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是因为我军事素质第一，虽然也差不离，而是因为我犟，犟得像头驴。

我叫李卫东。

1991年，我二十岁，是全团最扎眼的兵。

不是因为我军事素质第一，虽然也差不离，而是因为我犟，犟得像头驴。

我们政委姓赵，叫赵振邦，是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十岁的男人，眉头永远拧着，像是在思考什么天大的难题。

我不服他。

一个政工干部，天天跟我们讲大道理，手上的老茧还没我脚上的厚。

直到那年夏天，边境线上，一颗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子弹，改变了我的一生。

当时我们正在巡逻，赵政委走在最前面。

那声枪响，尖锐得像是要把天撕开一道口子。

我几乎是本能反应，脑子一片空白，身体已经扑了出去，把他死死地压在身下。

然后，一股灼热的撕裂感，从我后腰炸开，瞬间蔓延到四肢百骸。

的疼。

疼得我眼前发黑，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

我只记得赵政委那张从来都波澜不惊的脸，第一次出现了惊恐，他吼着什么，声音都在抖。

我听不清，也懒得听。

我心想，赵振邦，老子这条命，算还给你了。以后见了面，你可别再跟我摆那副臭架子。

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在军区医院了。

白色的天花板，消毒水的味道，还有我那条不怎么听使唤的左腿。

子弹打中了我的腰骶骨，擦着神经过去的。命保住了，但医生说，以后阴雨天，我这条腿就是天气预报。

我不在乎。

我是个兵，身上没点伤疤，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我在医院躺了两个月，战友们轮流来看我，苹果橘子堆了一床头。

赵政委也来。

他每次来，都不怎么说话，就搬个凳子坐在我床边，默默地给我削苹果。

他削苹果的姿势很笨拙，果皮断断续续的，厚得能再炒一盘菜。

我不领情。

“政委，有事说事，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我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

他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削，低着头说：“卫东，好好养伤。”

“我养得好着呢，医生说再过一个月就能归队了。”我语气里带着一丝挑衅。

他没接话，把削好的苹果切成小块，插上牙签，递到我嘴边。

我偏过头，“不吃，酸。”

他默默地把手收了回去，自己吃了一块，眉头又拧了起来。

好像那苹果真的挺酸。

出院前一个星期，他又来了。

这次，他手上没拿苹果，拿了个牛皮纸档案袋。

我心里咯噔一下。

“卫东，这是你的复员手续。”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是在宣布今天天气不错。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伤口被牵动，疼得我龇牙咧嘴。

“你说什么？”我以为我听错了。

“组织上研究决定，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安排你复员。”他又重复了一遍，眼睛不看我，看着窗外那棵掉光了叶子的梧桐树。

复员。

这两个字像两把烧红的铁钳，狠狠地烙在我的脑子里。

我蒙了。

彻底蒙了。

“为什么？”我死死地盯着他，想从他那张万年不变的脸上找出一点破绽。

“你的伤……不适合再留在部队了。”

“放屁！”我爆了粗口，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医生说我能恢复！我能归队！我李卫东不是孬种！”

“这是命令。”他把档案袋放在我的床头柜上，站了起来。

“命令？”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赵振邦，你他妈的告诉我，这是谁的命令？是你吧？是你觉得我成了个累赘，是个瘸子，所以迫不及不及待地想把我一脚踢开，对不对？”

我的声音很大，吼得整个走廊都能听见。

他还是不看我，只是肩膀微微塌了一下。

“我给你争取了最高的伤残补助和安置费，一共八千块钱。回到地方，好好生活。”

八千块。

在1991年，这是一笔巨款。

但在我听来，却是天底下最大的侮辱。

“我稀罕你那点臭钱？”我抓起床头柜上的档案袋，用尽全身力气朝他扔了过去，“赵振邦，我李卫东是为了钱才替你挡枪的吗？啊？”

档案袋砸在他胸口，又无力地掉在地上，里面的几张纸和一沓厚厚的“大团结”散了出来。

他弯下腰，一张一张地捡起来，连上面的灰都仔细拍干净，重新塞回档案袋里。

然后，他把档案袋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转身就走。

“赵振邦你给我站住！”我冲着他的背影嘶吼，“你就是个懦夫！是个小人！我李卫东瞎了眼才会救你！我告诉你，我瞧不起你！一辈子瞧不起你！”

他的脚步顿了一下，没有回头。

我只看到他抬起手，像是想擦一下脸，但最后只是握成了拳头，然后大步流星地离开了病房。

门关上的那一刻，我所有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床上，眼泪再也忍不住，混着汗水，湿透了枕头。

我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我把青春、热血，甚至生命都交给了这身军装，为什么到头来，换回的是这样一个结果？

因为我受伤了？因为我不再是那个跑得最快、枪打得最准的李卫东了？

部队，原来也这么现实，这么冷酷无情。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赵振邦。

我恨他。

从那一刻起，我恨透了他。

我带着那笔被我视为“遣散费”的钱，和一颗千疮百孔的心，离开了部队。

没有欢送会，没有战友的拥抱。

我走的那天，天阴沉沉的，就像我的心情。

我谁也没告诉，像个逃兵一样，悄悄地爬上了回家的绿皮火车。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营房和训练场，那个我挥洒了三年汗水的地方，心里最后一点念想也断了。

再见了，我的军营。

再见了，我未完成的梦。

回到老家那座北方小城，一切都变了。

街道拓宽了，盖起了新的百货大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躁动不安的金钱味道。

我像个外星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拄着拐杖，茫然地站在人群里。

我的腿，比医生预言的还要准。

只要天一阴，就针扎似的疼，疼得我睡不着觉。

父母看着我，唉声叹气，偷偷抹眼泪。

我知道他们心疼我，但他们的心疼，像盐一样撒在我的伤口上。

我曾经是他们的骄傲，是整个大院里最有出息的孩子。

现在，我成了个需要他们反过来照顾的“伤残人士”。

这种落差，比腿上的伤更让我难受。

民政部门给我安排了一个工作，在区武装部看大门。

清闲，稳定，铁饭碗。

所有人都说，这是最好的安排了，多亏了部队的照顾。

我干了三天，就把工作辞了。

我受不了那些同情的眼神，受不了每天开门关门时，听着别人在背后议论：“看见没，就那瘸子，听说以前是个兵，可惜了。”

可惜？

我李卫东的人生，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说可惜？

我拿着那八千块钱，一分没动，存了死期。

那是我的耻辱柱，我每天看着存折上的数字，提醒自己，我是怎么被赶出来的。

我得活下去，还得活出个人样来。

我不能让他们，尤其是不能让赵振邦，看我的笑话。

我开始找出路。

九十年代初，下海潮风起云涌。

我一个没文凭、没技术、腿脚还不利索的退伍兵，能干什么？

我去人才市场，人家一看我的腿，客气点儿的让我回去等通知，不客气的直接摆手：“我们这儿不要残疾人。”

我去应聘保安，人家嫌我站不了夜岗。

我去码头扛包，干了一天，第二天腿就肿得像馒头，路都走不了。

现实一次又一次地把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按在地上摩擦。

那段时间，我变得越来越沉默，也越来越暴躁。

我爸托关系，想让我在他厂里找个清闲的活儿。

我跟他大吵一架，“我李卫东还没死！用不着你可怜我！”

我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然后一个人跑到小酒馆，喝得烂醉。

我开始抽烟，一天两包。

烟雾缭绕中，我好像又能看到赵振邦那张冷冰冰的脸。

我对着空气骂他，骂他没良心，骂他过河拆桥。

骂累了，就趴在桌子上哭。

一个大男人，哭得像个。

胖子是我发小，叫张远，从小就胖，所以我们都叫他胖子。

他脑子活，初中毕业就没念了，跟着他叔叔在南方倒腾电子表，赚了点小钱。

他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街边摆摊，修自行车。

这是我唯一能干的活儿了。坐着，不用怎么动弹，手上有点力气就行。

那天风大，吹得我摊子上的零件叮当乱响。

胖子开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停在我面前。

他摇下车窗，看着一身油污、满脸憔悴的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东子，你……你怎么干这个？”

我没抬头，继续给一个瘪了的车圈找平，“不干这个，我喝西北风去？”

“跟我干吧！”他拉开车门，不由分说地把我往车里拽，“我开了个家电维修铺，正好缺个你这样的技术好手。”

我甩开他的手，“不去，我这儿挺好。”

“好个屁！”胖子急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以前是多骄傲的一个人！李卫D！全团比武第一的李卫D！你现在就为了这点破事，把自己折腾成这样？”

他提到了“李卫D”，那是我以前的外号。

我心里最软的地方被狠狠戳了一下。

“别他妈跟我提以前！”我红着眼吼道，“以前的李卫东已经死了！死在1991年的夏天了！”

我们俩就在大街上，一个在车里，一个在车外，对峙着。

最后，胖子叹了口气，从钱包里掏出一沓钱，塞到我手里。

“算我借你的，等你赚了钱再还我。”

我把钱扔回他车里，“拿走，我李卫东不吃嗟来之食。”

胖子看着我，看了很久，最后摇摇头，开车走了。

看着他车屁股后面冒出的黑烟，我蹲在地上，抱着头，感觉自己就是个废物。

一个不识好歹、自以为是，却又一无是处的废物。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取了五百块钱。

我请胖子去了全城最好的馆子。

我告诉他，钱我收下了，算我入股，我去他店里干。

但我有条件，我不要死工资，我要提成。修好一台电器，我拿三成。

胖子愣了一下，随即一拍大腿，“好！就这么定了！”

就这样，我从一个修自行车的，变成了一个修家电的。

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这些对我来说，比摆弄枪械复杂不了多少。

我把当兵时那股钻研劲儿全拿了出来，抱着一堆电路图，没日没夜地看。

我的腿不行，但我的手稳，脑子清楚。

别人修不好的疑难杂症，到了我这儿，总能起死回生。

我的名气渐渐在小城里传开了。

大家都知道，城南有个“瘸腿李师傅”，手艺一绝。

生活好像慢慢走上了正轨。

我用赚来的钱，在郊区买了块地，盖了小院。

后来，经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小琴。

她是个小学老师，不嫌弃我腿脚不便，也不嫌弃我脾气臭。

她说，她觉得我这人，实在。

我们结婚了，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日子一天天过去，磨平了我身上的棱角，也把那段刻骨的仇恨，埋得越来越深。

我很少再想起赵振邦，偶尔在电视上看到穿着军装的人，心里会刺痛一下，然后很快就过去了。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

修修电器，陪陪老婆孩子，在阴雨天咒骂几句我那条不争气的腿。

直到2006年。

那一年，我三十五岁。

距离我离开部队，已经整整十五年。

十五年，足够让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一个为柴米油盐操心的中年男人。

我的维修铺已经扩大成了一个小门脸，雇了两个徒弟。

胖子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了我们市里有名的企业家。

我们时常在一起喝酒，他总说我当年太犟，不然跟着他，早发了。

我笑笑，不说话。

我知道，我心里的那个疙瘩，从来就没真正解开过。

那天下午，店里不忙，我正靠在椅子上打盹。

一个穿着笔挺军装的年轻人，走进了我的店。

他看起来二十出头，肩膀上扛着一毛二，眼神锐利。

我心里一颤，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请问，您是李卫东师傅吗？”他立正站好，声音洪亮。

“是我，电器坏了？”我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

“不是。”他摇摇头，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双手递给我，“有人托我把这个交给您。”

信封是牛皮纸的，很旧，边角都磨毛了。

上面没有署名。

我狐疑地接过来，拆开。

里面不是信，是一张照片，和一张剪报。

照片已经泛黄，上面是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笑得没心没肺。

一个是我。

另一个是王建军，我当兵时最好的兄弟。

我退伍后，就跟他断了联系。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再看那张剪报，是从《解放军报》上剪下来的，时间是1992年。

上面是一篇报道，标题是《忠诚卫士血染边疆，舍身忘我为哪般——记二等功臣王建军》。

报道里说，王建军在一次抓捕越境毒贩的行动中，与毒贩殊死搏斗，身中三刀，肠子都流出来了，硬是拖着毒贩没松手，直到战友赶到。

他因此荣立二等功。

我拿着照片和剪报，手抖得越来越厉害。

“这是……谁让你送来的？”我的声音干涩。

“我们赵副司令。”年轻人回答。

赵副司令？

我脑子里飞快地搜索着。

我们军区，姓赵的副司令，只有一个。

赵振邦。

我的血一下子冲上了头顶。

赵振邦！

他什么意思？十五年了，他派个人来给我送这些东西，是想炫耀吗？炫耀他平步青云，当上了副司令？还是想提醒我，看看人家王建军，再看看你李卫东，一个立了二等功，一个成了修家电的瘸子？

一股压抑了十五年的怒火，瞬间就把我点燃了。

“东西我收到了，你可以走了。”我把照片和剪报塞回信封，冷冷地说道。

年轻人好像看出了我的不快，但他没有走。

他犹豫了一下，说：“李师傅，赵副司令……他下个月就要正式退休了。”

我冷笑一声：“他退不退休，关我屁事？”

“他……他的身体不太好。”年轻人的声音低了下去，“肝癌，晚期。”

我心里猛地一震，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

肝癌……晚期？

那个永远挺直腰杆，眉头紧锁的赵振邦，要死了？

一时间，我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赵副司令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年轻人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

“他说，如果可以，他想在走之前，再见你一面。”

我沉默了。

我的脑子很乱。

见我？

他有什么脸见我？

那个把我当成废品一样扔出部队的人，现在要死了，就想用一句“对不起”来求得心安理得？

门儿都没有！

“你回去告诉他，”我站起身，一字一顿地说，“我李卫东，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

年轻人看着我，眼神里有惊讶，有不解，但更多的是一种惋셔。

他没再说什么，对我敬了个军礼，转身走了。

店里又恢复了安静。

我把那个信封扔进抽屉最深处，眼不见为净。

可是，我的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了。

赵振邦要死了。

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子，在我死水一般的心湖里，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晚上，我失眠了。

十五年来的点点滴滴，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过。

我被赶出部队时的怨恨。

找工作时的四处碰壁。

阴雨天腿疼时的辗转反侧。

还有胖子递给我钱时，我那可笑的自尊。

所有这些痛苦的源头，都指向一个人——赵振邦。

现在，他要死了。

我应该高兴啊，大仇得报，不是吗？

可我为什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反而觉得心里堵得慌，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

第二天，我破天荒地关了店门，告诉老婆我要出趟远门。

她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帮我收拾行李。

“路上小心，腿疼了就歇歇。”

我点点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我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找他。

或许，我只是想当面问他一句“为什么”。

或许，我只是想在他临死前，再好好地羞辱他一番，把我这十五年受的苦，加倍还给他。

我甚至连腹稿都打好了。

我要告诉他，我李卫东，就算瘸了腿，也没被他打倒。我靠自己的手艺吃饭，有车有房，有老婆有孩子，过得比他想象的好一百倍！

我要让他死都死得不安心！

凭着年轻人留下的地址，我找到了军区总医院的干部病房。

走廊里很安静，空气中弥漫着和当年一样的消毒水味。

我站在那间病房门口，却迟迟不敢推门。

我的手心全是汗，心跳得像打鼓。

我一遍遍地在心里默念着那些准备好的，刻薄的话。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门从里面开了。

一个穿着病号服，瘦得脱了相的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地走了出来。

他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的，脸上布满了老年斑和深深的皱纹，蜡黄的皮肤松垮地挂在骨头上。

如果不是那双依然深邃，只是此刻黯淡无光的眼睛，我根本认不出，他就是赵振邦。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那个在我记忆里，永远像一棵青松一样笔挺的男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也看到了我。

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然后，嘴角竟然微微向上扯了一下，像是在笑。

“卫东……你来了。”他的声音，嘶哑得像是破旧的风箱。

我准备了一路的狠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我就那么傻傻地站着，看着他，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

他挣开家人的搀扶，颤巍巍地向我走了两步。

“我就知道……你小子，嘴硬心软。”

他抬起枯瘦的手，想拍拍我的肩膀，但举到一半，又无力地垂了下去。

我下意识地伸手扶住了他。

他的胳膊，轻得像一根干枯的树枝。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政委……”

我终于叫出了这个阔别了十五年的称呼，声音里带着我自己都沒想到的哽咽。

他笑了，这次笑得清晰了些。

“走，进去……坐坐。”

我扶着他，回到了病房。

他让家人都出去了，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他靠在床头，费力地喘着气，眼睛却一直看着我。

“瘦了……也老了。”他端详着我，像是在看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

“你也是。”我低声说。

“我老了，应该的。”他笑了笑，牵动了脸上的肌肉，看起来很痛苦，“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我点点头，“挺好。”

“那就好，那就好……”他喃喃自语，像是松了一口大气。

沉默。

长久的沉默。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似乎也没有力气再说话。

“为什么？”我终于还是问出了那个在我心里盘踞了十五年的问题，“当年，为什么要赶我走？”

他浑浊的眼睛看着我，眼神里有愧疚，有痛苦，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从床头柜里，拿出了一个同样陈旧的档案袋。

他打开档案袋，从里面抽出一张发黄的诊断报告，递给我。

“你自己看吧。”

我接过来，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

那是一份关于我的伤情的补充诊断报告，来自首都一家顶尖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

报告的结论部分，我看到了几个触目惊心的词。

“弹头碎片残留”、“神经慢性坏死”、“骨组织感染风险极高”。

报告的最后，是治疗建议：建议立即转至我院进行二次手术，清除碎片，进行神经修复。否则，半年之内，左腿肌肉将大概率出现不可逆转的萎缩，甚至有截肢风险。

落款日期，是1991年9月。

正是我在军区医院养伤的第二个月。

我的手，又开始抖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我抬起头，震惊地看着他，“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个？”

赵振邦苦笑了一下，眼神飘向了窗外。

“当年，那颗子弹……不是普通的子弹。”

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是境外毒贩私自改造的‘达姆弹’，弹头在进入你身体后就炸开了，无数细小的碎片，嵌进了你的骨头和神经里。”

“军区医院的设备有限，根本取不干净。当时的主治医生告诉我，你的情况很危险。表面上看伤口在愈合，但实际上，里面的神经正在一点点坏死。”

我的心，沉了下去。

“我立刻联系了首都的专家，把你的病历寄了过去。得到的就是这个结论。”

他指了指我手里的报告。

“必须马上手术，而且要去首都做。可是……”

他顿住了，剧烈地咳嗽起来，脸色变得更加灰败。

我赶紧给他倒了杯水。

他喝了一口，缓了缓，继续说：“可是，按照当时的规定，你这种情况，不符合转去首都特级医院治疗的标准。我打了无数次报告，都被驳回了。”

“我去找了军区首长，拍了桌子，骂了娘，没用。规定就是规定，谁也不能破例。”

“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在病床上，一天天耽误下去，心如刀绞。”

他说到这里，眼眶红了。

“卫东，你是我手下的兵，是我带出去的兵。我把你带出去，就有责任把你完整地带回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废了，看着你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后半辈子在轮椅上过。”

“我没办法了，真的没办法了……”

他闭上眼睛，两行浑浊的泪，从他满是皱纹的眼角滑落。

“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办法。”

“我给你办了伤残复员。因为一旦你脱下军装，成了地方人员，就不再受部队医疗规定的限制。那笔钱，那八千块钱……”

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歉意。

“那不是部队给的。部队的补助只有三千。剩下那五千，是我……是我跟我爱人所有的积蓄，又找了几个老战友东拼西凑借来的。”

“我不敢告诉你真相。你那脾气，我了解。我要是跟你说了，你宁可瘸了腿，也绝不会要那笔钱，更不会离开部队。”

“所以，我只能……只能让你恨我。”

“我故意对你冷淡，故意用命令压你，故意做出那副冷酷无情的样子。我想着，你恨我，你就会有股劲儿，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你就会想活出个人样来给我看。”

“只要你能好好地活着，腿能保住，你恨我一辈子，我也认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所有的怨恨，所有的不甘，所有的委屈，在这一刻，瞬间崩塌，灰飞烟灭。

我看着眼前这个瘦骨嶙峋、命不久矣的老人。

我终于明白，他当年那句“这是命令”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和苦心。

我终于明白，他转身时那个微微塌陷的肩膀，扛起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我终于明白，他递给我的，不是一笔冰冷的遣散费，而是一个年轻士兵的未来，和一个老兵倾其所有的守护。

“那……那我的腿……”我哽咽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给你办完复员手续，就托人把你那份补充诊断报告，连同那笔钱，一起寄给了你父母。”

“我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带你去首都做手术。我告诉他们，千万不能让你知道真相。”

“后来，我听说你手术很成功，只是留下了一点后遗症，我这心……才算放下一半。”

我全明白了。

我爸妈当年确实带我去过一次首都，说是“复查”。

我当时还老大不愿意，觉得他们小题大做。

原来，那不是复查，那是救我腿的手术。

而手术的钱，是赵振邦给的。

那个被我恨了十五年的男人，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为我扛下了一切。

“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告诉你，有用吗？”他看着我，眼神里是无尽的温柔和慈爱，“告诉你，你会心安理得地接受我的‘施舍’吗？你会离开你视若生命的军营吗？”

“卫东，我知道你。你这孩子，骨头太硬，自尊心太强。我只能用这种法子，保住你的腿，也保住你的那份傲骨。”

“只是……委屈你了。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我再也忍不住，扑通一声跪在了他床前，抱着他枯瘦的腿，嚎啕大哭。

像个迷路了十五年，终于找到家的孩子。

我哭我这十五年的愚蠢和偏执。

我哭我这十五年的有眼无珠。

我哭我欠他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他没有拉我起来，只是用那只干枯的手，一下一下地，轻轻抚摸着我的头。

就像十五年前，在巡逻路上，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卫东，好样的，是个爷们儿。”

“起来，快起来。”他声音微弱但坚定，“你是我赵振邦的兵，跪天跪地跪父母，不能跪我。”

我哭着摇头。

“政委，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傻小子，说什么胡话。”他叹了口气，“你替我挡了枪，是我欠你的。我为你做这点事，算什么？”

“那……那你的前途呢？”我猛地想起年轻人说的话，“我听说，你因为我的事，受了处分？”

他眼神黯淡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静。

“都过去了。跟你的腿比起来，一个处分，一个官帽子，算个屁。”

他竟然也爆了粗口。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他说脏话。

我心里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溃。

我明白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

他牺牲了自己的前途，背负着我的怨恨，甚至掏空了家底，只是为了保住我这个犟驴兵的一条腿，和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这是怎样的胸襟？这是怎样的情义？

而我，却像个小丑一样，恨了他十五年。

那天，我在医院陪了他整整一个下午。

我们聊了很多。

聊部队的现在，聊我们共同认识的那些战友。

他告诉我，王建军那小子，现在已经是特战大队的大队长了，还是那么拼命。

他说，他一直通过王建军，默默地关注着我。

他知道我辞了工作，知道我摆摊修车，知道我开了维修铺，知道我结了婚，有了女儿。

“看你过得好，我就放心了。”他欣慰地笑着，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临走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郑重地对我说：“卫东，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一百件我都答应！”

“忘了我吧。”他看着我，眼神无比认真，“忘了这件事，忘了赵振邦。回去，好好过你的日子。你的人生，不应该背着这么沉重的东西。”

我拼命摇头，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

“我忘不了！政委，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病房。

在走廊的尽头，我看到了他的妻子，一个同样头发花白，满脸憔ें悴的老阿姨。

她叫住了我。

“你是……李卫东吧？”

我点点头。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枚军功章。

二等功。

“这是老赵的。”她说，“当年，你替他挡枪，部队要给你报一等功。老赵给压下来了，他说，他这个指挥员有责任，是他判断失误，才让你陷入危险。最后，功劳报给了在那次行动中，抓到开枪毒贩的王建军。而给你挡枪的功劳，他自己领了，就是这个二等功。”

“他说，他受之有愧。这枚军功章，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她把军功章塞到我手里，冰凉的金属触感，却烫得我手心发痛。

“老赵这辈子，没求过人。为了你的事，他把所有能求的人都求遍了。回来跟我说，他这辈子的脸，都在那一个月丢光了。”

“他说，值了。”

老阿姨说完，对我鞠了一躬。

“谢谢你，孩子。谢谢你来看他。他心里……舒坦了。”

我捧着那枚沉甸甸的军功章，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泪流满面。

原来，我不仅欠他一条腿，还欠他一个天大的荣誉。

我回到了家。

我把那枚二等功军功章，和我那枚早就被我遗忘在箱底的三等功奖章，放在了一起。

它们静静地躺在红色的绒布上，闪着光。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王建军的电话。

他在电话那头，声音嘶哑。

“东子，老政委……走了。”

我握着电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无声地流淌。

“走的时候，很安详。”王建军顿了顿，继续说，“他留下遗言，丧事一切从简，骨灰……一半撒在他战斗过的边境线上，另一半，让我带给你。”

“他说，他生前没能再回到你的家乡看看，死后，想在那里陪着你。”

我再也支撑不住，蹲在地上，泣不成声。

后来，王建军真的把政委的骨灰送来了。

我把他安放在了我们市最好的陵园里，墓碑上没有刻他的名字和职务。

上面只刻了七个字：

我的老班长，赵振邦。

我时常会带着女儿去看他。

我会告诉女儿，这里面睡着的，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是一个用自己的一切，去守护一个普通士兵的英雄。

我的腿，在阴雨天依然会疼。

但现在，每当它疼起来的时候，我不再感到怨恨和痛苦。

我只会觉得温暖。

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伤疤，这是一枚勋章。

是一枚由一个老兵的“苦心”，锻造而成的，独一无二的勋章。

它将陪伴我一生，提醒我，曾经有个人，像父亲一样，爱我如生命。

来源：星闪暮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