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七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柏油马路被太阳晒得软绵绵的,能粘住人的鞋底。
八七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柏油马路被太阳晒得软绵绵的,能粘住人的鞋底。
我叫王建军,红星机械厂二车间的钳工,二十三岁,兜里刚揣上这个月发的四十二块六毛八工资。
钱不多,但攥在手里,沉甸甸的,是我的命。
我从厂里骑着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二八大杠,一路叮叮咣咣地进了城。
想去人民百货给俺娘扯几尺“的确良”布,给她做件新褂子。她那件灰布褂子,补丁摞补丁,都快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自行车停在百货大楼门口的存车处,五分钱。我掏钱的时候,心里还肉疼了一下。
就在我锁好车,直起腰的一瞬间,我看见了。
一个黑色的东西,静静地躺在梧桐树的树荫底下,离我的脚尖不到半米。
是个钱包。
不是我们工人常用的那种帆布的或者人造革的,是真皮的。黑得发亮,边角整齐,一看就金贵。
我心里“咯噔”一下,下意识地左右看看。
人来人往,谁都没注意到这个角落。
我的心跳开始不受控制地加速,像车间里那台老掉牙的冲压机,咚,咚,咚。
我弯下腰,手有点抖,把它捡了起来。
很沉。
我捏了捏,感觉里面鼓鼓囊囊的。
鬼使神差地,我走到了一个更隐蔽的墙角,背对着人群,把钱包打开了一道缝。
我的呼吸瞬间就停住了。
一沓崭新的“大团结”,十块钱一张的那种。厚厚的一沓,少说也有几百张。
几百张是什么概念?
几千块!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一个月工资才四十多块,不吃不喝攒一年,也就五百。这里面的钱,够我攒十几年。
有了这笔钱,我娘的病能好好看了,我爹不用再那么拼死拼活地下地了,我妹出嫁也能有一份体面的嫁妆,家里那漏雨的房子也能翻新了……
无数个念头,像炸开的烟花,在我脑子里噼里啪啦地响。
我的手心全是汗,黏糊糊的,几乎抓不住那个光滑的皮夹。
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喊:拿着快走!这是老天爷给你的!你应得的!
另一个声音在弱弱地反驳:不行,王建军,你爹从小就教你,不是自己的东西,一分一厘都不能拿。
两个声音在我脑子里打架,打得我头晕眼花。
我靠在墙上,大口喘着气,感觉自己快要虚脱了。
我看见百货大楼门口,一个男人正急匆匆地往外走,一边走一边摸自己的屁股兜,然后脸色大变,慌张地四处张望。
是他吗?
我心脏提到了嗓子眼,几乎就要冲出去喊他。
但他只是原地转了两圈,就骂骂咧咧地骑上自行车走了。
不是他。
我松了一口气,又立刻被更大的焦虑淹没。
我该怎么办?
交给派出所?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可我听说,交上去的东西,最后到了谁手里,谁也说不清。万一失主找不回来,这钱还不如……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看着手里这个滚烫的“山芋”,做了一个当时我自己都觉得无比愚蠢的决定。
我等。
就在这儿,原地等。
失主发现钱包丢了,肯定会回来找。这是他最有可能经过的地方。
我选了那棵梧桐树底下,既能遮阳,又能看清周围。
我把钱包紧紧地塞进我帆布挎包的最里面,用那几尺准备买布的布票和工业券盖住,然后把挎包抱在胸前,像抱着一个炸药包。
我就那么站着,像一根电线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太阳从头顶慢慢地移到了西边。
我的腿站麻了,后背的汗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结成了一层薄薄的盐霜。
我看着人来人往。
穿着花裙子的姑娘,嘻嘻哈哈地笑着走过。
提着菜篮子的大妈,一边走一边跟邻居抱怨菜价。
几个半大小子,追着一个滚动的铁环,呼啸而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自己的事情。
只有我,像个傻子一样,守着一个不属于我的秘密,钉在这里。
肚子“咕噜噜”地叫了起来。我从早上就吃了两个窝头,到现在滴水未进。
旁边有个卖冰棍的老大爷,推着一个木头箱子,吆喝着:“冰棍儿——三分钱一根的红豆冰棍儿——”
我咽了口唾沫,摸了摸兜里那四十几块钱。
那是我的钱。
我却不敢花。
好像我胸前这个钱包有魔力,把我的钱也变成了“赃款”,让我不敢动弹。
我心里又开始动摇了。
王建军啊王建军,你是不是傻?
失主说不定早就不在这个城市了。你等到天黑又有什么用?
拿着钱回家,神不知鬼鬼不觉。
这个念头一起,我的心跳又开始加速。
我甚至开始盘算,这笔钱该怎么花。先给我娘治病,然后……
“同志。”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
一个姑娘站在我面前。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下面是条蓝色的裙子,扎着两个麻花辫,辫梢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
她的眼睛很大,很亮,像含着一汪清泉。
“你……你叫我?”我有点结巴。
她点点头,脸上带着一丝好奇和关心。
“我看你在这里站了很久了,从下午一直站到现在。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我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
我能说我捡了个钱包在等失主吗?
万一她是骗子怎么办?万一她跟别人合伙来抢怎么办?
人心隔肚皮。八十年代,也开始有坏人了。
我把挎包又抱紧了一些,含糊地说道:“没……没事。我等人。”
“等人?”她看了看天色,“你等的人,可真够守时的。”
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点揶揄,但没有恶意。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只能尴尬地咧了咧嘴。
“你是不是没吃饭?”她又问。
我的肚子很不争气地又叫了一声。
她笑了,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很可爱。
“我叫林慧,在旁边的师范大学读书。我刚从图书馆出来。”她自我介绍道,“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别是中暑了。喏,给你。”
她从自己的布袋里掏出一个搪瓷缸子,递给我。
“里面是绿豆水,我自己熬的,解暑。”
我愣住了。
我看着她手里的搪瓷缸子,上面还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再看看她真诚的眼睛。
我一个大小伙子,怎么能喝人家姑娘的水。
“不……不用了,谢谢你,我不渴。”我摆着手,话说得又急又笨。
她却很坚持,把缸子往我手里一塞。
“喝吧,你嘴唇都干裂了。我等你喝完,缸子我还要拿回去呢셔。”
她的手很凉,碰到我的手背,像一股清泉流过,让我心里那团燥热的火苗,一下子熄灭了不少。
我拗不过她,只好接过来。
缸子还是温的。
我打开盖子,一股绿豆的清香扑鼻而来。
我真的渴坏了。
我仰起头,“咕咚咕咚”几口就喝了个精光。
清凉甘甜的绿豆水滑过喉咙,一直润到心里。那股因为紧张和饥饿引起的焦躁,瞬间被抚平了大半。
“谢谢。”我把缸子还给她,脸更红了。
“你还要继续等吗?”她接过缸子,放回布袋里。
我点点头,声音很小:“嗯。”
她没再多问,只是指了指不远处的一条石凳。
“站着多累,去那里坐着等吧。你的朋友来了,一眼也能看见你。”
说完,她就朝我笑了笑,转身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那两条麻花辫一甩一甩的,像两只黑色的蝴蝶。
我心里莫名地松快了一些。
这个陌生的城市,除了冷冰冰的建筑和行色匆匆的路人,原来还有这样温暖的人。
我听了她的话,走到石凳上坐下。
腿一放松,才发现已经酸胀得不像自己的了。
我继续等。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百货大楼的灯亮了,路灯也一盏盏地亮了起来,把梧桐树的叶子照得一片金黄。
卖冰棍的老大爷收摊回家了。
下班的人潮也渐渐散去。
街道变得安静下来。
我的心也一点点地沉了下去。
看来,失主是不会回来了。
我该怎么办?
把钱包扔了?那里面可是几千块钱!一条人命可能都值不了这么多。
带回家?我怎么跟我爹娘解释这笔钱的来历?
我爹那个倔脾气,要是知道这钱来路不明,非打断我的腿不可。
我正糾结得五脏六腑都拧成了麻花,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我旁边窜了出来。
“建军!你小子在这儿干嘛呢?!”
是李卫东,我一个车间的工友,也是我在城里最好的哥们儿。
他一屁股坐在我身边,拍了我肩膀一下。
“我到处找你。你不是说去百货大楼给你娘买布吗?怎么在这儿坐着发呆?”
我看着他,嘴巴张了张,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李卫東是我们车间出了名的“猴精”,脑子活,路子野。
“怎么了你?丢魂儿了?”李卫东凑近了,压低声音问,“你小子是不是犯事儿了?”
我犹豫了一下,觉得这事憋在心里实在太难受了셔。李卫东是我兄弟,也许他能给我出个主意。
我把他拉到更暗的角落,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才把挎包里的钱包掏了出来。
“你看看这个。”
李卫東接过去,掂了掂,眼睛就亮了。
他打开一看,倒吸一口凉气。
“我操!建军!你小子……你抢银行了?!”他声音都在抖。
“小声点!”我赶紧捂住他的嘴,“我捡的!就在那儿!”
我指了指我之前站的地方。
李卫东把钱包合上,塞回给我,然后抓着我的胳膊,把我拖到树影后面。
他的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兴奋的光。
“建军,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啊!你还等什么?赶紧回家!”
“可……可是这是别人的钱。”我底气不足地说。
“屁!现在是你的钱了!”李卫东一巴掌拍在我背上,“捡到的就是你的!谁看见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我从下午等到现在,失主一直没来。”
“那不就结了!说明这钱跟你王建军有缘!你还傻等什么?”李卫東恨铁不成钢地说,“有了这笔钱,你还上什么破班?回老家盖个大瓦房,娶个漂亮媳ífu,当地主老财去!”
他的话像魔鬼的诱惑,每一个字都敲在我最脆弱的地方。
是啊,我辛辛苦苦一个月才四十多块。这点钱,在城里只够我勉强糊口。
而眼前这笔巨款,可以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全家的命运。
我的手心又开始出汗了。
“不行。”我咬着牙,摇了摇头,“我爹说了,人穷,志不能短。这钱我不能要。”
“你傻啊你!”李卫東急得直跺脚,“你爹那是老思想!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不拿,有的是人拿!你以为你是什么活雷锋?”
“我不是活雷锋,”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就是王建军。”
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说出这句话。
或许是那碗绿豆水的清凉还没有散去。
或许是林慧那双清澈的眼睛,让我觉得如果我拿了这笔钱,就再也没脸见她了。
李卫东看我态度坚决,气得直翻白眼。
“行行行,你清高,你了不起!那你打算怎么办?在这儿等到天亮?”
“我不知道。”我茫然地摇摇头,“再等一会儿吧。等到百货大楼关门。”
李卫东拿我没办法,只能陪着我一起耗着。
他嘴里不停地嘟囔着“傻子”“二百五”,但我知道,他是在担心我。
时间又过了一个小时。
百货大楼里的灯光暗了下来,店员们开始准备关门了。
我的心,也彻底凉了。
看来,真的等不到了。
李卫東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走吧,建军。仁至义尽了。这钱,你拿着也心安理得。”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也许他说得对。
我尽力了。
我把挎包背好,准备跟李卫東一起回宿舍。
就在我们转身的一刹那。
“吱——”
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划破了夜空。
一辆黑色的上海牌小轿车,以一个极其嚣張的角度,停在了百货大楼门口。
在87年,小轿车可是稀罕物。
车门“砰”地一声打开,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连滚带爬地从车上下来。
他穿着一件白色丝绸衬衫,因为跑得太急,衬衫从西裤里钻了出来,肚子上的赘肉一覽无余。
他满头大汗,脸色惨白,一下车就冲着周围大喊:
“我的钱包!谁看到我的钱包了?黑色的!皮的!”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来了。
李卫東一把拉住我,压低声音说:“建军,别出声!快走!”
我的脚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
我看着那个男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转,嘴里不停地喊着,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知道,这笔钱对他来说,肯定也很重要。
可能是他用来进货的本钱,可能是他用来救命的钱。
我脑子里,我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和我娘病床上憔悴的样子,还有林慧那双干净的眼睛,交替出现。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李卫東的手。
“卫東,你先回去吧。”
“建军你疯了?!”
我没理他,径直朝着那个胖男人走了过去。
每走一步,我的心跳都擂鼓一样响。
我走到他面前,他还在那儿团团转。
“同志,”我开口,声音有点干涩,“你是不是丢钱包了?”
男人猛地转过身,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吓人。
他的眼睛布满血丝,死死地盯着我。
“你看到了?我的钱包在哪儿?!”
“你先别急,”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你先说说,你的钱包是什么样的?里面有什么?”
这也是我爹教我的。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得对得上号。
“黑色的!牛皮的!”男人急切地说,“里面……里面有钱!很多钱!还有我的身份证,还有几张票据!”
他说得又快又急,和我钱包里的东西基本对得上。
我点了点头,从挎包里,慢慢地掏出了那个黑色的钱包。
“你看,是这个吗?”
男人看到钱包的一瞬间,眼睛都直了。
他一把抢过去,哆哆嗦嗦地打开,看到里面那沓钱完好无损,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坐在了地上。
“我的钱……我的钱……”他抱着钱包,喃喃自语,眼泪都下来了。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也有一丝莫名的失落。
李卫東不知道什么时候凑了过来,在我耳边小声说:“你看他那德行,肯定是个暴发户。”
过了好一会儿,那个男人才缓过神来。
他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脸上的表情也变了。
刚才的慌张和脆弱消失不见,取而代셔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
他上下打量着我,我的旧汗衫,洗得发白的裤子,还有那双快要开口的解放鞋。
“小伙子,是你捡到的?”他问,语气里带着一丝傲慢。
我点点头。
“在这儿等了多久了?”
“从下午等到现在。”
他“哦”了一声,从钱包里抽出两张“大团结”,递到我面前。
“喏,这二十块钱给你,拿着买包烟抽。”
他的语气,就像是在打发一个乞丐。
我看着那两张皱巴巴的钱,心里一股火“噌”地就冒了上来。
我王建军是穷,但我不是叫花子。
我等了你一个下午,饿着肚子,顶着太阳,心里天人交战了无数次,不是为了你这二十块钱!
“不用了。”我把他的手推了回去,声音冷冰冰的,“我等在这儿,不是为了要你的钱。”
男人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拒绝。
他旁边的司机,一个瘦高个,也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嘿,小子,给你脸了是吧?”那胖男人脸色沉了下来,“给你钱是看得起你!别给脸不要脸!”
李卫東一听就火了,一步跨到我前面。
“嘿!你怎么说话呢?我兄弟好心好意把钱包还给你,你不说声谢谢就算了,还这副德行?你这几千块钱是钱,我兄弟一下午的时间就不是时间了?”
“哟呵,还有帮腔的?”胖男人冷笑一声,“怎么着?嫌少啊?想敲诈我?”
“谁他妈敲诈你!”李卫東脾气爆,撸起袖子就要干仗。
我一把拉住他。
“卫東,算了。”
我不想跟他吵。
没意思。
我看着那个胖男人,平静地说:“钱你拿好,数清楚。以后小心点,别再丢了。”
说完,我拉着李卫東,转身就走。
我一秒钟都不想再看到那张油腻的脸。
“站住!”
胖男人在后面喊。
我没停。
“小子!我叫钱宏达!在城南做建材生意的!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以后有事儿,可以来找我!”
他的声音里带着施舍的意味。
我理都没理,拉着李衛東,快步消失在夜色里。
走出很远,李卫東还在骂骂咧咧。
“什么玩意儿!的晦气!建军,你就是太老实了!你看看你,为了这么个东西,折腾了一天,最后还惹一肚子气!”
我没说话。
我心里确实憋屈,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的空虚。
好像身体里某个重要的东西,随着那个钱包一起被掏空了。
我辛辛苦苦守护的“道义”,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甚至还不如二十块钱。
我图什么呢?
我到底图什么呢?
我和李卫東走到存车处,我那辆破自行车还孤零零地停在那儿。
我打开车锁,心里空落落的。
“建军。”
李衛東拍了拍我的肩膀,从兜里掏出五块钱,塞到我手里。
“干嘛?”我愣住了。
“走,哥们儿带你吃好的去!今天这事儿,太憋屈了!咱得吃顿好的,把这晦气给吃了!”
我看着手里的五块钱,知道这是他这个月大部分的生活费了。
我鼻子一酸,眼圈有点红。
“卫東……”
“别废话!走!”
他不由分说,推着我的车,就往街角那家羊肉汤馆走。
那是我一直想去,但从来舍不得去的地方。
一碗羊肉汤,一块五,能让我吃三天的馒头咸菜。
我们俩坐在油腻腻的小桌子旁,要了两碗羊肉汤,四个烧饼。
热气腾騰的羊肉汤端上来,撒上翠绿的葱花和香菜,香气扑鼻。
我端起碗,喝了一大口。
滚烫的汤顺着食道流下去,一直暖到胃里,四肢百骸都舒展开了。
那股憋屈和空虚,似乎也被这碗热汤给冲淡了不少。
“建军,说实话,”李卫東啃着烧餅,含糊不清地说,“我剛才真怕你把钱还给他。”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喝汤。
“那可不是小数目。有了那笔钱,咱哥俩都能过上好日子。”
“我知道。”我说。
“那你还……”
“卫東,”我打断他,“如果我今天拿了那笔钱,我可能这辈子都睡不安稳觉了。”
我看着碗里漂浮的油花,继续说:“我爹从小就跟我说,人可以穷,但腰杆子不能弯。今天我要是拿了钱,我的腰杆子,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李卫東沉默了。
他喝了一口汤,半晌才说:“你爹说得对。你小子,比我有出息。”
我们俩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地吃着。
一顿饭吃完,我心里舒坦多了。
虽然钱包没了,钱也没了,还受了点气,但我没做亏心事。
我还是那个堂堂正正的王建军。
这就够了。
我和李卫東从羊肉汤馆出来,准备回宿舍。
刚走到街口,我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林慧。
她还穿着那件白衬衫,蓝裙子,站在我们下午见面的那棵梧桐树下,好像在等什么人。
路灯的光晕洒在她身上,让她看起来像一幅画。
我的心,又没来由地跳了一下。
李卫東用胳膊肘捅了捅我。
“嘿,那不是白天那个女学生吗?她不会是在等你吧?”
“别胡说。”我脸一红,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却升起一丝小小的期盼。
她也看到了我们,朝我们走了过来。
“你……你们吃完饭了?”她走到我面前,有点不好意思地问。
“嗯。”我点了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李卫there's a long way to go, let's continue writing.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旁边的李卫東,然后把目光落回到我脸上。
“我……我刚才都看到了。”她轻声说。
我心里一惊,“你看到什么了?”
“那个……那个失主来找你的事。”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地传到我耳朵里,“你做得对。”
短短四个字,像一股暖流,瞬间涌遍我的全身。
比那碗羊肉汤还要暖和。
之前所有的委屈,憋屈,不甘,在那一刻,全都烟消云散了。
原来,是有人看到的。
原来,是有人理解的。
我的眼睛有点湿润,赶紧低下头,不想让她看见。
“你……你怎么还没回去?”我岔開话题。
“我有点不放心你。”她坦率地说,“我看那个失主态度不太好,怕你吃亏。后来你们去吃饭了,我就想在这儿等等你,跟你说一声。”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
软软的,麻麻的。
李卫東在旁边看得眼睛都直了,他 probably 觉得这比天上掉钱包还神奇。
他 very识趣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什么……建军,我先回去了。车间明天还有事儿。”
说完,他朝我挤了挤眼睛,吹着口哨,骑上我的破自行车,一溜烟跑了。
只剩下我和林慧,站在路灯下。
晚风吹过,带着一丝凉意。
我们俩谁都没说话,气氛有点尴尬,又有点微妙。
“我……我也该回去了。”我打破了沉默。
“我送送你吧。”她说。
“啊?不用不用,我一个大男人,还要你送?”我赶紧摆手。
“不是,”她笑了,那两颗小虎牙又露了出来,“我的意思是,我们顺路。我们学校,跟你厂子的宿舍,方向差不多。”
“哦……哦。”我这才反应过来。
于是,我们俩就这么并排走着。
没有自行车,只能靠两条腿。
路很长,灯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也很长。
一开始,我们还是沉默着。
我能闻到她身上传来的一股淡淡的皂角香味,很好闻。
“你叫王建军?”她突然开口。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我刚才听你朋友叫你。”她笑着说。
“嗯。我叫王建军。建设的建,军队的军。”
“我叫林慧。树林的林,智慧的慧。”
我们交换了名字,就像交换了一个小小的秘密。
“你……为什么要等呢?”她又问,这个问题,她似乎很好奇。
我沉默了一会儿。
对着她,我不想撒谎,也不想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我怕他着急。”我老老实实地说,“那笔钱,看着就不少。丢了的人,心里该多难受。可能是一家子的救命钱。”
“可你就不动心吗?”她追问,“那笔钱,对你来说,应该也很重要吧?”
她的问题很直接,直指我内心最黑暗的角落。
我苦笑了一下。
“动心。怎么可能不动心。”
我把我家里的情况,我娘的病,我爹的辛苦,都跟她说了。
我没有丝毫隐瞒,把我当时那些不堪的念头,那些自私的想法,全都摊开在了她面前。
我说的时候,不敢看她的眼睛。
我觉得自己挺没出息的。
我说完了,等了半天,都没听到她的声音。
我心里有点慌。
她是不是觉得我这人思想不纯洁,是个小人?
我偷偷地抬眼看了她一下。
她正看着我,眼睛在路灯下亮晶晶的。
那眼神里,没有鄙夷,没有不屑,反而是一种……我看不懂的温柔。
“我觉得,”她开口了,声音很轻柔,“你很了不起。”
我愣住了。
“动心,是人之常情。谁看到那么多钱都会动心。”她慢慢地说,“但动心之后,还能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才是最难得的。你战胜了诱惑,这比那些从来没见过诱惑的人,要勇敢得多。”
她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最后一道锁。
我所有的纠结,所有的自我怀疑,都在她这番话里,得到了解答和慰藉。
我看着她,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温暖。
原来,做一个好人,是会被人看到的。
原来,我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
我跟她讲我车间里的趣事,讲李卫东的糗事。
她跟我讲大学里的生活,讲她看的那些我听都没听说过的书。
我们一个是在机器和油污里打滚的工人,一个是在书本和课堂里徜徉的学生。
我们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但那一刻,我们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从百货大楼,走到我们厂的宿舍区,平时骑车十几分钟的路,我们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
到了宿舍楼下,我们都停住了脚步。
“我到了。”我说。
“嗯。”她点点头。
我们又沉默了。
“那……我回去了。”她说。
“天晚了,你一个人……安全吗?”我有点担心。
“没事,我们学校就在前面不远了。”
我还是不放心。
“我送你到校门口吧。”
她没有拒绝。
我们又掉头,往她们学校的方向走。
又是一段沉默的路。
到了师范大学的门口,门口的保安室还亮着灯。
“这下真到了。”她笑着说。
“嗯。”
我看着她,忽然鼓起勇气,问了一句:“我……我以后还能来找你吗?”
问完我就后悔了。
我一个臭烘烘的工人,人家是天之骄子大学生,我有什么资格去找人家?
她会不会觉得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紧张得手心又出汗了。
林慧看着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当然可以啊。”她说,“不过我们学校门卫管得严,你可能进不来。”
我的心沉了一下。
“但是,”她话锋一转,“你可以给我写信啊。”
“写信?”
“对啊。我们学校收发室,写我的名字和班级就能收到。”
我心里顿时樂开了花。
“好!我给你写信!”我用力地点头,生怕她反悔。
“那我……怎么给你回信呢?”她歪着头问。
“红星机械厂二车间,王建军!”我报地址报得比谁都响亮。
她记下了。
“那我回去了。”她朝我挥了挥手。
“嗯,再见。”我也朝她挥手。
我一直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校门里,才舍得转身离开。
回去的路上,我感觉脚下轻飘飘的,像踩在云彩上。
李卫東那辆破自行车,我骑出了虎虎生风的感觉。
回到宿舍,李卫東还没睡,正躺在床上看一本破旧的武侠小说。
看到我进来,他一个鯉鱼打挺坐了起来。
“可以啊建军!那女学生送你回来的?”
我没理他,脸上挂着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傻笑。
“有戏啊!”李卫東跳下床,凑到我跟前,“那姑娘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建军,你小子要走桃花运了!”
我心里美滋滋的,嘴上却说:“别瞎说,人家是大学生,看得上我?”
“怎么看不上?我跟你说,现在的女学生,就喜欢你这种老实巴交、有原则的!你今天那一下,把钱包还给那胖子,拒绝他那二十块钱的时候,帅呆了!肯定把那姑娘给迷住了!”
李卫東说得眉飞色舞。
我虽然觉得他有点夸张,但心里还是忍不住地高兴。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脑子里一会儿是那沓厚厚的“大团结”,一会儿是钱宏达那张油腻的脸,但最后,定格下来的,总是林慧那双清澈的眼睛和那两颗可爱的小虎牙。
我捡到了一个钱包,又还了回去。
我好像失去了一次暴富的机会,但又好像得到了什么更宝贵的东西。
第二天,我去上班,整个人都神采奕奕。
车间的师傅们都说我像换了个人。
“建军,捡到钱了?这么高兴?”张师傅开玩笑说。
我嘿嘿一笑,没说话。
我心里想,我捡到的,可比钱金贵多了。
下了班,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小卖部,买了一沓信纸和几个信封。
我趴在宿舍那张吱吱呀呀的桌子上,开始给林慧写第一封信。
我这辈子,除了写检查,就没写过什么东西。
我的手握着笔,比握着钳子还紧张。
写了半天,就憋出几个字:
“林慧同志,你好。”
太严肃了。我划掉。
“小林同学,你好。”
好像也不太对。
我挠着头,急得满头大汗。
最后,我决定实话实说。
我写了我是怎么捡到钱包的,怎么等到她的,怎么跟李卫東去喝羊肉汤的,最后又是怎么碰到她的。
我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像蟲子爬。
但我写得很认真,每一个字,都是我心里想说的话。
信的最后,我写道:
“谢谢你的那碗绿豆水,也谢谢你对我说的话。那是我那天,听到的最暖心的话。”
写完信,我仔仔细細地叠好,装进信封,贴上八分钱的邮票。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它投进了厂门口的绿色邮筒里。
投进去的那一刻,我的心也跟着飞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过得坐立不安。
我每天上班都盼着下班,下了班就跑到厂门口的收发室去转悠。
“王建军!又是你小子!”收发室的刘大爷都认识我了,“有你信的时候,我肯定第一个通知你!”
我嘿嘿笑着,递上一根烟。
等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就在我快要失望的时候,刘大爷在车间门口喊我:
“王建军!有你的信!”
我“噌”地一下从机床后面窜了出来,把手上的油往工作服上胡乱一擦,就冲了过去。
信封是粉色的,上面有一行娟秀的字迹:
“红星机械厂二车间 王建军 同志(收)”
是她的信!
我激动得手都在抖,差点把信封撕破。
我躲到车间后面的角落里,迫不及不及待地拆开信。
信纸上带着一股淡淡的墨水香味。
她的字写得真好看,跟她的人一样,清秀干净。
信不长,但内容很温暖。
她说她收到了我的信,很高兴。
她说她那天回去后,也想了很多。她觉得我很勇敢,很善良。
她还问了我一些厂里的事情,问我工作累不累。
信的最后,她说:
“绿豆水我还有很多,下次见面,还请你喝。”
我把那封信,翻来覆覆地看了十几遍,每一个字都好像要刻进脑子里。
我高兴得想在车间里翻跟头。
那天晚上,我又给林慧回了信。
就这样,我们开始通信。
一个星期一封,雷打不动。
我们聊生活,聊工作,聊理想。
我知道了她喜欢看书,最喜欢的作家是路遥。
我知道了她梦想是当一名老师,去山里教书。
她也知道了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让我爹娘过上好日子。
我们的心,通过那一封封信,越靠越近。
一个月后,我约她出来见面。
地点还是在人民百hat's going to be a long one. I'll continue.
地点还是在人民百货大楼门口的那棵梧桐树下。
我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
我穿上了我最好的一件白衬衫,虽然领口已经有点磨破了。
我还特意去理发店,花了一块钱,剪了个精神的小平头。
我站在树下,心里七上八下的,比那天等失主还紧张。
她会来吗?
她来了,我该说什么?
我正胡思乱想着,就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王建军。”
我回头,看见林慧朝我跑过来。
她今天穿了条红色的连衣裙,衬得她的脸蛋白里透红。
麻花辫散开了,变成了两条长长的马尾,随着她的跑动在身后跳跃。
她跑到我面前,有点喘。
“我没迟到吧?”
“没……没有,是我早到了。”我看着她,有点看呆了。
她今天,真好看。
“我们去哪儿?”她问。
我这才想起我根本没想好去哪儿。
我一个月的工资,请她看场电影吃顿饭都得掂量掂量。
我有点窘迫。
“要不……我们去公园走走?”我试探着问。
那是城里唯一不要门票的地方。
“好啊。”她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俩又像上次那样,并排走着。
只不过这次,气氛轻松了很多。
我们聊着信里的内容,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走到公园,我们找了个长椅坐下。
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
我从挎包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她。
是一个小小的木雕。
是我用厂里不要的废木料,花了几个晚上,亲手刻的。
刻的是一只小兔子,因为她说她属兔。
兔子刻得有点笨拙,但我尽力了。
“送给你。”我说,脸有点热。
林慧接过去,眼睛亮亮的。
“你刻的?”
我点点头。
“真好看!”她把小兔子放在手心里,翻来覆覆地看,“谢谢你,王建un。”
她叫我名字的时候,声音软软的,我听得心里发痒。
那天,我们在公园里坐了很久。
直到天黑,我才送她回学校。
从那以后,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
我们一起去逛公园,一起去图书馆(我在外面等她),一起去吃街边一块钱一碗的馄饨。
我们的关系,在厂里和她们学校,都成了公开的秘密。
李卫东天天拿我开涮,说我“癞蛤蟆终于跳上岸了”。
她们宿舍的同学也经常起哄,喊林慧“工人阶级的女朋友”。
林慧每次都只是红着脸笑,不反驳。
我知道,她心里是愿意的。
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但幸福的背后,总藏着隐忧。
我们的差距,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
我是个初中毕业的工人,她是将来的大学生,人民教师。
我每个月拿着几十块的死工资,她前途一片光明。
我越是喜欢她,心里的自卑就越是强烈。
我配不上她。
这个念头,像一根毒刺,时时刻dì扎在我心里。
特别是当我看到她们学校那些穿着干净、谈吐斯文的男同学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我开始变得沉默,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她。
她给我写信,我隔很久才回。
她约我见面,我总是找借口说车间加班。
林慧是个聪明的姑娘,她很快就察觉到了我的变化。
一天晚上,她没打招呼,直接找到了我们厂的宿舍。
我当时正和李卫东他们几个工友在宿舍里打牌,屋子里烟雾缭绕,充满了汗臭味和廉价酒精的味道。
她站在门口,穿着干净的白裙子,和我们这个 messy 的世界格格不入。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看着她。
我的脸一下子就烧了起来。
我感觉自己最狼狈,最不堪的一面,被她看得一清二楚。
我把牌一扔,站了起来。
“你怎么来了?”我的语气有点冲。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走,出去说。”我拉着她,走出了宿舍楼。
外面月光很好。
“王建军,你到底怎么了?”她开口问,声音里带着一丝委屈。
“我没事。”我把头扭到一边,不敢看她。
“你撒谎!”她的声音大了一点,“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我沉默着。
“是不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差距?”她一针见血。
我的身体僵住了。
“王建un,你看着我。”她走到我面前, forcing me to look at her.
她的眼睛里有水光在闪动。
“我喜欢你,跟你是什么身份,有多少钱,一点关系都没有。”她说,“我喜欢你,是因为那天下午,你抱着那个装满钱的钱包,明明那么害怕,那么纠셔,却还是选择站在那里等。我喜欢你,是因为你明明很穷,却会花几个晚上的时间,给我刻一个木头兔子。我喜欢的,是王建军这个人,而不是‘工人’或者‘大学生’这些标签!”
她的话,像重锤一样,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大颗大顆地往下掉。
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在月光下,哭得像个孩子。
我所有的自卑,所有的不安,所有的彷徨,都在她的这番话里,被彻底击碎了。
她伸出手,轻轻地帮我擦掉眼泪。
“别哭了。”她说,“你哭起来,真丑。”
我看着她,又哭又笑。
那天晚上,我们确立了关系。
我成了林慧的男朋友。
这个消息,在厂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大部分人都是祝福我的,但也有些酸溜溜的声音。
“王建军这小子,真是祖坟冒青烟了。”
“等着瞧吧,大学生怎么可能真心跟一个工人?玩玩罢了。”
我对这些话,一笑置之。
我知道我和林慧之间的感情,不是他们能懂的。
我们的恋爱,谈得很朴素。
没有鲜花,没有巧克力。
我送给她最好的礼物,就是我用一个月的加班费,给她买的一支英雄牌钢笔。
她送给我最好的礼物,是她亲手给我织的一条灰色围巾。
那条围巾,我戴了一整个冬天,连睡觉都舍不得摘。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转眼,到了88年的夏天。
林慧要毕业了。
她成绩优异,本来可以留校,或者分配到城里最好的中学。
但她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
她申请去我们县最偏远的一所山村小学当老师。
她的父母激烈反对,学校的老师也劝她。
但她很坚决。
她告诉我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正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建军,我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
“我毕业后,想去……响水村小学教书。”
我愣住了。
响水村,我知道那个地方。是我们县最穷的一个山沟沟,路不通,电不通, people live in abject poverty.
“你……你想好了?”我问。
“想好了。”她点点头,“那里的孩子,需要老师。”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她的理想,我支持她的理想。
但那也意味着,我们要分开了。
一个在山沟里,一个在城里。
“那你……你走了,我怎么办?”我忍不住问。
她看着我,笑了。
“傻瓜,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啊。”
“我?”我指着自己的鼻子,“我去做什么?我一个初中生,连黑板报都不会写。”
“你可以去镇上的工厂找活干啊。虽然工资没城里高,但我们能在一起。”她说。
我沉默了。
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小镇,放弃我在红星厂这份虽然工资不高,但稳定体面的“铁饭碗”。
这需要巨大的勇气。
“建军,”她握住我的手,“我不是在逼你。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未来里,有你。我希望,你的未来里,也有我。”
我看着她充滿期盼的眼睛,心里做出了决定。
“好。”我说,“我跟你去。”
这个决定,比当初还钱包还要艰难,但也更坚定。
为了她,我愿意放弃一切。
我辞职了。
二车间的主任找我谈话,说我疯了。
李卫東拉着我喝了一晚上的酒,骂我是“重色轻友的混蛋”,但最后还是红着眼睛说:“建军,在那边要是混不下去了,就回来,哥们儿养你。”
我爹娘知道了,气得差点从老家赶过来打我。
在他们看来,我这是自毁前程。
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但当我看到林慧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89年初,我们一起去了响水村。
她当了那里的老师,我去了镇上的一个私人小砖厂打工。
条件比我想象的还要艰苦。
我们住的,是学校分给她的一间土坯房,四面漏风。
我每天在砖厂干十二个小时的重体力活,累得像条死狗。
但我们很幸福。
每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都能看到窗户里透出的温暖灯光。
林慧会给我做好饭,等我回来。
我们会挤在那张小小的桌子旁吃饭,她跟我讲班上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我跟她讲砖厂里的新鲜事。
吃完饭,她备课,我就在旁边,借着她的煤油灯,看她带过来的书。
我开始识字,开始学习。
我不想被她落下太远。
周末的时候,我会跟着她去家访。
我们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手牵着手。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斑斑驳驳。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拥有了全世界。
90年,我们结婚了。
没有婚礼,没有酒席。
我们去镇上领了证,买了两斤糖,分给了学校的孩子和砖厂的工友们,就算礼成了。
新婚之夜,我们就挤在那张吱吱呀呀的木板床上。
我抱着她,觉得这辈子,值了。
婚后的日子,清贫但快乐。
92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们给他取名叫王念。
纪念我们相遇的那一年。
儿子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欢乐,也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
光靠我一个人在砖厂的收入,已经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我开始琢磨着,得干点别的。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神州大地。
镇上开始有人搞运输,从县里拉货到村里卖,据说很赚钱。
我动了心思。
我跟林慧商量,我想买一辆拖拉机,自己搞运输。
买一辆拖拉机,要好几千块钱。
那是我们根本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我把我这些年攒下的一千多块钱全都拿了出来,又厚着脸皮跟李卫东借了五百。
还差一大截。
我愁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林慧看我这样,有一天晚上,对我说:
“建军,要不……我们去找个人试试?”
“找谁?”
“钱宏达。”
我愣住了。
那个名字,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想起了。
“找他干嘛?”我有点抵触。
“他不是说,有事可以去找他吗?”林慧说,“我们不是为了别的,我们是借钱。我们写借条,算利息。我们是凭本事借钱,不是去求他施舍。”
我犹豫了。
我实在不想再见到那张脸。
但看着林慧和儿子,我动摇了。
为了他们,我应该放下我那点可怜的自尊。
几天后,我跟砖厂请了假,带着林慧,坐上了去城里的班车。
时隔多年,再次回到这座城市,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城市变化很大,高楼多了,汽车也多了。
我们按照当年钱宏达留下的地址,找到了城南的建材市场。
钱宏达的生意,做得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他有一个很大的门面,门口停着好几辆大卡车。
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挺着个大肚子,坐在老板椅上,跟人打电话,声音洪亮。
他看到我们,愣了一下,显然没认出我来。
“你们找谁?”他放下电话,不耐烦地问。
“钱老板,”我开口,“你还记得我吗?几年前,在人民百货大楼门口……”
我话还没说完,他“哦”了一声,想起来了。
他上下打量着我,又看了看我旁边的林慧和我们怀里抱着的儿子。
他的眼神里,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轻蔑和优越感。
“是你啊。我想起来了。怎么?混得不怎么样啊?”他指了指我们身上的旧衣服。
我攥紧了拳头。
林慧拉了拉我的衣角,示意我冷静。
她上前一步,不卑不亢地说:“钱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跟您借笔钱。”
“借钱?”钱宏达笑了,笑声里充满了嘲讽,“我凭什么借给你们?”
“我们会写借条,按银行最高的利息算。”林慧说。
“借条?利息?”钱宏达笑得更大声了,“你们还得起吗?”
我的血一下子就涌上了头顶。
“我们走!”我拉着林慧就要离开。
我宁愿穷死,也不愿受这份屈辱。
“等等。”钱宏达突然开口。
他看着我,眼神变得有些复杂。
“你叫王建军,对吧?”
我点点头。
“当年,我钱包里其实不是几千块。”他慢慢地说,“是三万块。我用来给工人发工资的救命钱。”
我跟林慧都惊呆了。
三万块!
在87年,那是一笔真正的巨款!
“我当时故意说少了,就是想试探你。”钱宏达看着我,“你把钱包还给我的时候,我数都没数。我知道,你这种傻子,一分钱都不会动。”
他顿了顿,继续说:“我后来让人打听过你。我知道你辞了铁饭碗,跟着这个女娃子去了山沟里。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傻X。”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支票簿和一支笔。
“你要借多少?”
“五千。”我说。
他没说话,低头在支票上写了一串数字,然后撕下来,递给我。
“这不是借给你的。”他说,“这是我还你的。当年,你还给我三万块,我还你一份人情。”
我看着那张支票。
上面写着:
五万。
我愣住了。
“我不需要你的施舍。”我把支票推了回去。
“这不是施舍。”钱宏达看着我,眼神很认真,“王建军,这些年,我赚了很多钱,但也见多了尔虞我诈。像你这样的傻子,我只见过你一个。这钱,是你应得的。拿着它,去干你的事业。别让你老婆孩子跟着你一起吃苦。”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林慧。
林慧对我点了点头。
我接过了那张支票。
“谢谢你。”我说。
“不用谢我。”钱宏da摆摆手,“是我该谢谢你。你让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
我们拿着那笔“巨款”,离开了建材市场。
我买了我们县第一辆东风牌卡车。
我开始跑运输。
我比别人更能吃苦,更講信用。
我的生意,越做越大。
从一辆车,到两辆车,再到一个运输车队。
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
我们搬出了土坯房,在镇上盖了新房子。
儿子也上了镇上最好的小学。
林慧还在响水村教书。
她说她喜欢那些孩子,离不开他们。
我支持她。
我出钱,把响水村的小学翻新了,还给孩子们买了新的桌椅和课本。
后来,我又投资,修通了从镇上到响水村的路。
路通了,山里的特产能运出来了,村民的日子也好过了。
大家都叫我“王老板”。
但我知道,我还是那个王建军。
是那个在87年的夏天,撿到一个钱包,在梧桐树下傻等的年轻人。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我和林慧都老了,头发白了。
儿子也大学毕业,有了自己的事业。
我们从山沟里搬回了城里,就住在那个人民百货大楼附近。
百货大楼早就拆了,盖起了更高更漂亮的购物中心。
但那棵梧桐树,还在。
每年夏天,我和林慧都会手牵着手,去那棵树下坐一会儿。
我们会想起那个炎熱的下午。
我经常会想,如果那天,我拿了那笔钱,我的人生会是怎样?
也许我会成为一个有钱人。
但我肯定会失去林慧。
我会失去心里的那份坦然和安宁。
我会失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机会。
我捡到的,是一个钱包。
等来的,是我的缘分,是我的一生。
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一个决定,不是买了第一辆卡车,不是开了第一家公司。
而是在87年的那个夏天,我选择了等待。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