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家庭，为何越是亲近，越是伤痕累累

摘要：如果把“丝瓜汤”视为一道家庭完形填空题，那么在中国式亲情的语境里，它可以被填上太多答案——结婚、生子、升学、考公......它象征着以“为你好”为名的温柔控制，也象征着年轻一代在寻找爱与真自我之间的艰难挣扎。

视频博主@累子最近很火，“你这个就是肝火太旺了，喝点丝瓜汤降降火气吧！”

这句话让他在年轻人一代里“爆”了一把。视频中短短几句对白，照出了无数中国家庭的日常。年轻人们都或多或少地在视频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如果把“丝瓜汤”视为一道家庭完形填空题，那么在中国式亲情的语境里，它可以被填上太多答案——结婚、生子、升学、考公......它象征着以“为你好”为名的温柔控制，也象征着年轻一代在寻找爱与真自我之间的艰难挣扎。

火爆全网“丝瓜汤”视频中，有着典型中国家庭的画像。既有事无巨细又热心的老奶、被害妄想症的爷爷，也有熟悉家庭事务的母亲、总想当大众评审的父亲。

回顾中国家庭的发展史，会看到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络：辈分、伦理、责任。新生一辈从出生那天起，就被告知要“听话”“守规矩”，想要获得成家立业的资本，必然先赢得长辈的青睐。而独生子女政策则更加催化了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的发生，父母对子女的资源投入变得集中。“全家为一个孩子服务”的格局，加大了父母对子女的控制与期待。

在这种体系下，家长认为自己“天然”的权利之一，就是教育下一代如何读懂父母和长辈的心思，并施展权威，以此来维持这间公司的等级秩序。

“孩子要懂得感恩”

“家庭冲突要克制，要委曲求全”

“亲人之间不能互相生气和埋怨”

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权利，必然生产与之对应的“义务”。美国社会学家阿利·霍克希尔德将这种义务命名为“爱的义务”，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无法自由地恨、怨或拒绝，即便被伤害，也需要无条件被理解与原谅，“懂事文化”正催生于这样的环境。

于是，在家庭场域中，权利与义务的环环相扣，造就了个体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孩子的价值来自父母的认可，父母的体面依附于子女的成就。家庭这个“生活生产单元”，从来都是强调分工与服从，不是平等与情感支持。

电视剧《小欢喜》中，高中生乔英子从小的爱好是天文，却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遭到母亲宋倩的反对，继而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乔英子第一次徘徊于自己的意志与母亲的意志之间，从小她就学会把自己的想法放到一边，因为母亲总对她说，“妈妈一个人带你长大不容易”。

母亲全部的“爱与希望”，直接投射了亲子关系中最微妙与狡猾的部分。在东亚家庭文化的伦理秩序中，“爱”与“权威”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两面的存在。一句“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就轻而易举的把控制被包装在爱之下，成了最难以识别也无法抵抗的事实。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分工结构，以及权利义务的关系，也就明白了我们心中那些关于照顾他人、压抑情绪、对于自己的想法难以启齿的感受，究竟从何而来；更不难理解，当任何一个家庭角色在这分工结构中稍有松动，哪怕只是拒绝一碗“丝瓜汤”，会给整个等级秩序带来怎样的震颤。

这是因为，家庭的核心逻辑——等级与秩序，从不允许被松动。

博主@累子的另一个视频中，母亲为了让儿子喝丝瓜汤，展开了一场拉锯战。儿子在母亲的重重追问下，被激怒并大声说“不用了”。话一出，儿子便开始愧疚，而母亲随即表情惊讶，迅速搬回熟悉的逻辑：“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你以前脾气没有那么差啊。”

对于很多子女来说，即便已经勇敢地尝试拒绝了父母“威权式关心”，但还是会习惯性自我批判和怀疑，甚至把自己的所说所为判定为“违反孝道”。“孝”文化，可以说是烙印在每个中国乃至东亚人身体中最深刻的文化之一。我们总被教导“百善孝为先”“养儿方知父母恩”，孝既是情感纽带，也是社会秩序的黏合剂。

心理学家叶光辉与奥利弗·贝德福德将孝道分为“互惠式孝道”与“权威式孝道”：前者基于爱与亲情，后者基于责任与服从。两者的比例，决定了一个人家庭关系的健康程度。当权威式孝道过强时，个体会倾向于压抑真实需求、牺牲自我成长，以满足外部期待，从而导致心理冲突与情绪困扰。相反，如果一个人能在孝道中发展“创造性自我”，则更能在尊重父母与独立成长之间取得平衡。

心理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早期母婴关系奠定了个体自我意识的雏形。婴儿最初的自我感建立在母亲的回应之上。“足够好的母亲”能够敏感回应婴儿的需求，孩子便发展出“真自我”；反之，当回应被忽略或被误读，孩子为了维持安全感，只能构筑一个“假自我”，以迎合他人的期待，求得爱与认可。

不幸的是，对许多东亚家庭而言，孝常常以权威的形态被实践。子女的“懂事”会被赞许，拒绝与表达被误解为“顶撞”。家庭成员一方面渴望彼此理解，另一方面又在无意识中维持那种“爱的规训”。这正是温尼科特意义上的“假自我”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再生产：一种文化的心理防御。

在今天，孝道所承载的秩序观，与当代年轻人的个体化进程之间产生了断裂。传统孝道强调的从属与牺牲，与年轻人渴望的独立与自我实现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并逐步把家庭关系改造为最复杂的心理战场。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文化塑造了不同的“自我建构模式”。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以“独立自我”为中心，强调个体的独立性、稳定的自我边界和个人成就。相比之下，东亚社会更普遍地呈现出“相互依存自我”的特征，即个体把他人和关系纳入自我定义之中。

在这种自我观下，人并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某种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存在。一个人的“自我”必须要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确认，只有在家庭、群体或社会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个体才被认为是完整的。

这也意味着，东亚人的自我认同与其在关系中的角色密切相连——“好女儿”“孝顺的儿子”“体贴的妻子”“有担当的父亲”构成了身份的核心。

纵观更广阔的时代背景，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辈普遍成长于一个社会制度与文化环境相对稳定的年代。那时社会分工清晰，家庭秩序稳固，父母权威与社会资源的获取密切相关，在这个结构中，顺从意味着安全，服从意味着通往体制与体面的路径。正因如此，他们将“稳定”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并以“为你好”的名义，将这种焦虑与期望投射到下一代身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建自我意识”，才是东亚小孩真正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完成的人生课题。自我意识”这个在婚姻、职场、乃至人与人关系中最重要、最该保有的品质，却恰恰是我们最稀缺的。

累子的视频之所以引发共鸣，或许是因为年轻一代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影响下，个人主义、自我实现的诉求变得愈发强烈。

年轻人成长于信息流动、选择多元的时代，对“自我”的觉察提升。于是，传统的“责任—牺牲—成全大家庭”的逻辑，正在让位于个人主义与自我实现，成为更核心的价值诉求。

这种社会转型，迫使新一代以更直接的方式回应传统家庭结构的压力。“躺平”、“断亲”等现象，正是他们在重新定义家庭责任与个人生活边界的过程中作出的选择。

成长于“虎妈狼爸”文化下的小孩，永远被要求保持竞争力、永远要更上一层楼，学业、职场、婚姻无一不是绩效导向的赛道。当这套体系的意义在时代的变化中逐渐崩解，倦怠与无感便取代了追求成功的激情，“躺平”就成为他们夺回“真自我”的方式。

而“断亲”的流行，其实又重新揭示了长辈们或许并未意识到的社会变化：亲情与孝道的认同正在逐渐松动。表面上看，这是对亲戚关系的逃避；实质上，段亲的本质是筛选，是保留“好亲戚”，断掉“坏亲戚”，更是一次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个体在传统亲缘体系中艰难地为自己划界。

尽管这种断裂必然会带来情感层面的阵痛，却也迫使上一代开始反思：爱与控制、照顾与依赖之间，界限究竟应当如何被重新划定。

不可否认的是，自始至终都存在一部分开明的家长，他们并不急于将孩子推上永不停歇的竞争跑道，也不执着于制造“别人家的孩子”式的焦虑。他们的教育方式建立在以信任、尊重与耐心为核心的框架下，让孩子在相对宽松的空间中摸索属于自己的节奏。

辩手詹青云的成长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时候的她成绩起伏不定，先后转学六次，甚至被老师断言“这孩子恐怕连高中都考不上”。可她的母亲从未因这样的评价而责备她，反倒鼓励她说“别急，再算一算，一定会好。”她的母亲愿意等待，愿意相信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不必与别人同步，也无需被焦虑裹挟。

开明也不仅仅是年轻父母的关键词。对于部分年长的父母来说，退休之后，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与兴趣生活，参加老年大学、旅行团、舞蹈队，甚至二次创业，对“老有所乐”的理解更接近一种积极的生活主张，继而对子女更倾向于一种“有界限的爱”，而非对依赖和控制。这类父母给了子女不少自主选择的空间，减轻年轻人压力的同时，也推动了更良性的家庭内部关系。

媒介的普及也为两代人提供了新的沟通渠道。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将自己的生活、想法和价值观展示给父母，父母也借此第一次“看见”孩子独立于自己的世界。这种“看见”，本身就是相互理解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