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闻一十五六岁人声音号哭…… 其人颇肥，貌亦不凶恶”—— 清末南海知县杜凤治的日记里，记下了十三岁少年黄孖耳的最后时刻。这个父母早亡的男孩饿昏了头，为抢一条绸裤导致邻家幼童淹死，因为性质恶劣，没了清律 “老小减免” 的宽宥，被 “钉封案” 加急处斩，连忌辰停刑
“闻一十五六岁人声音号哭…… 其人颇肥，貌亦不凶恶”—— 清末南海知县杜凤治的日记里，记下了十三岁少年黄孖耳的最后时刻。这个父母早亡的男孩饿昏了头，为抢一条绸裤导致邻家幼童淹死，因为性质恶劣，没了清律 “老小减免” 的宽宥，被 “钉封案” 加急处斩，连忌辰停刑的规矩都懒得执行。
翻开《杜凤治日记》《清史稿・刑法志》，再对照广东、湖南的地方志，清末刑罚的残酷其实远超我们想象：斩枭、凌迟、站笼、拷讯，还有 “病死”“钉封案” 这类暗箱操作，《历代刑法考》都 “不忍写” 的狠活，在清末官场已经是日常。今天咱就聊聊清末的刑罚体系，看看那些比斩首还狠的 “大招” 和 “小招”，到底有多离谱。
壹
清末死刑分 “斩、绞” 两等，可在此之上，还有斩枭、凌迟这类 “加 buff” 的极刑，专门对付 “十恶不赦” 之徒，场面血腥到让人头皮发麻。
斩枭比普通斩首狠在 “示众”—— 犯人被斩首后，头颅要被割下，悬挂在城门、集市或案发地，少则数日，多则数月，直到腐烂变质。《清史稿・刑法志》规定，谋反、杀人越货、谋杀幼孩等重罪，多判斩枭，目的是 “以儆效尤”。
杜凤治在南海当知县时，多次监斩斩枭案。有个抢劫未伤人的犯人，按律可判斩立决，却被加判斩枭，头颅挂在城门三个月。他在日记里写 “观者如堵，小儿哭啼不止”，却没丝毫犹豫 —— 对清末官员来说，“震慑效果” 比量刑公平重要得多。
更离谱的是，斩枭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宽。根据邱捷教授考证，到同治、光绪年间，就连盗窃官粮、抗拒捕役这类罪，也可能被判斩枭，官员全凭维稳需求自由裁量。
凌迟俗称 “千刀万剐”，是清末最狠的刑罚，专门用于谋反、大逆、杀父母、杀幼孩等重罪。按规定，凌迟要割三千多刀，第一刀割皮肉，最后一刀才致命，让犯人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
杜凤治日记里没详细写凌迟过程，只记录 “凌迟处死，传首各州县示众”—— 不是他不忍心，而是这类刑罚的细节 “不便详记”。但根据湖南地方志记载，清末凌迟有固定流程：先割双眉，再割双乳，接着割手臂、大腿，最后枭首，全程要保证犯人 “气未绝”。
最讽刺的是，凌迟本是 “重罪专属”，到了清末却成了官员 “邀功” 的工具。有个小偷因盗窃皇陵附近农户财物，竟被按 “谋逆关联” 判凌迟，理由是 “惊扰陵寝，形同叛逆”。律学家薛允升在《历代刑法考》里吐槽：“凌迟本为极刑，今滥用于细故，失其本意矣”。
像黄孖耳这样的斩立决，看似比斩枭、凌迟轻，实则执行起来最 “随意”。清末 “钉封案”（斩立决要案）的流程密不透风：抚台发臬司，臬司转县，全程 “密不通风”，不用请令，跨县都不用知会，杀人像送快递。
黄孖耳行刑当天是孝端文皇后忌辰，按律 “是日不理刑名”，可杜凤治为了 “快速结案”，先斩后奏，事后倒填日期改成十八日。这种 “多杀配快杀” 的操作，在清末广东官场是常规操作 —— 杜凤治一年监斩成百上千人，到后来 “目睹斩决如屠猪狗”，连外省长官的 “大惊小怪” 都觉得可笑。
贰
如果说斩枭、凌迟是 “大招”，那站笼、拷讯就是清末官员的 “日常操作”，不管是盗窃、斗殴还是通奸案，只要犯人不招供，或者官员想 “立威”，这些酷刑就会用上。
站笼也叫 “立枷”，是一种 “慢死亡” 刑罚。犯人被关在特制木笼里，脖子卡在笼顶枷板上，脚尖只能勉强着地，稍微一动就会被枷板卡得窒息。更狠的是，官员会根据 “罪行轻重” 调整笼高，罪行越重，笼越高，犯人越难支撑。
杜凤治在广宁当知县时，常用站笼处置小偷小摸。有个偷鸡的少年，本应打十板，却被关进站笼三日，理由是 “屡教不改，当示众”。杜凤治日记里写 “少年面黄肌瘦，三日即气息奄奄”，最后还是让其父亲领回，算是 “开恩”—— 更多犯人在站笼里熬不过三天，直接窒息或饿死。
光是《杜凤治日记》里记录的，杜凤治任内用站笼处置过近百人，其中三成以上 “笼毙”，剩下的也多因腿部坏死致残。清末官员之所以偏爱站笼，是因为它 “成本低、效果好”，不用动刀动枪，就能让犯人受尽折磨，还能震慑围观百姓。
拷讯是审理案件的 “常规流程”，清末官员大多科举出身，不懂刑侦，遇到犯人不招供，就用酷刑逼供。常用刑具有笞杖、夹棍、拶指，每一种都能让人痛不欲生。
杜凤治还算克制，对老弱妇孺会 “轻责”，而其他官员更狠 —— 有知县审理斗殴案，直接用 “烙铁” 烫犯人胸口，理由是 “快速逼供，节省时间”。
叁
除了明面上的酷刑，清末还有 “病死”“株连” 这类隐性杀戮，看似 “合规”，实则比明刑更残酷，还能让官员 “脱责”。
清末监狱阴暗潮湿、缺医少药，口粮还被衙役克扣，犯人很容易 “病死”—— 但很多 “病死”，其实是酷刑或虐待后的结果。杜凤治日记里提到，有个盗窃案嫌疑人拒不认罪，被关了半个月就 “病死”，他私下批注 “实系刑后虚弱，无人照料”，却上报 “因病身故”。
更离谱的是，有些官员为了快速结案，会故意让犯人 “病死”。有个涉及士绅的讼案，嫌疑人知道太多内幕，官员怕他招供牵连他人，就授意狱卒不给饭吃，最后以 “饿病身亡” 上报。根据广东地方志记载，清末监狱 “狱毙” 率高达三成，其中近半是 “非正常死亡”。
清末虽废除了 “连坐” 制度，但实际执行中，株连屡见不鲜。尤其是抗粮、谋反案，官员会 “株连亲属”，逼迫犯人认罪或缴粮。
杜凤治处理卢姓族绅抗粮案时，族绅卢庆韶被责成催完全族欠粮，无力完成后躲避，杜凤治竟将担保人岑鹏飞、甚至不相干的同族局绅岑鹏翀一并羁押，直到粮款有眉目才放人。他在日记里说 “株连虽不合律，然能快速收粮，亦无不可”—— 对清末官员来说，“办事效率” 比法律规定重要得多。
还有个谋反案，主犯被凌迟，亲属男丁流放新疆，女眷没入官奴，理由是 “逆属不除，恐生后患”。律学家薛允升批评：“株连之害，甚于酷刑，无辜者受累，民心离散”，但官员们充耳不闻。
肆
清末刑罚之所以这么狠、这么乱，核心是王朝末路的焦虑 —— 内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外有列强环伺，朝廷只能靠 “重刑治国” 维稳，逼着官员 “多杀快杀”。
杜凤治刚当官时，还发誓做 “不贪不刻的好官”，看到黄孖耳号哭会 “甚不忍”；可几年后，他 “目睹斩决如屠猪狗”，连凌迟都能平静记录。这种 “脱敏” 不是个例 —— 清末官员天天面对酷刑，慢慢变得麻木，甚至以 “多杀” 邀功。
但官员也有无奈。杜凤治曾在禀文中写道 “上司催逼甚急，不快速结案，恐丢乌纱”，为了保住官职，他只能狠下心肠。可惜，酷刑并没有维稳，反而让民心离散，很多农民因怕被酷刑牵连，纷纷逃亡变成图非，形成 “越杀越乱，越乱越杀” 的恶性循环。
清末法律本有 “老小减免”“停刑日期” 等规定，但这些最后都成了摆设。黄孖耳十三岁，按律 “十到十五岁流罪以下收赎”，却因 “谋杀幼孩” 被斩；忌辰停刑被无视，株连不合律却常态化 —— 法律的崩坏，让酷刑失去了约束，变成官员的工具。
更可怕的是，刑罚成了 “敛财手段”。衙役执行酷刑时，会向犯人勒索 “免刑钱”，没钱的受刑，有钱的交钱免罪；官员审理案件时，也会以 “重刑” 要挟，让犯人家人行贿，形成 “酷刑敛财” 的黑色产业链。
伍
十三岁的黄孖耳、站笼中气息奄奄的无名者、凌迟刀下的哀嚎……杜凤治的日记里，这些不再是冰冷的名字与案例，而是一个个曾经鲜活，最终却在极度痛苦中消逝的生命。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震撼的不仅是刑罚本身的残酷，更是那种系统性的人性在制度下的扭曲与麻木。二百年过去了，那段血色的岁月警示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从不体现在它对最底层、最脆弱者的严酷上，恰恰相反，正体现在它如何对待每一个微小的个体，以及能否捍卫生命最基本的尊严。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