神秘秘地拎来一个黑色的旅行包，拉开拉链，里面是几十盘录像带，花花绿绿的封面，全是香港明星。

《英雄本色》、《警察故事》、《A计划》、《赌神》……

我拿起一盘《英雄本色》，封面上，小马哥叼着火柴，风衣飞扬。

我的心也跟着飞扬起来。

万事俱备，只差开张。

我手写了一张红纸海报，歪歪扭扭地写着：

“港台录像，震撼登场！最新猛片，场场精彩！票价：两毛。”

为了打响第一炮，我把票价定得很低。

开业那天，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比结婚那天还紧张。

小芳没来，她还在跟我怄气。

大鹏倒是很仗义，带来七八个小兄弟给我撑场面。

第一场，放的是《英雄本色》。

除了大鹏那几个兄弟，稀稀拉拉就坐了不到十个人，大多是附近无所事事的半大孩子。

录像机里传出“沙沙”的雪花声，然后，龙刚导演的名字跳了出来。

昏暗的防空洞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当小马哥用假钞点烟的镜头出现时，人群里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惊叹。

“我操！牛逼！”一个剃着板寸的半大小子脱口而出。

我站在门口，听着里面的惊呼和枪声，心跳得像打鼓。

第一场放完，灯亮了。

观众们意犹未尽地站起来，互相讨论着剧情，眼睛里都闪着光。

“老板，下一场放什么？”那个板寸头问我。

“《警察故事》。”

“好！我晚上还来！”

送走他们，我数了数钱箱里的毛票，一共两块六毛。

不多，但我看到了希望。

口碑是最好的广告。

第二天，人就多了一倍。

第三天，四十条板凳坐满了。

一个星期后，防空洞门口开始排队了。

来的人各式各样。

有附近工厂下了夜班，不愿回家的年轻工人。他们脱下油腻的工装，在这里寻找两小时的英雄梦。

有穿着校服，偷偷把书包藏在角落里的中学生。他们被成龙的拳脚和周润发的义气迷得神魂颠倒，第二天上课都在桌子底下偷偷比划。

甚至还有几个穿着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年轻干部，他们总是坐在最后排，表情严肃，但眼睛看得比谁都专注。

我的录像厅成了这片灰色工业区里，唯一的彩色。

防空洞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汗味，烟味，瓜子壳的香味，还有年轻人过剩的荷尔蒙的味道。

屏幕上，小马哥在血战，陈家驹在搏命。

屏幕下，一张张年轻的脸，或紧张，或兴奋，或向往。

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充满了江湖义气、爱恨情仇、纸醉金迷的世界。

那也是我想看到的世界。

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白天要去厂里上班，应付主任的冷脸。下了班，饭都顾不上吃，就得骑车去防空洞。

检票，放片，维持秩序，中间还要抽空去清理满地的瓜子皮和烟头。

一场接一场，直到深夜十二点。

关上门，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点上一根烟，开始数钱。

那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一堆堆的毛票，一毛的，两毛的，五毛的，被我仔细地捋平，十块钱一摞，用猴皮筋捆起来。

每天晚上，我都能数出四五十块钱。

有时候甚至能到六十块。

一个月下来，就是一千多块。

我在厂里累死累活，一个月工资加奖金，才七十二块五。

我把一沓沓的钱放在小芳面前时，她惊得半天说不出话。

她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摞，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卫东，这……这都是我们赚的？”

“嗯。”我故作平静，但嘴角的笑意藏不住。

那天晚上，她没再提“风险”，也没再提“铁饭碗”。

她给我做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完，然后默默地帮我把那些零钱一张张铺平，压在床垫底下。

钱壮怂人胆。

有了钱，我的腰杆子都硬了。

在厂里，主任再给我脸色看，我心里就一个念头：你牛什么牛？你一个月挣几个钱？老子一天就顶你半个月。

我甚至开始琢磨，要不要把工作辞了，全心全意干我的录像厅。

生意越来越火爆，板凳已经不够用了。

很多人买不到坐票，就买“站票”，一块钱，靠在墙边看。

即便如此，还是场场爆满。

人一多，事儿就多。

有为了抢位子打架的。

有看电影太投入，跟着屏幕里的人一起大喊大叫的。

还有趁黑占小姑娘便宜的。

我不得不又当老板，又当保安。

有一次，两个小子因为一个姑娘争风吃醋，在我这儿动了手。

我上去拉架，一个小子急了眼，抄起板凳就朝我抡过来。

我当了几年工人，力气还是有的，侧身一躲，抓住他的手腕一拧，把他按在了地上。

“在我这儿看电影，就得守我的规矩！”我吼道。

所有人都被镇住了。

从那以后，再没人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

他们开始叫我“东哥”。

这个称呼让我有点飘飘然。

我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车工李卫东了，我是这片地下王国的“东哥”。

树大招风，这话一点不假。

我的录像厅火了，自然有人眼红。

一天晚上，我刚送走最后一拨客人，正准备关门，门口堵住了几个人。

为首的是个瘦高个，留着小胡子，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脖子上挂着一根粗大的银链子。

我们这片儿的人都认识他，叫豹哥，是附近有名的混混。

“生意不错啊，东哥。”豹哥皮笑肉不笑地走进来，用脚踢了踢地上的板凳。

我心里一沉，知道麻烦来了。

“豹哥，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来，抽根烟。”我赶紧递上“大前门”。

他没接，身后一个小弟给他点上了一根“万宝路”。那是进口烟，我只在大鹏那见过。

“李卫东，是吧？”豹哥吸了口烟，烟雾喷在我脸上，“这片地方，以前可是我们兄弟几个玩儿的。你在这儿发财，没跟我们打声招呼，不合规矩吧？”

我心里明白，这是来收保护费了。

“豹哥，我这就是小本生意，赚个辛苦钱。”我陪着笑脸。

“辛苦钱？”他冷笑一声，“我听说你一天赚的，比我们兄弟一个月都多。这样吧，”他伸出五个手指头，“一个月这个数，我们保你平安无事。”

五百块。

他妈的，狮子大开口。我一个月净利润也就一千出头。

“豹哥，这……这也太多了。”我的脸开始发烫。

“多？”他的脸瞬间沉了下来，“你要是觉得多，也可以不给。不过，你这电视机、录像机，还有你这人，能不能‘平安无事’，我可不敢保证。”

赤裸裸的威胁。

我看着他和他身后那几个不怀好意的眼神，心里又气又怕。

报警？我这生意本身就走在灰色地带，警察来了，第一个查封的就是我。

我咬了咬牙。

“豹哥，我刚开张，手头确实紧。您看，三百，行不行？就当兄弟请哥哥们喝酒了。”

豹哥盯着我看了半天，似乎在掂量我的底线。

最后，他哼了一声，“看你也是个识相的。行，就三百。下个月一号，我派人来拿。”

说完，他带着人扬长而去。

我瘫坐在板凳上，后背全是冷汗。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觉得，这钱，烫手。

交了保护费，日子倒是清净了不少。

豹哥再没来过，也没别的混混来找麻烦。

我的生意版图在稳步扩张。

我又添了一台电视和录像机，把防空洞隔成了两个厅，一个放武打片，一个放枪战片。

票价也从两毛涨到了五毛。

即便如此，门口的队伍还是越排越长。

我彻底辞了职。

递辞职信那天，车间主任的表情像是见了鬼。

“李卫东，你想清楚了？铁饭碗砸了，以后哭都没地方哭！”

我笑了笑，没跟他多废话。

再见了，机油味。再见了，铁饭碗。

老子要去过自己的生活了。

小芳成了我的“财务总管”。

她一开始还扭扭捏捏，觉得抛头露面不好意思。

可当她每天晚上数钱数到手抽筋时，那点不好意思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

她看我的眼神，也从最初的担忧，变成了崇拜。

“卫东，你真行。”这是她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

我们甚至开始计划，等攒够了钱，就在市中心买套带卫生间的楼房。

那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就在我以为好日子会一直这么过下去的时候，大鹏又给我出了个“好主意”。

“东子，现在武打片枪战片，大家都有点看腻了。”一天晚上，他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

“那放什么？爱情片？那些小年轻可不爱看。”我说。

“谁让你放爱情片了？”他从怀里掏出一盘录像带，塞到我手里。

那盘带子没有封面，黑乎乎的。

“这是什么？”我问。

“好东西。”他挤眉弄眼，“比周润发还刺激。你弄个午夜场，票价提到五块钱，我保证有人抢着看。”

我心里咯噔一下。

虽然我没见过，但也听人说过，有种带子，叫“毛片”。

我的脸一下子就白了。

“大鹏！你他妈疯了！这玩意儿是犯法的！被抓到要坐牢的！”我压低声音吼道。

“你小声点！”他一把捂住我的嘴，“什么坐牢，哪那么严重？再说，谁会知道？午夜场，就放一个小时，看完人就散了。神不知鬼不觉。”

“不行！绝对不行！”我把带子塞回给他，“大鹏，这钱我不能赚。这是要命的钱。”

“你啊你！”大鹏恨铁不成钢地指着我，“真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放着金山你不挖，守着你那点破钱有啥意思？”

他见我态度坚决，只好悻悻地收起了带子。

但我心里，那颗种子却被种下了。

五块钱一张票。

一个场子五十个人，就是二百五。

一晚上放两场，就是五百块。

这数字像魔鬼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

我开始失眠，比决定开录像厅时还严重。

一边是法律和良心，一边是巨额利润的诱惑。

我不断告诉自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碰那条红线。

可另一边，我又忍不住想，就一次，就试一次，赚一笔大的就收手。

那段时间，我变得特别烦躁。

小芳跟我说话，我都爱答不理。

她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卫东，你最近怎么了？是不是生意上遇到什么事了？”

“没事。”我把头埋在枕头里。

我怎么跟她说？说我想去放黄片赚钱？

她要是知道了，非得跟我拼命不可。

就在我备受煎熬的时候，一件小事，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厂区住着一个老片警，姓王，快退休了。

人挺和善，平时见了面都笑呵呵的。

一天下午，我在门口晒太阳，王叔溜达过来。

“小李啊，生意挺好啊。”他笑眯眯地说。

“还行，王叔，混口饭吃。”我赶紧散烟。

他接过烟，没点，在手里捏着。

“小李啊，叔跟你说个事。”他的表情严肃起来，“你这录像厅，我知道，年轻人图个新鲜。但是呢，凡事要有度。”

我心里一紧。

“王叔，您这话是……”

“放点打打杀杀的，没关系。但有些东西，可千万不能沾。”他意有所指地看着我，“现在上面抓得严，叫‘严打’。你还年轻，别因为一点钱，把一辈子搭进去。”

说完，他拍拍我的肩膀，走了。

我愣在原地，手心全是汗。

这是警告。

是赤裸裸的警告。

按理说，我应该就此收手，老老实实放我的武打片。

可人的劣根性就在于此。

王叔的警告，非但没有让我害怕，反而激起了我的一丝逆反心理。

凭什么？

凭什么你们当官的能看“内参片”，我们老百姓看个香港电影就得偷偷摸摸？

凭什么你们说什么是“精神污染”，什么就是“精神污染”？

再加上大鹏还在一边煽风点火。

“东子，怕个毛！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干一票，咱们就换个地方，去南方！天高皇帝远，谁管得着？”

我被他说动了。

或者说，我被我自己的贪婪说动了。

我找到了大鹏。

“带子，给我。”

他眼睛一亮，“想通了？”

我没说话，从他手里接过那盘黑色的录像带。

感觉沉甸甸的，像一块烙铁。

我决定，就干一次。

周六晚上，午夜十二点。

我贴出了一张小告示：“午夜专场，票价五元，内容劲爆，胆小勿入。”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了出去。

还没到十一点，防空洞门口就聚集了一帮人。

一个个交头接耳，眼神里闪烁着兴奋又紧张的光。

这些人里，很多都是熟面孔，但也有一些生面孔，看起来不像善茬。

我心里有点发毛，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我把小芳提前支回了家，告诉她今晚要盘点，让她别等我。

十二点整，我关上了防空洞厚重的铁门。

里面挤了将近六十个人，空气浑浊得能拧出水来。

我走到录像机前，深吸一口气，把那盘黑色的带子塞了进去。

我的手在抖。

录像机发出一阵轻微的转动声。

屏幕亮了。

没有片头，没有音乐，直接就是画面。

人群中爆发出一种混杂着口哨和哄笑的喧哗。

我不敢看屏幕，只是死死地盯着门口的方向，耳朵竖得像雷达。

每一声外面的狗叫，每一次远处自行车的铃声，都让我心惊肉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一个小时的片子，我觉得自己像是被放在火上烤了一年。

终于，屏幕上出现了雪花点。

片子放完了。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整个人都虚脱了。

“开门！开门！”里面的人开始躁动。

我走过去，正准备拉开铁门的门栓。

“砰！砰！砰！”

铁门被砸得震天响。

“开门！警察！例行检查！”

外面传来一声炸雷般的吼声。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完了。

整个防空洞瞬间死寂，然后，像是炸了锅。

尖叫声，咒骂声，桌椅板凳被撞翻的声音，乱成一团。

有人想从狭小的通风口爬出去，有人想往角落里钻。

我瘫在门边，手脚冰凉，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

铁门的门栓被从外面用工具暴力撬开。

“哗啦”一声，门被撞开。

几道刺眼的手电光照了进来，晃得人睁不开眼。

“都不许动！双手抱头，蹲下！”

一群穿着制服的警察冲了进来，手里拿着警棍。

所有人都被吓傻了，乖乖地抱头蹲在地上，像一群待宰的羔羊。

我被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架了起来。

一个看起来是领导模样的人，四十多岁，国字脸，表情严肃得像冰块。

他扫视了一圈，目光落在了还在“沙沙”作响的电视机和录像机上。

他走过去，按下了出仓键。

那盘黑色的、要命的录像带，弹了出来。

他拿起来，看了一眼，然后转过头，用一种冰冷的、带着极度鄙夷的眼神看着我。

“你就是老板？”

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带走！”

他一声令下。

一副冰冷的手铐，“咔哒”一声，铐住了我的手腕。

那一刻，我感觉天塌了。

我被押着，走出防-空-洞。

外面停着两辆解放牌的卡车，周围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邻居。

他们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我看到了人群中的王叔，他看着我，眼神里是失望和惋惜。

我看到了我的丈母娘，她指着我，嘴里骂着什么，表情像是要吃了我。

我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

我觉得自己像个被扒光了衣服游街的囚犯。

我建立起来的“东哥”的尊严，我用钞票堆起来的自信，在这一刻，碎得一干二净。

我被推上卡车。

车子发动时，我回头望了一眼那个黑漆漆的防-空-洞洞口。

我的王国，我的梦想，我的一切，都被留在了那个潮湿、黑暗的地下。

派出所的审讯室，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

我坐在椅子上，手还被铐着。

对面的国字脸警察，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茶，就是不说话。

那种沉默，比打我一顿还难受。

“姓名？”他终于开口了。

“李卫东。”

“年龄？”

“二十八。”

“职业？”

我犹豫了一下，“……没工作。”

他冷笑一声，“没工作？我看你工作挺忙的嘛。李老板。”

我的脸烧得通红。

“那些带子，从哪儿来的？”

“不知道，捡的。”我按照大鹏事先教我的，死不承认。

“捡的？”他把那盘黑色的录像带拍在桌子上，“这也是捡的？你当我是三岁小孩？”

“我……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别人拿错了，我还没来得及看……”

“嘴还挺硬。”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李卫东，我劝你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这叫什么？传播淫秽物品，组织淫秽表演！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吗？往小了说，是流氓罪，往大了说，是败坏社会风气，是精神污染！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严打！你这是顶风作案！”

他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锤子，砸在我的心上。

我彻底崩溃了。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

从大鹏跟我说起录像厅，到我怎么凑钱，怎么找地方，怎么买机器，怎么搞到片源……

当然，关于那盘黑色的带子，我还是咬死了，是大鹏给我的，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能把他供出来。这是我最后的底线，也是江湖规矩。

审讯一直持续到天亮。

我被关进了一个临时的拘留室，里面已经关了好几个昨晚一起被抓的观众。

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恨。

我蜷缩在角落里，又冷又饿，又怕又悔。

我到底在干什么啊？

好好的日子不过，为什么要去碰那玩意儿？

我想起小芳，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她肯定急疯了。

我想起我那还没捂热的，藏在床垫下的钱。

一切都完了。

两天后，小芳和哭得两眼红肿的丈母娘，还有一脸晦气的大鹏，一起来了。

他们是来给我办“取保候审”的。

国字脸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

“李卫东，你这次的问题很严重。念在你初犯，认罪态度还好，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但是，”他话锋一转，“罚款，是免不了的。”

“罚……罚多少？”我小声问。

“你的非法所得，全部没收。另外，再罚款……三千块。”

三千块！

我当时就懵了。

85年的三千块是什么概念？一个普通工人将近十年的工资！

我所有的积蓄，加上录像厅赚的钱，东拼西凑，也就两千多块。

“警察同志，我……我没那么多钱啊……”我快哭了。

“没钱？”他眼睛一瞪，“没钱就进去蹲着！什么时候凑齐了钱，什么时候放人！”

我被带回拘留室。

隔着铁栏杆，我看到了小芳。

她瘦了一圈，脸色蜡黄，眼睛肿得像桃子。

“卫东……”她一开口，眼泪就下来了。

“小芳，我对不起你……”我把头抵在冰冷的铁栏杆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丈母娘在旁边指着我的鼻子骂：“你这个丧门星！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把女儿嫁给你！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去当流氓！现在好了，要坐牢了！我们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大鹏拉了拉她，“阿姨，您少说两句。”

然后他对我使了个眼色，“东子，钱的事，你别担心，我们想办法。”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小芳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

我的永久牌自行车，她的蝴蝶牌缝纫机，我们结婚时买的熊猫牌收音机……

她还回娘家，跪着求她父母，借了一千块。

大鹏也算仗义，不知道从哪儿凑了五百块钱给我送来。

终于，三千块钱凑齐了。

我去交罚款的时候，手抖得连笔都握不住。

一张张崭新的“大团结”，都是我的血汗钱，现在，就这么没了。

我走出派出所大门的那一刻，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自由了。

但我感觉自己像个一无所有的乞丐。

回到家，屋里空荡荡的，值钱的东西都没了。

小芳坐在床边，默默地流眼泪。

我走过去，想抱抱她，她却躲开了。

“卫东，”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崇拜，也没有了爱恋，只剩下疲惫和失望，“我们……离婚吧。”

这三个字，比手铐还冰冷。

“小芳，你……你说什么？”

“我说离婚。”她平静地说，“我累了。我不想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我只想过安稳日子。”

“我以后再也不干了！我老老实实找个工作，我们好好过日子，行不行？”我慌了。

“晚了。”她摇摇头，“李卫东，你心里那只猫，是关不住的。你尝过钱的味道，你回不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再吵。

她睡在里屋，我睡在外屋的地上。

一夜无话。

第二天，她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回了娘家。

我没有拦她。

也许她说得对，我回不去了。

我的录像厅，被彻底查封了。

防-空-洞的铁门上，贴着一张巨大的封条，上面还被人用红漆刷了两个大字：“流氓！”

我的电视机，录像机，所有的带子，全被没收了。

我辛辛苦苦钉起来的板凳，被人当柴火劈了。

我成了我们这片儿最大的笑话。

以前见了面，恭恭敬敬叫我“东哥”的那些人，现在看到我，都绕着走，背后指指点点。

“看，就是他，放黄片的那个。”

“听说被抓起来了，罚了好几千呢。”

“活该！伤风败俗！”

我丢了生意，丢了钱，丢了老婆，也丢了工作。

红星机械厂给我下了正式的处分通知：因在外从事非法经营活动，败坏厂风厂纪，予以开除。

通知书是车间主任亲自送到我手里的。

他脸上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报复性的快感。

“李卫东，我早就说过，铁饭碗砸了，哭都没地方哭。你看，应验了吧？”

我接过那张纸，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我没有哭。

我只是觉得，心里有个地方，空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像个孤魂野鬼一样，在街上晃荡。

我试过去找工作，但人家一听说我是被厂里开除的，还因为“流氓罪”被抓过，头摇得像拨浪鼓。

我只能去码头上扛大包，干一天活，赚几块钱，勉强糊口。

每天累得像条死狗，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有时候，我会走到那个被封死的防-空-洞门口。

看着那张已经褪色的封条，和那两个刺眼的红字。

我会想起那些热闹的夜晚，想起那些闪着光的年轻脸庞，想起小马哥的风衣和陈家驹的拳头。

也想起小芳给我下的那碗鸡蛋面，想起她数钱时满足的笑容。

一切都像一场梦。

一场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发财梦。

秋天的时候，我遇到了大鹏。

他还是那副油头粉面的样子，但看起来有点落魄。

“东子。”他递给我一根烟。

“你小子，跑哪去了？”我问。

“躲了阵风头。”他苦笑一下，“你那事儿，把我吓得够呛。我在外面小旅馆住了一个多月。”

“你还好吧？”

“凑合。钱都花光了。”他说，“我准备再去趟南方。这地方，待不下去了。”

他看着我，“你呢？以后怎么打算？”

我吐了个烟圈，看着灰蒙蒙的天。

“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东子，别灰心。”他拍拍我的肩膀，“咱们还年轻，大不了从头再来。这个时代，只要你敢干，饿不死人。”

我没说话。

从头再来？谈何容易。

冬天来的时候，小芳托人给我捎来一封信。

信里夹着一张离婚协议书。

她说她要去深圳了，她表姐在那边电子厂，说工资很高。

信的最后，她写道：

“卫东，忘了我吧。也忘了那个录像厅。好好过日子。”

我拿着那封信，在寒风里站了很久。

最后，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我的名字。

李卫东。

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

像我这被彻底打乱的人生。

1985年，就这么过去了。

那一年，我像坐了一趟过山车，从谷底冲上云霄，又在最高点，狠狠地摔了下来。

我得到了很多，又失去了一切。

我不知道我做的是对是错。

我只知道，那个时代像一列轰隆隆的火车，飞速向前。

有的人被稳稳当当地载着，有的人扒着车窗想爬上去，还有的人，就像我，想跳上车顶，结果被甩了下来，摔得粉身碎骨。

很多年后，当我看到满大街的VCD店、DVD店，甚至后来的网吧时，我总会想起我那个潮湿、黑暗的防-空-洞。

想起那些为了一场英雄梦，愿意花掉一天饭钱的年轻人。

想起那个叼着牙签，用假钞点烟的小马哥。

那是我的85年。

一个属于车工李卫东的，短暂而辉煌的，地下王国。

它被查封了，被遗忘了。

但它真实地存在过。

在我的心里，永远存在。

来源：温柔花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