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吴石”究竟怎会被叛徒轻易出卖，真相该揭晓了，别再沉默

摘要：枪声在台北郊外的一块甘蔗地响起。那天是1950年6月10日，天色已暗，四人被押到马场町刑场。射击结束后，地上留下血迹，也结束了一段长期在敌人心脏开展工作的隐蔽生涯。被处决的包括一名国民党高官和几位与他有关联的地下交通员与联络人。他在临刑前低声念出几句短诗，内容

枪声在台北郊外的一块甘蔗地响起。那天是1950年6月10日，天色已暗，四人被押到马场町刑场。射击结束后，地上留下血迹，也结束了一段长期在敌人心脏开展工作的隐蔽生涯。被处决的包括一名国民党高官和几位与他有关联的地下交通员与联络人。他在临刑前低声念出几句短诗，内容是对一生的感慨和对父亲的交代。那个夜晚标志着一段情报线的崩溃。

回到三个月前，1950年3月1日深夜，国民党军警持枪包围并破门进入一处位于台北市中心的官邸。屋内一名身着军装、正在整理文件的中年男子被捕。这个人平日在蒋介石身边被视为重要幕僚，外界对他印象是温文尔雅。被捕后，他和几位相关人员被指认有与对岸往来并提供机密情报的行为。

那人名叫吴石。吴石生于1894年，家乡在福建闽侯。早年曾到日本军校学习，回国后加入国民党军队，曾在陆军大学担任教官，外界认为他在军事理论上有很深的造诣。抗战胜利后，他升任参谋要职，负责战区作战计划、长江防务部署与台湾防务规划等工作，掌握了台海方向的核心资料与情报。

1947年，吴石在接收工作中看到一些将领的贪腐和普通百姓的困苦，他的思想悄然发生了变化。那时候他没有公开表态，而是秘密与对岸取得联系。对方给他代号，把他当作岛内最高级别的情报来源。对岸获得了大量机密材料，其中重要的一批包括在渡江战役前的长江防守部署图。这些资料被用来指导解放军的行动，减少了损失。回大陆后，还有一批绝密档案没有带走，留下了298箱，后来成为解放军了解敌方部署的重要来源。

在台湾期间，吴石极为小心。他把官邸的书房夜间拉上严密窗帘，用药水密写在牙膏管内保存，行事隐秘。与交通员见面从不固定地点，常选在清晨人少的教堂或黄昏时人声嘈杂的渔港。连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人都不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长期在敌人管理系统内部工作，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勇气，也需要精细的技术与纪律。

情报工作不是孤立的，任何一个环节出差错都会牵连全线。那年岛内的隐蔽网络并非铁板一块，系统之间有重叠与交叉，本应分开运作的渠道在实际中发生了联系。两套系统的一个关键人物是蔡孝乾，他在岛内负责群众运动和兵运。按规矩他与吴石应该互不相识，但因一条“走门路”的电话，几条平行线路在1949年11月发生了交叉。

这一切的导火索看似寻常。蔡家一位亲属要办理出境证，蔡便找交通员朱枫帮忙。朱枫又向吴石求助，吴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副官聂曦处理。聂曦在申请表上留下了名片。这张名片成了后来敌方顺藤摸瓜的关键证据。还有更明显的失误：蔡对保密工作松懈，联络电话写在台币上，会议地点记在小册子里，日记里甚至写到与“吴次长”的来往。

保密局特务谷盯上了蔡。他用看似轻松的方式接触蔡，先请吃饭、提供住宿与许诺优厚待遇，说服蔡出卖情报。被“策反”的蔡在一周内交出上百人的名单，名单中就有“吴次长”的名字。情报机构收到名单后，把姓吴的几名候选人列为重点怀疑对象。经查蔡的笔记出现朱枫名字，再通过出境申请表上的名片，锁定了与之相关的住所。

吴石有一个致命的软肋。为了保护女交通员朱枫的安全，他在1950年2月亲自签发一张特批通行证，盖上“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印章，允许她搭乘军用运输机前往舟山。谁都没想到一张看似合规的通行证会成为突破口。朱枫在舟山等待时被捕，吞下金子企图自杀但未遂。特务从她身上搜出那张通行证，作为直接指认吴石的证据。由此，谷把一串人名串联起来，上报给最高层。

1950年3月1日深夜，国民党展开突袭。军警包围吴石官邸，破门而入，他被逮捕。随后的调查与审讯把多名地下工作人员牵连出来。保密工作的失败在于多个层面：组织结构存在重叠，核心领导人的纪律松懈，关键时刻有人感情用事。被策反者交代出的大量名单，加速了整个网络的瓦解。

那场审判并不长。到了6月10日，吴石、朱枫、聂曦和另一名涉案人员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四声枪响后，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同的评价。作为被定为“叛徒”的蔡孝乾，在交代后被授予少将衔，并进入一个专门研究所谓“匪情”的机构工作，直到1982年在台北去世，身后留下争议。吴石在对岸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73年获得追认，1994年遗骨迁葬至北京福田公墓。朱枫的骨灰在2010年回到故乡，她的名字也被列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烈士名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