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毛细血管”，城商行历经30年发展，在监管“顶层引导+精准施策”推动下，通过破产重整、合并重组、引入战投等多元路径化解内外部风险，实现了从“粗放扩张”到“精细发展”的初步转型。然而，当前全球低利率周期叠加国内经济新常态，城商行陷入“内卷”加剧
报告正文如下
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毛细血管”，城商行历经30年发展，在监管“顶层引导+精准施策”推动下，通过破产重整、合并重组、引入战投等多元路径化解内外部风险，实现了从“粗放扩张”到“精细发展”的初步转型。然而，当前全球低利率周期叠加国内经济新常态，城商行陷入“内卷”加剧、息差快速收窄、信用风险分化等经营困境，传统“规模竞速”模式难以为继。对此，城商行需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以深化差异化竞争筑牢区域服务壁垒，以优化盈利模式破解息差依赖困局，以强化信用风险管理守住安全底线，在破局中实现“韧性生长”，持续为地方经济与金融稳定注入动能。
一
三十年回顾：风险化解的“四种模式”与启示
（一）改革化险实践路径：差异化策略化解区域集中风险
国内城商行的发展史，也是一部风险应对与化解史。从1995年城市信用社合并起步，到经历快速扩张后风险暴露，城商行改革化险之路为理解中国金融治理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驱动改革的因素包括宏观压力传导、同业竞争加剧与内部治理缺陷等，面对上述风险挑战，城商行纷纷探索差异化的化险路径，其中尤以省级城商行等中大型机构风险化解模式最具代表性。改革化险有效化解了区域集中风险，使城商行实现了从“粗放扩张”到“精细发展”的初步转型。
1、破产重整新设模式：“破而后立”，彻底切割历史风险
针对已资不抵债、风险无法通过重组化解的高风险城商行，依法实施破产重整，通过“资产剥离+新设机构承接”方式，彻底切割历史不良与无效资产，由新设机构承接优质业务与网点，保障区域金融服务连续性、防范区域风险集中爆发。
典型案例为包商银行，2019年因大股东违法违规占款超1500亿元引发信用危机，成为我国首例城商行破产重整案例。2020年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两级财政及部分区属企业，并引入建设银行、徽商银行等优质机构新设蒙商银行。蒙商银行注册资本为200亿元，承接包商银行区内资产、负债及网点，区外业务由徽商银行承接。蒙商银行建立“国有控股+多元股东”股权结构，旨在通过完善“三会一层”治理，化解区域金融风险，聚焦内蒙古本土，服务中小微企业与乡村振兴，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2、合并新设模式：多机构“抱团重生”，化解区域分散风险
针对区域内多家高风险城商行“小而散”、单家难以自救的问题，由地方政府主导，将多家机构解散后合并，新设省级城商行承接资产负债，通过规模效应与资源整合实现风险共担、能力提升。
典型案例如四川银行。2020年前，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凉山州商业银行均陷风险困境，出现不良率大幅攀升、管理层内外勾结骗贷案件。2020年，四川省政府牵头推动两家合并新设四川银行，注册资本300亿元，由四川金控等国资股东注资。四川银行承接上述两家全部资产负债后，通过“不良资产打包转让+政府贴息”处置历史不良，首批剥离转让不良资产约150亿元。截至2024年末，四川银行净利润20.36亿元，同比增长55%，不良贷款率逐步下降至1.38%以下。四川银行的设立填补了四川省级城商行空缺的不足，进一步增强了四川城商行的综合实力，为加快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以及服务成渝双城经济圈等重大国家战略注入金融新动能。
3、吸收合并模式：“以大并小”整合资源，降低重组震荡
由区域内经营稳健、规模较大的城商行作为主体，吸收合并规模较小、风险较高的同业机构，通过优势机构的治理经验、客户资源、风控能力输出，实现风险机构“平稳过渡”，减少对区域金融生态的冲击。
典型案例如中原银行。2022年前，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焦作中旅银行均面临资本充足率不足、不良资产处置能力弱的问题，而中原银行作为河南省唯一一家省级城商行，公司治理完善、经营稳健，具备整合基础。2022年，中原银行以“定向增发+现金收购”方式吸收合并三家银行，整合后梳理出不良资产约200亿元，通过“自有资金核销+引入AMC合作处置”逐步出清。吸收合并后中原银行资产规模突破1.3万亿元，跻身全国城商行前十。2023年，中原银行虽受重组阵痛影响净利润同比下降，但2024年实现盈利反弹，成为服务河南“制造业强省”战略的核心金融平台。
图表1：2020年以来城商行改革化险主要案例
资料来源：东方金诚整理
4、引入优质战投模式：战略入股剥离历史包袱，风控重整轻装上阵
当然，除了合并重组等方式化险，各地城商行也在探寻引入战略投资者、业务转型等差异化方式逐步化解风险。典型案例包括：1）锦州银行2019年引入工银投资等战略投资者，以3折对价剥离1500亿元不良债权，并通过定向认购债务工具补充资本，改善资本充足水平及压降风险资产规模；2024年港股完成退市；2025年10月公告由工商银行正式收购。2）盛京银行2021-2022年由沈阳国资全额承接恒大股权，实现国资控股；2023年向辽宁资管出售1760亿元不良资产包，该交易通过辽宁资管定向发行15年期专项票据完成；2025年10月盛京银行公告拟于11月20日联交所退市。3）温州银行2021年引入优质战投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系统19家农商行入股，输入科技、人才资源，构建“城商+农商”联合信贷模式，业务上聚焦特色转型，逐步下沉县域服务。
（二）改革化险质效检验：规模与质量的协同提升
历经长期改革化险，城商行的发展质效显著提升，特别是在“十四五”时期，其改革化险成效显著，主要体现在：
1）高风险机构数量大幅压降：“十四五”时期，我国高风险中小银行机构数量较峰值大幅下降，浙江、湖北等9省已实现高风险中小机构“动态清零”。
2）经营管理水平提升：城商行通过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股权管理机制，提高关联交易风险管控等举措，不断完善公司治理，避免出现“大股东控制”等诟病，持续增强经营动力和活力。城商行更加聚焦主责主业，突出服务城乡居民、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的市场定位。
3）资产质量持续改善：“十四五”期间，银行业处置不良资产较“十三五”时期增长超40%，城商行不良率、拨备覆盖率保持平稳，整体资产质量稳中向好。截至2025年6月末城商行不良贷款率1.76%，较2019年末下降0.56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85.53%，资本充足率为12.64%，风险指标保持稳健。
4）金融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城商行合并重组案例增多，山西银行、四川银行等省级银行成立，行业进入“减量提质”阶段，通过兼并重组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了整体竞争力。
此外，我们也关注到，改革化险需要度过较长的阵痛期，特别是省级城商行等大型机构的组建，仍可能存在公司治理改革浮于表面，实质风险化解的周期较长、业务转型动能不足等挑战。
二
城商行新挑战：低利率周期下的“生存压力测试”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叠加全球低利率环境的影响，城商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从“规模竞速”的旧有模式中突围迫在眉睫。
（一）竞争之困：在“内卷”中寻找生存缝隙
宏观层面，城商行同时面临经济增速放缓与低利率环境的双重挑战，监管层面既要支持地方区域经济和重点领域发展，又需防范和化解薄弱环节风险。区域层面，城商行的发展基因与区域经济高度绑定，其业务布局、客户结构、资产质量均深度依赖地方经济生态，这种共生性也使其成为区域风险传导的重要载体。行业层面，城商行内部深陷“内卷式”竞争，全国性银行凭借规模优势、品牌优势和资源优势，不断下沉服务重心，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对城商行的客户资源和市场份额形成较大冲击。此外，一些城商行由于公司治理不完善、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也导致信用风险防控不力，制约其可持续发展。
（二）盈利之困：息差收窄击中传统模式“命门”
2025年全球普遍进入降息周期，国内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当前国内政策利率处于全球偏低水平，对银行业经营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城商行高度依赖传统存贷业务，利息净收入占比普遍超70%，且面临全国性银行业务下沉和区域内农商行竞争的双重挤压，在低利率周期背景下息差快速收窄，部分城商行息差甚至低于自身信用成本，面临生存危机。当前，1年期LPR从2019的4.25%逐步降至3.0%，5年期LPR从4.85%降至3.5%；而负债端2025年国有大行1年期存款挂牌已进入“1”时代，各地城商行也采取跟随策略。2025Q2银行业净息差水平降至1.42%，其中城商行为1.37%；2024年城商行净利润同比下降13.14%，2025年上半年同比下降1.06%。盈利承压迫使城商行不得不重新审视盈利模式，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风险之困：资产质量“区域分化”成新常态
低利率周期往往伴随着区域经济增长放缓、产业转型缓慢、区域企业经营困难加剧等，导致城商行的信用风险敞口扩大。尽管城商行在前期改革中强化了风险管控，但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部分区域和行业的信用风险仍在持续暴露，特别是近年来风险集聚的房地产相关领域、城投化债等领域。
从区域层面来看，各地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依然呈现显著分化。2025年3月末，黑龙江、甘肃、海南和吉林等地不良率均在2.3%以上，而浙江、江苏和北京等地资产质量保持较优水平，均低于1%。这种区域差异与当地经济结构、产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例如东北、西部和部分中部省份、海南等地区，城商行本身面临较大信用风险暴露，且区域经济恢复缓慢、行业政策变化、房地产行业信用风险传导等均加大了其资产质量下行压力。当前城商行房地产领域贷款风险已相对释放，但在房地产领域持续低迷情况下，城商行将持续面临信贷风险管控压力和风险资产抵质押物处置压力。
2018年以来，中央为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城商行与地方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当前化债背景下，也面临着信贷增速放缓和风险管控压力等。考虑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依然较大，且地方城商行尤其是非省级机构获得化债资源相对有限，需关注城商行涉隐债务化解以及地方债务非标转标等形式的风险传导。
三
城商行破局之道：探寻“韧性生长”之路
面对复杂环境与改革化险任务，城商行需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聚焦发展质量与效益，走创新转型、降本增效、差异化竞争之路。
（一）深化差异化竞争：打造核心优势
深耕地方市场：城商行应紧密围绕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聚焦地方特色产业和中小企业，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加强与地方企业的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成为地方企业的“主办银行”。
加速数字化转型：城商行应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投入，打造数字化的业务平台和服务渠道。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和客户体验。
强化品牌建设：城商行应通过优质的服务、良好的口碑和有效的宣传，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品牌建设，积累客户、扩大市场份额。
（二）优化盈利模式：应对息差收窄
加快主营收入结构转型、提升非息收入占比：布局财富管理、投行类（并购贷款、财务顾问等）新兴业务，围绕客户需求创新产品和服务，同时巩固传统结算业务收入，构建多元非息收入来源。
实施大资产统筹管理和差异化定价策略：加大中小企业、科创等高溢价资产配置，压缩低收益资产；实施差异化定价，布局“五篇大文章”相关信贷业务；优化存款结构，拓展低成本主动负债，精简组织架构控成本。
（三）强化信用风险管理：守住风险底线
加强风险预判：城商行应建立专业的研究团队，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趋势，针对不同行业特点和风险状况，制定差异化信贷政策，合理调整信贷结构，避免过度集中于高风险行业。
完善风控体系：城商行应建立健全覆盖信用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全过程的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对贷款全流程的管理。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建立大数据风控模型，实现对客户信用状况的实时监测和精准评估。
化解存量不良：城商行应综合运用多种市场化手段，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除传统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外，还可探索不良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等创新方式，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针对高风险机构，改革化险思路也将继续围绕“兼并重组、减量提质”展开，通过优化公司治理、资源整合等发挥合并协同效应，依托监管及区域政府支持畅通不良资产化解机制推动合并重组后实质风险的出清，并逐步构建可持续性的资本补充方案。
四
结语
城商行始终与地方经济同频共振，在改革化险中夯实根基，在服务实体中彰显价值——从高风险机构数量大幅压降、资产质量指标稳健，到省级城商行整合资源填补区域服务空白，行业“减量提质”的转型成果已然显现。但低利率周期的考验仍在持续，息差收窄的盈利压力、信用风险的区域分化、重组机构的转型阵痛，仍在倒逼城商行彻底告别规模依赖。
未来，城商行的“韧性生长”，既要扎根地方沃土，以数字化转型赋能特色产业服务、以品牌建设巩固区域客群粘性，在差异化赛道上构建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也要向内修炼内功，通过多元盈利结构提升抗周期能力、以全流程风控化解存量增量风险，在精细化经营中夯实发展底气。唯有如此，城商行才能真正穿越低利率周期的迷雾，从“规模扩张的追随者”转变为“价值创造的引领者”，在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持续贡献金融力量，推动自身与地方经济形成更为深度的共生共荣格局。
本文作者 | 金融业务部 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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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