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警方随即展开搜山，对女尸的身份进行确认，这才得知，这具女尸竟然是已经牺牲多年的地下党杨汉秀。
1949年，重庆农民意外发现一具带着手铐的女尸，可他因为害怕，当时谁都没说。
直到26年后，他才报警，谁知女尸的身份直接惊动了中央。
那具女尸有着怎样的真实身份？
1975年，重庆一农民报警，称自己26年前曾发现一具女尸。
警方随即展开搜山，对女尸的身份进行确认，这才得知，这具女尸竟然是已经牺牲多年的地下党杨汉秀。
1912年，杨汉秀出生在四川广安龙台乡的杨氏大宅内，杨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不仅是川东巨贾，更是军政两界盘根错节的望族。
杨汉秀的父亲杨懋修与其兄杨森一文一武，分据商界与军界，一手操钱，一手握枪。
作为家中独女，杨汉秀从小便是娇宠至极，奶妈三人，丫鬟五位，出入皆有护卫相随。
但她自幼就展现出与家族传统格格不入的一面，五岁那年，杨母照祖训为她缠足，但是她却倔强地拒绝:“我不要变成残废。”
并且她从不安于闺中女红，也不爱那些描眉描花的淑女课业。
她喜欢常常站在父亲书桌前，指着印刷粗糙的报纸一字一句念出来，问父亲“为什么日本人可以欺负中国人？”“为什么农民那么苦？”
她的父亲虽是地方富绅，却对这个女儿出奇的宽容，任由她翻阅家藏的大量报刊文集。
但是1924年，杨懋修在宜昌大战中不幸中弹，临终之际将杨汉秀托付给他的兄长杨森。
杨森自诩于弟弟有愧，事事顺着这个侄女，衣食住行皆是上等。
但这座宅子内的生活，却让她逐渐意识到财富与权力背后隐藏的黑暗。
她看见的是仆人动辄下跪、重杖伺候的日常；看见的是百姓因不交租被驱逐得妻离子散。
她听见的是深夜中女子的哭泣声，是被抢走的女孩在荒野中挣扎的哀求。
她甚至亲眼目睹，一位年幼的女佣因不小心打碎一只瓷碗，被家丁当街抽打，几乎没了命。
她曾向杨森小声劝谏：“伯父，她只是不小心，何至于此？”
杨森轻描淡写：“这就是规矩，乱了规矩，要不得。”
她开始沉默，但并非屈服，而是将那些不能说、不敢说的话写入日记。
直到十四岁那年，杨汉秀遇到了朱德，那年朱德来到杨森府邸，与其商讨北伐之事。
与宅内兵痞们惯见的粗野不同，朱德即便身着军服，身上却透着一种近乎温和的刚强。
他对下人不喝斥，对看门士兵也点头致意，在她记忆里，这样的大人异常罕见。
而真正点燃她内心火苗的，是那些从会议室飘出的字句：“北伐军不能再等，军阀混战，百姓饱受涂炭，要救国，唯有革命！”
在门后听得屏气凝神的杨汉秀，第一次感到一种说不清的激动：原来世界上真有人敢当面说出她心里想却不敢说的话。
自那以后，只要朱德来访，她便悄悄地守在廊下，或去门口端茶送水，借故靠近。
朱德每次见她，总会笑着喊她：“小汉秀。”
她喜欢听他讲来自外面世界的大事，他讲北方战乱，他讲百姓逃荒，他讲帝国主义的炮舰怎样在长江上横行霸道。
1927年政治风云突变，杨森与国民党右派勾连，开始排斥共产党。
朱德被迫离开万县，他站在宅院门口与杨森握手告别时，神情隐忍而沉重。
那天杨汉秀没敢去送别，只是远远看着朱德的背影渐行渐远，心里像被扯断一条细细的线。
她意识到，那扇通向另一种人生的门，似乎在她面前被关上了。
后来，在家庭教师朱挹清的启迪下，她决定走出杨家大院，选择了一条通往人民，通往信仰，最终通往延安的路。
北上的路，比杨汉秀想象得更漫长，历尽千辛万苦，等到她真正站上黄土高原的那一刻，眺望到延安东山上的宝塔，心头像被一团火瞬间点亮了。
延安比她想象中朴素得多，甚至简陋，窑洞、黄土地、泥墙、简易的食堂。
人们穿着打过补丁的军服，却精神昂扬，每个人的眼睛都亮得像山风吹过后的星火。
因为她是杨森的侄女，所以她需要更严格地被审查。
她被要求详细记录从小接受的教育、杨森府邸的情况、她接触军阀内部人员的途径、家族对她的期望、她为什么要离开杨家，又为什么要加入革命。
她几乎把所有记得的细节都写了进去，从杨森府里每一次对百姓的盘剥，到家中仆人被打后的哭喊声。
从自己如何偷偷阅读进步书籍，到朱德对她的鼓励，再到朱挹清为她打开通往革命世界的大门。
审查的几天里，她主动协助院内劳动，扫地、挑水、帮厨，凡事抢着做。
直到某一天傍晚，一辆车悄然停在门外，她又再次见到了自己的朱德伯伯。
随后的审查会议上，关于她是否能加入革命队伍仍有很大争论，有人说她的身份太敏感，有人担心她是被派来的眼线。
而朱德只是取出一张纸，写下她北上经过的种种艰辛，也写下当年杨森府邸里，他看到的那个对人民疾苦格外敏感的小女孩。
最后，他在纸尾重重写下：“此女心迹明白，志向坚定，可托。”
有了朱德的亲笔证明，她被正式接纳，随后被安排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她第一次拿起画笔，第一次接触宣传画课程，第一次听老师讲“艺术为人民”“文艺为抗战服务”，整个人像被重新塑造。
她每日从早到晚忙碌，画笔磨损得极快，颜料在她指尖留下斑斑痕迹，却让她觉得无比踏实。
可是只要身上还挂着“杨”这个姓，无论她做得多好，都会有人怀疑她、质疑她、警惕她。
于是，她从此改名为吴铭，寓意无名无姓，也寓意铭记初心。
1946年初春，延安的夜格外冷，吴铭刚从鲁艺结束一天的工作，便被紧急通知前往枣园。
“吴铭，”朱德语气沉稳，“中央有一项极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她心下一震，朱德展开地图，指向川东：“现在，局势已变，杨森与老蒋之间矛盾不断，我们需要有人能回去做上层统战工作，你，是最合适的。”
吴铭沉默了许久，她深吸一口气，像多年前第一次决定离家出走那样坚定地回答：“我回去。”
回到四川后，吴铭以“杨汉秀”的旧身份公开出现，杨家早已人心浮动，许多亲戚见她归来，都讶异不已。
有人窃窃私语，有人疑惧防备；唯独杨森沉着冷静，初次会面，杨森负手而立，眼神锐利。
“你终于舍得回来了？”他语气里带着几分揶揄，却掩不住试探。
吴铭迎着他的目光，不卑不亢：“我回来，是为了劝大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杨森皱眉，似乎被气笑：“你一个丫头懂什么历史？”
吴铭没有争辩，只是平静地告诉他：“你若继续与人民为敌，二十军会被拖入深渊，过去的功劳抵不过现在的选择。”
这是她第一次向杨森摊牌，也是她人生中最危险的一句劝诫，从那天起，杨森便暗中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她在表面保留“杨家大小姐”的身份，暗中却奔走于川东秘密联络点之间，向地下党输送情报，协调接济物资，还试图说服川军中的旧部脱离国民党。
她先后两次被捕，但是却仍然不改变自己的意志，1949年9月17日深夜，城中因“九·二大火”舆论沸腾。
吴铭当场斥责杨森借火嫁祸，是“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翻版”，杨森彻底被激怒：“你再这样，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吴铭冷冷回道：“到了法场，看谁剐谁。”
第二天凌晨，杨森悄悄派出特务，押着她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途中，她被勒住脖子，窒息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特务把她的尸体拖到歌乐山金刚坡一个废弃碉堡内，粗暴地丢在角落，并在她手上扣上铁铐，锁死。
后来杨森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而她自此下落成迷。
那年当地有一农民上山曾发现她的遗体，但因为不清楚身份，又担心自己卷进政治风波，便什么都没说。
直到26年后，1975年，村中宣传寻找烈士遗物遗骸的通知，他才想起自己隐瞒26年的发现，随即去报了警。
警察当即展开了搜山，挖出遗骸后经过比对，以及对照特务的供述，最终确定这具女尸正是杨汉秀。
消息直接惊动了中央，当确认结果送达北京时，已年迈的朱德听完消息，久久无语，片刻后，他的手开始颤，眼泪落在桌面上，浸湿成一片。
1980年，杨汉秀的尸骨被重新安葬。
她的死，不是终结，而是一种历史的回响，提醒着我们，哪怕身处牢笼，依然有人选择挺身而出，为人民、为理想，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来源：钎城墨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