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山河破碎，文脉危殆。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率领下，毅然选择了异地办学之路。他们一路从杭州出发，历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余公里，最终于1940年1月抵达贵州遵义、湄潭，并在此坚持办学近7年，结束了艰苦卓绝的“文军
浙大西迁图
1937年，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山河破碎，文脉危殆。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率领下，毅然选择了异地办学之路。他们一路从杭州出发，历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余公里，最终于1940年1月抵达贵州遵义、湄潭，并在此坚持办学近7年，结束了艰苦卓绝的“文军长征”。
烽火青春，弦歌不辍。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望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的办学历史，我们不禁要问：浙大西迁，究竟给遵义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求是”精神的火种
“求是”是浙江大学的校训，更是浙大师生毕生践行的治学信念。在遵义老城、湄潭的办学时光里，“求是”精神深深镌刻进遵义的文化基因。
当时，浙大在遵义老城设立校本部，在湄潭设立理学院、农学院，在永兴设立一年级分部。一时间，遵义汇聚了王淦昌、苏步青、谈家桢、吴耕民等百余位顶尖学者，还有李政道、程开甲、施雅风等潜力新星。他们克服各种困难，或在破庙中授课学习，或于油灯下著书成长，坚持“教育救国、科学报国”的理想。据统计，在遵义，浙大从这里走出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两个国家级领导人，一个世界级地理学家，三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48位中国的两院院士。
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浙大师生始终坚持严谨治学。没有实验仪器，师生们就自己动手用桐油代替柴油发电，没有观测仪器就用损坏的电位计修复以后进行观测，在简陋环境中连续攻克理论数学、物理、生物等前沿课题。
王淦昌在无电无仪器的条件下，仅凭纸笔推演，就找到了探测中微子的新方法，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1942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苏步青仅靠记忆整理文献，用算盘推演，就完成多篇重要论文，并写下《射影曲线概论》初稿，奠定了中国微分几何的基础；谈家桢在微光中观察瓢虫杂交，首次发现“嵌镶显性现象”，推动了中国遗传学的发展……
更可贵的是，浙大师生还将“求是”精神传递给当地民众。浙大师生走进群众、贴近生活，开设夜校，教导农民识字、讲授农业知识；举办科学讲座，向群众普及天文、地理、卫生常识；挖掘地方文化，编纂《遵义新志》，并提出“沙滩文化”等新概念……这种尊重知识、追求真理的精神，深刻赋能了遵义的发展。直至今日，遵义仍有一些学校将“求是”作为校训或育人理念，这正是浙大精神传承最生动的体现。
湄潭浙江大学旧址
留下了现代教育的理念
浙大西迁前的遵义、湄潭，现代基础教育薄弱，高等教育几乎空白。全城仅有几所初级中学，师资匮乏，课程陈旧。浙大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大学教育，更推动了地方教育的改革发展。
在遵义，浙大注重服务地方基础教育，将浙大实验学校与湄潭中学合并办学，创办了浙大附中，实行新式教学。浙大附中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其课程设置科学，师资力量雄厚，迅速成为贵州省内最具影响力的中学之一，培养出大批本地优秀学子，为国家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
浙大还促进了遵义、湄潭教育观念变革。当地人民因受浙大影响，开始意识到新式教育的重要性，纷纷支持兴办新学，发展基础教育。政府也开始重视教育投入，陆续增设小学、扩建中学，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教育事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1944年4月和10月，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两次到访浙江大学，并认为就理工科而言，西南联大与浙大，可与剑桥、牛津，哈佛、耶鲁相比。从此，西迁浙大“东方剑桥”的美誉不胫而走，这也是对浙大与遵义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重要褒奖。
浙江大学西迁纪念碑
留下了科技兴农的实践精神
浙大农学院在湄潭的七年，是遵义近代农业科技史上的光辉篇章，结下了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浙大在遵义创办了黔北地区最早的一所实用职业技术学校。农学院1939年与落户的中央实验茶场合作，利用浙大科研力量分析茶叶土壤农化特性，成功研制出“湄红”“湄绿”及“湄潭龙井”（今“湄潭翠芽”前身），推动了中国现代茶业的发展。
浙大农学院还在湄潭设立农业推广部，组织师生深入田间地头，围绕作物育种、病虫害防治、土壤改良等开展系统性研究与实践。他们引进优良稻种，推广双季稻种植和科学育秧技术，显著提升水稻单产。针对制约农业生产的稻瘟病，研制出有效防治药剂，大幅降低了病害损失。同时，积极推广堆肥积制、轮作休耕等生态耕作方式，帮助农民改良土壤、提升地力。浙大农学院先后培育出7个水稻、小麦和杂交油菜良种以及9个优质果树品种，极大地推动了湄潭农业向精耕细作发展。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农学院教授罗登义自1942年起对贵州170多种果蔬进行营养成分分析，首次科学证实刺梨富含极高浓度的维生素C，并积极开展引种驯化与推广工作。后人亲切地把刺梨称为“罗登义果”，这成为浙大师生服务地方、造福民生的生动见证。
这种“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实践精神，加快了遵义农业科技化进程，推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如今，湄潭作为中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贵州茶叶重镇，其生态农业、科技种植的理念，仍可见当年浙大农学院影响的深远回响。
湄潭中国茶海
留下了文化交融的印记
浙大西迁，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迁移，更是一场心与心的文化交融。江浙文化与黔北民俗在此交汇融合，激荡出独特的文明火花。
1946年，当浙大回迁杭州时，浙大校友周本湘曾写有一首歌深情地唱道：“黔山青，乌水长，遭变乱，避南疆，风尘雨夕聚一堂，他年勿相忘，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到湄江……”情意绵绵而意味悠长。
在遵期间，浙大师生积极参与地方文化生活。他们组织话剧演出，上演《雷雨》《日出》等进步剧目，传播新思想；创办《湄江吟社》，与当地文人唱和诗词，留下大量吟咏遵义山水的诗篇。竺可桢本人坚持每日记录气象与物候，其《竺可桢日记》中关于遵义气候、物产、民风的记载，成为珍贵的地方史料。
同时，浙大师生也被遵义人民的淳朴与坚韧所感动。当地百姓腾出祠堂庙宇供教学使用——湄潭文庙（浙大的办公室与图书馆）、义泉万寿宫（浙大研究生院的旧址）、西来庵（浙大湄江吟社旧址），甚至将家中最好的房屋让给教授居住。在最困难时期，遵义百姓仍坚持为浙大师生供应粮食蔬菜，甚至捐资修建实验室。
可以说，没有遵义、湄潭的磨砺，就很难有今日浙大“求是创新”校训中那份沉甸甸的坚韧与担当。这种同舟共济、休戚与共的深厚情谊，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办学与接纳，而升华为一种血脉相连的情感认同，而遵义、湄潭也成为浙大人心中当之无愧的“第二故乡”。至今，遵义人仍亲切地称浙大为“我们的大学”。湄潭保留着“浙大路”“可桢路”“院士大桥”等历史地名，缅怀那段共克时艰的岁月。
留下了精神传承的丰碑
1990年，为纪念浙江大学迁遵办学50周年和竺可桢校长100周年诞辰，浙大西迁陈列馆正式开馆，这是全国唯一以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历史为主题的专题陈列馆，全面展示浙大在遵义、湄潭办学的珍贵史料。
2006年，湄潭浙江大学旧址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5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成为贵州仅有的两处遗址之一。
2012年，在广大海内外浙大校友倡议和捐资支持下，由浙江大学及其校友与湄潭县人民政府联合创办的公立小学“浙大小学”正式落成开学，并以“求知知真，求是是真”为校训。
2025年8月，浙江大学与贵州省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浙大与“第二故乡”的深厚情谊仍在不断接续。
令人深思的是，遵义会议会址与浙江大学旧址，一边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一边是文化上的坚韧坚守，在战火中延续中华文脉——二者都与遵义有关，共同蕴含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觉醒与奋起。
今天，遵义的中小学常组织学生参观浙大旧址，聆听“文军长征”的故事；浙大也时常组织师生重返湄潭，开展“重走西迁路”活动，进行社会实践与科技服务。两地之间的教育合作、科技帮扶持续不断，形成了新时代的“山海情”。
回望1940年，当竺可桢率队踏上遵义土地时，或许未曾想到，这短暂的七年，竟会成为一座城市精神版图中不可磨灭的坐标。
浙大走了，但“求是”精神留了下来；校舍旧了，但文明之光永不熄灭。从战火中走来的这段历史，早已超越了一次高校迁移的范畴，升华为中华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文化象征。
作者：赵登银
作者单位：遵义市新闻传媒中心
责任编辑：李俊 欧阳博婧 朱音
来源：遵义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