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6年,我站在广州的街头,感觉自己像一颗被扔进大海的沙子,连个响儿都没有。
96年,我站在广州的街头,感觉自己像一颗被扔进大海的沙子,连个响儿都没有。
天河立交桥上车水马龙,每一声喇叭都像在嘲笑我的穷酸。
我叫李文军,二十四岁,从东北老国企下岗快一年了。
兜里最后剩下二十块三毛,皱巴巴的,像是从咸菜缸里捞出来的。
我刚刚从一家电子厂的面试中被赶出来,人家嫌我没经验,还嫌我那双开了胶的解放鞋碍眼。
肚子饿得咕咕叫,胃里像有只猫在挠。
我沿着人行道漫无目的地走,眼睛在找,不是在找机会,是在找哪家快餐店门口的垃圾桶看起来比较“富裕”。
这念头让我自己都觉得恶心。
就在这时,我闻到了一股劣质香火和膏药混合的奇特味道。
街角一棵大榕树下,支着个摊子。
一个瞎子,戴副比我脸还干净的墨镜,坐在小马扎上,面前铺着一块褪了色的八卦图布。
布旁边竖着个纸牌子:铁口直断,不准不要钱。
我嗤笑一声。
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套封建迷信。
也就是骗骗那些阿婆和走投无路的可怜虫。
比如我。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愣住了。
我居然把自己归为了“可怜虫”。
“后生仔,过来坐坐?”
瞎子开口了,声音沙哑,像被砂纸打磨过。
我吓了一跳,我走得这么轻,他怎么知道我在这?
“我没钱。”我硬邦邦地回了一句,脚下没停。
“钱财身外物,缘分才是真。”瞎子慢悠悠地说,“我看你头顶一团黑气,眉心却藏着一点金光,有趣,有趣得很。”
我停下脚步。
不是信了,是饿得走不动了,找个由头歇歇脚。
我走到摊子前,一屁股坐在他对面的小马扎上,那马扎“嘎吱”一声,差点散架。
“说吧,怎么个有趣法?”我从兜里掏出那揉成一团的二十块钱,摊开,又从里面捻出那三毛钱硬币。
“我就这点家当了,你看着要。”
瞎子没理会我的钱,他那戴着墨镜的脸转向我,像是真的在“看”我。
他伸出干枯得像鸡爪一样的手。
“手给我。”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手递了过去。
他的手指冰凉,皮肤粗糙,在我手心上摩挲着,像是在读一本全是褶子的旧书。
“嗯……家道中落,背井离乡。”
废话,九成的打工仔都这样。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我心里一抽,这话太狠了,也太准。
“情路坎坷,所爱隔山海。”
我脑子里瞬间闪过小晴的脸,还有她妈那张刻薄的脸。
我把手抽了回来,心里有点发毛。
“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我有点烦躁,“你就告诉我,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完蛋了?”
瞎子笑了,露出几颗黄牙。
“年轻人,别这么急嘛。”
他慢悠悠地端起身边一个搪瓷缸子,喝了口浓茶,咂咂嘴。
“你这命格,叫‘潜龙在渊’。”
我差点笑出声。
还潜龙在渊,我他妈都快淹死了。
“龙要升天,需待时运。时运一到,风云际会。”
“什么时候?”我没好气地问,纯粹是想赶紧结束这场无聊的对话。
瞎子伸出一只手,五根手指张开,在我面前晃了晃。
“五年。”
“五年后,你将富甲一方。”
空气安静了。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几秒钟后,我爆发出了一阵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富甲一方?
我?
就凭我这兜里比脸还干净的状况?
就凭我连明天在哪吃饭都不知道的窘境?
“哈哈哈哈……老师傅,你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我把那三毛钱硬币扔到他的八卦图布上,发出“叮”的一声脆响。
“谢了,这笑话值三毛。”
我站起身,感觉因为刚才那阵大笑,肚子更饿了。
瞎子没生气,也没去捡那三•毛钱。
他只是幽幽地说了一句:“年轻人,记住我的话。五年后,你会回来找我的。”
“找你干嘛?给你换个金饭碗?”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身后传来他不变的沙哑声音。
“不,是来问我,下一个五年,会怎样。”
我拐过街角,把那可笑的预言和那个故弄玄虚的瞎子一起甩在脑后。
当务之急,是解决今天的晚饭。
我用那二十块钱,买了一份猪脚饭,十块。
又去路边摊,买了一包最便宜的红棉烟,两块五。
剩下的钱,我小心翼翼地塞回裤兜最里面的小口袋里。
这是我明天,甚至后天的命。
我提着那盒油腻腻的猪脚饭,回到了我住的地方。
一个城中村的握手楼,我租的是顶楼加盖的铁皮房,一个月一百五。
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
推开门,一股热浪夹杂着霉味扑面而来。
我脱了上衣,光着膀子,汗水立刻就冒了出来,顺着脊梁沟往下淌。
我把猪脚饭放在那张摇摇晃晃的破桌子上,贪婪地吸了一口饭菜的香气。
就在这时,桌上的BB机疯狂地响了起来。
我拿起来一看,是小晴。
“速回电,想你。”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小晴,是我的女朋友,也是我在这座冰冷城市里唯一的光。
我们是在人才市场认识的,她当时在找文员的工作,扎着个马尾辫,眼睛亮晶晶的。
我攒了一个星期的饭钱,请她看了一场电影。
然后,她就成了我的女朋友。
我跑到楼下士多店,老板娘正靠在躺椅上用蒲扇扇风,见我来了,眼皮都懒得抬。
“打电话。”我递过去五毛钱。
电话接通了,传来小晴温柔的声音。
“阿军,你吃饭了吗?”
“吃了,刚吃完,猪脚饭,可香了。”我撒了个谎,我的那份还一口没动呢。
“那就好。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快了快了,有几家挺有意的,我正在挑呢。”我又撒了个谎。
我不想让她担心。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阿军,我妈今天又跟我说了。”小晴的声音低了下去,“她说……她说你要是再找不到正经工作,就让我……”
“让你跟我分手,对不对?”我抢着说道,心里一阵刺痛。
“不是的!我不会的!”小晴急了,“阿军,你别多想,我就是……我就是压力有点大。”
我能想象到她在那头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她妈妈是本地人,一直看不上我这个外地来的穷小子,每次我去她家,她都像防贼一样防着我。
“我知道,小晴,你别哭。”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你信我,我很快就能找到好工作的,到时候,我风风光光地去你家提亲。”
“嗯,我信你。”
挂了电话,我站在士多店门口,点燃了一支烟。
烟雾缭acrid,呛得我直咳嗽。
风风光光?
我拿什么风光?
脑子里突然又想起了那个瞎子的话。
“五年后,你将富甲一方。”
我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碎。
去他妈的富甲一方。
老子现在只想活下去。
第二天,我揣着最后的几块钱,去了岗顶。
那时候的岗顶,已经是电脑配件的集散地,到处都是拉着小推车,行色匆匆的人。
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电路板和塑料混合的味道。
我找不到正经工作,只能来这里当“拉摩的”的,或者给人扛货。
一个戴金链子的胖老板冲我招手。
“靓仔,过来!”
我赶紧跑过去,脸上堆着笑。
“老板,要扛货吗?我力气大!”
胖老板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指着地上一堆纸箱子。
“把这些,搬到对面太平洋电脑城三楼,一百块。”
我眼睛一亮。
一百块!够我半个月房租了!
“好嘞!”
我二话不说,弯腰就扛起一个大箱子。
箱子死沉,勒得我肩膀生疼。
我咬着牙,一趟,两趟,三趟……
汗水把我的衣服湿透了,又被太阳晒干,留下一层白色的盐霜。
等我把所有货都搬完,累得像条死狗,靠在墙上直喘粗气。
胖老板点了一百块钱给我,还多给了十块。
“靓仔,有前途。这是我呼机号,以后有活儿找你。”
我捏着那一百一十块钱,手都在抖。
这是我来广州,第一次一天挣这么多钱。
我突然觉得,生活好像也没那么绝望。
晚上,我奢侈了一把,去大排档点了两个小菜,要了一瓶珠江啤酒。
冰凉的啤酒滑过喉咙,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不少。
邻桌几个男人也在喝酒吹牛。
“听说了吗?最近内存条疯了,一天一个价!”
“可不是嘛,华强北那边,倒腾一条就能赚几十块!”
“妈的,早知道我也去搞几条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我端着酒杯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内存条?
我虽然是下岗工人,但在厂里好歹也是跟机器打交ates的,对这些东西不陌生。
一个念头,像一颗火星,落进了我心里。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边在电脑城扛货,一边竖起耳朵听,睁大眼睛看。
我发现,那些在柜台后面忙碌的小老板,很多都跟我差不多年纪,有些看起来比我还土。
他们凭什么能当老板?
我扛货的时候,偷偷看那些报价单。
一条16M的内存条,进货价大概三百多,他们转手就卖到五百,甚至六百。
这简直是抢钱!
信息差。
我脑子里蹦出这个词。
他们赚的,就是信息差的钱。
他们知道从哪里能拿到便宜货,而顾客不知道。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我也许……也可以做这个。
我没有本钱,没有门路。
但我有脑子,有力气,我还识字。
我开始利用扛货的机会,跟那些装机小哥、柜台老板套近乎。
递根烟,说句好话,帮个小忙。
慢慢地,我摸清了一些门道。
广州的货,很多都是从深圳华强北那边过来的。
而华强北的货,又是从香港那边走私过来的。
这是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充满了风险,也充满了机遇。
我把每天扛货挣来的钱,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开销,一分一分地攒下来。
我买了一个小本子,每天晚上在铁皮房的灯下,记录下各种配件的型号、价格、进货渠道。
我的床底下,堆满了各种电脑报纸和杂志。
小晴来看我,看到我那狗窝一样的房间,还有我那股疯魔劲儿,眼圈都红了。
“阿军,你这是何苦呢?”
我抓住她的手,眼睛里闪着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的光。
“小晴,你信我,我这次一定能成。”
“我不要你成不成,我只要你好好的。”她抱着我,哭了。
我心里又酸又涨。
我发誓,我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
我一定要让她妈,再也说不出一个“不”字。
两个月后,我攒了三千块钱。
这是我用血汗换来的。
我跟扛货的胖老板辞了工,他挺惋惜,但还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后生仔,想好了就行。混得不好,随时回来找我。”
我揣着这三千块钱,登上了去深圳的火车。
那是一趟绿皮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烟草的味道。
我挤在过道里,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充满了忐忑和期待。
这是我的第一场豪赌。
赌注,是我的全部身家,和我那看不见的未来。
到了深圳,我直奔华强北。
96年的华强北,还不是后来的“中国电子第一街”,但已经初具规模。
赛格电子市场里,人头攒动,到处都是讨价还价的声音。
我像个乡巴佬一样,看得眼花缭乱。
我不敢贸然出手。
我按照之前打听到的信息,在那些大厦里的小房间里穿梭。
这些小房间,才是真正的一级批发商。
我找到了一家叫“通达科技”的。
老板是个潮汕人,精瘦,眼睛很亮,一看就是个精明角色。
我进去,递上一根烟。
“老板,拿货。”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个老手。
老板斜了我一眼,吐了个烟圈。
“拿什么?”
“EDO,16M的。”我报出了当时最紧俏的内存条型号。
“几条?”
“先拿十条看看。”
我心里在打鼓,三千块钱,买十条,刚刚够。
老板报了个价,比我在广州打听到的进货价,每条还便宜二十块。
我心里一喜。
这就是信息差!
我爽快地付了钱,老板点了点,把十条用防静电袋包好的内存条给了我。
我把内存条死死地揣在怀里,那感觉,比揣着一沓现金还紧张。
回到广州,我没有去电脑城。
我知道,我这样的小虾米,直接去跟那些老板抢生意,会被他们生吞活剥。
我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
我去那些大学的宿舍楼下。
那时候,大学生是电脑消费的主力军,而且他们消息灵通,又喜欢追求性价比。
我在宿舍楼下的布告栏里,贴上了我自己手写的小广告。
“装机、升级、维修。价格公道,童叟无欺。”
下面留了我的BB机号码。
第一天,没有动静。
第二天,还是没有动静。
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难道我赌错了?
那三千块钱,就要打水漂了?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的BB机终于响了。
“布告栏看到,想升级内存,请回电。”
我激动得差点从床上跳起来。
我飞奔下楼,手抖着拨通了电话。
对方是个学生,声音听起来很年轻。
我们约好了第二天在他们宿舍见面。
我把那十条内存条仔细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用一块干净的布擦得锃亮。
第二天,我按照地址找了过去。
开门的是个戴眼镜的男生,他领着我进了宿舍。
宿舍里乱糟糟的,但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台电脑。
那在当时,可是绝对的奢侈品。
“就是这台,我想加一条16M的内存。”
我打开机箱,熟练地把内存条插进主板。
开机,自检。
屏幕上显示出:RAM: 32MB。
成功了!
男生很高兴,爽快地付了钱。
我卖了他五百五十块。
除去三百多的成本,这一单,我赚了两百多。
这比我扛一个月货赚得还多!
我捏着那几张崭新的钞票,走在大学的林荫道上,感觉阳光都格外明媚。
第一笔生意做成了,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那个学生很满意,把我的“业务”介绍给了他的同学。
一传十,十传百。
我的BB机开始频繁地响起。
“同学,能搞到声卡吗?”
“老板,有没有光驱?”
“我这电脑老死机,你能来看看吗?”
我成了那一片大学城的“地下装机之王”。
我白天去岗顶和华强北进货,晚上就骑着一辆破二手自行车,穿梭在各个大学宿舍之间。
我卖的配件比电脑城便宜,服务还好,随叫随到,甚至还帮他们装盗版软件和游戏。
学生们都喜欢我,叫我“军哥”。
我的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
从三千,到五千,到一万。
当我第一次在银行存折上看到五位数的存款时,我躲在被窝里,哭了。
我终于,不用再为下一顿饭发愁了。
我给小晴买了一条漂亮的连衣裙,她穿上,在我那狭小的铁皮房里转圈,像个仙女。
我带她去了广州当时最高档的旋转餐厅,在六十三层,可以俯瞰整个广州的夜景。
小晴靠在我肩膀上,眼睛里闪着光。
“阿军,我觉得像在做梦。”
我搂着她,说:“小晴,这不是梦。以后,我会让你过上比这好一百倍的日子。”
我以为,好日子就这么来了。
但我太天真了。
我的生意,动了别人的蛋糕。
电脑城那些老板,发现最近学生生意少了很多,一打听,就知道了我这个“军哥”的存在。
一天晚上,我刚从一栋宿舍楼出来,就被几个人堵在了巷子里。
为首的,就是我之前给他扛过货的那个胖老板。
他脸上没了之前的和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笑。
“靓仔,长本事了啊,敢抢我们的饭碗了?”
我心里一沉,知道麻烦来了。
“老板,我就是挣点辛苦钱,没想跟您抢。”
“辛苦钱?”旁边一个瘦子啐了一口,“你他妈卖得比我们进价还低,你管这叫辛苦钱?”
我明白了。
他们以为我是从什么特殊渠道拿了更便宜的货。
其实我只是把自己的利润压到了最低,靠走量赚钱。
“别跟他废话!”胖老板一挥手,“今天就让他知道知道规矩!”
几个人围了上来。
我把装着配件的包护在身后,那是我的命。
我从小打架就不是好手,几下就被他们打倒在地。
拳头和脚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
我咬着牙,一声没吭。
但我死死地护着那个包。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打累了,停了手。
胖老板走过来,一脚踩在我的脸上,用力碾了碾。
“小子,我告诉你,岗顶这块地,不是你这种小杂鱼能混的。”
“再让我看到你,打断你的腿!”
他们抢走了我身上的BB机和钱包,扬长而去。
我躺在冰冷的地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疼。
脸上火辣辣的,嘴里全是血腥味。
但我怀里的包,还在。
里面的配件,完好无损。
我挣扎着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回走。
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孤单。
回到铁皮房,我看着镜子里那个鼻青脸肿,狼狈不堪的自己,忽然想起了那个瞎子。
“潜龙在渊。”
我呸。
这他妈哪是潜龙,这简直是过街老鼠。
我倒在床上,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我这样的小人物,真的能在这座城市里翻起什么浪花吗?
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
第二天,小晴来看我,看到我一身的伤,吓得脸都白了。
我骗她说是骑车摔的。
她不信,抱着我哭。
“阿军,我们不做了,好不好?我们回老家,我们结婚,平平淡淡过日子,好不好?”
我看着她梨花带雨的脸,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回老家?
那个除了回忆,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我不甘心。
我已经尝到了凭自己本事赚钱的甜头,我已经看到了另一片天空。
我不想再回到那个一眼就能望到头的泥潭里。
“小晴,再信我一次。”我捧着她的脸,一字一句地说,“最后一次。”
我休息了几天,伤好了一些。
我没有再去大学城。
我知道,那条路已经被堵死了。
我必须想新的办法。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三天。
我把所有的电脑报纸翻出来,一页一页地看。
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热点:网吧。
97年,互联网的浪潮开始席卷中国。
一种叫“网吧”的新生事物,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出现。
去网吧上网,成了一种时髦。
开网吧,需要大量的电脑。
而电脑,就需要大量的配件。
这是一个比零售给学生,大得多的市场!
我的血,又一次热了起来。
这一次,我不再是单打独斗。
我找到了之前在电脑城认识的几个同样给人扛货的兄弟。
他们也都是不甘心一辈子出卖力气的年轻人。
我把我开网吧配件公司的想法跟他们一说,几个人一拍即合。
我拿出了我所有的积蓄,两万块。
他们几个也凑了三万。
我们五万块钱,在岗顶附近租了一个小仓库,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公司”。
公司名字很土,叫“兄弟电脑”。
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办公室,只有一个仓库,一部电话。
我们就是个草台班子。
但我们有激情,有冲劲。
我们分工明确,我去深圳跑货源,他们负责在广州跑业务。
跑业务,就是去那些新开的或者准备开的网吧,一家一家地推销。
一开始,根本没人理我们。
那些网吧老板,更愿意相信电脑城里那些有门面的大商家。
我们吃了无数的闭门羹,被人像苍蝇一样赶出来。
有一次,一个兄弟跑业务,被对方的保安放狗咬了,小腿上现在还留着疤。
我们几个大男人,在仓库里喝着闷酒,抱头痛哭。
“军哥,这活儿太他妈难了。”
“是啊,咱们是不是不行啊?”
我把酒瓶子往地上一摔。
“不行也得行!”我吼道,“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别人不信我们,我们就做到让他们信为止!”
我们改变了策略。
既然大的网吧啃不动,我们就从小的开始。
那些只有十几台、二十几台机器的小网吧,大商家看不上,正是我们的机会。
为了拿到订单,我们把价格压到了极致。
一套配置,我们只赚几十块钱的辛苦费。
我们还提供免费的安装、调试、布线,甚至通宵帮他们解决技术问题。
有一次,一家网吧的系统半夜瘫痪了,老板急得团团转。
他给电脑城的供货商打电话,对方根本不理。
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了我们的电话。
我带着两个兄弟,二十分钟就赶到了。
我们通宵没睡,一台一台地重装系统,查杀病毒。
天亮的时候,整个网吧恢复了正常。
老板激动地握着我的手,硬塞给我们一个大红包。
我没要。
“老板,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以后有生意,多照顾兄弟就行。”
从那以后,这个老板成了我们最忠实的客户。
他还把我们介绍给了他所有开网吧的朋友。
“兄弟电脑”,靠着这种近乎“变态”的服务和口碑,在网吧圈里,慢慢打出了名气。
我们的订单越来越多。
从一天几台,到一天几十台。
仓库里的货,进进出出,流水越来越大。
我们终于,在岗顶这个地方,站稳了脚跟。
钱,也开始以我以前不敢想象的速度,涌进我的账户。
十万,二十万,五十万。
98年,我二十六岁,我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
当银行柜员微笑着告诉我存折余额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我走出银行,站在广州炎热的阳光下,感觉一切都那么不真实。
我掐了自己一把,很疼。
我真的,成了一个百万富翁。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岗顶最高档的写字楼,租下了一整层办公室。
“兄弟电脑”终于有了正式的门面。
我做的第二件事,是去车行,买了一辆黑色的本田雅阁。
那时候,开雅阁,就是身份的象征。
我做的第三件事,是把车开到小晴家楼下。
我给她打了个电话。
“下来,我给你看个东西。”
小晴下来了,看到那辆崭新的雅阁,还有靠在车门上的我,愣住了。
我拉开车门,像个绅士一样,做了个“请”的手势。
“我的女王,上车。”
小晴坐进车里,摸着真皮座椅,眼圈又红了。
“阿军,我们……我们真的……”
我发动汽车,平稳地驶上马路。
“是的,我们做到了。”
我直接把车开到了她家。
她妈妈开的门,看到我,习惯性地想摆出那副嫌弃的表情。
但当她的目光落在我身后的那辆雅阁上时,她的表情凝固了。
我从后备箱里,拎出大包小包的茅台、中华烟、高档补品。
我走到她面前,微微一笑。
“阿姨,我来提亲。”
那一天,她妈妈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她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比对我亲儿子还亲。
她问我的公司,问我的收入,眼睛里闪烁着的全是满意的光。
我看着她那张势利的脸,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
但我知道,我赢了。
我为小晴,赢得了她最在乎的家人的认可。
我和小晴的婚事,很快就定了下来。
婚礼办得风光无限。
我把老家的父母和亲戚全都接到了广州,住最好的酒店。
我以前在国企的那些同事、领导,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嫉妒。
我还特意去请了那个曾经打过我的胖老板。
他在酒席上,端着酒杯,一个劲地给我敬酒,叫我“李总”。
“李总,以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跟他碰了一下杯。
“都过去了。”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真的像个“总”了。
婚后,我的事业更是进入了快车道。
网吧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
我们不再局限于广州,开始向整个珠三角,甚至全国扩张。
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李总”。
我开始出入各种高档场合,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我学会了打高尔夫,学会了品红酒,学会了谈笑风生。
我换了更大的办公室,更大的房子,更豪华的车。
我忙得脚不沾地,每天都在开会,应酬,签合同。
我和小晴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
她有时候会抱怨,说我变了,没有以前那么关心她了。
我总是很没有耐心地说:“我现在这么拼,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
我以为,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我以为,我给了她最好的物质生活,就是对她最好的爱。
2001年,距离那个瞎子给我算命,正好过去了五年。
这一年,我的公司年营业额突破了一个亿。
我个人资产,也早已超过了千万。
富甲一方。
那个瞎子,居然真的说准了。
一个夏天的午后,我开着我的奔驰,鬼使神差地,又开到了当年那个街角。
城市变化太大了。
以前的旧楼和榕树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崭新的购物中心。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得让人有些恍惚。
我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
我想找到那个瞎子。
我想问问他,他是怎么算到这一切的。
我想跟他说,他算准了。
我甚至想,像当年说的那样,给他换个金饭碗。
我在附近找了很久,问了很多路边的小贩。
没人记得,五年前这里曾经有过一个算命的瞎子。
他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我站在人潮汹涌的街头,心里忽然一阵空落落的。
这五年,我得到了很多。
金钱,地位,名誉。
但我好像,也失去了很多。
我失去了陪在妻子身边的时间,失去了和兄弟们一起喝酒吹牛的快乐,失去了那种一无所有,却敢把命豁出去的孤勇。
我看着购物中心玻璃幕墙上,那个西装革履,面容却有些疲惫和陌生的倒影。
这就是我想要的“富甲一方”吗?
我忽然又想起了瞎子最后说的那句话。
“你会回来找我,问我,下一个五年,会怎样。”
是啊,下一个五年,会怎样?
我的公司,会一直这么顺风顺顺水吗?
互联网的泡沫,会不会破裂?
我和小晴的感情,还能回到从前吗?
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和焦虑,攫住了我。
我回到了公司。
我的秘书,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立刻迎了上来。
“李总,晚上有个饭局,是和联通公司的王总。”
“推掉。”我说。
秘书愣住了。
“可是,李总,这个局很重要……”
“我说推掉。”我加重了语气。
我回到办公室,锁上门。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蚂蚁一样的车流和人流。
我拨通了小晴的电话。
“老婆,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吧。”
电话那头,小晴很惊讶。
“你……你今天不应酬吗?”
“不去了。我们去看场电影,就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一样。”
“好……好啊。”小晴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喜悦和不敢相信。
那天晚上,我没有开车。
我们坐着公交车,去了北京路。
我们像普通情侣一样,在步行街上闲逛,吃路边摊的牛杂和鱼蛋。
我们去看了一场周星驰的电影,在黑暗的影院里,我偷偷牵着她的手。
她的手,还是那么温暖。
回家的路上,小晴靠在我肩上,轻声说:“阿军,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我的心,被重重地撞了一下。
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放慢脚步。
我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我的副手和兄弟们。
我减少了不必要的应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家庭。
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事业。
我意识到,单纯靠倒卖配件的差价,是做不长久的。
技术在更新,市场在变化,信息差迟早会被填平。
我成立了研发部门,开始投入资金,做我们自己的品牌。
我们开始研发自己的网吧管理软件,甚至尝试设计自己的电脑机箱和电源。
这是一个更艰难,也更烧钱的路。
很多股东和兄弟都不理解。
“军哥,我们现在这样躺着挣钱不好吗?搞什么研发啊?”
“是啊,那东西投入大,见效慢,风险太高了。”
我召集了所有核心成员,开了一个会。
“兄弟们,我们能有今天,靠的是什么?”
“是运气,是胆子,更是我们比别人多想了一步。”
“现在,网吧的黄金时代,可能很快就要过去了。如果我们不提前布局,不建立自己的护城河,五年后,我们可能又会变回在街边扛货的穷小子。”
“我不想回到过去,你们想吗?”
所有人都沉默了。
我的话,戳中了他们内心深处最深的恐惧。
最终,我的提议通过了。
“兄弟电脑”开始了艰难的转型之路。
这期间,我们遇到了无数的困难。
技术瓶颈,资金压力,同行的恶意竞争。
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候,整个行业一片哀鸿遍野,我们的公司也差点倒闭。
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我卖掉了我的奔驰,卖掉了我的别墅,把所有的钱都投进了公司。
很多员工离职了,甚至一些当初一起创业的兄弟,也拿着股份退出了。
小晴把她所有的首饰和积蓄都给了我,她说:“阿军,我相信你。就算最后什么都没了,我陪你一起从头再来。”
我抱着她,像个孩子一样,痛哭失声。
我终于明白,那个瞎子说的“富甲一方”,指的或许并不仅仅是金钱。
真正的财富,是身边那个不离不弃的爱人,是那些愿意陪你共渡难关的兄弟,是面对绝境,依然不肯认输的勇气。
靠着这股信念,我们熬了过来。
我们的管理软件,凭借着优异的性能和稳定性,逐渐占据了市场。
我们自己品牌的机箱和电源,也因为扎实的用料和设计,赢得了口碑。
“兄弟电脑”不再是一家简单的贸易公司,它变成了一家拥有核心技术的科技企业。
又一个五年过去了。
我站在自己公司新建的工业园里,看着一排排崭新的厂房和流水线上忙碌的工人。
阳光洒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
我的身边,站着小晴,她的肚子里,孕育着我们新的希望。
我的身后,是那些不曾离开的兄弟。
我们都老了一些,脸上有了皱纹,但眼神,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
我不知道,下一个五年会怎样。
但我不再迷茫,也不再恐惧。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比“富甲一方”更重要的东西。
至于那个神秘的瞎子,我后来再也没有找过他。
或许,他只是我人生长河中一个偶然的浪花。
又或许,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凡人。
但这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当初那句荒诞不经的预言,像一根刺,扎进了我年轻而绝望的心里。
它让我愤怒,让我嘲笑,却也在最黑暗的角落里,留下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光。
它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命运,或许会在某个瞬间给你一个看似不可能的许诺。
但把这个许诺变成现实的,永远只能是你自己。
是你淌过的汗,流过的血,和你咬着牙,一步一步走过的路。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