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随着《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等政策的深入实施，校园餐饮治理模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从传统的学校单一管理，逐步转向政府监管、学校主责、家长参与、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新格局。这种“社会共治”模式如何有效运行？其监督效能如何量化？已成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

多元共治的理论逻辑。校园餐饮社会共治模式的理论基础源于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与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不同，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等方式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在校园餐饮领域，这种理论具有特殊的适用性。

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在校园餐饮治理中具有互补性优势：学校掌握专业知识和管理资源，家长具有最强的监督动力，社会力量则能提供专业支持和外部制约。三者形成合力，能够有效克服单一主体治理的局限性。

政策文件提供保障。国家层面密集出台的政策文件为社会共治提供了制度保障。《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监督的指导意见》则进一步细化了社会监督的具体要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多地教育部门将“建立家长委员会参与监督机制”作为学校考核的重要指标，从制度层面推动了社会共治模式的落地。

现实问题推动改革。近年来发生的校园食品安全问题暴露出单一监管模式的不足。家长参与不足、信息不对称、监督缺位等问题，促使社会各界反思传统治理模式的局限性。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共治成为提升校园餐饮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

家长监督委员会的建制与运作。家长监督委员会是社会共治的核心力量。其机制设计应包含以下要素：

准入机制：通过民主推选产生代表，兼顾不同年级、班级的覆盖面，确保代表性。例如，南京市金陵中学采用“班级推荐—年级推选—学校认定”的三级遴选程序，保证委员的代表性和公信力。

权责配置：明确家长委员的监督权限，包括食材验收监督、菜单审议建议、食堂现场检查、经费使用查询等。上海市实验学校制定了详细的《家长监督权责清单》，既赋予家长实质性的监督权力，又明确权力边界。

保障机制：学校应为家长监督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包括信息公开、经费支持、时间协调等。北京市第四中学建立“家长监督日”制度，每周固定时间向家长开放后厨，并提供专业培训。

学生膳食委员会的参与机制。学生是校园餐饮的直接受益者，其参与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学生膳食委员会的机制设计应注重：

代表选拔：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学生代表，覆盖不同年级和班级。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实行学生代表轮换制，每学期重新选举，确保广泛代表性。

诉求表达：建立常态化的意见反馈渠道，包括定期座谈、问卷调查、线上平台等。杭州市学军中学开发“食话实说”微信小程序，让学生可以随时对餐饮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参与决策：学生代表参与菜单制定、价格评议等重要决策。湖南省长沙市一中实行“学生菜单听证会”制度，每月组织学生代表参与下周菜单的讨论。

社会监督员的引入机制。除了家长和学生，引入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同样重要：

“两代表一委员”监督：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校园餐饮监督。浙江省建立“代表委员校园行”制度，定期组织代表委员视察学校食堂。

专业人士参与：聘请营养专家、食品安全专业人士担任特约监督员。广东省深圳市聘请三甲医院营养科主任担任学校营养顾问，提供专业指导。

媒体监督：欢迎媒体监督，增强治理透明度。成都市与本地媒体合作开设“阳光校园餐”专栏，定期报道监督情况。

监督覆盖面的显著提升。通过社会共治模式，校园餐饮监督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显著提升。根据教育部2023年的统计数据，建立家长监督委员会的学校比例从2020年的35%上升到2023年的78.5%。监督频次也从每学期1—2次增加到每月1—2次。

问题发现能力的增强。社会共治模式显著提升了问题发现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江苏省的调研数据显示，通过家长监督发现的问题数量是单纯依靠学校自查的2.3倍。特别是在食材质量、卫生细节等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家长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

满意度提升的实证数据。实施社会共治模式的学校，其餐饮满意度普遍较高。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调查显示，建立完善家长监督机制的学校，学生和家长对校园餐饮的满意度平均高出其他学校15—20个百分点。

典型案例的示范效应。上海市闵行区的“透明食堂”项目是社会共治的成功实践。该项目通过“明厨亮灶+家长监督+专业评估”的三维模式，实现了校园餐饮的全过程透明化。项目实施后，该区学校餐饮投诉率下降62%，满意度提升至95%。

当前社会共治实践中，普遍存在监督权与管理权边界不清的问题。部分学校担心家长“过度参与”会影响正常教学秩序，而一些家长则感到“监督无力”，难以发挥实质作用。家长监督往往受限于专业知识的缺乏，难以发现深层次问题。调查显示，超过60%的家长监督员表示需要专业的食品安全和营养知识培训。多数地区的家长监督属于义务劳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影响了参与的积极性和持续性。

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路径：一是制定《校园餐饮社会共治权责清单》，明确各主体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确立“监督不替代、参与不干预”的机制，既保障监督权，又维护学校办学自主权。

二是建立系统的培训体系，编写《家长监督工作指南》，开展常态化培训。同时，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引入专业力量，弥补家长监督的专业短板。

三是构建恰当的激励体系，包括精神激励、服务兑换等。例如，武汉市对优秀家长监督员给予“最美家长”称号，并将其服务时间计入志愿服务时长。

指标体系量化：构建科学的监督效能量化指标体系，是评估社会共治效果的关键。建议从以下维度建立评估框架：参与度指标、监督效能指标、满意度指标。

大数据分析：通过监督日志数字化，分析问题发现的规律性和整改效果。例如，杭州市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家长监督记录，识别出食材验收、餐具消毒等高风险环节。

满意度多维测量：采用线上评分、实地访谈、焦点小组等多种方式，全面评估各利益相关方的满意度。北京市西城区开发“校园餐评价”APP，实现满意度的实时监测。

第三方评估：引入专业机构对社会共治效果进行独立评估。上海市教委连续三年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家长监督委员会运作效果进行评估，确保评估的客观性。

建立标准化体系。制定《校园餐饮社会共治工作标准》，规范组织设置、工作流程、监督内容、评估指标等，实现社会共治的标准化、规范化运作。

数字化平台的构建。开发统一的校园餐饮社会共治信息平台，实现监督记录、问题反馈、整改跟踪的数字化管理，提升共治效率和透明度。

创新经费保障机制。设立社会共治专项经费，纳入教育经费预算。同时探索多元筹资机制，鼓励社会力量支持校园餐饮共治工作。

校园餐饮社会共治模式的兴起，标志着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从单一行政管理到多元协同治理，不仅是方法的创新，更是理念的变革。社会共治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和监督，构建起校园餐饮的“安全网”和“信任链”。家长监督委员会、学生膳食委员会等机制，既是对学校管理的有效补充，也是培养公民意识、推进民主治理的重要实践。

当前，社会共治模式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有效的量化评估、持续的优化创新，社会共治必将成为守护校园餐饮安全的坚实屏障，为实现“让每个孩子吃得安全、吃得健康”的目标提供制度保障。未来，随着治理理念的深化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校园餐饮社会共治模式将逐步走向成熟，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陆天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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