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此次会议举办的东道国，巴西宣布首批注资10亿美元，设定了长期目标规模1250亿美元的宏大愿景，并已吸引包括印度尼西亚、挪威、葡萄牙和法国在内的若干国承诺资金，至今累计承诺规模达数十亿美元量级。

巴西在本届COP30上提出的“热带森林永久基金”一出，立刻牵动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神经。

作为此次会议举办的东道国，巴西宣布首批注资10亿美元，设定了长期目标规模1250亿美元的宏大愿景，并已吸引包括印度尼西亚、挪威、葡萄牙和法国在内的若干国承诺资金，至今累计承诺规模达数十亿美元量级。

中国方面对这一倡议表态“赞赏”，但并未随即加入捐赠国行列。中方代表在谈判中强调，原则上支持保护热带森林的理念，但在承担直接财政承诺上持保留态度，核心理由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原则，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应承担主要的气候融资责任。

联合国框架下的CBDR原则自1992年《UNFCCC》确立以来，一直是国际气候融资与能力分担的基本准绳，要求历史排放更多、能力更强的发达国家率先承担减排与资金义务。中方此次的谨慎，不是对热带森林保护意愿的反对，而是基于已有国际法律政治框架对责任归属的坚持。

气候会议

那么这里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只“赞赏”而不是掏钱支持呢？为什么中方会主张由西方发达国家承担主要融资责任？这其中有三层逻辑：历史责任、能力差异与制度正义。

第一，历史责任掷地有声。工业革命以来的长期累积排放，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即便按近年总量来看中国是世界最大排放国，但人均排放、历史累计贡献以及自工业化以来累积的福利，仍显示西方国家在造成气候问题上承担更大责任。因此在解决方案设计与资金分担上，发达国家被要求先行。

COP制度的基本逻辑并非要把发展中国家甩出去，而是要求先由“能者”承担更重的义务，然后在能力与技术转移上帮助“需者”。

第二，能力差异决定了责任能否有效转化为行动。西方发达国家掌握更多的财政资源、成熟的绿色技术以及全球金融动员能力。设想一个场景，若把主要资金来源放在发展中国家自身募资，短期内难以做到规模化、长期化和可预测性；这会使得热带森林保护方案变成“断断续续的慈善”，难以形成市场信号与长期激励，保护项目的可持续性也会打折扣。巴西和其他热带国需要的是长期、可靠且低交易成本的资金流，而这正是发达国家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

COP30主席安德烈·科雷亚·多拉戈

第三，制度正义要求在国际规则下分清责与利。很多西方国家今天主张“全球公共物品”的共同治理，但在资金与技术转移上却推诿拖延，试图把责任平摊到所有国家身上，从而弱化自身应承担的更大义务。

正是出于对这种做法的防范，中国在参与此类多边基金时会格外谨慎：支持理念、推动机制设计，但在财政承诺上要看到发达国家先行。

换言之，中国愿意做贡献，但不会成为替他国“买单”的主力。

从现实操作层面看，中国的立场还有务实考虑。中国近年来在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制造、森林建设与碳市场等方面投入巨大，国内的减排与低碳转型已经取得明显进展，中国更倾向用技术转让、设备出口、能力建设与南南合作来协助热带国护林，而不是简单以现金填补缺口。

中国提出“力所能及的支持”并非空洞表态，而是希望通过产业链与技术链的联动，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这与巴西基金追求长期激励的目标并不冲突，但二者需在责任分配与资金来源上继续谈判以达成互信。

那么既然有不少问题，为什么巴西要在COP30高调推出TFFF基金呢？主要是想把热带国的生态价值、碳汇服务与全球金融资本连接起来。巴西希望把“森林保护”从受援体制变成一种可交易、可计量的长期资产，从而吸引国际私人资本和主权财富的长期投入。

对中国而言，这既是合作的机会，也是考验，如果资金规则由谁说了算、哪些用途被优先批准、如何避免“项目化的短视援助”，这些问题都涉及主权、安全与长期发展利益。

说白了，中国此次的谨慎，既是原则立场的维护，也是谈判策略的体现。中国不会在本应由发达国家承担的主要融资责任上替代对方，也不会放弃通过合作推动实质性成果的可能。

中方“赞赏但保留”的态度，能起到2个积极作用：一方面显示愿意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诚意，另一方面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拉回到“谁来付费、怎样付费、如何确保长期性”这些硬问题上，而不是被表面的筹款数字所迷惑。

最后，制度上和道义上要记住一条基本常识.气候治理不是单靠某一国“慷慨就能解决”的公益事业，而是需要全球所有国家一起共同努力。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先行责任、建立长期可预测的气候融资机制，这既是对历史事实的承认，也是让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更公平、更有效的现实路径。

综上所述，巴西的TFFF为热带森林保护提出了一个宏大框架，中国对其表示赞赏且愿意在技术、能力建设上深化合作，但在短期财政承诺上坚持发达国家应负更大责任，这是基于历史责任、能力差异与制度公平三重逻辑的十分合理且公平的立场。

来源：千钧堂