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津初春的风还带着刺，48岁的张兰提着个6寸蛋糕，从雇主家的高档小区走出来时，后背不自觉地驼了些。蛋糕是女主人特意订的，说“阿姨，明天给你放假，去陪儿子过生日”，可她刚打了三通电话，儿子只匆匆一句“上班呢”就挂了，电话那头的炒勺声比儿子的声音还清楚。

天津初春的风还带着刺，48岁的张兰提着个6寸蛋糕，从雇主家的高档小区走出来时，后背不自觉地驼了些。蛋糕是女主人特意订的，说“阿姨，明天给你放假，去陪儿子过生日”，可她刚打了三通电话，儿子只匆匆一句“上班呢”就挂了，电话那头的炒勺声比儿子的声音还清楚。

来天津7年，张兰换过8个雇主，却从没真正“拥有”过这个城市。每月4天假，她必须早上7点前离开雇主家，晚上7点前回去——因为没自己的住处，这12小时的假日，成了比上班还累的“任务”。她试过逛超市，可导购员警惕的眼神、同事间挤眉弄眼的样子，让她每次都得买包抽纸或一瓶水才敢走，好像不花钱就成了“可疑人员”；她也试过去雇主常去的公园，可那些露营的城里人说说笑笑，她只能找最偏、落满灰的长椅坐下，怕手里的蛋糕太扎眼，连蜡烛都没敢点。

和张兰一样“假日流浪”的，还有她同村的沈玲。56岁的沈玲有高血压，却敢去建筑工地打零工，200元一天还管饭，她说“总比在地下通道坐一天强”。有次她在小区外找到个地下通道，里面挤着拾荒者，她把装满水的大水壶带去，坐一整天看路人的鞋子——不是闲得慌，是实在没别的事可做。后来她干脆跟中介说“找没假期的活”，哪怕是照顾植物人也愿意，“至少不用想‘今天去哪’”。

李春梅以前总觉得“当保姆下贱”，可儿子饭店倒闭后，5500元的月薪让她闭了嘴。起初她还能去儿子出租屋过假，可儿子去广州打工后，她也成了“街头游荡族”。有次她刷到公园放风筝的活动，边走边打听找过去，却发现记错了地方，在空公园里坐了一上午，最后自嘲“笨人就别瞎跑，免得添麻烦”。

你可能不知道，像她们这样的住家保姆，全中国有上千万。商务部说家政服务业是“就业蓄水池”，2024年营收超1.2万亿，可这些撑起城市家庭“一老一小”的人，自己却在城市里找不到一块安稳的歇脚地（摘要1）。张兰偷偷用雇主家孩子的点读机学识字，女儿还寄了识字书来，可每天给孩子洗完澡都快半夜了，翻开书没两页就睡着了；沈玲微信里有8个同村保姆，却从没聚过——天津太大了，你在河东，我在河西，放假时间还得看雇主的安排，“人在屋檐下，哪能自己说了算”。

最让人心酸的，是她们连“脆弱”都不敢露。张兰把没吃完的蛋糕扔进垃圾桶时，牙齿隐隐作痛，可她不敢带回去——怕雇主问“怎么没给儿子”，更怕人家看出她的委屈；沈玲在工地干完活，得花15元去澡堂洗干净，把脏衣服搓到没泥灰才敢装袋带回去，夜里等雇主都睡了，才偷偷把衣服挂到阳台，天不亮就收起来，怕露水弄潮了雇主的地板。

有人说“她们是来赚钱的，别太矫情”，可你想想：她们照顾雇主的孩子比自己的还上心，记住雇主的饮食禁忌比自己的生日还清楚，把雇主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却连一个能安心吃块蛋糕、打个电话的地方都没有。全运会时大家为运动员欢呼，奥运冠军直播捐款能上热搜，可这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住家保姆，她们的假日困境，却很少有人看见。

张兰最后还是跟雇主说“今天跟儿子吃了火锅”，然后熟练地走进厨房准备晚饭。灯光下，她的身影又变得灵活起来，好像白天那个在街头茫然游荡的女人，只是一场错觉。可只有她自己知道，下次放假时，她可能还得揣着健康证，去大桥下等中介的小货车——至少在工厂打包蛋卷的那一天，她不用想“该去哪”，还能和其他人平等地坐在一辆车上，吹吹不花钱的风。

其实她们要的不多，不是多高的工资，也不是多好的待遇，只是想在假日里，有个不用躲、不用怕、不用撒谎的地方。毕竟，撑起千万家庭的人，不该连自己的“小角落”都没有。

来源：SH有你的日子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